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難萬險腳下踩 正法修煉步不停
我在正法修煉、做好三件事的過程中，由於對法的理性認識昇華較慢，不同時期常出現不同人心的執著，時常摔跟頭，坎坷不斷，魔難不止。
我曾兩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非法勞教，失去了很多學法煉功和證實法的機會。每當我想起師父「為救大穹傳天法 眾生業債一身當 無量眾業成巨難 青絲斑白人體傷」[1]，恨自己不能為師父分擔點滴之憂，反而讓師父增添了很多操心而落淚。
人生轉折點：魔難中得法
修煉前，我妻子患有多種疾病，如手足麻木、面部神經、眼底靜脈硬化、口眼歪斜、咽炎、肝腫大、腎炎、缺鐵性半邊癱、植物神經紊亂等。天天打針吃藥，三天兩頭住院，附近的大小醫院都去過，今天治這個病，明天治那個病，不但治不好，反而越治病越多。
那個時候，我在部隊工作，妻子在一個邊遠的山區小學當教師，病魔來時，無人照看她，她十分痛苦，常常以淚洗面，時不時的想到要早點離開人世。好在她有個姐姐在縣醫院當醫生，經常開導她，經常把她領到她家治療。儘管她姐姐是縣醫院的醫生，但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妻子的病魔不但使其本人遭受了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迫不得已，我提前轉業回地方工作。這樣，雖然使妻子在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但疾病對她肉體上的痛苦一絲兒也沒有減少。
正當我一籌莫展時，我遇到了救苦救難的曠世奇功──法輪大法。
一九九七年一天，我到單位去上班，看見幾個人在辦公室裏比劃著甚麼，上前一打聽，才知道他們在談論一種功法。我問是甚麼功法，能不能治病。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種佛家功法，叫法輪功。我聽到對治病有特效，高興極了，來不及詳問，立即要求他們傳授給我。他們沒有立即教我動作，而是遞給我一本《轉法輪》書，叫我先看。我立即拿到辦公室靜靜的看了起來。靜閱中，一種無法表達的愉悅感、一股強大的能量流齊湧心頭。我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漏的看下去。從上午九時一直到晚上十二時，一口氣把全書看完了。我激動的對妻子說：我們找到希望了，你的病有救了。
第二天一早，恰逢他們從我家門路過到一個地方去學法煉功，我和妻子毫不猶豫的參加了。此時此刻，正是我和妻子人生命運的轉折點，我們雙雙走入了修煉的道路。
從煉功點上回來，我和妻子同時悟到了一點，那就是相信大法，堅信大法師父。於是我們將屋內所有的東西翻了個遍，把所有藥品、藥具，不管貴賤，不論多少，統統掃進了垃圾箱，把所有的氣功刊物、資料全部燒了。從此，我們每天學法、煉功、洪法。
周圍的人見我妻子身體恢復的很快，很多都來學法煉功了。煉功點的人數一天天多起來。為了方便群眾煉功，我和妻子又建立了新的煉功點。每天早上四點鐘以前，我們就來到煉功點，清掃場地，掛宣傳圖片，四點鐘準時煉功。如有人來詢問，我們就負責解說，或教其煉功；每逢節假日，我們就帶著宣傳資料、帶上錄音設備到鄉鎮、學校，娛樂場所傳法、教功，風雨無阻，年年如此。
不知不覺中，妻子的病全好了，我的身心也變得更加健康。
第一次被綁架：令檢察機關處理惡性事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場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的迫害突然降臨，我不知不覺又遭到意想不到的魔難。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某天清晨，我和妻子一同外出辦事，剛出門不遠，就被警察綁架了。警察將我帶到我的辦公室，他們翻箱倒櫃搜索一遍以後，接著又對我非法抄家，將我屋內所有的法輪功書籍、資料、音響設備、通訊工具等全部劫走，然後將我押到公安局國保大隊。
