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苦命女 今日大法徒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苦難中我喜得大法

我是原棉紡廠退休職工，今年七十歲。廠裏的人都知道我的命苦。年輕時，我和丈夫的關係一直不好，他經常對我大打出手。兩個孩子出生時，他不聞不問。我在國營單位，他在城關區的一個小企業，工資沒我拿的多，出於妒嫉，他總是處處整我。甚麼家務也不幹，我上完夜班，他白天不讓我睡覺。

一次夏天，我下中班，準備在廠裏宿舍休息，他打電話讓我回家，我說下班已到晚上十一點，還得洗澡、洗衣服，洗完就到十二點了。儘管我心裏不願回去，但洗完後，我還是騎著自行車往家趕。走到半路，他也騎車找來了，一看見我，他就下車用腳踢我的車子，動手就打，理由是我答應回家慢了。

另一次也是下中班，我在半路上被他截住，上來就打，我大聲呼救，很多人跑出來勸架，因為那兒是他單位附近，他一看有很多認識的人，就罷手，我才免於一頓毒打。

我身體不好，本來工作就是三班倒，很辛苦，而且一到換季節時，就低燒不退，燒的心裏很煩躁，吃不下、睡不著。發病時，住院一個多月也沒有效果。西醫看不好就換中醫，結果吃中藥把人吃胖了許多，也不起作用。身體不好、還要上班掙錢，養活兩個兒子，丈夫三天兩頭的找茬鬧事。

我心力交瘁，日子沒法過，我常常想到了死。有一次，我實在忍受不了，就跟大兒子、小兒子說我想死，兒子們說，你死，那我也死！緊接著小兒子說：媽媽，那我今天的作業還做不做呢？我眼淚奪眶而出，娘仨抱頭痛哭。那時，兩個兒子一個十一歲，一個才九歲。好在公婆對我和孩子還好，使我還殘存一絲活下去的希望，但這苦難的日子甚麼時候是個頭哇？！

就在我人生希望渺茫的時候，廠裏同事給我介紹了法輪功。

一九九五年正月十八那天，我放下所有的家務，推掉別人讓我織的毛衣，正式走入修煉。第一次聽師父講法聽到第八講，第二天，我就開始發高燒，跟車間請假提前回家了。

回家就睡下，一晩上燒的不省人事，當時只有我一人在家，到第二天早上，發現嘴上都燒起了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動，就試著撐，結果撐了起來。下床後，感覺自己全身輕鬆。接著吃了一碗白米粥，一個饅頭，就去上班了。晚上打坐煉功時，根本盤不上去的腿，那天我盤上去，打坐很舒服，從來沒有的一種輕鬆感。當時我就想，這麼好的功法我得到了，再也不會怨天尤人，是大法讓我重生，所以後來的學法、煉功，我都風雨不誤。

打真相電話救度眾生

我一生勤儉節約，不亂花一分錢。但是在用手機講真相救人方面，我花錢從不算賬，只要能救眾生，錢就花的值。我的工資和兒子給的錢，只要手上有，我就會拿出來做語音真相。從二零零九年開始打語音真相電話，手機從開始的自動播放語音、但沒有三退的功能，到後來有先放真相語音、再三退、再與對方對講的功能，一直到今年，我做語音講真相十年了。

時間長了，我很喜歡這一項目。因為我一打上語音電話講真相，就像演員進入了角色，非常投入，不論碰到甚麼年齡、甚麼身份、甚麼態度的人，我都能得體的和他們通話。就像思維是打開的，真相源源不斷的流出，我只是通過嘴巴把它說出來的感覺。針對不同的情況，運用不同的真相內容恰到好處。當對方聽完語音後，我就問你同意三退嗎？有的同意退，有的不同意退的就關機，我接著又打過去，因為邪黨在電信方面加以嚴控，語音效果不太好。我就耐心再撥兩次，直到他同意聽。

有一次，對方接通了電話，不掛機也不說話，我就和她講真相，我沒有考慮對方聽沒聽，只是慈悲的講，當講了十幾分鐘時，她終於發聲了，和我溝通後，她答應了三退，並表示感謝。

一次撥打語音對講時，對方捨不得掛機。開始因為他還沒有同意三退，我只能耐心的聽他說。他是個四十來歲的男人，講了他的遭遇。我就對他講邪黨的殘暴和貪腐，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講它作惡多端，老天要滅它等真相，讓他三退，對方同意退團了。但還是不願掛機。我們接著談，他談他的家庭、談理想、談人生，就像是遇到一個久不見面的老朋友，將自己的苦惱一吐為快！談了四十多分鐘，我心想這得花多少錢啊！於是藉口有事，他才依依不捨的同意掛機。

另有一次和人電話對講，他也說和我談得來，我們談了很多：談邪黨的暴政歷史、為甚麼要三退、談三退大潮席捲全國、訴江大潮風起雲湧。對方是個邪黨黨員，他同意退出。最後他問，你知道我是幹甚麼的？我說不知道，他說，我是學歷史的。

