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第九章：經濟篇）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下）

目錄

引言

1.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

引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份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份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裏，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裏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裏，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佔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佔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佔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佔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份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他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紐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自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裏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佔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佔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裏，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裏，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佔9%﹔80%的家裏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力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份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像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裏。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裏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裏，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像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佔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像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裏，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他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份鬆綁，部份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份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佔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拼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佔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佔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體和盜竊商業秘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裏美國的知識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份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泛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瀰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裏，[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辛巴威。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飢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辛巴威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俬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他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辛巴威：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飢荒

辛巴威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他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辛巴威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辛巴威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辛巴威的生產急劇下滑。辛巴威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辛巴威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辛巴威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辛巴威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裏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廠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秘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廠，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裏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佔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佔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飢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彙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飢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份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佔據GDP的176%，總債務佔據GDP的127%，而盈利只佔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份。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份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佔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秘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佔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佔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份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佔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像。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裏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佔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裏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裏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裏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甚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裏。有甚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佔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佔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份，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像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雇佣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雇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甚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裏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裏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甚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份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飢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像，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裏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佣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下載印刷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套上、下冊（2.1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