到那裏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市裏的一位同修被綁架了，涉及了我。縣裏的警察雖然沒有對我動手動腳，但他們都是三到五人一組輪番上陣對我轟炸，想以摧毀意志的方式，逼迫我放棄修煉、向他們提供參與人員名單、大法真相資料的來源、流向及聯繫方式等。折磨了我四天，我沒有配合他們。他們就在一個晚上的十二時左右把我押送到看守所，其中一個負責的警察兇狠的對我說：「你想清楚了，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配合我們，放棄修煉，現在就回家。第二條路就是堅持不放棄，那就現在進牢房裏去，門已開著呢！」
我知道，進牢房那就意味著被非法判刑、被開除工作。此時此刻，我腦海裏立即浮現出妻子被病魔折磨的慘狀、修煉後祛病健身的幸福和群眾踴躍學法煉功的場面。在做最後決斷時，我想起了師父的教誨，師父說：「作為弟子，當魔難來時，真能達到坦然不動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層次對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過關了。」[2]我堅定的回答：「我不放棄！」他們就把我推進了監房。
我常聽人們說監獄是「人間地獄」，坐牢等於是埋了，沒有死，真是這樣。我一進監房，鐵門就關上了。監房裏睡滿了囚犯，沒有我立足的地方，只有牆角一個盛有屎尿的馬桶旁邊還有不到二尺的空地，我只好蜷縮在那裏。從此，我就住在此處，涮馬桶也就成了我的事，直到新成員接替為止。
監獄的條件很艱苦，一切生活用品必須自備，而且要在這裏買，很昂貴。由於我和妻子同時被綁架，但又被分開，妻子關押在甚麼地方我也不知道，獨生兒子又在外地上大學，親人們也不知我被關進了看守所，沒人為我提供生活費用，我穿的鞋子進監時也被收走，只能光著腳；吃飯沒有碗筷，只能用手捧著吃，三餐都是陳米飯，而且只有一小團，根本吃不飽。早餐只有一根咸豆角或是一條鹹蘿蔔，中晚餐便是蔬菜湯，真是豬狗不如的飲食。
儘管如此，我們每天還要被迫長時間做奴工。我剛進去那段時間做的奴工叫「拉單鞭」，就是做掛在樹上用的彩燈網。雖然活不重，但拉起來要用勁，弄不好手就會被劃破。我沒幹多久，手指很快就變紅、發腫、起泡、流水，不能幹活了。有一天，我又累又餓，實在幹不下去了，想就地而坐休息一會，哪知一坐下就睡過去了。突然身上感到針扎一樣的疼痛，我睜眼一看，原來是「牢霸」用馬鞭子在抽打我。我猛的坐起來，平和的對他說：「我是煉法輪功的，是無辜被抓進來的，請手下留情。」他看了我一眼，收起鞭子走開了。
人，哪怕再兇惡，總有善的一面。我就儘量利用這一點去啟發他們的善性，用我從大法中修煉出來的慈悲去感化他們。只要有可能，我就跟他們講大法的美好，講妻子學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蹟，講真相信大法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或得到福報的道理等。
妻子被放回家後經常來看我，每月給我上生活費，還想辦法弄點好吃的鹹菜、肉類、水果等，我都與他們共享。很快，我和他們都親近起來，他們也不叫我幹活，讓我煉功，還派人放哨，只要發現有人來巡視，就立即通報。有時沒活幹了，他們也跟著我煉功。有人提出想看法輪功的書，妻子來探視我時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妻子想辦法將《轉法輪》書中的內容送進來。這樣，我雖然處在惡劣的環境中，失去了正常的學法環境，但還是沒有中斷學法，同時也為其它監房的同修創造了學法條件。
