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遼源市法輪功學員丁曉霞遭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我叫丁曉霞，一九五六年出生在吉林省遼源市，曾是遼源市實驗中學的一名英語老師，因為教學業績突出被連續破格晉升為中學一級和高級教師，獲得過吉林省優秀教師的稱號，深受學生和家長的愛戴和好評。

一、修大法祛病健身　道德提升

二十五年前，我曾百病纏身，曾患有鼻竇炎、中耳炎、扁桃腺炎、胃炎、腎炎、婦科疾病、風濕症、關節炎、失眠、美尼爾綜合症及乙肝大三陽等等頑疾，而且經常感冒，病痛曾使我痛不欲生。由於乙肝問題，曾被傳染病院的主治醫師診斷後開了休治半年的診斷，要求在家靜養。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有幸得到了寶書《法輪功》，書中真、善、忍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時我多病的身體竟奇蹟般地在看書的過程中康復了。從此，我用法輪大法的法理規範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工作中兢兢業業，愛生如子，再也不為利益所誘惑。曾無數次的拒收、退還家長的各種饋贈，對實在退還不了的東西，就折合成現金，然後再寫一封信，把錢夾在信封裏讓孩子捎給家長或把東西送到敬老院，真正做到了為人師表。這在當今中共教師腐敗群體中是極其少見的，如果我不修煉法輪功的話，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收受、索要家長的錢、物。

記得一九九六年有一位畢業生的家長，他兒子考上了重點高中，為了答謝我，他們兩口子來我家主動勸我把當時住的71.43平米的西廂樓房換成教師新村的一百平米的採光好的新樓房，換房及裝修等一切事宜和費用都不用我負責，這天大的好事兒在不修煉法輪功之前，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的。可現在我是法輪大法的修煉者，這個便宜不能佔。所以就婉言謝絕了家長的好意。

還有一年的中秋節前夕，一位家長在我不在家時送來了飲料、魚和月餅等，第二天我找到該學生家退禮，他母親剛一開門看見是我，就立即關門，可我已經一隻腳門裏，一隻腳門外踏進去了，沒辦法，只好讓我進屋了，當時他母親含淚說：丁老師，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呢，我就這麼一點意思，於是我就耐心的跟她解釋我為甚麼不收禮的原因，她了解了我的用意之後，這位母親非常感動地說：當今的老師要都像您一樣就好了，這個功法這麼好，我也去煉。後來她也到煉功點跟我學法、煉功了。向這樣的親自去學生家退禮的事情我經歷了數次。後來為了避免麻煩，我告訴兒子和丈夫，以後凡是家長打來的電話最好別接、敲門也別開。如果不小心接電話了，我讓兒子告訴他們媽媽去姥姥家了。

二、邪黨迫害　九死一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後，我因堅持修煉法輪功並為法輪功討還公道，就被先後非法投入勞教所和監獄迫害近九年，經歷了世人無法想像的精神和肉體的摧殘。

我曾被四次綁架，兩次被關進洗腦班、一次被非法勞教一年後又加期十個月、一次被非法判刑七年，被開除公職，經歷了九死一生。

說公道話　遭綁架、監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到吉林省政府為法輪功說公道話，被抓到長春市體育館，強行逼迫看電視播放的污衊、誹謗、栽贓陷害法輪功的所謂一千四百例，當時我痛苦萬分，實在無法忍受，就取道去德惠坐火車去北京上訪。在北京呆了十多天，與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交流，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才對，我們整天在天安門附近蹓躂，後來被家人找到並帶回遼源。回來後被關進遼源市教委，強制監視居住洗腦十多天。期間被教委主任、校長等各級領導強行洗腦迫害，並株連幾乎全校身體好的老師日夜輪流監管，回到家後，他們逼迫我丈夫監視我，並要求他保證我不去北京請願，否則，他就得對我的行為承擔一切後果。

