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學員高萬華被誣判三年,二零一七年前被送往長春吉林省女子監獄。
下面是黃淑琴女士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是一九九七年修煉大法的,在修煉之前我身體 患有心肌缺血、腦供血不足、膽囊炎、角膜炎、神經衰弱等多種疾病,尤其是膽囊炎怕累,農村活又多,稍幹多一點就腹脹的不行,再加之其它疾病,造成惡性循環真是苦不堪言。三十幾歲的我年年都要看病,藥沒少吃錢沒少花,病根一個也沒去掉。自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煉法輪大法後,一身疾病全部消失。
法輪大法的法理也讓我真正明白如何做一個好人,在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指導下我不再像以前一樣,為了名利情與人勾心鬥角傷害他人,更不會為了蠅頭小利而樂而憂,盡可能的把方便和好處讓給他人。在這種為人處世的理念下,我周圍的環境變好了,我的家庭和睦了,我的身體健康了。法輪大法是高德大法!
正當我沐浴在法輪大法的佛恩中時,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為了一己之私出於對大法師父的妒嫉,開始全面的對法輪功進行鎮壓,在滅絕政策的迫害下,無數家庭被抄,無數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留、勞教、判刑,整個中國處於紅色恐怖之中,我也和所有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沒有倖免,一次次的被關押迫害,不但給我本人的精神、肉體、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而且給家人也帶來無盡的痛苦。
一 、第一次被綁架
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在我被綁架的頭一天下午,當時我和丈夫正在吃飯,當地派出所(公主嶺市秦家屯鎮派出所)的警察常明磊(已遭惡報死亡),劉長春突然闖進我家,強行把我丈夫帶到村上問話,因為我丈夫也修煉法輪功,(七二零曾經去過省政府上訪在長春市大廣拘留所被非法關押了半個月)。
我吃完飯兩個多小時後,還不見丈夫回來,於是我也去了村上,可是到了那裏一個人影也沒見到,後來去問村長杜志金才知道丈夫因不放棄大法,被綁架到公主嶺市拘留所。
得知這一消息,第二天在家裏便給丈夫做棉褲準備送去。這時警察常明磊和劉長春又闖進我家說要調查我丈夫的案子,並且叫我有問必答。我告訴他們,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常明磊一聽立即翻了臉,厲聲恐嚇我說:你是不是也煉法輪功,煉就把你也帶走。我坐在炕沿上看著年幼的孩子和年過半百的婆婆,心裏非常難過,做好人說真話有甚麼錯?卻要被抓去坐牢。由於我不說假話,不出賣良心,不放棄大法,我被他們帶上了警車。可是當警車行駛到半路時,突然聽到我的腳下喀嚓喀嚓的響,並且震動的很厲害。這時常明磊開始罵我說:這一定是你們師父整的。他們把車開到了修理鋪,一檢查車底盤下面十二顆螺絲折了九顆,車壞了開不了了。他們只得下來押著我走去鎮派出所。路上當有人看到我後邊跟了兩個警察,就問是怎麼回事時,常明磊這個邪惡流氓卻說她被人強姦了。對於上天的警示,他們毫無顧忌。
到了派出所他們像對待犯人一樣對待我,強行做筆錄,並且在沒有任何法律的手續的情況下開了一張拘留我十五天的票子,然後又把我帶到市公安局走同樣的手續。當一個小警察得知我的丈夫也被綁架,家裏孩子老人沒人照顧時,隨口說了一句那就給你開拘留七天的票子吧。就這樣我被非法拘留了七天,我的丈夫被非法關押了一個月。
二、丈夫又遭迫害
