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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中衛市孫建鋒遭五年多冤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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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明慧網通訊員寧夏報導)寧夏中衛市今年46歲的法輪功學員孫建鋒,2012年3月30日到朋友家做客,被中衛市國保大隊李金軍、李存善等多名警察跟蹤綁架,被非法判刑五年零四個月,在看守所、銀川監獄遭受了種種慘無人道的迫害。

下面是孫建鋒自述他被綁架迫害的經歷。

一、跟蹤綁架

我叫孫建鋒,原蘭州鐵路局銀川供電段職工。2012年3月30日,我休班時到家住沙坡頭區黃河花園的朋友常秀娥家,後來得知被中衛市國保大隊的人跟蹤,31日下午我開門準備離開時,唿一下湧進來十幾個穿便衣的人,拿照象機、扛攝像機,還有用手機開始亂拍亂攝,亂翻亂搜。他們四五個人把我架住推到一間屋子裏,不讓我動。我問他們是幹甚麼的,證件呢?其中一人說他們是公安,拿出一個本本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裝上,我又問有搜查證沒有,他們說沒有,現在正在辦,一會兒就送過來了,但我始終都沒看到搜查證。

他們將我打印製作好的《九評共產黨》書籍24本和封皮38張及電腦、打印機等工具用品全部搶走,並從我身上搶走了3個U盤和MP4 播放器、讀卡器、35 個護身符及工作證、通勤乘車證、銀行卡、家裏鑰匙等用品,至今沒有歸還給我。

後來他們將我、常秀娥和黃玉霞三人帶到公安局。在一間審訊室,我手腳都被銬住,固定在老虎椅上不能動,坐了一夜。

第二天,有個小個子穿著便服,氣燄高漲的來審訊我,我說你憑甚麼審問我,他掏出個小本本在手裏一拍說,憑我們是執法人員。我說你是執法人員嗎?他說是。我說你去問問你們領導看你們是不是執法人員。他一下子愣住了,半晌,蹬蹬跑出去,估計真是問領導去了。一會兒,蔫頭耷腦的進來,也不說話,也沒先前那麼張狂了。他問我一些問題,我都不回答,他說你以為在這坐72小時就能放你回去嗎?見我不回答,他又說,就你這態度,也是見不著我們領導了。就出去了,再也沒見進來。剩下一個老一點警察,見我不回答問題,以聊天,通知我家人為由,套問了我姓名、以前被勞教的經過。

下午又進來一個高個的胖警察審訊我,見我不回答,走過來揪住我衣領往起提我,又惡狠狠的掐我脖子,掐的我喘不過氣來。一會國保隊長李金軍進來說,這次回來你恐怕見不著你老爹了。

(當時我老爹已經八十三歲了。五年半後我從監獄回來,老爹已然離世三年了。而這之前我一點消息都不知道。監獄、家人都對我作了隱瞞,剛回到家時我還奇怪怎麼沒看到父親,放下手中東西就一直往父親屋裏走,進去後看到的卻是父親的遺像。母親告訴我,父親離世前最惦記的就是我,一直在流淚、念叨我,擔心我沒人管,要母親照管我。家人找到監獄,希望父親最後能見我一面,但監獄不讓見。父親原來身體不好,患有糖尿病、高血壓、萎縮性胃炎、白內障等多種疾病,迫害前我曾教他煉功,迫害開始後就停止了。父親參加工作很早,但在中共的運動中一度被迫害,在農村老家待了二十年,被平反後又參加工作,對邪黨的迫害記憶猶新。也因為我的多次被迫害而擔驚受怕,並一度受邪黨謊言的迷惑與干擾。後來經常看我拿回來的真相資料,逐漸努力的明白了真相。這些年來雖然年齡大了,身體一直還好,2007年曾沒告訴家人,一個人坐火車找到蘭州洗腦班,要求見我,這次沒有等到我回來,心有不甘的去了。)

我承認自己製作《九評共產黨》的事實,但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有罪,國保的知道再問下去沒甚麼結果,也就不問了。第三天晚上就把我們三人送到看守所。臨解銬子時那胖警察還小聲問我,公安是不是執法人員?我說不是,看他不語我又說是公務員,他再也沒有吭聲。這些中共的警察,平時作威作福,不幹正事,連自己是不是執法人員都搞不清楚。

二、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中衛看守所是個大通鋪,人滿為患,十幾個人擠在一張長鋪上,翻身都翻不過來。每天強迫被關押人員擦錫紙(把錫箔和草紙用擦子擦的粘連在一塊,說是做給死人燒的元寶用)和揀脫水豇豆,說揀好的豇豆是要出口的,都是看守所的警察自己聯繫的活。牢頭號長(都是警察指定的)為了從其他關押人員那兒弄錢,就採用毆打、辱罵、升板(用鞋底打屁股,幹板蘸水,濕板不蘸)、罰坐罰站、讓多幹活,不讓用剃鬚刀、指甲刀、衛生紙、洗潔精、不讓打牌、下棋、玩樂,關機(不讓說話),不讓其他人和他說話等等方式手段,軟硬兼施,逼迫關押人員給家裏打電話,多押錢。