後來因為我又二次進京上訪，學校領導逼迫我丈夫拿出數千元錢作為他們一行六人去北京押我回遼源的旅餐費；同時全校老師的年終獎金、學校評先進等都因此而被剝奪了，致使不明真相的教職員工都非常恨我和法輪功，因為他們所有應該得到的福利都被以莫須有的理由扣發了。

市教委的監視居住結束後，我剛剛回家幾天，八月末又被扣留在學校的圖書室不讓回家。由學校黨支部書記、團委書記、校長和部份同事組成了一個幫教群體，一個個輪番的對我進行強制洗腦，從早到晚輪番對我進行說教，逼我放棄修煉。幾番洗腦之後，他們見不奏效，就搬來我的父母、丈夫、孩子、姐妹等，用親情對我進行深入的輪番迫害。先是我父母來學校打罵我，然後是我丈夫，接著搬來我年幼的兒子，兒子當時剛剛初中畢業，他一看見我就跪在地上，哭著對我說：媽媽，你別煉了，我想媽媽，咱們回家吧。我不答應，孩子就不起來。有一天他們讓我大姐出面，讓她謊稱我父親得了重病，現在就住在市第一人民醫院呢，而且馬上就得去長春看病，不然就有生命危險。姐哭著說爸就是因為你才病危的，如果你要是不煉了，爸也許能脫離危險。如果你還堅持，爸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們誰都不能饒了你。我當時就要去醫院看個究竟，因為醫院就在學校對過，可是他們都不放行。由於我當時學法不深，沒有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信以為真，在情的帶動下違心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寫了幾句作為法輪功學員絕對不應該寫的話。這下學校領導樂壞了，馬上就放我回家了。到家不久我才知道自己上當了，我父親根本就沒住醫院，更沒有要去長春看病的事兒。

一九九九年九月份，學校讓我上即將畢業的兩個重點班的英語課，上班期間我發現無論我走到哪裏，我的一個同事就跟到哪裏。有一天我去戶外的衛生間，她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往我這邊瞅，我出來上去問她：你為甚麼總跟著我？她當時就掉下眼淚告訴我是書記讓她看著我的，怕我去北京上訪。我當時想，我修大法後身體健康、道德高尚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口皆碑的。連學校黨支部書記在全校老師大會上都講過：「你看丁曉霞老師，從來不收禮。」我想你們有甚麼理由讓同事檢視我？在家還讓丈夫看著我，上、下班都由他來學校接、送我，憑甚麼這樣對待我？家裏外面都在監視我，我哪裏還有自由可言？所以我決定必須去北京找江澤民，澄清法輪功真相，用行動雪恥。只有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我才能清白。

一九九九年教師節的第二天早晨，我趁丈夫那天沒送我去上班的機會，在去學校的路上，為了避開全社會的圍追堵截，我打了個出租車到了四平，然後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大客車。一路上到處都是關卡，各級流氓政府都賣命地執行江氏的命令，每次停車檢查身份證，我都求師父保祐而躲過，從而順利抵達北京。

再次來北京，我就先去了一個博士後同修家了解北京的迫害情況，形勢非常嚴峻，因為凡是去信訪辦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幾乎都被抓了。我們對一千四百例中各自知道的情況進行了核實。其中有兩件事我們進行了交流，一個是關於中央電視台污衊師父篡改生日的事件，那位同修在網上查到了催產素是在一九五二年確定其分子結構，在一九五三年科學家文森特•迪維尼奧的團隊合成了可應用到為婦女催生的人工合成催產素。