一年以後，我被轉押到省監獄。這裏非法關押了許多大法弟子，但我所在的有一百多人的中隊，只有我一人是大法修煉者。我被三人「包夾」，他們負責監視我的行蹤，所以要與其他同修取得聯繫非常困難。
為了突破這種狀態，我從自身做起，從身邊的人和事做起。首先我嚴格用大法標準要求自己，注意言行，注意儀表。其次，凡是我接觸到的人，無論是「包夾」還是獄警，我都不恨他們，只把他們看成是可憐的生命，看成與我修煉有關或者是與大法有緣的生命。只要有機會，我就給他們講甚麼是法輪功，我是怎麼被抓進來的等等，他們大都能聽得進。這樣，我很快就贏得了他們的同情和理解，從此，我便依靠他們了解、傳遞信息，與其他同修共同反迫害，制止惡人行兇。
一次，我看見一位同修頭上包著很大的白紗布，很顯然是一個大傷口，於是，我通過「包夾」人員打聽到：原來那位同修沒完成當天的生產任務遭到了中隊獄警的毒打，自己承受不住，一頭撞在門框上，頭部受了重傷。還有一天，在烈日下，我看見一位同修一人在操場跑圈子，隨後又被獄警將其銬在旗桿下暴曬。我身邊的包夾人員告訴我：原來這位同修不配合惡人的要求，列隊時不穿囚服而遭到了這樣的懲罰。針對這些迫害，我放下生死寫了一份舉報信，投到了省檢察院設立在監獄的舉報箱，並將此情況告訴了其他同修，得到消息的同修就開始絕食以示反迫害。
隨後，監獄知道了我是寫舉報信的人，於是大隊、中隊對我實行了嚴管：不許我到商店購物、不許我加餐、不許我與他人接觸等。我開始絕食，並想要向上反映情況。
真是師父就在我身邊，為我做了很好的安排：一天晚上，監獄長要到我所在生產場地視察。當時監獄長一出現，我一個箭步就沖到監獄長跟前，當著全體生產人員的面訴說了上述情況，並要求監獄長取消大隊、中隊對我的不合理規定，監獄長無話可說，當即點頭同意。這件事情驚動了省檢察機關，不久的一天晚上，在監獄全體人員大會上，省檢察機關幹部通報了上述兩起折磨大法弟子的惡性事件，對相關獄警和包夾人員作了處理。感謝師父的慈悲苦度！
三、第二次被綁架：把這個環境正過來
二零零四年，我結束了三年的監獄迫害，回到了正常的修煉與證實法之路。本想加倍努力，把三年的損失儘快補上來，但事與願違，不到兩年，魔難又一次降到了我的頭上。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時，我們全家還有我的親人正在用餐，突然有人敲門，我沒有意識到是國保大隊警察，門還沒有全開，五、六個人就勢擠了進來，不由分說拽住我就往外拖，把全家人都驚呆了，孩子們嚇得哇哇直哭。我被綁架到國保大隊關了一夜。第二天，他們才告訴我，說我參加了非法聚集。其實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同修被病魔折磨的奄奄一息，我們幾個同修一同到她家想幫她一下，結果被警察知道了，說我們超過了三人，是非法聚集，破壞了社會秩序要送勞教。我先被關押在拘留所，也無人問話。
十餘天以後，也就是被關勞教所前一天的晚上，市「六一零」和縣「六一零」以及國保大隊等十餘人來到縣拘留所找我談話。他們首先問我為甚麼要修煉法輪功，我談了我的看法，並詳細介紹了我妻子學法煉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他們問：「你被判刑、被開除公職是甚麼原因？」我說：「我被判刑是因為傳播了天安門自焚等真相資料，揭穿了央視的謊言。」為指出漏洞所在，還演示了動作，他們無話可說。
接著他們說：「這次縣裏抓你，你服不服？」我說：「我不服，這是有違道德法律及人之常情的行為。一個人在行將死亡之前，作為相識、朋友等去見最後一面，說是非法聚會，這是人性難容、天理難容，是有意加害。」此時，他們誰也不語。
