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煙台市警察程志遠被邪黨「重點培養」想到的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程志遠，是山東省煙台市萊山區望海派出所警察，積極參與綁架法輪功學員，因中邪黨之意而有功，得到邪黨組織「重點培養」，代表全市青年民警參加了2018年煙台市「團代會」，這不由使人想起「文革」時的紅衛兵，那些在共產邪黨號召下，積極參與批鬥走資派的紅衛兵頭頭，靠著狂熱的「革命熱情」，對「走資派」痛下黑手的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最後的下場都是令人痛心的。

共產邪黨從一誕生，就是靠「殺人」兩字起家！從共產邪黨歌頌的無產者攻佔法國巴士底獄起，一路殺向全世界（百度「巴士底獄」可看見真相），再到中共邪黨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其精神上，表現在詆毀、摧殘，直至毀滅中國傳統的神傳文化；物質上，表現在大規模的殺人，先從殺戮地主開始，把人按有錢、無錢劃分界限，先從殺有錢人開始，一直走到「文革」形成了一個個的殺人系列。那個年代，耳熟能詳的有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等等「黑類」。而這「黑類」完全是以莫須有罪名被扣上了「罪該萬死」的帽子。

邪黨每殺戮其中的一類人時，那類人的親屬便會被株連，在所謂的「暴風驟雨」的「群眾運動」摧殘中，家破人亡，從成人到稚子，無人能倖免，全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不僅被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叫其永遠不得翻身。受迫害的人完全失去正常生活的自由，平時走路都抬不起頭來，處處受人歧視，活的卑微和沒有尊嚴。

而這一切的得力執行同樣離不開「人」，那麼都是甚麼樣的「人」在執行這些政策呢？

一種是天真幼稚的人，被邪黨洗腦欺騙，真的以為邪黨比爹娘親，真的以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是悲慘不堪的，真的以為是共產邪黨拯救了中國人，真的以為沒有共產邪黨就沒有了中國；另一種人則是為名利而奮鬥的人，想出人頭地，升官發財，賺個盆滿缽盈，因為緊隨邪黨積極參與運動就可以被提拔，就可以當上官發大財。這兩種人不管甚麼動機，幹出的效果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迫害了無辜的人！而天理是真、善、忍！天理講因果報應，天理不管你甚麼出發點，天理只看你幹了甚麼，並按你幹的事定你的罪，並進行懲罰。

讓我們看看前車之鑑吧，文革中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打砸搶有功而被毛澤東接見的五大紅衛兵頭目最後的下場是：「五大學生領袖」早在1970年「5、16」時即被隔離審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關押他們並把他們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們。1978年4月19日，他們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時被北京市中級法院判刑。

聶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1月入黨。文革前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蘇濱海人，清華大學學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譚厚蘭，女，1940年生，湖南望城縣人，1958年入黨，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因犯罪情節較輕，認罪態度較好，免予起訴。」

韓愛晶，男，1946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傷人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王大賓，男，1946年生，四川涼山人，1965年入黨，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由武漢市中級法院判刑9年，剝奪政治權力2年。

「五大學生領袖」被宣判後，北京市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在會上，北京市的警察們把韓愛晶等人分別押上主席台批鬥。事先，有關人士可能是為了改進割張志新喉管的經驗，事先給蒯大富和韓愛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細尼龍繩（據韓愛晶說可能是麻繩）。在批鬥會上，聶元梓和蒯大富表現較好，繩子沒起作用。而韓愛晶對大會發言者指控的許多罪名持「不同政見」，趁警察們不注意，突然用戴著手銬的雙手拉住繩子，不斷地喊：「不對！」「不是那麼回事！」「沒有這回事！」「不是我幹的！」態度極不老實，氣得警察們趕緊勒緊了他的脖子。對付不老實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氣。「勒脖子」比起給張志新「割喉管」要人道的多！……

今天看看現實是不是很荒唐！積極響應「革命」的人竟被以反革命罪名判刑，這就是報應，天理昭彰，敢不信因果？！這些人的可悲之處在於，明明是響應「革命號召」，卻被以「反革命罪」定罪！甚荒唐，到頭來是為邪黨作嫁衣裳！其實邪黨根本不在乎你站在哪個陣營，邪黨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變著花樣殺人！因為邪黨屬於鬼！

那麼，在邪黨領導下，在名利、職位的誘惑下，程志遠又是何許人？在對待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時，程志遠的作為，他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的。看看人倫道理，看看歷史，再看看今天響應邪黨「號召」，參與迫害一群修佛向善的煉功人所做的這一切，程志遠是不是應該深思呢？無數的「程志遠」們，請做事留後路，下手休太黑，莫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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