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上古三代時期的天命觀（1）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說到《史記》，許多人都知道。當年司馬遷專心致志寫作這部煌煌大著時，曾因為得罪了漢武帝，被判了宮刑。悲憤交加之下，他幾次想血濺牆頭，了此殘生。但想到《史記》還沒有完成，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人總是要死的，有的重於泰山，有的輕於鴻毛。我如果就這樣死了，不是比鴻毛還輕嗎？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寫完這部史書！」想到這點，他盡力克制自己，把個人的恥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攤開光潔平滑的竹簡，在上面寫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隸字。就這樣，司馬遷在屈辱之中發憤寫作，用了整整18年時間，在他60歲時，終於完成了52萬字的巨著──《史記》。

那麼，司馬遷究竟為甚麼要耗盡畢生的心血，用自己的生命來寫完這部《史記》呢？用他自己的話說，目地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探討天人之間的關係。其實，這不僅是司馬遷和以他為代表的古代中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一大目標，也是貫穿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始終的一根主線和一大主題。

比如，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問題的對策中，一開始就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人相與之際」，也就是天人之際，是董仲舒這個對策的基本內容。和董仲舒同時，以治《春秋》位登宰相的公孫弘，在建議漢武帝開辦儒學教育的時候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史記﹒儒林傳》）但是，一般的官吏不能懂得這些，所以需要培養儒學的人才。這就把通天人分際，也就是天人之際，作為儒家學問的基本方向。西漢末年著名儒者楊雄也說：「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法言﹒問神》）」到三國漢魏的時候，何晏稱讚王弼，也是說：「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世說新語﹒文學》）。何晏著有《論語集解》，也是當時的儒林領袖。北宋著名哲學家邵雍也曾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

幾千年來，圍繞著天人關係這個主題，人們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探究，構建了中華文化的思想觀念體系，人們通常稱之為天命觀，或曰天命思想。而夏商周上古三代則是中國天命觀發展歷史上有確鑿文獻資料可考的最早階段，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天命觀的源頭。

那麼，那時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看待天人關係的呢？各位且聽下回分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