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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第十二章：教育篇（上）（下））
第十二章：教育篇（上）（下）
目錄
引言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和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他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鉗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都幾乎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裏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引用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裏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佔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佔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自稱左派活動家的佔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繫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比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佔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份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像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份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他們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裏﹔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60年代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份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裏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裏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的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份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份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製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份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佔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道，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雕，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范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甚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地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飢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地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美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做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裏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裏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裏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裏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裏達（1,874次）。[24]兩人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裏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裏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裏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屣。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份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佔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佔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裏她寫道，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裏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裏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份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裏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裏進行女性研究或者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團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洛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大學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繫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就有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從哪個殖民者那裏獨立出來？」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甚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鑑」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其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甚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蹟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萊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hey,ho,ho!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Ideas,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他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裏戈韋塔?門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馬拉》（I,Rigoberta,Menchu: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裏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度女子在瓜地馬拉的成長歷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裏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對學生心理的影響極大增強﹔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裏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裏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裏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裏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他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為指導，充實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聲稱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
他說：「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6]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內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他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裏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甚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繫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裏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47]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猖獗，從19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48]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泛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49]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度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他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0]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份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1]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甚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甚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彙報給學校管理層。[52]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抗議校方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3]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六十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裏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甚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裏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裏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甚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裏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裏，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裏的孩子們。」[7]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v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係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誌《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裏，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乾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彩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繫。