我的丈夫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當他看到我和婆婆因修煉了大法而身體健康了,因此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煉。自從丈夫修煉了大法後,長期不癒的神經衰弱徹底消失了,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力氣活自從修煉之後都能幹了,裝滿一百五、六十斤糧食的麻袋扛起就走。他按照師父教導的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村上不管是誰有困難,只要找到他,不管甚麼時候他都去幫,是村上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就連警察都對他說,你們村上的人對你評價不錯。可是就是這樣的好人卻被無辜勞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的七月,正直抗旱時期,村上家家都用水泵澆地,每當哪家的水泵壞了,我丈夫都無償的幫助修理。可是就在這時秦家屯派出所所長閆凱輝帶領兩個警察闖進村內,把村上所有煉法輪功的人集中到村上挨個問還煉不煉了,沒有一個人說不煉。最後閆凱輝雇來一輛小客車把七名法輪功學員直接給拉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其中包括我和我的丈夫。
十五天之後,我和其他六個女學員被放回,一個月之後,我的丈夫被非法勞動教養一年,被留在拘留所養雞燒鍋爐做奴工。
就在丈夫被勞教期間,一天傍晚當地警察又來我家騷擾,當時只有孩子一人在家,當孩子聽到劇烈的敲門聲時,八歲的孩子被嚇的鑽到了床底下。
三、進京上訪遭迫害
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為給大法和師父說句公道話,我們當地同修一行七人決定去北京上訪,在長春車站被非法扣押,後又在當地拘留所被非法關押二十三天之後,我被非法勞教一年,綁架到臭名昭著的吉林省長春市黑嘴子女子勞教所迫害。
到了勞教所先是搜身檢查,第二天早上五點便起床,每個人被強迫坐在小板凳上,由一些邪悟的人散布污衊大法和師父的歪理邪說,給每個新來的法輪功學員強迫洗腦,逼迫每個人寫所謂的思想彙報。對於那些堅定不轉化的,勞教所的警察利用各種酷刑折磨。
有一個叫周桂榮的女大學生(聽別人說是長春人不到三十歲)因為拒絕所謂轉化而絕食被扒光衣服,警察用手銬呈大字型把她固定在一張鋼絲床上,身上只給蓋了一個單子,沒結過婚的人被下上導尿管,每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還要被強迫灌食,由於長期躺在鋼絲床上致使全身潰爛。
還有一個叫董秀鳳老師的也因不轉化,被勞教所的警察用電棍把脖子電成了焦糊狀。還有的被鎖在鐵籠子裏,在鐵籠子只能蜷縮著身體。打罵是家常便飯,由於法輪功學員每天都生活在這種極度恐懼的壓力下,精神承受到了極限,時不時的就有被逼的撞暖氣片、甚至想結束生命的。
有一個叫孫麗傑的老師,被非法勞教三年。那年她三十一歲,由於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違心的在所謂的保證書上簽了字。有一天被管教孫明豔叫出去單獨談話,回來後一直悶悶不樂,沒過幾天,晚上夢中我突然聽到幾聲怪叫,我們臨鋪的幾個人同時被驚醒,就看孫麗傑在床上抖動了幾下就沒有了氣息。同監室的人找來了醫護人員做人工呼吸已經沒救了。管教孫明豔到來之後草草的收拾了一下,然後撒謊說到醫院搶救,並且威脅在場的法輪功學員不允許把此事說出去。孫麗傑死後她們連雙鞋都不想給買,並且想要我的鞋給孫麗傑穿,我沒答應她們無恥的要求。
後來聽說那次警察孫明豔找孫麗傑談話的內容是:孫明豔對孫麗傑說,對於老師上面有政策,如果說不煉了能提前回家,但是得送點人情錢。孫麗傑和丈夫剛剛結婚,而且丈夫被關在葦子溝勞教所刑期三年,在這種壓力下孫麗傑心臟猝死。
在這種強大的恐怖壓力下,我違心的妥協被強迫做奴工,有時最晚收工時間為凌晨一點,有時甚至到天明,超負荷的體力勞動使我和很多學員出現了頭暈的症狀,每個月六元錢的生活用品費對於經濟條件差的學員還不夠買衛生紙的。差十三天一年,我離開了這個魔窟。
四、被關洗腦班迫害
在中共邪黨十六大召開前夕,也就是二零零二年,村上的治保主任王東華又闖到我家來要我和我丈夫的身份證,說怕我們去北京上訪。我嚴厲的告訴他身份證不能隨便收,另外我們出去打工還需要身份證呢。被我嚴詞拒絕後,王東華氣哼哼的扔下一句話:不給就給你們報告鎮長魯英軍,然後走了。