看守所伙食很差,早上一個饅頭,中午兩個饅頭,下午一勺面,饅頭很小,麵條稀軟,關押人員根本吃不飽,小灶賣的又貴。饅頭有數不給加,有些關押人員只好準備兩個飯盆,打面時搶在前面打一盆,再排在後面混一盆,有時被發現了也不給打。

我因為沒罪,一直拒絕訓操、穿黃馬甲。一天,管號子的警察馬隊指示號長黃小明,關押人員馬××操縱號子裏的其他人,在風場對我集體毆打,馬××先動手,其他人一擁而上,對我一頓拳打腳踢。晚上其他人都睡著了,我身體疼痛,醒著。一值班的劉姓關押人員對我說,其實我們也不想這麼做,但是我們不這樣,別鬧我們呢,我們在這裏,也是沒辦法。其中有一名叫張鵬的關押人員,我在過度號子時他被送了進來,剛進來時吃不飽,我那兩天正好胃裏不適應,就把早上的饅頭給他吃,後來他每天都過來拿,我也沒說甚麼,一直到他分下去。他剛來時號長有幾次欺負戲弄他,我也給勸的中止了。我分下去的時候分在了他所在的號子,這次他也動了手。我被打倒在地的時候有一腳踢在了左肋上,踢的非常重,有一星期時間我躺在床上起床翻身都很困難,感覺有一根肋骨斷了的那種。當時雖沒看清是誰,但心裏感覺就是他,因為混亂中他的聲音正好在踢我的位置。

過了十幾天之後,這個張鵬突然腿發軟,走路栽跟頭,莫名其妙的就摔倒了。剛開始還間歇性的,有幾天好有幾天不行,後來就越來越嚴重,整個人癱坐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拉到醫院查了幾次也查不出甚麼原因,一直到他判決下來被送到勞改隊時,都是被兩個人架著攙了出去的。我心裏想,這也是他不仁不義的報應吧。因為之前也有幾次類似的事情發生。(記得2000年在勞教隊,有一個包夾我的叫郭滿福的勞教人員,對法輪功學員態度很不好,一見我們互相說個話,就大呼小叫,大聲呵斥,威脅要報告隊長。因我晚上煉功,一屋子的人在走廊陪我罰站,他又打我耳光,又朝我臉上吐痰,咒罵不絕。一天在果園裏除草,前面落下了一堆草,班長叫他去弄掉,他說是馬智武的,不去。班長說不管誰的叫你去你就去把他弄掉。他很不情願的一邊弄一邊對馬智武罵罵咧咧。我跟馬智武說像這傢伙應該給點報應,馬智武說就是。我倆正說呢,就見班長過去幾腳把郭滿福踹倒在地上,班長誤以為郭滿福在罵他呢。我倆笑著說報應來的好快,這還沒完。郭滿福跳起來想用鍬砍班長,被隊長看見,把郭滿福叫過去,從樹上折了一根條子,就是一頓抽。回去後管教幹事又把全隊人集中起來,叫郭滿福褲子褪下腰弓起來,又是一頓黑皮管子抽。完了再叫郭滿福提著褲子,挨個房子做檢討。以後郭滿福再針對法輪功學員之間的接觸呲呲,鄭永新一提醒:郭滿福,屁股還疼不?!郭滿福眼睛瞅瞅,就再不吭聲了。後來幾個外出勞務隊來要人,郭滿福連連念叨千萬不要把他分到六隊去。六隊當時在水泥廠,最艱苦,結果偏偏就把他分到六隊去了。)

我右小腿出現一處潰爛,不斷滲出淡黃色液體,後來面積越來越大,幾乎半個小腿像蜂窩。醫務室給我用雙氧水清洗了幾次,不敢再管我了,說我不打針、不吃藥,這樣下去會感染、會截肢、甚至危及生命。看守所指導員劉建國把我叫到醫務室,喊來四五個留所服刑人員,把我按在椅子上,強行給我灌藥。我掙扎著不讓,這些服刑人員也是要在警察面前好好表現一下自己,抱腿的抱腿,擰胳膊的擰胳膊,扳頭的扳頭,捏腮的捏腮,給我硬灌。捏的我牙齒鬆動,口中吐血。在水龍頭前我一邊洗一邊對站在旁邊的劉建國說:你幹的好事!劉建國看著我不吭聲。看守所要我寫個聲明,聲明我的腿有甚麼事自己負責,與他們沒關係。我同意了,寫完之後,他們連答應給的棉紗也不給我給了。我自己每天用自來水清洗,用衛生紙纏,堅持煉功、發正念。看守所值班的警察巡廊過來,隔著鐵門,看見我煉功,有時靜靜站著看一會兒,有時說兩句怪話,走了。到我被送往監獄的時候,腿部潰爛已經基本癒合了,同室的關押人員和看守所警察,他們也都感到了大法的超常與神奇,除了個別一二個,同室其他關押人員也都三退了。