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係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乾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繫。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裏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裏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藉口，越發淡化學校裏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藉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甚麼、不學甚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甚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藉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份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繫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甚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裏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藉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裏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裏，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裏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裏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裏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裏，「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採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裏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份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僱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份裏，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佔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注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甚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裏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像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甚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台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份。[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誌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甚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甚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鬱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煙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煙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裏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注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 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 「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對此討論話題，教程中建議了各種肉體接觸和刺激慾望的方式。[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歎「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慾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慾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泛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慾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注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裏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注自己到底學到了甚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注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和「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的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甚麼時候做就甚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之內，聯邦政府並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會和各州的事情。聯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於1979年。此後教育部的職權不斷擴大，時至今日，教育部對教育政策的操縱權、教育經費的劃撥等方面的權力都遠超從前。曾經對教育擁有很大發言權的家長、學區、州政府，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聽命於聯邦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家長和學區漸漸喪失了對教甚麼、怎麼教的決定權。
必須指出的是，權力是中性的；權力的擁有者可以運用權力做壞事，也可以運用權力做好事。單純的權力集中不一定是壞事，還要考察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是如何運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達到甚麼目標的。美國教育的權力集中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邪靈也千方百計地滲透進各級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面就會很大，並且少數清醒的個人很難與之抗衡。
教育集權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教育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其影響範圍。很多人的業務範圍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們的疑惑，但大部份人都沒有時間、精力、資源和勇氣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對政策表示質疑，但手裏沒有拼圖的其它部件，他們面對上級的時候除了唯唯聽命，很難有所作為。[46]每個人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份，他們不易看到自己的決策或者行為會給學生或者社會造成甚麼後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當，邪靈此時正好乘虛而入，各個擊破。
此外，教師學院、出版社、教育認證機構、教師認證機構等部門都對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也成為魔鬼滲透的目標。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本書第九章討論了共產邪靈對工會的操縱和利用。美國的教師工會也成為教育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工會關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不把學生的成績與教師的業績掛鉤，而是成了獎勵失敗、保護不稱職雇員的職業組織，讓許許多多想要在教育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真正為學生付出的教師成了犧牲品。
特蕾西?貝利（Tracey Bailey）是佛羅里達一所高中的科學老師，1993年獲得總統頒發的年度國家教師獎。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說他很高興他的工會成員獲此殊榮。然而真相是貝利已經退出了工會。她相信大型的教師工會正是造成美國教育失敗的關鍵原因，工會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她說，工會只是保持現狀的特殊利益集團、獎勵平庸和無能的系統的一根支柱。[47]
美國的主要教師工會資金充足、影響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遊說團體之中。教師工會成為阻礙教育系統內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礙。以全國教育協會下屬的加州教師工會（CTA）為例，它有龐大的資金，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來實現其主張。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憲法中加入第174號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許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從而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結果CTA大力阻撓該提案。一家漢堡連鎖速食店曾為174號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強迫學校解除與該公司的商業合同。[48]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共產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從父母身邊帶走，由社區或者國家統一養育。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變通的辦法，悄悄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共產國家裏，邪靈鼓動學生與資產階級的父母斷絕關係，或者用應試教育延長學生在學校裏的時間，減少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在西方國家裏，排除家庭的影響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儘量延長學生的在校時間，降低兒童入學年齡，不讓學生把課本和學習材料拿回家，不鼓勵學生把有爭議的內容講給家長聽。
「澄清價值觀」類課程離間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比如一個參加「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的家長反映說，「好像家長永遠是被用負面的方式呈現的。故事有可能是關於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父親總是十分專橫、過於嚴厲，總是不公正。」這些課程的潛台詞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們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時由於法律規定，學生參加某些活動必須首先取得家長的同意，這時學校往往用一些誤導的、模稜兩可的語言讓家長難知其詳。如果家長抱怨，學校當局或學區有一整套辦法拖延、推諉、敷衍，比如說家長不具備教育的專業知識、別的學區都在做同樣的事、整個學區只有他們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長都沒有時間和資源與學校或學區耗下去，而且學校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過幾年長大也就離開這所學校了，家長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隱忍不發。況且孩子是學校的人質，家長不敢過分得罪學校當局，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當家長抗議學校的做法時，學校或者學區就給家長貼上「極端分子」、「搗亂者」、「宗教偏執狂」、「狂熱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標籤。這樣做可以嚇阻其他家長，使他們不敢發出反對的聲音。[50]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前文引用過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國弱智化》一書開篇就指出，針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退一步進兩步，必要時妥協，用間接方式達到目的等──引者注）；漸進主義；語義欺騙，即重新定義語詞矇騙對方，使對方糊裏糊塗地接受不利於自己的條件。
