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發生之後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今年年初,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在我們這個城市蔓延開來。起初,我沒想到疫情與自己的生活有甚麼直接關係,每天照例出去講真相救人(與同修配合打電話)。有一天,我騎著電動車走在馬路上的時候,忽然意識到:街上怎麼變的這麼冷清?見到的幾乎只是救護車和穿著白色防護服的人。

那天,我從外面回來,在小區門口被要求測體溫。過了兩天,我們就被徹底封在家裏。那段時間,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世人處境的險惡,這讓我的心情異常沉重。同時我又想到,那些應該得救的人,如果因為自己的原因而沒能留下來,是不是自己的罪也很大?!這些感受都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那段時間,我白天吃飯沒胃口,晚上常常在半夜裏醒來,睡不著。我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我在學法、發正念上調整自己,同時整理一些真相資料,上網發郵件。其間,給還沒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的幾個外地熟人打了真相電話。

在我決定用自己的實名手機講三退時,我的怕心上來了,一種無形的物質壓著我。過了幾天之後,我想災難近在眼前,沒有三退的人隨時都在危險當中。在我終於鼓起勇氣打完第一個電話後,想不到一下子變的輕鬆起來,那種讓我難過了幾天的物質一下被師父拿掉了,彷彿甚麼也沒發生。

那幾通電話我並沒有連續打,是在自己心態比較穩的時候分幾次打完的。雖然這次電話打的不多,但改變了我的一個觀念:以前我不想讓自己遭迫害的原因,是害怕讓自己去承受痛苦,害怕自己的方方面面受到損失。而現在自己否定迫害的基點是為他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劫難之前多救一些人。

在小區解封後,進出不但要掃健康碼,初期外出還限制時間。那時在大門口,街道、社區、物業、保安一幫人員,守著一個小側門,這無疑會影響到我出去講真相。第一次外出時,我騎車跟在一個電動自行車後面,也沒有人問我,順勢我就出來了。當時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動,眼淚差點就要流下來了:「謝謝師父!原來大法弟子可以不掃碼呀!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我騎車走了好幾站,一路上看到空曠的街面依然冷冷清清,偶爾遇到的人,都是戴著口罩,行色匆匆。在一個藥店門口,我跟一個買藥的中年男子講了真相,他痛快的退了黨。我又告訴他,如果他家人同意,可以寫在一元的紙幣上退,也起作用,他很感激。

然後我去找同修,我相信自己能很順利的進入同修的小區。果然,到了小區門口,正好有輛汽車要進去,我就跟著進去了。我和同修好長時間沒見面了,我們高興的聊了一陣,然後約好第二天出去講真相。

從同修家出來,我以為自己出小區沒問題。沒想到在大門口,一個高大的小伙子攔住了我,讓我掃碼。我說自己不是這個小區的人。他說:「不管你是哪個小區的人,走這個門就要掃碼,這是規定。」我只好拿出手機,他一看,就說:「你手機都沒上電池,你是從哪裏進來的呀?」我說:「我就是從你這進來的。」他一聽就說:「那你走吧,不用掃了。」我就出來了。

小伙子這一攔我,我警覺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心裏念著:「大法弟子不掃碼,大法弟子不掃碼。」到我家小區門口時,真是還沒有人問我,我就直接回家了。

以後進出小區時,我就提前在心裏默念幾遍這句話。雖然每次都能順利通過,但因為幾乎每天都要面對這件事,我越來越感到心不穩,一要出門,就開始擔心被掃碼。

境隨心轉。果然,一天我回小區的時候,被一個保安追著大聲喊:「掃碼!掃碼!」一連兩天都是這樣。第一次,我沒理他,騎車直接就進去了。第二次,守在裏面的那個女孩跟我講:「你不用掃碼,把健康碼給我看看就行了。」我也就過去了。

這兩件事發生後,我認為是一種干擾,所以再出門就念發正念口訣:「法正乾坤,邪惡全滅。」[1]然後心裏再想:「大法弟子不掃碼。」

但隨後我意識到,自己不願意掃碼的背後,其實也有一顆心,而這個心是跟許多負面思維聯繫著的。比如:擔心自己進出留下了記錄;擔心總在那個時間段開機打電話,被注意有規律的外出時間,等等。說穿了,就是個怕心,也是從另外一方面對舊勢力的承認。

我放下這個怕掃碼的心,自己主動掃了幾次,這反而讓我有了一個平常心,變的放鬆起來。思想也變的簡單:隨其自然,能不掃就不掃,有人讓我掃,我就掃。也不再每次進出門都背口訣,也沒有擔心這、擔心那的想法。神奇的是,大門從此對我暢通起來,再也沒遇到有人強要我掃碼的事。

有一段時間,疫情有反覆,本地不斷傳來復陽和無症狀感染的消息,門衛管理鬆了一段時間又緊張了。我進出小區時,查前面的人,查後面的人,從沒有人問我,我也沒甚麼想法。

疫情的發生,使我的修煉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這當中,我深深的感受到師父的慈悲看護、鼓勵、點化。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發正念兩種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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