三、非法判刑五年半

家人和朋友,為我從外地請了辯護律師,只見了一面,再沒見面。我出獄後才知道,後來王律師到看守所要求會見我,看守所值班警察說:要想會見我必須請示沙坡頭區分局國保支隊。王律師找看守所所長崔廣才,崔竟欺騙王律師說:我已從新聘請了律師,不需要他辯護了。王律師聯繫沙坡頭區檢察院我案件的負責人,對方電話關機。王律師給監所科警察反映,監所科說他們無能為力。

對我的庭審法院和檢察院以補充偵察為由做了兩次延期。我出獄後才知道,沙坡頭區法院為阻止家人和朋友為我聘請的律師到庭為我辯護,擅自取消了對外公布的庭審時間,沒有通知已辦理了為我辯護手續的律師,自行為我指定了律師,使我家人親友開庭時不能到庭旁聽,開庭時法廳空蕩蕩的一個親友都沒到場。我為自己寫了無罪辯護詞,陳述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法庭不聽我陳述說完就宣布開庭結束,工作人員離開,我說法輪功不是邪教,庭長說到時候會有人和你說的,轉身就走了。後來知道因為擅自取消了對外公布的庭審時間,我家人找到庭長劉文洪質問,劉耍起了無賴,說:要找就找院長去(巧的是,我回來後不久,就聽到了主管受理迫害法輪功案件的院長魏建平喝酒後摔死的消息)。

我本人不是學法律的,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沙坡頭區法院的這一系列惡意的非法所為,不但使我蒙受冤獄,使我在監獄裏遭受了被長時間「熬鷹 」、辱罵、毆打、強制灌輸洗腦等嚴酷邪惡的非人虐待迫害,致使我身體損傷,牙齒被完全損壞等,也造成了我在法律、事實、證據方面的缺失,遭受迫害時不能依照法律維護權利。我曾在看守所把國家沒有把「法輪功」認定為邪教的事實向檢察院人員訴說,但他們不置可否,無動於衷。判決下來後我做了上訴,但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的裁定很快就下來了。

四、在銀川監獄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我從中衛看守所被送到銀川監獄入監中心,分在了四樓。當日,監區就給我安排了五名犯人專職輪流包夾管控我,讓我們六人住在反省室,把我和其他人隔開,不讓其他人隨便和我說話。

入監中心的迫害

入監中心是全區犯人集中分流的過度地方,一般待不過三個月,環境條件非常惡劣。飯菜質量差、數量少,絕大多數人吃不飽。沒有自來水,常年用的是井裏現抽的地下水,冰涼刺骨。每天兩杯開水都不一定保障,泡方便麵也只能用涼水。紀委會的把衛生紙、牙膏、洗潔精全部收繳控制起來,不允許個人存留。不許隨意出門,不到時間不許上廁所。紀委會找各種藉口理由讓新犯為他們買東西,他們專門有一間屋子,裏邊飲料、方便麵、礦泉水等各種吃的、喝的、用的堆的滿滿的。因為入監隊沒有生產任務,不用幹活,所以紀委會的長留犯,都是有關係有路子的。監獄又採取的是以犯治犯,警察只要結果,不問過程,所以對這些長留犯的所為,睜眼閉眼,聽之任之。說是無煙監區,但煙照樣倒進來,只是貴的離譜,一盒能倒到一條的價。

白天是高強度的訓操,晚上是反反復復的背誦,夜裏還要值兩小時的班。把犯人們折騰的又餓又累、又睏又乏,沒了思想。白天操場上不時傳來打罵聲,晚上走廊裏站的是因沒背會而不讓吃飯、不讓睡覺的腿腫、腳腫的犯人。有的警察專以虐少犯(未成年)為樂,讓少犯和衣在操場上來回翻滾,弄一身黑灰。讓每人抓兩把黑炭,撒在地上,雙手握拳,拄在炭上做俯臥撐。有做不到位的,警察過去一腳從屁股上踹下去。有一少犯開完飯沒走好,一警察過去,跳起來一飛腳,差點把少犯踹趴下。

給我安排的這幾名包夾罪犯,有殺人的,有傷害的,有二改的,也有偷竊和在社會上亂混的。監區的這種包夾安排為他們素日養成的流氓惡習提供了展現的機會和市場,由於是警察安排的,他們又和紀委會成員是哥們,包夾我又可以使他們推掉一些學習、訓練、背誦的雜事,所以覺得自己混的比別人好,有了權利,有優越感,便有恃無恐。