傍晚時分,當地派出所把我們村上五個法輪功學員綁架到了公主嶺市拘留所,也就是所謂的洗腦班。在那裏我和三位女同修被非法關押了二十三天,我丈夫和另一位男同修一直絕食反迫害,一個月之後在我們強烈的要求下被放回。在參與這次迫害的村書記溫海堂遭惡報騎摩托車腿被摔的露了骨頭,因不醒悟一直參與迫害,已遭惡報被他人殺死。
五、再遭騷擾
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正值「非典」時期,一天半夜一點左右,我突然聽到外面有人砸門,撩起窗簾一看,治保主任王東華領著幾個警察在院子裏,我沒給他們開。他們見不給開從前門又轉到後門砸,我叫起了丈夫和我母親,還是沒給他們開。
幾個警察一起合夥開始拽門,我在屋裏拼命的拽門也沒拽住,門被他們拽壞了,我的手由於拽門被抻的脫臼變了形,直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他們像土匪一樣瘋狂的闖進屋內,把我培育的青菜秧苗給踐踏死了一半。我怕他們這種流氓行為嚇著母親,拼命的攔著,他們卻把我推的一個跟頭又一個跟頭的。其中當地派出所的所長申傳偉闖到屋裏後看到我丈夫在家,緩和了口氣,其中還有一個女的翻翻這翻翻那的結果甚麼也沒翻到。最後他們自己找了一個台階說有一個逃犯和我丈夫重名,到我家是為了找逃犯。走之前扔下一句話說要我丈夫寫個思想彙報明天交到村上去,我和丈夫一起說不能寫。後來聽說那天他們綁架了很多法輪功學員。
二零一一年,公主嶺市國保隊在「610」當時的主任趙蘭平的指揮下又闖到我家來綁架我丈夫去洗腦班,在我強烈的反抗下,他們沒帶走我丈夫,一個陳姓警察打電話叫來了一輛黑色的依維客車,從車上跳下十六個黑衣特警,這時我的丈夫已正念走脫。又隔一天晚上,我和丈夫正在家裏,他們怕住在後院的公公和婆婆阻攔將二位老人先反鎖在屋內。他們撬壞了我家窗戶,從窗戶進來準備再一次綁架我丈夫,又被我趕了出去。這次他們不再綁架我丈夫,幾個警察卻將我按倒在地七手八腳的給我塞進了警車。這時我的公公從窗戶跳出來眼看著我就要被帶走,情急之下躺在了車前面,他們卻不顧老人年歲已大,將老人拖到了一邊,將我綁架到公主嶺市響鈴賓館所謂的洗腦班迫害,到賓館之後一個刑警狠狠的打了我一個嘴巴子,接著又從腰上抽下皮帶,要用皮帶打我。我心想我不欠你的,你不配打我。在我的正念之下他放下了手中的皮帶,五天之後我被放回。
六、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一六年八月七日公主嶺國保隊綁架了法輪功學員高萬華,八日這天,我和當地一位學員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去了高萬華家裏,當時家裏只有她的小孫子一人在家,孩子還沒吃飯,屋子裏面大法書和資料扔的滿床都是,當我們剛想要給收拾收拾時,就聽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正在看電視的孩子開了門,我們一看來的是市公安局國保隊和刑警隊的人,大約十個人左右。
進來之後,有幾個警察開始抄家,他們不但抄走了大法書和資料,還搶走了高萬華家值錢的東西(金銀首飾、真相幣)。另幾個警察把我和同修帶到客廳裏訓話,同修開始給他們講真相,他們不但不聽,還讓我們倆人配合他們到派出所。兩個警察先強行帶走了同修,我不想被邪惡帶走,於是趁著他們抄家不注意時光著腳一步兩台階往外跑,由於跑的太快,左腳被崴的粉碎性骨折摔倒。當我剛爬起時,被從樓下上來的國保隊長鐘民死死的抓住胳膊不放,當時我的胳膊就被他抓青了,鐘民的五個手指印印到了我的胳膊上。我告訴他不要抓我,同時一甩胳膊,由於鐘民抓我時用力太大,自己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當我拖著受傷的腳跑到外面時,我的右腳根骨移位骨頭翻個,由於兩隻腳受傷,我再也站不起來了,隨後又上來四個警察抻胳膊抻腿的把我強行拖進了警車,帶到了公主嶺河北派出所,刑警老李頭和另一個警察把我拖進審訊室,我被鎖到了一把鐵椅子上,然後他們就去吃飯了。這一鎖就是一下午的時間,當我告訴他們我想去衛生間又不能行走時,警察向國保隊長鐘民請示後才叫120救護車送我去醫院。他們用擔架把我抬到病房裏,安排了四個特警輪番看著我,直到晚上九點多我的丈夫和家人才到來。當我想大小便時,就用布簾子擋上,警察就在布簾子的另一面,這種非正常人的待遇只有在中共執政的國家裏才有。