還有央視播放的污衊、嫁禍法輪功的所謂「遼源市的上吊自殺的李友林」的假新聞事件。那件事發生在一九九八年五月，當時在遼源市第二中學校後山的山坡上有個大鐵架子，李友林就是在那個地方上吊的，當時有一個同修正巧路過那裏，目擊了假現場，看見一個人正在大架子上吊著，旁邊擺著幾個磚頭，在磚頭上放著一本翻開師父照片的《轉法輪》，旁邊還有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煙等等。她立即給我打了電話並描述了現場情況，當時圍了許多人，我問那個同修，這個人是你們煉功點的嗎？她說不是，在煉功點和學法點上從未見過此人。周圍的鄰居也說沒看見過他煉法輪功。接著公安就來處理現場了，還錄了像。此事過去一年多了，萬萬沒想到這個假現場被收錄到栽贓陷害法輪功的一千四百例當中了。（現在這個栽贓陷害法輪功的漏洞百出的醜劇，已經查明是當時的龍山區公安局副局長段繼正一手經辦的，這是他在迫害很多法輪功學員時公開承認的。如果政法委羅幹不授意，段怎麼敢栽贓法輪功。交流完後，都意識到這些都是對法輪功的蓄謀已久的迫害。由此我們當時就知道了那個所謂的一千四百例也都是這麼編造出來的。

後來，我遇到了一個家鄉同修，我們決定去中南海找江澤民反映情況。我們來到了中南海，在中南海對面的一個護衛擋住了我們，問明情況後，馬上叫來了警車，我們被綁架了。先是在前門派出所，晚上把我們拉到一個不知道名字的看守所。進去後，獄警命令我們脫光全身的衣服，對我們分別進行侮辱性檢查，隨後每人扣了數百元錢，給了一套被褥和一雙四十多號的布鞋、肥皂、牙刷和吃飯的缸子。關進牢房後，褥子、鞋子和肥皂都被牢頭拿走了。在那裏獄警滿口髒話，一說話就罵人，甚麼難聽說甚麼。呆了幾天後，遼源市國保大隊的一個科長把我押到了遼源市駐北京辦事處，第二天，我校兩個領導帶兩個體育老師，還有我丈夫、妹夫等把我押回遼源，整個去北京的來回旅差費的幾千塊錢都是逼迫我丈夫出的。

我們剛到遼源火車站，東吉派出所的警察就把我們兩個押走了，到派出所後，警察江洋和一個所長就開始對我們一頓謾罵、侮辱和拳打腳踢。晚上我們被綁架到看守所，在那裏，每天兩頓飯，早上十點、下午兩點，吃的都是發了霉的玉米麵窩窩頭，喝的是犯人撿的凍白菜熬的湯，浮頭飄著一層黑沫子，有時是發霉了的青蘿蔔乾熬的湯，根本就沒法吃。那裏從來不給我們喝開水。沒日沒夜地纏牙籤，後來我們就悟到不該幹活。我們也沒有罪。通過煉功和講真相，開創了環境，很多犯人由此明白了法輪功被迫害真相，不再欺負法輪功學員了，而且我們煉功時還幫我們看著警察。

遭非法勞教

一個月後，我被非法勞教。當時我是吉林省首批被關入女子勞教所強制勞教的五個法輪功學員之一。女子勞教所的警察唆使犯人阻止我們煉功，只要我們開始煉功，那些犯人就像瘋了一樣對我們拳打腳踢，用旗桿或鞋底子沒頭沒腦地往死裏打我們。每天晚上我都過著驚心動魄的地獄般的生活，白天被奴役打書頁子十八、九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後來，我們絕食抗議，被殘酷的野蠻灌食，警察把極鹹的玉米糊用盆往我嘴裏灌，我嘔吐不止，玉米糊噴的到處都是，我的門牙因此被鐵撐子撬得鬆動、變形。

女子勞教所執行江澤民的「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搞垮、名譽上搞臭」的滅絕政策，在其縱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算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殘酷手段下，要求全國的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要達到百分之百的「轉化」率，因此那些被利益驅使的警察們為了獎金、為了工作業績喪心病狂地對全體法輪功學員進行強制「轉化」。我所在的嚴管隊緊挨著獄警室（刑訊室），每天從早到晚都會聽到電棍的啪啪聲和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時的慘叫聲，走廊裏到處都瀰漫著肉被燒焦的味道，我也經歷過上萬伏電棍的電擊。警察臧麗、金麗華拿著兩根電棍電我，她們專門電擊我的頸部、腋下等敏感部位，那個感受至今都不寒而慄，脖子被烤焦了，傷口好多天後才好。

