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特稿】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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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錯愛,這裏指的不是「承蒙錯愛」的意思。而是指糊塗的愛、錯誤的愛。

把愛教唆成恨

愛是人類的通感、也是人類最為永恆的情感之一。愛與恨兩種情懷應有著天然不同的感受與道義上的區分。

某武漢作家的封城日記受到大陸一批「愛國者」的猛烈攻擊。該作家在武漢封城期間,用日記形式記錄下了她自己和武漢人的真實命運,在武漢疫情異常嚴重期間、中共嚴密封鎖疫情真相的背景下,將武漢人的悲慘、醫護人員的苦難和中共官僚體制的荒誕與罪責真實的展現給外界,並在記述中提出向中共官員問責。

針對壓力和攻擊,這位作家坦言:都是真實的,沒有謊言。在日記即將海外出版之際,她說:「今天還看到有人要組隊來武漢殺我的資訊,我是沒有辦法應對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後台到底是甚麼人。」

某央視前主持人曾對中共的無恥進行揭露:「我曾有幸一週之內被150多家官方媒體圍毆。除官方媒體外,上述系列分三個梯隊。第一梯隊是地痞流氓,只要有錢,甚麼都幹。……大部份文人也都束手無策。你和它做任何解釋都無意義,你選擇和它對罵,你輸了:『你終於變成了你討厭的那種人』。還有一類是『網上所說的垃圾人』:『如果選擇和垃圾人開戰,必須想明白兩點,一是只有開戰沒有停戰,它們會一輩子粘上你。你願意嗎?你做好準備了嗎?你做任何事情它們都會摻和進來,攪局和拆台,讓你永世不得安寧。二是必須降低身段和格調,使用污言穢語,這是這個戰場通用的武器。』」

掩蓋真相後,愛就會被灌輸和教唆成恨。為了消滅真相,這樣的恨會被中共描述成高尚的「愛國」情操。

愛不應為恨背書,中共不等於中國
文化是一個民族與國別最本質的身份認證。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儒釋道神傳文化五千年交相輝映。中共來了,將無神論馬恩列斯毛鬥爭學說強行灌輸給了中國人。中共根本代表不了中國,也根本不是中國。

傳統文化中,無論是為人還是立國,都講道義二字。人可以經常改變對事物的看法,但卻不能總是變換處世的原則。中共恰恰相反,反覆無常,愛與恨之間轉瞬即變。中共煽動國人仇美,很多人把恨美國當作是愛國最高境界。殊不知,中共曾將美國奉為救世主。

中共竊政前的1943年和1944年,連續兩年的美國獨立日7月4日,中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社論,傾力歌頌民主制度的美國。強調「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

「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嚮往著西方……」社論結尾高呼:「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只要能達到欺騙人心的目的,祭起民主大旗不算甚麼,當時真的就有很多愛國青年勇赴延安。1949年後的民國大師們當時也相信了中共的花言巧語,留在了大陸,後來的命運和去台灣的名流就無法相比了,胡適和他的兒子胡思杜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竊政後僅三年,為幫助金日成侵略韓國,在朝鮮戰場上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部隊開戰,同時把侵略戰爭描繪成一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救世主的美國突然變成了「邪惡的美帝國主義。」

1950年10月,中共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

在農村,農民對美國本沒有甚麼概念,中共深知農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導農民由仇日仇蔣到仇美。欺騙農民說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實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國主義都吃人」,宣傳美帝「正在走著日本的老路」,最後引導為一切苦難與罪惡「元凶禍主仍是當前的大敵美帝國主義」。

當時《文彙報》上的一首詩歌,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狂吠:「是誰欠我們的舊賬未清,又加上一筆新的血債?……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國鬼!美國鬼!美國鬼!誰喝朝鮮人的血?誰喝中國人的血?誰喝世界人民的血?誰喝美國人自己的血?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

在大規模的反覆高壓洗腦中,「美帝」自然成為了「邪惡」的化身,中共的侵略變成了號召民眾同仇敵愾的正義之舉了。整個朝鮮戰爭近百萬中國人成了中共的炮灰。

這個製造仇恨和挑起鬥爭的手法中共一直運用到今天,為了使欺騙更加專業化、精緻化和更具迷惑性,中共創造了一個生猛的詞彙叫「反華勢力」。

民族主義情緒根源不是愛,說到底是一種恨、被中共欺騙了的變異的錯愛。共產主義價值觀裏沒有愛,只有恨和偽善。

愛不應成為恨的背書。試想,倘若一個人愛他的妻子,就一定要恨隔壁的良家婦女,要愛他的父母,就一定要詆毀天下人的爸爸媽媽,這樣的愛,還能稱之為愛嗎?恨美國、恨日本、恨西方民主社會就真的是愛國嗎?愛自己就必須建立在恨別人的基礎上嗎?不是說人類只有一個家園嗎?到底誰在撕裂世界?