靜默幾分鐘後，市「六一零」辦的頭頭說：「送不送你勞教我們現在還有決定權，你只要表個態，寫個保證書不煉了，現在就跟我們回去。」我回答說：「我做不到，我不會寫的。」說完，我被關回牢房，第二天清晨，國保大隊警察將我押送到了省勞教所。
省勞教所的值班警察一看我上了年紀，又是煉法輪功的，不願接收，直到押我去的警察說了些甚麼才肯接收下來。
勞教所安排三個「夾控」人員將我帶到醫務室檢查身體後，把我架到嚴管區的一個禁閉室，這裏沒有其他人員，只有我和三個「夾控」。一進房子他們便是吼斥，逼我寫「遵守勞教所規章制度、不准喊口號、不准煉功」等等之類的東西。我不幹，反覆給他們講自己是無辜被迫害的，他們根本不聽，一會兒叫我面壁而立，一會叫我一動不動的靜坐。他們三人輪番上陣，從上午的八時左右一直折磨我到晚上一點左右。
那天氣溫很高，座東向西的房子，室內溫度至少在三十八攝氏度，我簡直受不了，大汗淋淋，全身濕透，昏昏欲睡，甚麼也不想、飯不吃、水不喝，眼不睜。他們懷疑我想絕食、準備強行灌食，我象徵性的吃了幾口，又放下了。到了快兩點鐘的時候，一個姓豆的中隊指導員過來了，對我說了些甚麼，我一點也沒聽進去，只見他向三個「夾控」人員示意了一下就離開了。「夾控」人員將幾份寫有文字的東西遞給我：「快抄了吧，甚麼時候抄完甚麼時候睡覺！」我沒有守住這一關，被舊勢力鑽了空子，在我正法救人的路上留下了污點。
正因為我沒有守住這一關，舊勢力乘虛而入，於是，對我肉體上的傷害接踵而來；我的左眼皮莫名其妙的紅腫，很快發展成像乒乓球形狀大小的包，把左眼視線全部遮住。變異的面部，讓我不好意思抬頭見人；我的喉嚨逐漸變得僵硬，像腫瘤一樣吃不下東西，連喝水都困難；我原本正常的血壓變得非常不正常。
勞教所裏為了防止我突發意外，從發現問題起，每月將我拉到省中心醫院檢查一次，每週到所醫院檢查兩次，每天由「夾控」人監督用藥。我雖然想盡一切辦法阻止這些藥性的東西進入體內，但這些已使我在洪法講真相和證實法中造成了諸多不便，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中打了折扣。
師父說：「修煉就是難，難在無論天塌地陷、邪惡瘋狂迫害、生死攸關時，還能在你修煉的這條路上堅定的走下去，人類社會中的任何事都干擾不了修煉路上的步伐。」[3]
勞教所的環境是惡劣的，要在這樣的環境走過來真不容易。一個姓蘇的同修原本身體很正常，半年後枯瘦如柴，不久便離開了人世；一個姓黃的同修來所一個月便被迫害的不能行走；一個姓熊的同修利用一個雷電交加、大雨傾盆的日子試圖逃出勞教所，但沒有成功，造成了更嚴重的身心傷害……。
我覺得作為大法弟子，作為一名真修者，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那就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背叛大法、背叛師父，這樣，你才能有資格去證實法，才能有基礎去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我剛來勞教所時，被關在一個單人房裏，由三個犯人看管，我反覆琢磨：我為甚麼平白無故被抓，而且送到迫害嚴重的勞教所？反思中我堅定自己必須做師父的真修弟子，既然來到這裏，就有我去完成使命的地方。
果然如此，從第二天開始，大隊的領導、中隊的幹部輪番找我談話。當然，他們找我談話的用意是「轉化」我。因為他們要突出他們的政績，得到獎勵和提拔。而我覺得他們很可憐，被邪惡黨文化毒害的好壞分不清，錯把美的當醜的，壞的當好的。每次與他們交談時，我都是帶著慈悲心，耐心傾聽他們的意見，當我回答問話時，我只是講我無辜被迫害的情況，講法輪大法的美好，講我為甚麼被開除公職而不願放棄修煉的原因，同時也指出他們不應該強制大法弟子「轉化」，也不要去要求夾控人員強制大法弟子去寫甚麼「保證書」之類的東西。