二零零零年中秋節前後，勞教所的范所長等，把我們十來個他們認為的法輪功重要人物，押送到公主嶺市的市委會議室，給我們幾個開會，會議由市委秘書長親自主持，他們想在我們師父的生日上做文章，找來八十歲的接生婆潘繼芳胡說八道，說師父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份出生的，是她給師父母親打了一針催產針。話音剛落，秘書長得意洋洋地問：「你們誰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問題，都可以問。」於是我問：「潘大娘，據記載一九五三年才在國外的一個生物實驗室裏合成了催產素，一九五一年咱國家哪來的催產針？」這時潘老太驚慌失措，立刻站起來，滿臉通紅，氣急敗壞的大聲說：信不信由你。同時快速逃離了會議室。會議由此中斷。潘老太為甚麼要立刻快步走出會議室？因為她在撒謊，她怕露餡。

就因為我提問了這麼一個問題，我們被押回勞教所的當天下午，我被范所長單獨關進倉庫，威脅、痛罵了近兩個小時。勞教所不相信我得過的乙肝大三陽是煉法輪功好的。二零零一年的一天，他們密謀找來我丈夫，讓他拿錢，勞教所帶我去吉林省醫院抽血化驗。那天早晨在大門口我看見我丈夫和我二姐了，但卻沒讓我接見他們，他們是送錢來的。當時去了三輛警車，押我的警車在中間，在化驗科抽了多半針管的血。從此這件事就再也不提了，我要回家的前夕，大隊長才告訴我化驗的結果，她說：「我找了一個專家給你看的化驗單，你的血化驗後五項指標都呈陰性，專家說你根本就沒得過乙肝。」我知道她們為甚麼讓我去醫院的目的就是想證明我的乙肝沒好，好利用此事為由「轉化」我。此事再一次證明法輪大法淨化身體使修煉者達到無病狀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是我的結婚紀念日，勞教所和遼源市「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勾結起來，變換招數迫害我。把我一人從勞教所直接拉到遼源市商校，給我辦洗腦班。他們找來我年邁的父母、丈夫和孩子及我家所有親人參與迫害我。經歷過中共歷次運動的老父親早就被中共迫害怕了，一見到我就聲淚俱下，先勸我「轉化」，隨後父母一起給我跪下。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講，父母給子女下跪，子女會因此將受天譴。見我仍不放棄信仰，勞教所三大隊的三個警察一起罵我，旁邊還有個派出所來監管我的警察和不明來歷的人一起用惡毒的語言罵我。幾乎所有的親人都被他們利用來參與迫害我，丈夫、兒子、姐妹、外甥等等，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看到親人們痛苦的樣子，比讓我死還難過，好像天塌了一樣。

五月一日那天，遼源市委主抓迫害法輪功的副書記王某親自來商校洗腦班勸我放棄信仰，他偽善的說：煉法輪功的99%都是好人，後來又補充說了句100%都是好人，現在國家不讓煉，咱們就得聽國家的等等。