四、在邪惡的中心講真相救人

後來由於邪黨在電信方加以嚴控，語音效果不好，我就面對面和人講真相。一次我給一個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講，他說我也不喜歡共產（邪）黨，但怕它。我說任何一種東西不管它如何狠，總有一個東西能制服它。你看大象是龐然大物，但是小小老鼠就能製服它。老鼠跑到大象的鼻子裏就把大象憋死了。現在有本《九評共產黨》的書，就是制服共產黨的，已經給它蓋棺定論。

說完了，我也感覺奇怪，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小學才念了四年。其實大法弟子都知道，在修自己、救世人的過程中，師父一直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有真心救人的一顆心，師父就會加持我們，智慧就會源源不斷的打入我們腦子中。

二零零八年，邪黨奧運會時，我在北京帶孫子。當時北京大法弟子很多被非法關押，與我有聯繫的同修有的被綁架、有的被監控，環境惡劣。為了安全，他們把手上的真相資料都送到我兒子家，並囑咐我每天發一份，說發一份比較安全。我想發一份太少了，我就開始發五份，後來發十份，再後來一次發二十份，大街小區都做。

開始發資料時，北京同修總是將以前的、過期的資料給我，從未給我新的資料。我能理解，我深知北京同修的不易。我就將那些資料上面，放上用紅紙剪的花、壽字、福字等，再用透明的塑料袋裝好，用雙面膠粘在一牆上，很美觀。讓有緣人看到了拿走。

有一次跟一位環衛工人講了真相，第二次我又對他講，他說你不認識我了？之前給我講過的，他非常喜悅的對我說：我看了你給我的資料，好哇，非常好！我也甚麼都好！話雖不多，卻是世人明白真相、得福報後一種喜悅心情的流露。

路邊一名修路工人，我對他講共產黨如何邪惡，法輪功是修真、善、忍的。他說：「我知道，我甚麼也沒入，我知道共產黨邪惡，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殺中國人，六﹒四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它那麼邪，我還入它幹甚麼？」

小區民工在挖溝，我跟他們講真相、讓他們做三退。他們開玩笑互相推，我跟他們說要嚴肅的對待三退。有人就說要喝水，你給水喝就退！我在找不到水的情況下，剛好碰上賣水蜜桃的，我買了五斤送給他們，見我真心實意，他們八個人都高興的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三退了。

二零一七年夏天，有五個開大巴汽車的司機，接連幾天停在我們小區法國梧桐樹下歇蔭，我就想辦法要救他們。要救人就得順著人的執著。於是，我買了五根冰棍分別送給他們，然後再一個人、一個人的講了部份真相，勸退了三人。另外兩人甚麼都沒有入，我告訴他們一定要記住：「法輪大法好」。

還有一天的上午，與人講真相，他說他的祖輩跟他講，讓他們的後人不要參加甚麼組織，將來會有大事要發生。他問我要東西看，有碟子也可以，書要看厚一點的。我忽然記起有兩個同修給了我一本《九評》和一本《江澤民其人》。回家，我馬上找到那兩本書。下午，我找到那個人，將書送給他，並說，你看看吧，這兩本書來之不易。

四、提高心性

一九九七年，丈夫從外地打工回家後，經常不讓我去煉功點。早上我煉功回來，就被他劈頭蓋臉的罵，說我不該煉功。九八年有一天上午，他將我按在沙發上打，打累了就停。接連打了我三次，打完後，他叫我滾。

這如果是在修煉前，我會跟他幹起來。修煉了，我明白了法理，知道是我以前欠他的，得還。我心平氣和的跟他說，以前你讓我滾，我就滾了，你又到處找，把我找回來。現在已到十一點要做午飯的時間，你考慮好，我是做飯還是走？我現在要走了，可能就不會回來。他突然說，你去煮飯吧，這次我輕鬆過關。從法中我們知道：有的人為了得法，生生世世吃了很多苦。我不就是這樣嗎？

在北京大兒子那裏，兩個孫子，大的要接送，兒媳沒上班，在家除了帶小孫子，其它的甚麼家務都不做。早上安靜，我就學法，學到發完六點正念，就進廚房。兒子、兒媳、大小孫子吃飯時間都不同，吃的東西不同，口味不同。我就按照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做，大孫子不吃肉，我就按兒媳的要求給孩子增加營養，買肉和麵粉換花樣做著吃，兒媳吃素，要減肥，小孫子又喜歡吃肉，一日三餐都是這樣煮幾次。自己從來都沒有吃過正餐。誰吃剩的我都吃。白天要擠時間，出去講真相，晩上要煉功。不管我怎麼忙，兒媳都不幫我，也不和我說話。我不計較兒媳不和我溝通，我把自己當作小和尚，燒火做飯的小和尚。

家裏就是我修自己、提高心性的修煉環境。就像師父講的：「他要不給你製造這樣一個環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團和氣坐那兒就長功，哪有那個事啊？」[1]

修煉了二十多年，我覺得愧對師父，我得到的與付出的不成正比，離師父的要求相差甚遠，和做的好的同修也有距離。但是我有信心，今後會加倍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

註﹕
[1]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