一回生，二回熟，以後的交談都比較融洽。一個姓唐的中隊長通過幾次交談後對我很同情。我說：你們對我的要求太過分了，把我一個人關在一個房子裏，還安排三個囚犯監視我，這裏又熱又悶，連個電風扇都沒有。他立即將我調到一個大法弟子較多的房間，還裝了電風扇，三個「夾控」人員只留一個，為我接觸同修和更多的講真相提供了便利條件。
一個姓胡的大隊長前後與我進行過六次交談，對大法的認識、對大法弟子的態度一次比一次好。有一個星期天下午進晚餐時，一位同修突然高喊「法輪大法好」，所裏要他處理這件事。當時，這個大隊長正參加一位同事的婚宴，突然接到電話，氣沖沖的趕回辦公室，立即召集全大隊所有人員開會，進行了一頓訓斥。
過後他馬上把我叫到辦公室，不高興的問：「這是為甚麼？你為甚麼不喊？」我回答說：「這位法輪功學員喊法輪大法好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因當時排隊就餐的人員多，能夠叫更多的人都知道法輪大法好。另一種原因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因為法輪大法本來就是好。我不喊只是考慮到用何種方式更容易讓聽眾接受的問題，我現在輕輕的對你說：法輪大法好！你聽了不是很舒服嗎？」他會心的笑了。
正在這時，他的電話座機響了，是海外同修打來的講真相的語音電話，其中就講到了「法輪大法好」。他告訴我，他幾乎天天接到這樣的電話。我借題發揮說：「這是你緣份好，大法弟子都在關心那些有善心的人，你就是其中一個，我勸你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還要在網上用真名或者化名聲明退出共產黨組織，這樣你一定會得到福報，同時你如果有機會，最好離開現在的崗位去做別的工作。」一個月以後，這個大隊長真的調離了。
講真相救人是沒有上下層次、尊卑貴賤之分的。我所在的監室有十幾名大法弟子，「夾控」人員二十多人。這些「夾控」人員都是從其它生產單位抽調過來的，都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有一部份有大中專學歷，也有邪黨黨團員。他們都願意來做「夾控」，因為做「夾控」沒有生產任務，還可以減少勞教期。
針對這些特點，我與同修主動親近他們，關心他們，不把他們當「夾控」看，很快，我們就把這個環境正過來了。大法弟子與「夾控」人員的距離縮小了，三十多個人就像能夠互相信任的小集體一樣。原來，我們到哪裏都有人跟著、盯著，後來發展到他們根本不管我們，在本大隊內要到哪裏去，只要跟任何一個「夾控」人員說一聲就可以了。我們給他們講真相，要他們上網想辦法退出黨團隊組織，他們都同意，有的還要我們的通訊地址、電話號碼等，說教期結束後找我們，因為他們相信法輪大法好，他們也要學煉法輪功。
第三次被綁架：判十年變保外就醫
二零一三年師父在美西國際法會講法以後，我沒有很好的理解師父講的法，產生了一種執著，執著正法就快結束，邪惡因素對大法弟子的迫害不會像以前那樣嚴重了，應該集中精力去講真相救人，忽視了安全問題。師父借常人的口、借同修的嘴點化我，我卻不悟。
二零一四年四月以後，我被人跟蹤，還在我進出的某賓館五樓設立了一個觀察點，每天都有人值班監視，還安排了門衛具體觀察我的行蹤規律。而這位已明白真相的門衛把詳情告訴了我，叫我千萬小心，我卻不在意。
一個同修的家人開了一個酒店，一次，警察在該酒店用餐時，無意中說要在適當時候抓我，這位同修及時把情況告訴了我，叫我注意安全，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我也不在意。
妻子同修總覺心神不安，似乎預感要發生甚麼事，時時提醒我多學法、多發正念。但我總帶有一種僥倖心理。由於惡人在暗中盯人，我不便上街發資料，不便和同修接觸，也不宜面對面給常人講真相，我就採取發信的形式，每天清晨利用上街買菜作掩護，將真相信投寄出去。我每出發前都要把家裏的真相資料收拾好、藏好。唯獨有一天，我疏忽了，可偏偏那天我被綁架了，我痛心啊。