勞教所為了迫害我的信仰，真是想盡邪招，在那段被迫害的日子裏，先後有吉林省專家學者團、吉林省體育學院、吉林省宣傳部副部長、吉林省軍區的一個胖頭頭、遼源市副市長、吉林省公檢法司聯合幫教團等部門都來勞教所參與迫害過我的信仰，他們都知道法輪功學員是好人，其中有個專家模樣的人，我跟他講我怎麼好病的，怎麼做的好人，他對我把家長的饋贈退回去不理解，說我不近人情。中共迫害真、善、忍，導致人們的好壞善惡的標準都扭曲了。江澤民集團壞事幹盡。不會因為我們是好人而動一點惻隱之心。相反用的都是軟硬兼施的欺騙手段。省委宣傳部那位副部長也先後來勞教所兩次專門「轉化」我，他還把和我談話做了記錄、錄了像。有一個省司法廳的人，跟我說：只要你現在就跟《轉法輪》這本書決裂，我馬上讓你回家。全是騙人的謊言。記得副市長徐增力來勞教所，一見到我就說，丁老師，我來接你回家來了。說的非常冠冕堂皇，我問有條件嗎？他說別進北京就行。我說那不行，北京為甚麼不能去？回家不應該有條件，我要求無條件釋放。結果詭計被揭穿。後來有一部份同修就上當了，臨釋放時都寫了放棄修煉的四書。還在勞教所開了個會，影響非常的不好。在此期間，學校的領導也來過數次，表面都打著為我好的幌子，其實質都是配合江澤民的迫害政策，如果學校真的那麼需要我，為甚麼我從勞教所回去了，反而不讓我上班？

我在被非法勞教期間，學校每個月只給我一百塊錢生活費，其餘的工資都被扣發了。

二零零零年末，遼源市委組織部的一個頭頭特意去勞教所，當面給我開出黨籍，讓我簽完字後，問我有甚麼要說的沒有？我說：我為黨失去一個優秀的黨員而感到遺憾。因為當時我對邪黨還留有一線希望。沒認識到它已經邪惡至極了。

江澤民迫害善良，可是人們心中都有一桿秤。在我被勞教期間，我教過的很多學生和家長都想來看我，無奈不讓見。記得我過去教過的一個學生，畢業後當了官，他聽說我被勞教後，給他母親打電話時哭著說：媽，沒有丁老師的昨天，就沒有我的今天。媽，您可一定要想辦法去勞教所看看丁老師。這是後來他父母來女子勞教所看我時告訴我的。我記得當時整個見面過程中，他母親一直在流淚。

那時兒子和丈夫每個月都去長春看我，因為我不「轉化」，或罷工、絕食等，就不讓我接見了。冬天，公交車上非常的冷，四面透風，數九寒天的，來早了，兒子的腳凍得跟貓咬的一樣疼，沒辦法就在地上來回跑，這是後來孩子告訴我的。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我從勞教所被放出來。

被關洗腦班

學校領導怕我跟師生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及我在勞教所裏被迫害的經歷，他們不讓我上班。

二零零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學校三個領導帶領三、四個警察來我家綁架我去在工業學校辦的洗腦班，我不去，他們就下了很多的保證欺騙我，說幾天就回來，在洗腦班裏，每天都有不同的類型的人來給我們洗腦，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我利用這個機會就給那些人講真相，講自己在勞教所所受到的迫害，講法輪功如何淨化我們的身體、如何高尚我們的道德等等。再後來，那些人講不過我們，就不上課了，但也不放我們回家，逼我們放棄修煉，而且還威脅我們，不「轉化」就繼續勞教。在洗腦班迫害了近一個月，我們集體絕食才放了我們。後來還是把柳姓的兩個兄弟送長春葦子溝勞教了一年。