我來幾天後監區長胡建喬找我談話,這幾名包夾人員要我過去時要蹲下打報告詞自稱罪犯,我沒按他們說的做,他們便懷恨在心。一天,其中一名包夾人員在另外兩名包夾人員的唆使挑動下,過來朝正坐在凳子上的我的臉上用拳猛擊,我一直坐著未動。當時就口中出血,在地上吐了好多。他們一見,幾個人把我拽起來推搡在牆角,用抹布擦地上的血。這時,紀委會負責的田輝也過來了,我當時要求找警察,他們卻把我推拽到水房,強行把我臉上和嘴裏的血洗掉,衝我說:有甚麼事先把血洗掉再說。洗掉後,他們又說監區長不在,找別人不管用,讓我等著。等了幾個小時不見動靜,我問監區長來了沒有,他們又說:監區長是你想找就找的?幾個人看住我不讓我去找。

第二天在訓操場看到了胡監區長,我過去向他反映了昨天被打的事,監區長說,知道了,讓我先去。中午有兩名警察來找我,說他們已看了監控錄像,我確實一直坐著未動,又問了幾句其他的。下午聽說打人的三名包夾人員在大廳受罰。但是對我牙齒被打的損壞情況並沒有過問,我一再說,他們就是不吭聲。

我被打後臉頰腫脹,牙齒鬆動搖晃,幾天不能吃飯。找到當時的護理艾東,護理叫著我的名字說:「建鋒啊,在監獄裏要克服一切困難。」便不再管了。後來因牙齒被損壞的厲害,我又找了兩次,但護理看看我,不吭聲,走了,再不理我。過了兩天,被打鬆動的牙齒被我用舌頭一舔,就掉了。

四監區的嚴管迫害

兩個多月後,我被分到銀川監獄四監區。在四監區車間,我放下箱子,有犯人帶我去幹活,我說我沒罪,不幹。犯人去向警察報告,警察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服刑人員行為規範》第六條第十小條,第六條第十小條是「不習練、傳播有害氣功、邪教」。我說法輪功不是有害氣功,也不是邪教。警察說:你是這麼理解的,轉身和另外一個警察嘀嘀咕咕去了,我大概的聽到一句是,關進去讓待著去,別放出來了。我在車間站了有一二個小時,來了一群警察,給我蒙上黑頭套,戴上粗腳鐐,幾個人架著,連拖帶拽,把我弄到了一間大房子。

到了大房子裏,給我摘掉了頭套,取掉了腳鐐,腳脖子已被磨爛出血。對我渾身上下裏外仔細的搜查,連我的鞋墊都被搜走。讓我坐在一個鋸掉腿的塑料凳子面上,手放在膝蓋上,不許說話,不許亂動,不許問問題,一問就是一頓呵斥。除了吃飯、上廁所,不許起來活動。一天二十四小時,六個人三班倒,一班兩人。早上六點就要坐好,晚上不知是十一點還是十二點讓睡,睡覺時要躺端正,手不許放在被子裏,白天不許打瞌睡。房子裏沒有床,是個一寸高一點的日本榻榻米式的木製大通鋪,靠窗的玻璃鋼隔間裏有水槽和廁所。我正前方擺著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兩個包夾分別坐在椅子上,或吃或喝或隨意的嗑著瓜子,但兩雙眼睛卻死死的盯著我。屋頂對角是兩個高清攝像頭。開始我並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後來才知道是嚴管監區的四號。

嚴管監區的結構是二層樓四面合圍成口字形,東邊兩層是禁閉室,西邊兩層是包夾組,南面是大門和警察辦公室,北面二樓是個大教室,一樓是庫房、信息室、證物室幾個小房子。樓道用鐵柵欄和玻璃鋼完全封閉,中間是個風場,站在包夾組,透過玻璃,可以將禁閉室盡收眼底。後來據包夾講,這棟建築是200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當時是銀川監獄條件設施最好的監區,就是為了針對法輪功搞洗腦轉化,上面撥專款建的,禁閉室都是次要的。

我很長時間都一直以為監獄對待抗工不幹活的犯人都是這樣的,卻不曾想到這兒是有組織有計劃專門針對法輪功迫害的地方。不能不說銀川監獄在這方面做的確實是狡猾和隱蔽,把包夾組隱藏在嚴管監區,把轉化迫害混雜在禁閉嚴管中,一切非法的所為都包裹個合法的外衣,把最大的罪惡深深的隱藏起來,不要說外人,就是嚴管監區之外的其它警察,都不知道嚴管監區包藏著這樣的罪惡,後來把我弄到十三監區,當我把嚴管監區的這一系列所為在思想彙報中寫出來的時候,從那些警察的反應上我明顯感覺到這一點。甚至西邊掛的牌子都是二級嚴管,迷惑外邊來的人。

就這樣定定的坐了十幾天後,開始每天把我帶到證物室,不斷有警察輪流來找我談。從監區長陸偉,教導員段明亮,指導員馮少輝再到朱義澤、王學軍、孫佔軍、陳淵等等,所有嚴管監區的警察排著隊輪番來,有時是一個,有時是幾個。沒警察時就是負責轉化的犯人盧明亮,王玉楠、李玉彬、再就是包夾李濤(搶劫 十五年)、張琳(盜竊 無期)、朱偉良(死緩 掐死本單位女同事)、馬二郎等等。