我的雙腳腫的嚇人並呈黑紫色,雙腿下部也變成了黑紫色,兩天之後做了手術,左腳打上石膏,右腳打上了鋼板和鋼釘。每天還要打針輸液,我不知他們給我用的甚麼藥,自從輸液之後我的腿上密密麻麻的長滿了小紅包,而且奇癢無比。當我的姐姐去問大夫給我用的甚麼藥時,大夫抽了我一針管的血說拿去化驗,可直到出院我也沒得到結果。
就在我還沒康復的情況下,河北派出所的警察就迫不及待的來所謂的提審,欲意構陷已被他們綁架的法輪功學員高萬華並給我羅織罪名,我沒配合。又一天的上午,國保隊副隊長徐志偉和一個警察又來到我住的病房,並且把病房翻了個遍,在沒翻到任何他們所要東西之後,就回過頭衝著照顧我的姐姐要她出去,他們有話要問我。他們問話的內容的和河北派出所的警察問的一樣,又問了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話,我說我不知道,這時徐志偉翻了臉,叫著我的名字惡狠狠恐嚇我說:「別看你現在啥也不說,我有的是辦法整你。」我雖然從小就生長在農村,文化程度只有小學,但是我知道如何去敬老愛幼,尊重別人。面對眼前這種不公正的待遇,我的精神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我放聲痛哭,此時我覺的只有這樣才能釋放我心中的鬱悶。這時他們的惡行才有所收斂怕擔責任,才叫我的姐姐來勸我。我的姐姐看到眼前的景象大聲對他們說:我妹妹只是想幫人家照顧一下小孩子,現在被你們給弄成了這樣,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大馬路上有錢誰都會去撿,煉法輪功的不會去撿,要都學法輪功這世界就好了,就不會有像你們這樣的壞人了。在我姐姐的正義呵斥下他們走了。
由於他們不再給我交醫藥費並且還不放我回家,主治醫師黑著臉告訴我說:我們這裏不是救死扶傷的地方,有錢看病沒錢走人。醫生走後,我越想越想不通,我修煉大法做好人犯了甚麼罪,如今把我迫害成這樣還要連累丈夫在這裏,不但不能出去掙錢養家糊口,每天還要花費很多的費用,並且還一次次的想給我構陷材料羅織罪名恐嚇我。真是不給人生路啊!我不能配合這種迫害行為。看著眼前不明真相的監視我的兩個小特警,我告訴他們了真相,便開始絕食反迫害。
當絕食到第四天時,體重由一百多斤降八十多斤,大腿已經變成了皮包骨。當我的姐姐再一次來看我時,看著眼前身體被折磨的不成樣子的我放聲痛哭。當我讓姐姐為我拿便盆小便時,便出的都是血。醫院向當地國保隊作了彙報,第二天國保隊長鐘民又請示了公安局長段於建,讓我丈夫拿三萬元的保釋金、三萬元的醫藥費才能放我回家。憨厚老實的丈夫被逼的說:我們哪有這麼多的錢哪,你們還講不講理呀!丈夫為了給我收拾一下個人衛生,給我打來水想讓我洗洗頭,我洗完頭正坐在床上擦頭時,突然覺的心臟不舒服上不來氣,憋的大聲大聲的叫,身體不由自主的抽搐不能說話。我被搶救過來之後,因又增加了三千多元的醫藥費,醫院把我趕到了走廊裏,我拖著虛弱的身體躺在一張小床上。直到晚上五點多,國保隊長鐘民給我丈夫打來電話說要給我辦所謂的取保候審,看我們沒錢保釋金先不用交,並讓我丈夫過去一趟,威脅我丈夫說人要跑了就找我丈夫要兩萬元錢,沒錢就拘留我丈夫。
一個月之後,公安局又打來電話騷擾,讓我丈夫用車把我拉到公安局,說要了解情況。為了躲避再一次的被迫害,我和丈夫被迫流離失所、四處打工為生,直到現在。我的身份證、手機、勞動教養票子直到現在被他們非法扣押。
二零一八年七二零前夕,我和丈夫在河南親家家裏做客,當地公安局又去抓捕我們,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我們順利脫險。
長達二十年的迫害,不但給我本人精神、肉體、經濟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時也給家人帶來了無盡的痛苦。我的外甥看著我和丈夫過著漂泊不定的日子,背著我私下裏給公安局的人(外甥怕我去要,不告訴送給哪個人了)送了七萬元錢想了結此事。但是直到現在他們不但不返還錢,還四次抓捕我。
今天將我被迫害的事實寫出來,我的心中沒有半點怨恨,只是想讓那些不明真相、還在繼續參與迫害的人能夠醒悟,不再為中共邪黨賣命,在中共邪黨覆滅之前作出正確的選擇,讓自己的生命保平安,讓自己的親人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