那天，監控人員一早就守候在那裏，當我到了投寄處時就把我抓住了，從我身上搜去鑰匙入室抄家，將大法書籍、真相資料等全部劫走，然後將我非法關押在辦公室裏，由兩個警察看守著我。我藉機給他們講真相，還幫他們退出了邪黨組織。我問他們這次抓我的目地是甚麼？他們告訴我：「這次抓你的目地是為了弄清你與哪些人有來往？資料從哪裏來的？資料點在甚麼地方？這次是特地衝著你來的，某某要往上提拔了，要搞點名堂出來。」他們還說：「初步研究決定，你如果配合他們，出點『血』也可能不會判你的刑，如果不配合，那就是十年以上的徒刑，你自己去把握好吧。」
了解到這些，我心中有了應付邪惡的辦法了。果然，警察對我採取了誘供、逼供、威脅的辦法，想叫我上當和屈服。我反覆告訴自己：「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絕不能背叛大法、背叛師父、出賣同修，要堅守這道防線。」他們要我寫個東西，我寫了，但絕不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看了，說我在耍他們，於是當天晚上十二時左右，把我關到看守所。經檢查我是高血壓，不符合關押條件，他們又返回去，不知找哪位頭頭簽了字，看守所才接收。
我被關進看守所以後，國保大隊警察找過我兩次，威脅說：「不講清問題，就判你十年徒刑！」我沒有被嚇倒，他們提出的要求我一概否定，以後他們再也不找我了。幾天後，那個明真相的警察來告訴我：「他們說你很頑固，要判你十年，而且會儘快開庭，送你走。」
我知道，這是邪惡欲置我於死地。我快七十歲了，判上十年，要出來也得八十歲，說不定不到八十歲就會被折磨得死在監獄裏。而我也想到了這一點，但我更想到的是如何在魔難中，在有限的人生中，抓緊時間去救人，圓滿我天國世界的眾生。我在看守所裏呆了三個月，檢察院起訴科的人找過我兩次，法院的人找過我三次，我都抓緊時機向他們講真相、勸三退。除一人將信將疑外，其餘人都做了三退。
我所在的監房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公務員、有幹部、有企業家，有復員退伍軍人。他們文化層次都比較高，其中有兩名是大學畢業生，有一名是中專生，其餘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為了抓住這次救人的機遇，我牢記師父的教誨：「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4]。我主動接近他們，熱心幫他們。他們有生產任務而我沒有，當他們忙不過來時，我就幫他們搞衛生、拿東西，或是幫助他們洗洗衣服、刷刷碗筷等……這些小小的舉動，使他們很受感動，慢慢的他們都很信任我，感到學法輪功的人確實是好人，不會騙他們。這樣，當我講真相講到「天滅中共」時，他們舉雙手歡呼，勸他們退出邪黨組織時，沒一個不同意的。後來，他們索性把我作為長輩來看待，任何事都不讓我動手，叫我在旁邊煉功或休息。
我被關進看守所以後，縣內同修為我發正念，為我請律師，向有關部門打電話講真相，並安慰我的家人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妻子同修也放下生死，到公、檢、法部門講真相要人（這些以後才知）。一天，我突然接到出獄通知，原來家人經過百般周折，為我辦理了「保外就醫」手續，當我離開監房時，全監的人都前來送行，有的還喊出：法輪大法好！
經濟迫害阻擋不了大法弟子
我在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後被非法開除公職。從那時開始到現在，十七年過去了，上百萬元的工資收入被邪黨截斷了，到如今我一分錢沒有。