中共假貨買不來真愛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愛和被愛都應是自願的。中共近期乘全球疫情高漲之際,高調向西方運送劣質的防疫物資,撒「愛」賣萌,同時藉機在國內民眾面前展示強國形像,沒想到遭到國際社會一致退貨,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共疫情處理拖延、隱瞞以及假數字造成的疫情全球流行,紛紛提出追責。對此,中共又欺騙國人說,世界仇恨中國。

果真是這樣嗎?世界為甚麼「仇恨」中國?是仇恨中國還是厭惡中共?

自由亞洲廣播電台4月12日刊登《歐洲國家紛紛指責中國抗疫產品不合格》指出,「英國從中國進口的350萬份新冠病毒測試試劑盒質量低劣。本週英國《每日郵報》又報導,英國衛生部近日聲稱,這批試劑盒測試結果都不準確,並呼籲中國方面退款。」「最早是捷克和西班牙從中國進口的病毒試劑盒合格率只有20%-30%」。「荷蘭政府三月底回收了來自中國的60萬份口罩,因為其過濾效果不足。斯洛文尼亞政府又宣布中國的上百萬試劑盒測試結果不準確,應該直接扔掉。愛爾蘭政府上週向中國下達了最後通牒,指出他們從中國進口的價值近兩億的個人防護用品,其中有20%無法使用。」

這條消息至少告訴我們幾個真相:1)中共是向各國賣防疫物資,而不是無償支援;2)中共向諸多國家賣的是假貨劣貨;3)各國根據平等交易原則要求退貨。國人在淘寶上買到假貨還要退貨呢,何況是在國際疫情危機嚴重時期的醫療物資出現偽劣產品?退假貨是消費者維護主張自己權益的合法行為,跟仇恨無涉。

再簡單說說關於國際追責問題。信息流通其實很接近於商品流通,人們都知道貨比三家,被壟斷的信息其質量保真度到底如何?中共疫情信息的不透明和唯官方排他性的封鎖壟斷性信息源,讓世界倍感質疑。

4月9日,《紐約時報》報導,「近日來,外國領導人,甚至是像伊朗這樣的(跟中國)友好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國通報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均提出了質疑。」

中共在今年1月份的疫情初期,從先前的聲稱「可防可控」到1月23日突然封城,之後,美國政府組成了13人陣容的世界一流病毒學醫學專家團隊欲赴中國支援武漢,並計劃對病毒取樣研究,但多次遭到中共拒絕,當時的WHO專家組也遭到中共拒絕,2月份,中共勉強同意WHO入境,到達武漢根本就不讓進入疫情點。1月23日前,500萬人從武漢逃離,幾十萬人出境。中共後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每日公布的數字根本不符合流行病學擴散規律。由於這些所造成的對國際社會的困擾和全球防控的難度,中共難道不應該對此負責任嗎?

假如你是某個工業園區中眾多企業中的一個企業主,比鄰業主的廠房突然著火了,眼看火勢越來越大,周圍的業主都要急著去幫他救火,趕緊把裏面的工人救出來,並查找起火點,也報警了,那著火的業主卻一概拒絕別人進到他的廠子裏,消防警察來了,也不讓進。直到大火把周圍的廠子全燒著了。你說人們該不該找不找那人追責?那人不但不承認自己有責任,還對著公眾和自己的工人說:火是從我家廠房燒起來的,但火是張三放的、李四放的、王五放的。火到底是誰放的?先前拒絕一流的消防專業人員去救火,原因何在?

中共目前趁著國內疫情減緩的時機,到國際社會扮演消防警長的角色,理所當然會引起世界反感。《紐約時報》報導:「歐洲的一名高級外交官警告,中國對歐洲大陸的援助是為其地緣政治野心打幌子,而巴西的一名官員則暗示,這場大流行病是中國『主宰世界』計劃的一部份。」

愛呼喚尊嚴、拒絕欺騙
4月4日清明節,中共作秀舉辦了全國哀悼儀式。有網友形容,中共的哀悼是黃鼠狼給雞致哀。回溯歷史,中共在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死亡人數一直都是保密數字。土改殺地主、鎮反運動、三年大飢荒、文革、六四天安門廣場、迫害法輪功,在大陸,了解這些運動中的死亡數字會被中共視為別有用心甚或是反動行為。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如今的武漢肺炎,死亡數字仍然是迷。

3月23日,武漢當局通知疫情中死亡的患者家屬去領骨灰盒。在社交媒體推特上,有人上傳了武昌殯儀館面前長長的隊伍,視頻配音說,領取隊伍周圍布滿了便衣和社區工作人員,只要有人一抬手機就馬上有人上來制止。武漢8家殯儀館,每家每天發放500個骨灰盒,中共通知說發到清明節,即12天,12天×8×500=48000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推算,實際死亡數字無從知曉,而中共公布的死亡數字只有3000多。那45000人,不知中共該計入何種類別的統計口徑。或許,中共那裏早已準備好了若干套應對不同場合的統計模式。