遭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八日，我又被遼源市東吉派出所的惡警跟蹤綁架，把我關押到東吉派出所後面的一個車庫裏進行秘密刑訊逼供，把我固定在鐵椅子（也叫老虎凳）上，他們就開始給我施加凍刑，當時外面下著小雪，警察有意把車庫的門大開著，讓寒冷的北風夾著雪粒吹進車庫，兩天一宿的酷刑迫害。他們逼迫問我為甚麼給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寫信？還有誰參與啦等。期間他們不給我任何吃、喝的東西，不讓我睡覺，當時天非常冷，國保大隊的高姓警察，把水龍頭打開後，一盆一盆的接涼水，野蠻地往我的上衣衣領裏灌，然後又解開我的褲腰帶，往我的褲子裏灌，幾盆水澆過後，他還覺得不夠勁兒，進裏面拿來一個電風扇，把電扇調到最高檔，緊挨著我的鼻子處吹我，當時我無法喘氣，凍得全身發抖。接著高姓警察又左右開弓打我嘴巴子。最後，他們給我灌了兩片撲熱息痛，說你們不是不吃藥嗎？別感冒了，先吃兩片藥預防、預防。當時有三、四個警察一起野蠻地給我灌藥。有捏鼻子的、搬頭的、灌藥、灌水的，因為我的四肢被固定在老虎凳上無法動彈。他們灌完藥後，我的胃不久就翻江倒海的難受，因為我已經有兩天沒吃、沒喝任何東西，經過兩天一宿的非人折磨後，當我被從老虎凳上放下來時，頭暈目眩，雙腿幾乎癱瘓，被兩個警察架著把我關進了遼源市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九月，龍山區法院對我們九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刑。在法庭上他們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權利，不允許法輪功學員說話。記得當時法輪功學員楊桂芹在法庭上說了句：法輪大法好，就被旁邊的一個法警重重搧了兩個嘴巴子。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楊貴芹被判十四年，她妹妹楊貴俊被判十二年。

吉林省女子監獄的酷刑、命案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日，我們一行五名女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監獄。我和楊桂芹被分到四大隊，楊桂俊被分到二大隊，不到一年，這兩個姐妹就先後被迫害致死。

在那裏，我們經歷了更加嚴酷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監獄利用殺人犯和無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犯人看管、迫害我們。記得我來三小隊的第二天，惡警趙冬霞，先給我洗腦，然後從第二天晚上十點開始，連續幾天不讓犯人睡覺，株連全體犯人陪我一起學污衊大法的文章。有一天，趙冬霞讓我在她對面站著，然後她邊念那些污衊大法的書、邊厲聲的訓斥我，同時帶動全體犯人一起批判我，快半夜十二點了，趙和包夾我的那幾個犯人不知道甚麼時候都溜走了。勞累幾天的犯人終於爆發了。全小隊四十多人，一擁而上，她們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剝了。薅我頭髮的、踹我的、打嘴巴子的、推搡我的、扳倒我的，有一個犯人薅著我的頭髮往床欄杆上使勁撞，我的頭被撞出了個大包，頭髮被薅下。年歲稍大一點的個別人雖然沒有動手，但都大聲罵著不堪入耳的髒話。就猶如羊入狼群。過後我去獄警室找警察趙冬霞，告訴她那些犯人一起打我了，趙問押我去獄警室的犯人劉靜平等，「誰打她了？」劉立刻說，「沒打。誰看見打你了？誰打你了？」因為我剛去，除了看著我的那幾個包夾犯人之外，我誰都不認識。這時趙冬霞還假惺惺的說，我剛回來，打你哪裏了？我就讓她看我頭上被撞出的包，她馬上幫我揉揉，假惺惺的邊掉眼淚，邊繼續逼迫我放棄信仰。

警察趙東霞和包夾我的犯人定出了一條陰毒的詭計，即連坐制，就是我甚麼時候妥協了，甚麼時候讓犯人正常休息。

一天，包夾我的幾個犯人，在夜裏十二點以後，把我弄到廁所，開始軟硬兼施逼我在她們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我不簽，殺人犯劉靜平就施用苦肉計，氣急敗壞地把廁所門、窗都打開了，然後往地上潑了幾盆水，因當時天氣非常冷，還沒給暖氣，她帶頭給我跪在滿是涼水的地上求我簽字。劉見我仍不就範，就又把剛剛睡下的幾個年輕犯人找來也一齊下跪，求我看在可憐這些犯人的份上，就簽個字吧。我不簽，惹怒了犯人劉靜平，她開始罵我、罵師父，並威脅、恐嚇我，就這樣一直折騰到天亮。