盧明亮,包夾組的負責犯人,固原市人,司機,在外面時吸毒、販毒、盜竊等各樣惡事做絕,因其家族中多人在當地政界、司法系統,多次逃脫制裁。據他自己講,他一次晚上開車把人撞傷,他把人頭朝下放在駕駛室副座上,按住讓往出淌血。又假裝道路不熟,故意放慢車速繞遠路到醫院,結果到醫院時傷者因失血過多而死亡。王玉楠,陸偉外甥,永寧縣李俊鎮鎮長,曾任派出所所長,警校畢業,因貪污被判五年,因為有關係,在看守所時就開始拿減刑分,被陸偉從三類犯監區借調來參與迫害。李玉彬,社會無業人員,因傷害被判入獄。

包夾組

據盧明亮說,銀川監獄包夾組成立的時候,陸偉南上北下,到北京、東北、廣州等各地所謂「學習」,搜集資料,所以這裏的資料是最全的,而且銀川監獄和北京前進監獄是甚麼對口幫扶關係,以前有北京來的專家指導包夾轉化。開會時監獄長講:陸偉是這方面的專家,和馮少輝、段明亮做轉化工作的組合,在西北、甚至全國也是有名的。

監獄的犯人整天想的就是怎樣能安逸舒適點、怎樣能多減點刑早一點出去,監獄很清楚這一點,所以給了這些包夾人員極其優惠的條件,不用幹活,沒有生產任務,雙休,可以很輕鬆的拿到高改造分,減刑所需的各種條件、好處多到剩餘,這在其它監區是不可能的。這些包夾犯也多是監獄領導的關係戶,有些犯人在入監隊就聽說嚴管監區好,跑關係找路子要分到嚴管監區。所以這些犯人也都特別賣力,生怕在哪一方面被警察不滿意而被踢了出去,失去了這麼一個舒適、安逸的改造環境。

開始只是白天來,以談為主,後來是白天晚上都來,再後來只在晚上來,以談為輔,熬為主了。每天所針對的都是圍繞中共邪黨在迫害中所造的那些自焚啊、自殺啊、殺人啊、所謂圍攻啊等等謠言、謊言。雖然那些謠言、謊言都是經不起推敲和事實澄清的,可共黨造編造的謊言太多了,又打著國家和法律的旗號,確實把許多人愚弄和矇蔽住了。而且銀川監獄是寧夏唯一的重刑犯監獄,過去十年以上的刑期才能分進來。很多犯人都已被關了十幾年了,他們被封閉在這裏,被灌輸的都是邪黨在迫害中所造的謠言、謊言,這些警察犯人被灌輸的也真把那些謠言、謊言信以為真了,以為自己幹的是合法的,是對的,而且這些犯人有警察、監獄的支持,更是無知無畏,膽大妄為。

這種每天晚上以談話為名像「熬鷹」一樣輪流熬我,一天天,一波波,一輪輪,狂轟濫炸,一直把我熬到半夜三更不知幾點,就是不讓我大腦有休息和思考的時間,就是想讓思維混亂,好讓他們有空子可鑽。每天晚上談完後還要把當天的談話內容寫下來,簽上名字,按上手印,甚麼時候寫完甚麼時候睡,不寫就不讓睡覺。第二天再從寫的內容中尋找他們認為的問題與漏洞接著談,每天如此。而且他們幾個人在這邊談,幾個人在監控室那邊聽,隨時進來換班接替。當時真的是不能說甚麼錯話,有一句話不能自圓其說,就會被緊緊抓住不放,糾纏不休,成為他們的突破口。

酷刑演示:罰坐小凳子
酷刑演示:罰坐小凳子

由於長時間踞坐在超矮的凳子面上,不讓起來活動,身體的重量集中壓在臀部,疼痛也是鑽心的,屁股也坐傷了,坐出的青紫痕跡久久未能消除。當時熬的我又累又困,昏昏沉沉,非常疲憊虛弱,頭都抬不起來。他們見我這樣,就揪我耳朵,搖我頭,又在我旁邊放了一盆涼水,看我睏的睜不開眼時,就讓我用涼水洗臉、擦臉。而所謂談話的監區長陸偉等警察卻坐在高高厚厚的沙發上,高高在上,還要我把頭抬起來,看著他。坐在兩邊的包夾人員一見我頭垂下來,就捏住我兩頰使勁往起抬。我擺頭不讓捏,他們就使得勁越大,捏的越用力。使我的牙齒更加雪上加霜,被捏的東倒西歪,先後又鬆動脫落了。