施拉芙麗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在《教室內的兒童虐待》一書序言中說，心理治療式的課程使用了一種特殊術語，防止家長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術語包括：行為調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階批判式思維、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幾十年來，美國的教育工作者製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像「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學生─老師交互式教學（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單獨看來，有些概念不無道理，但聯繫語境考察使用這些術語的後果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抹黑傳統教育，推進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實質，它們都屬於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謂「伊索式語言」、「奧威爾式語言」。解讀這類語言的訣竅在於「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蓋連表面都不太理解；「終身學習」就是掩飾眼下的學習不太成功，其餘仿此。[52]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沒有人敢叫它叛國》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把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內容都綜合到一套教科書當中。這套書拋棄了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理念和編纂方式，貶低美國英雄和美國憲法，反宗教、鼓吹對個人生活的社會主義式控制。[53]
這套教材因為過於龐大而且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範圍而沒有受到各個學科專家的關注。很多年後，當公眾認識到問題起而反對時，已經有500萬學生學習了這套課本。現在美國的中小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civics）等變成一門「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後的思路是一樣的。
堅持原來的學科界限，使任何對教科書的修改都變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專家和家長的質疑和抵制。把原來的幾個學科混雜在一起，新編的教材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專家難以對超出自己專業的內容進行判斷，使教科書通過審核、被學區和社會接受變得相對容易很多。十幾年、二十年後，也許會有人發現這套教科書背後的陰謀，開始發聲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大成人，老師已經習慣於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經絕無可能。即使有少部份人認識到教科書的嚴重缺陷，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社會大眾聽到，更不可能影響教育的決策過程。如果反對聲音很大，正好趁機發起下一輪改革，進一步稀釋傳統內容，塞進左派觀念，幾輪改革下來，新一代學生已經離傳統隔了好幾個層次，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美國教科書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說是因為知識的更新換代加快，但事實上中小學階段學習的基礎知識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那麼為甚麼還要出那麼多不同的教科書、教科書還要不斷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競爭，為了追逐利潤，不讓學生多年重複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沒錢可賺，實際原因和學科重組的原因相似，都是為魔鬼變異教材提供便利條件。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像走馬燈一樣，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教育質量的提升。1981年美國學生的SAT成績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觸發了《民族在危機中》這個報告的出台，也觸發了教育的「重回基礎」運動。為了改變美國的教育窘狀，90年代之後的幾屆政府都相繼出台了規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緣木求魚、抱薪救火，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更難以解決的問題。[54]
我們相信，絕大部份參與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誠地想為學生和社會做一些好事，但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常常事與願違，很多這樣的改革從效果上都推進了魔鬼的計劃。正如魔鬼在其它領域的「改革」一樣，魔鬼滲透的教育改革並不期待「畢其功於一役」。改革的成功並不是它的目標，事實上，每一次改革從設計之初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好為下一次「改革」提供藉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層變異，直至徹底讓人遠離傳統。這就是魔鬼「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不要以為到那個時候，人們會為傳統的淪喪感到惋惜。不，當你提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人們只會天真地問：「傳統，那個詞是甚麼意思？」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藉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採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份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複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55]
隨後，中共在大學裏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併、取消原大學裏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係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56]這充份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甚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被發動起來，砸碎一切和傳統文化沾邊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詳見本書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運動遙相呼應。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於1966年6月13日下發大學招生改革的通知，實施「糾偏行動」：取消大學入學考試，大量招收「工農兵」學生。文革中電影《決裂》反映了這種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貧農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夠，但憑兩手幹農活磨出硬繭而獲得入學資格。校長認為：「文化低，能怪我們嗎？不能！這筆賬只能算在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壓迫者）身上！」當代西方就有教授發表論文表示數學考試會導致種族歧視（因為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數學成績比白人學生低）。[57]也有教授發表論文說，按照男生更高的數學水平要求所有的學生，造成對女生的性別歧視。[58]憑硬繭上大學和將數學成績低歸罪為種族、性別歧視，都是魔鬼把學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從此「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中小學教育完全以高考為最終目的。大批學生在這種功利教育制度下成為只會考試的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傳統斷絕的學生的頭腦中，是非善惡完全按魔鬼的標準衡量。因此911恐怖襲擊之後，大批學生歡呼；小學生宣稱「長大要當貪官」；大學生賣淫、代孕成為各大學的新「風景線」。魔鬼已劫持了我們的下一代。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教育承載著一個國家、民族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是百年、千年大計。回顧百年來的美國教育，在共產邪靈的滲透和影響下，已經千瘡百孔，家長、老師被限制得無法給予學生很好的教養，本應讓學生們成才的學校成為放縱學生、把他們引入歧途的重要場所。學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各種惡習、亂象、反傳統與反社會的風潮讓全社會感到揪心。共產魔鬼正在吞噬人類的後代與未來。
出版於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列出的45個共產黨的目標中關於教育的目標是：「控制學校；把學校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弱化課程；控制教師聯合會；把黨的路線寫進教科書。」[59]放眼美國教育，這些目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且情況更加嚴重。由於美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國家仰慕和效仿的對像，大部份國家都以美國為楷模進行教育改革。美國的教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影響了很多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就等於改變了全世界的教育。
創世之初或人類文明敗壞時，會有覺者或聖人出世。這些覺者或聖人恰恰是一群被稱為「老師」的人，如古希臘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書中，耶穌也稱自己為老師；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其中一個是「天人之師」；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師。他們告訴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與人相處，提升道德。
這些被稱為「老師」的覺者和聖人，是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的言語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態，成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經典。他們所傳授的價值觀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讓每個個體達到心靈健康的大道。而心靈健康的個體，才是保證社會的健康的基本要素。無怪乎這些最偉大的教育家說出了相似的結論：教育是為了培養至善的品德。
曾被實踐幾千年的東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傳給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經驗和資源。根據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備是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人類教育回歸傳統的過程中，古典教育的寶藏值得我們去鍥而不捨地挖掘、學習。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這是美國國父們希望的社會形態。道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神的賜福，憑著勤勞和智慧獲得物質上的充裕和心靈的滿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讓社會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這是那些覺者和聖人──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對今天的人回歸傳統教育的啟示。#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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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1/184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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