與我同時入監的楊貴芹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被迫害致死後，監獄繼續執行讓犯人監管迫害我的辦法。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因為我在車間盤腿，遭到殺人犯劉靜平的公開辱罵，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清晨，曾以死抗爭對我的無理迫害，因此我被關進監獄的牢中牢「矯治隊」一百一十二天。期間由專門的犯人看著，有一天我被警察和犯人押著在監獄門衛處被抽了一管血，當時我不明白為甚麼要單獨給我抽血？為甚麼不去監獄衛生所抽血？現在我明白了，很可能那一管血是要給我活摘器官配型用的。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這個令我永遠難忘的日子，那天我被弄到專門迫害、「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教育監區，在那裏我被兩次上抻刑迫害。

最嚴重的一次迫害是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整整一個月。我被弄到教育監區最令人恐怖的五樓圖書室裏被單獨折磨。房間裏放了四張上、下層的床，四個犯人打手，一個猶大，門口放著一個讓我能大小便的水桶。我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幾個犯人的手中，監區任由這些犯人任意蹂躪我。頭三天由猶大於洪榮先用謊言欺騙的方式給我洗腦，她為了表現自己，曾參與加重迫害了很多法輪功學員，給監獄長、監區長出了很多壞主意。後來她指使石燕、史傳霞等四名犯人給我上抻刑，而且要達到極限。那四個打手身體都很粗壯，一人拿一根用幾層白布紮成的柔軟的繩子，分別繫在我的四肢上，繫的是豬蹄扣，然後她們四個分別在床的四個角上一起喊：一、二、三、繩子就被抻到了極限。接著再把這四根繩子分別綁在床柱子上方的橛子上，橛子越高我就被吊的越痛苦。那個豬蹄扣越動就越緊，我疼的就越厲害。當時我感到那四根軟繩子，立刻就變成了四把鋒利的刀，血立刻就從四肢被勒破的地方流了下來。手背快速的腫了很高，呈紫黑色。上抻刑後，所有參與迫害我的犯人都出去了，任憑我怎麼哭喊都沒有任何人回應。

持續給我上抻刑十一天後，四肢早就被勒得皮開肉綻，流血化膿，一天三次，每次都在一個半小時以上，最後一次一直抻了近四個小時。每天晚上即使我被放下來了，也都無法入睡，那四根繩子依舊勒得很緊、很緊，疼得無法排解。那種痛苦無以言表，無法形容，太慘烈了。真如五馬分屍。

上抻刑期間的每一天，我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由值班犯人用我的臉盆接的，接完後根本不給擦留在身體上的糞便。被固定的四肢不會因為我解大、小便而給放開。有一天深夜，我的手腕被勒的太疼了，我見她們都睡著了，就悄悄地活動右手腕上的繩子，結果就被猶大於洪榮看見了，她馬上把那幾個犯人弄醒，告訴她們，我解繩子了。這下激怒了當時值班的張姓犯人，她瘋了一樣罵我，隨後這四個打手一起衝上來，把床墊子全撤走了，把我的四肢重新用力綁緊，然後高高地吊了起來。整個身體的重量全都作用在這四根繩子上。我的手腕、腳脖子馬上又血肉模糊。

十一天的酷刑折磨後，當我被卸下來時，身體被抻的變形，直立時呈七十五度前傾，至今仍留有後遺症。兩個手臂跟木頭一樣，抬不起來。我受酷刑時躺過的床墊子被汗水浸透了多次，裏面的棉花板結後呈大半個人字形，手指和腳底至今還有麻木感。當時正值酷暑，房間熱得不行，每天汗水、淚水交織在一起。真是地獄般的痛苦折磨。

在教育監區，三樓是專門單獨給每個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上刑的樓層，監獄採用各個擊破的惡毒手段，每個上刑的房間幾乎都配上四個犯人打手和一個猶大，房間不夠用時，把五樓圖書室、警察的庫房都倒出來，綁上法輪功學員。四樓是正常監舍，嚴重時幾乎有一半監舍都有被上抻刑的法輪功學員。為了掩蓋罪惡，她們專門把用於上抻刑的房間的門、窗都用報紙糊上。上面領導來參觀時根本就不往這些地方領。