就這樣一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甚麼進展,他們也灰心洩氣了。段明亮說,你刑期長,要是刑期短,我們也不管你了。陸偉也理屈詞窮了,一天進來問我,法輪功你還想不想再了解了?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專門做轉化的包夾組,以為他們只是監獄的一般警察和犯人,只不過對法輪功的事了解的比較多。看到他們對法輪功的事了解的很多,我也有過懷疑,問過他們兩次你們是幹甚麼的,他們甚麼也不說,我也就再沒問。當時看他們好像沒改變過來,還想給他們多講講真相,且有點礙於情面,竟然說再了解了解。話一出口,我就知道錯了,這不等於給了他們繼續熬我的理由和藉口嗎?就這樣又過了幾天,看他們除了乾熬我,再無計可施,自己一時又起了歡喜心,一天王玉楠問我你怎樣才轉化時,我竟說甚麼除非法輪功是邪教才轉化。一念之差,被抓住鑽了空子,他們便在這個問題上做手腳。監區指導員段明亮便利用監獄訊息的封閉性欺騙我說國家後來又增加了幾種,還裝模作樣的拿出手機搜了個紅頭文件讓我看,我尚未看清他又裝回了口袋。但卻把我愣住了,感覺自己正在落入一個圈套,卻不知如何否定,跳出來。加上先前說的那句話又被死死抓住,竟一時被邪惡裹挾,寫了「四書」。寫完後,清醒了,既後悔又震驚,怎麼會寫了這個東西!陸偉來問我怎麼樣,我說不怎麼樣,轉化是錯的,陸偉變了臉,安排包夾繼續熬我。

他們知道我不服,就每天放誣蔑大法的光碟,讓寫思想彙報。我知道他們的目的,是想讓我白紙黑字的重複那些誣蔑的話,藉以控制我,讓我犯更大的錯,讓我積重難返,把我推的更遠更遠。我當然不會讓他們的這種陰謀得逞的。每次寫思想彙報都激烈的衝突。他們達不到目的,就惱恨的把思想彙報撕碎砸在我頭上;把我所有的紙、本子全部拿走;讓我就定定的坐著甚麼都不許幹;不讓休息不讓睡覺不讓上廁所,不讓洗漱,還說他們每天就是在耍猴遛狗,辱罵極盡惡毒的語言,能想到的噁心辦法都用了。李玉彬還用三塊巴掌大的木板專門釘了個凳子叫我坐。

我想著自己明明合理合法卻沒能否定,被他們得逞,白紙黑字,留下了污點,那一段日子真是既慚愧,又恥辱,心力交瘁,備受煎熬,牙齒鬆動脫落,不知不覺間,胡須竟然也白了多一半。

一天,馮少輝把我叫過去問我怎麼樣,並安排包夾,讓我每天在監室坐小板凳面壁。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一直坐著,整整坐了兩個月。因為期間正是過年,包夾劉學忠(累犯,二改因盜竊炸藥被判死緩)也得時時在監室看著我不能出去,一肚子的怨氣怒火衝我發,用各種惡毒的言詞對我辱罵。

2014年在《法制晚報》上刊登了國家已認定的十四種邪教,其中沒有法輪功,監獄訂的《法制新報》做了轉載。當時包夾組也關了幾個「全能神」和「呼喊派」。這也是一種掩人耳目、魚目混珠的做法,好像把我們和刑事犯關在一起我們就有罪了,把我們和邪教人員摻在一起好像我們也和他們一樣。有兩次我聽到他們提到最近報紙上登了邪教的事,但因為當時包夾控制我,平時不讓我看書,看報紙,不讓我自己有紙、筆,不讓其他人和我說話,看到誰和我說了話,包夾就會過去,把對方威脅一番,就嚇的別人疏遠了我,我有甚麼文字性的東西都會被他們拿走。所以我沒追問。過了幾天安靜了,我又提起這個事,包夾劉學忠從他鋪下取出報紙說,你自己看。看過後我心裏踏實明確了,大聲對劉學忠說:看,國家認定的邪教中沒有法輪功,他意識到了甚麼,哎了一聲,把報紙從我手裏抽走。從那以後嚴管監區再也沒有了報紙。

我把對我判決的非法性及嚴管監區採用「熬鷹」、「坐小凳子」等體罰虐待手段搞灌輸強加、認罪轉化是嚴重的犯罪行為等通過思想彙報寫上去,徐柱(副區長)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你這個思想彙報怕不行吧!我說徐區,如果我哪兒寫的不符合法律不符合事實你可以給我指出來,他一時語塞,說那這個問題以後再說。我要求寫申訴,包夾請示了陸偉,陸偉沒阻攔,寫好後讓我交給責任警察。我把申訴寫好後交給包保警察胡立,他說,路都給你鋪好了,你自己不走。陸偉私下裏問包夾我的余東文(故意殺人被判無期),誰給孫建鋒看的報紙,余東文說是劉學忠,後來包夾組挪到十二監區再挪回嚴管監區的時候,劉學忠再沒讓回來。