面對世界公開疫情數字時,必須對死亡數字進行愛國式瘦身處理。那45000人,連個數字都不是。

4月4日,美國之音中文網推特賬號上發布了一段題為「『兒子,爸爸不想死……』一把骨灰:武漢監視下的安葬與逝者的尊嚴」的視頻,視頻文字顯示:「眼看就到清明瞭,張軍還沒去領父親的骨灰。張軍的父親2月1日死於新冠肺炎。他告訴美國之音, 武漢市有規定,新冠肺炎去世的家屬,要單位或社區『全程陪同』才能領到親人的骨灰,領到後必須立即下葬。感覺全程在監視我,所以我拒絕了。他說,這麼做是為了維護父親最後的尊嚴。」

張軍在視頻中說:「整個過程讓我很心不甘情不願,這是一個政治任務,我說了這不是一個正常的下葬流程。是為了完成維穩任務。」另外,張軍還在視頻裏披露,3月31日,他所在的一個武漢肺炎死者家屬群的群主被公安傳喚,公安強行拿走群主手機,強行把群解散。張軍本人5次被公安電話騷擾,面對視屏鏡頭,張軍平靜而又悲憤地說:「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就是想拿到我父親的核酸檢測報告,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難道他連個數字都不是?我打電話到醫院去問,醫院說,人死了,你還要甚麼結果?」

視頻中,另一位逝者家屬披露他本人三次被公安打電話騷擾,開口就問你媽媽是哪個單位的,家屬說:「我媽媽已經去世了。」公安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家屬氣憤地說:「我們自己不能下葬嗎?為甚麼要通過你們(社區)?對這些生命沒有一點告慰,沒有一點點同情心。」「已經這樣了,憑甚麼你們公安局還要給我打電話?給我打三次電話,每一次沒有一點點親切感。我們犯了甚麼錯誤,要你們公安的來鎮壓我們?……我不管你的數字真假,最起碼,你(中共)對他們的家人要有一點活下去的勇氣……到現在,我有時候還為我媽媽大哭一場,為我們這個城市大哭一場……」

遠離中共才能擁有健康和愛
3月1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希﹒羅今(Josh Rogin)發表文章稱,要把中國人民和中共區分開來。文章表示,中國醫生、研究人員和記者冒著生命危險,甚至面對死亡對抗病毒和警告世界。中國人也是中共嚴厲措施的受害者。文章最後說道:「讓我們稱病毒為『中共病毒(CCP virus)』。這樣更準確,只會讓那些該擁有這一稱號的人感到不悅。」

起於2019年末的這場全球流行疫情發展至今,中共在調查病毒起源、疫情瞞報、暴力維穩等諸多方面的做法都飽受國內外詬病,且給本國與世界各國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翻開中共過往的極權史,沾滿人們鮮血的事件寫滿了史冊。中共治下的百年來,人禍催生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中的官禍、黨禍屢屢刷新人類的有史記錄。然而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講真話變成了「犯罪行為」,喪事喜辦、歌功頌德已然成為制度性常態。

無論從此次疫情的問責角度還是從中共一貫的邪惡角度,中共病毒的稱謂並非惡意栽贓,恰恰是準確與合乎邏輯的命名,彰顯道義。

俄羅斯《生命與安全》雜誌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SARS──遠遠不僅是病毒》的文章。作者是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究院學者固班諾夫﹒B.B.,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經過系列試驗和實踐得出的,獨特的科學結論:「病毒實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份才是我們了解的生物的方面,所以現代的醫學只是在試圖治療病毒生物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指出: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潰敗的結果,其次才是患者機體外殼的損傷。如果人的機體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總是發出正的「有形體」,那麼病毒來到的時候,就會被粉碎掉,從而使人能夠保持健康。但總是發出不正的「思維有形體」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攜帶者從他身邊走過,或是只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過他的不正的大腦輻射,從而產生對病毒的「偶然捕獲」。

作者談到:「人的大腦在活動時可以產生一個『有形體』,而這個思維有形體卻有正與不正的善惡之分。」

武漢疫情發展至今,人們發現了此次病毒感染的一種獨特路徑,中招者多為親共的國家、地區與個人。比如美國紐約州為親共的華爾街金融大鱷的聚集地,伊朗是中共的小兄弟,意大利為中共一帶一路在歐洲的首個國家;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曾經和中共前黨魁情人宋祖英同演出,英國首相強森引導脫歐後的英國走向親中路線……而離中共國最近且出入境往來頻繁的香港、台灣卻在此次疫情中表現了出乎意外的佳績,人們不難發現,香港青年在反送中運動中多次打出「天滅中共」的橫幅標語,而台灣大選民眾更是用選票否決了與中共糾纏不清的韓國瑜。

疾病正在改變歷史,現實中的人類往往過於偏信自我與外在的力量,這或許恰恰是人類的短板與迷失之處。

認清中共,遠離中共,人類將會懂得正確的愛與光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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