我知道，舊勢力的目地是要阻止我修成，阻止我去救度更多的眾生。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是與師父簽了約要完成自己證實法的使命的，我怎麼能在邪惡因素對我的經濟迫害中止步不前呢？如果是這樣，那不正是邪惡因素所需要、所高興的嗎？舊勢力不是說，它要幫助師父正法、幫助大法弟子修煉圓滿嗎？我不承認舊勢力。因為它這樣做的目地是要達到它所要的，而我所要的是如何證實法的偉大，並用偉大的法去救度所有的眾生。十七年來，我就是憑著這個正念去反經濟迫害，用追要工資的形式向相關人員講真相、救人。
我採取的方法主要是向各級領導，各個單位寫申訴信，申訴自己因傳播「天安門自焚」真相資料被判刑是冤枉的，被開除公職是錯誤的，請求各級各部門能明白真相，為我說句公道話。即使他們沒能為我解決問題，只要他們能明白真相就行。最起碼我把得救的機會送給了他們。也基於這一點，我每隔二至三年就要寫一次申訴信，特別是領導機構和相關部門領導。
我都用真名真姓、真地址向他們擺事實、講道理，讓他們明白真相。有個人大副主任，見到我時對我說，你寫的信我看了，我只能表示同情，但無能為力。有個縣委副書記看完信後，將信轉到了我原來所在的工作單位，原所在工作單位的領導特地來到我家裏轉達這位縣委書記的關懷。
有一天，我特意來到「六一零」辦公室，他們一見到我誰也不說話，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平和的對他們說：我今天到這裏來，是為了向你們反映我被冤枉判刑後工作被開除而造成的生活困難問題，請你們能為我伸張正義，如實的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隨即我將申訴材料交給了他們，他們看後答覆說先研究一下，到時再通知我到他們辦公室來。
兩天後的下午，我接到電話通知，當我趕到政法委會議室，會議室裏坐滿了人。據介紹，政法委「六一零」辦的人員都參加了，還邀請了有關部門的代表，開會的名稱就叫「座談會」。程序是我先講述申訴理由，然後回答與會人員的提問。我立即意識到，政法委開這個會是想集中力量對我進行所謂「轉化」，而我更明白，這是師父為我特別安排的證實法的機會。
我把我的申訴材料讀了一遍後，對與會人員說：「請各位領導提出你們的問題，我來回答。」確實，他們是有備而來，提出了許多問題，比如：為甚麼要堅持修煉法輪功？為甚麼有病了不願打針吃藥？為甚麼要散發《九評共產黨》？為甚麼要宣傳退黨？等等。我逐個作了回答。或許他們對法輪功知之甚少，他們感到很新鮮，不斷的插話問這問那，大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味道，有的要求我演煉五套功法，我當即演煉了，他們還用手機錄了像，有的在竊竊私語：「這法輪功也沒甚麼不好，為甚麼不准煉？」座談會直到六時才結束，我臨走時叮囑他們：「善待大法一念，天賜幸福平安。」
雖然我的工資問題還沒能得到解決，但他們堂堂正正的聽到了大法真相，這也不枉師尊的苦心安排。
我修煉以後在證實法這條路上，做了一些自己應該做的事，但與大法的要求相差甚遠。我必須加倍努力，遵照師父的教誨：「最後你們自己得珍惜所做的這一切，不能放鬆自己，絕對不能放鬆自己。」[5]把最後的事做好。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三》〈還原〉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4]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二》〈法正乾坤〉
[5]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九年紐約法會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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