監獄有要求我們每月寫一份思想彙報,我就在思想彙報中,把這個事實抓住不放,反覆宣揚,多次提及:法律是在法輪功一邊的,任何針對法輪功的輕舉妄動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國法因果,早晚不會放過輕饒。從嚴管監區到十二監區,再到嚴管監區再到十三監區,再到石嘴山監獄。既然封閉已打破,陽光照了進來,就要把口子越撕越大,不能再被堵上。在十三監區時,焦點訪談播放了貴州某法院給法輪功學員判刑的新聞,教育科組織我們去看,我有意問教育科長王希寧,我說王科長,我們寫的思想彙報有沒有人看,他說看,你們寫的思想彙報我們都看。

後來,監獄把包夾組轉移到了十二監區。十二監區是高戒備監區,主要關押限制減刑罪犯。限制減刑是2011年5月1日刑法修訂後出台處罰。介於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之間。用於一些極其嚴重的惡性刑事犯罪。他們很多還很年輕,才二十一二歲。共黨打壓正法信仰,敗壞道德人心,鼓動人追求金錢利益,滿足慾望享受,促使不少年青人鋌而走險,陷入犯罪泥潭。限減減為有期後再減刑就很緩慢 ,一次不超過四個月,被剝奪自由近三十年。可能是怕他們不服從管理,監獄新設計建造了高戒備監區。這個監區共四層,上面三層住人,走廊兩頭有鐵柵門,中間是鐵絲網圍成的全封閉的警察專用通道。一樓是各種類似禁閉功能的一人間,兩人間,四人間和防止自殺的橡皮屋,用於辦各種名目的所謂「學習班」,其實就是變相的加重整治人,時間可以從幾天、幾個月到兩年。限減人員在監區可以自由行動,而我們的行為卻仍然被包夾嚴格控制。吃飯、上廁所、洗澡、甚至放風休息,包夾人員都要緊緊跟隨,一旦脫管,會扣包夾的減刑分。警察由馮少輝負責,包夾犯由盧明亮和李玉彬負責,包夾組的犯人和禁閉室的犯人可根據需要隨時調換。

仍然不許我看書、寫字、和外邊人說話。我下鋪是個十幾年間苦練寫字,書法在監獄都很有名的犯人,因為借給了我幾本字帖,被盧明亮看到後叫去威脅了一番,回來後緊張的要和我翻臉。他原判無期,已服刑十幾年,因為寫字好的原因,被照顧站門崗。因怕我影響了他的改造,申請搬到別的房子去了。

這樣幾個月後,我又被弄回嚴管監區。後來王玉楠和我說,這次調你回來有人準備要好好收拾你!包夾也和我說,你再這樣人家把你往禁閉室關呢。收拾我甚麼呢?想來是國家沒有把法輪功認定為邪教的事實讓他們無法否定又無法面對,而我又總是彙報他們在利用嚴管監區濫用職權、瀆職犯罪,因而惱羞成怒吧。不久,包夾組的人馬又陸續從十二監區撤了回來。當時感覺包夾組好像成了個燙手的山竽,監獄放這兒也不合適,放那兒也不合適,不知怎麼辦好了。其實無論他們怎樣做,只要包夾組還存在,他們利用嚴管監區的迫害行為還存在,他們就無法掩蓋消除他們的罪行,除非他們解散包夾組,徹底停止他們的這一切所為。

十三監區的禁閉室

幾個月以後,我和其他幾人被分到了十三監區,這次沒有包夾跟過來。雖然十三監區也給我指定了包夾人員,不過只是每月收取思想彙報。

十三監區是三類犯監區,是職務犯、經濟犯、涉黑犯集中關押的監區。剛到十三監區的幾個月,每次監區開大會,監區長張學豐都要把我大罵一通。我仍然繼續給檢察院寫申訴、給監獄局寫嚴管監區的非法所為和我牙齒被損壞的經過,寫嚴正聲明。我把寫好的信讓監區幹事李佔俊給我寄發,李佔俊卻把我的信私拆截留。並在安檢的時候把我的信件、底稿、稿紙等物品抄走。我到辦公室找監區長張學豐和副監區長孫佔軍(已從嚴管監區調至十三監區)要,他們說我寫的東西以後不要再交給他們警察,他們沒有義務幫我發。我問不交給你們交給誰?他們要我投到信箱裏。我把給監獄長、駐獄檢查室、監獄管理局的信投入樓梯口信箱裏,有犯人給我說,大監區信箱的信都塞滿了也沒人收,警察叫犯人捅出來都扔了。結果一直到我又被分到石嘴山監獄,也沒得到任何回應。

我家中電話一直不通,我找李佔俊要求變更電話號碼,李佔俊說他要請示監獄,一直拖著不給我回覆。一天在車間我看到李佔俊過來,便迎過去問我電話的事咋樣了。李佔俊看看我沒吭聲,繼續向前走。我說能行不行你給個話呀。他轉過身來對我大喊:給個甚麼話!你這是甚麼態度!蹲下!打報告詞!我大聲說:不蹲!不打!在其他犯人把我往旁邊推的時候,張學豐和孫佔軍從值班台上下來,從背後把我打倒在地,張學豐用膝蓋墊在臉上,孫佔軍和李佔俊按住我的腿和胳膊。張學豐衝孫佔軍喊:辣椒水!辣椒水把眼睛封上!又喊李佔俊:去!把腳鐐拿來!又衝我喊:道歉!不道歉就把你送到禁閉室!我也大聲道:我沒有錯!不道!張學豐說:那你今年的年就在禁閉室裏過了。時間不長,防暴隊來了,給我戴上手銬,送到了禁閉室。