在吉林省女子監獄，惡警專門挑最狠毒的犯人迫害修煉真、善、忍的好人。這是何等的荒謬。那些參與迫害我們的犯人可以為所欲為，想怎麼折磨我們就怎麼折磨我們。因為她們有江澤民和警察撐腰，而且她們也都要表現、討好政府，都要立功減刑，所以都爭先恐後地參與迫害無辜的法輪功學員。在身體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同時，還得聽那些犯人不堪入耳的辱罵和猶大的不間斷的洗腦，身心備受摧殘。

在女子監獄期間，我被逼得生不如死，也曾三次以死抗爭過。現在左手腕處還留有疤痕。這都是無惡不作的中共邪黨逼的。它不讓人民身體健康、不讓人民道德高尚，它害怕好人健康地活著。它喜歡說假話、搞欺騙、出賣良心的惡人。修煉真、善、忍的好人還往哪裏「轉化」。那不就是逼良為娼嗎？這個令我無法生存的抉擇是江澤民和中共邪黨逼出來的。

當時的教育監區的大隊長曹宏在會上不止一次地替那些迫害我們的犯人打手們撐腰、打氣，她說：那些包夾你們的刑事犯多不容易呀，人家在家時都沒有給自己的父母端過屎、端過尿，卻給你們幹這些活侍候著你們，給你們端屎端尿的，你們怎麼那麼沒有人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女子監獄在逼死、逼瘋好幾個法輪功學員後，負責「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副監獄長武澤雲和教育監區的大隊長曹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不止一次地叫囂：「堅持不「轉化」的只有兩條路，一個是死、一個是瘋。」在她們的極力的迫害下，當時就有於立新、鄧士英、韓翠園、楊桂芹和楊桂俊倆姐妹先後都被迫害致死。何華等三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了。

我離開監獄後，還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致瘋我就不得而知了。

遭非法開除、頻頻騷擾

在那些年的迫害中，我先後被開除公職，已經定完的高級職稱被強行拿掉。失去了生活來源，加之丈夫失業，兒子年齡尚小，生活十分困難，後來因為孩子上大學沒錢，丈夫只好把唯一的住房賣掉。丈夫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當時很多親朋好友都勸他趁早跟我離婚，以免受到更多的牽連，可丈夫頂住各方的勸說及社會的壓力，他來監獄看我時說：不就七年嗎，我等你。

我從監獄被釋放回家後，無處安身，為了生活我去過學校找領導給我安排工作，可是沒有任何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後來我昔日的學生們聽說我回來了，就陸陸續續的把他們自己的孩子、親朋好友的孩子和同事的孩子都送來了，讓我教他們外語，我用修煉人的心態指導自己的教學工作，認真備課、精心製作全套教材的教學課件及配套習題試卷，深入研究教法，使課堂生動、活潑，激發了孩子們學習英語的興趣。精心批改，嚴格對待學生們的錯誤筆記。引導孩子們誠實守信、善待彼此，遇事要互相忍讓。同時用多媒體教學弟子規，逐漸增加了古聖先賢的動人的故事，教孩子們怎樣做人。經過十年的精心教學，我的英語班越辦越好，成績突出，遠近聞名。在辦補課班的早期，當地的警察發現了我的補課班，曾數次來騷擾，弄得我和學生們學習都不得安寧。

近期得知我市的法輪功學員劉香卓、項麗傑等又被秘密判刑、抓進監獄迫害，生死不明。她們兩個都是第二次被送進監獄迫害的。其中劉香卓又被非法判刑五年，項麗傑剛剛結束八年的刑期，她的身體在女子監獄已經被犯人打殘廢了，有一個胳膊失去了功能。現在又對她非法判刑三年六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