禁閉室和包夾組東西相望,是個兩米見方的空間,裏邊放一張床板,一個鋸斷腿的塑料凳子。值班警察和犯人叫我坐凳子上,我沒坐。我現在知道這個塑料凳子鋸斷腿是監獄犯人自己弄出來的,並不是甚麼法定的東西,而且我是警察耍淫威被關到這兒來的,並沒錯。見我不坐,朱偉良說:不坐坐床上!我坐在了床上。
禁閉室剛去是一頓飯一個饅頭一杯水,晚上孤燈長明,枕著鞋,和衣睡在幹床板上。

在禁閉室,我還在想:監獄可能有甚麼大事要發生了。因為根據我在單位時的經驗,單位折騰了我兩次,單位發生了兩件大事故。一次是單位無端讓我下崗不久,單位發生了一起電擊致人死亡的事故;一次是單位把我送到洗腦班不久,又發生了一起女技術員被電擊截去雙臂的事故,這是我在單位上班十幾年僅見的兩起最嚴重的事故。但當時監獄處處布滿監控,各監區鐵門重重落鎖,犯人不能隨意出入,這麼嚴密的控制下,還能發生甚麼大事嗎!我也不大確定,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給我報的禁閉獄政科沒批,隔離了一週就把我帶回了監區,也許真是巧合吧,把我帶回來沒幾天,監獄還真就發生了一件大事,犯人越獄。一個過去被判無期的犯人,在監獄待了十幾年,剛刑滿釋放不到一年,又上雲南販毒,結果又被判了個無期,不知甚麼時候弄繩子,埋在花圃裏,晚上溜出去,爬上樓頂,準備從樓頂到監牆再翻出去。雖然沒成功,可也把監獄折騰的夠嗆。越獄,這在監獄是比死了人還大的事情,多少年都沒發生過了!一時間監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形勢異常緊張。安檢,一遍一遍的安檢,半夜三更安檢,連做衣服用的鬆緊、拉鏈都有違禁嫌疑而沒收。

一天放風時我找駐獄檢查反映我的申訴問題和牙齒被損壞的問題,駐獄檢查說他知道了,過幾天找我談。結果還沒等到他來,五月,我又被轉到了石嘴山監獄,分在了二監區。

五、在石嘴山監獄遭受的迫害

轉到石嘴山監獄不幾天,副監區長王剛帶新來的人到禁閉室參觀,做警示教育。禁閉室警察講:石嘴山監獄禁閉室在寧夏是非常有名的,好多外省市的監獄都來參觀學習,在銀川監獄多次被嚴管禁閉,銀川監獄管不了的犯人,在我們這兒都好好的,你們誰要是想試試的就可以來。過後王剛和我講,你還剩幾個月了,好好待著回去,要不你剩下的刑期可能就要在禁閉室度過了。安檢時,王剛把我箱包裏的書籍、本子、紙張、信件、字帖、字典等學習用品全部收走。我找到監區長馬立強,說我的東西不違禁不違規為甚麼給我拿走?馬立強說其它監區早就收了,二監區收的是最遲的,他們只是代我保管,我回家的時候可以還給我。同意我晚上用的時候可以找值班警察要,用完了再交到值班室。

我要了一次,第二次去要,值班警察說他不知道,讓我找別的值班警察要,一個推一個,一個推一個,再也沒要來。馬立強要求我蹲下打報告詞,我說服刑人員行為規範裏沒有這樣的規定,馬立強說這是石嘴山監獄。我找駐獄檢查室反映這個問題,駐獄檢查說還從來沒有人反映這問題,讓我去和監獄協商。我找王剛要被收走的申訴和給監獄管理局的信,王剛說他交給獄偵科了。責任警察吳隊和我要思想彙報,他看到我寫的國家沒有把法輪功定為×教和銀川監獄所為的非法性及我牙齒被損壞的情況,說你這恐怕不行,要我重寫。我說事實就是這樣,你就往上交。他見我不肯重寫,就交上去了。以後我再怎麼寫他也不說甚麼了。

監獄開電視會議,我聽監獄長講關禁閉的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後來問從禁閉室回來的人,說是高兵,因在監區煉功被關禁閉,在禁閉室又煉被穿約束衣。高兵家在鹽池,以前被勞教迫害過,這次又被判三年還是三年半不太確定。

現在又聽說轉化包夾組挪到了石嘴山監獄,這是典型的銀川監獄偷了驢,石嘴山監獄跑去拔橛子。銀川監獄這些年在610的操控下,利用嚴管監區,迫害了多少法輪功學員,罪惡昭彰,天理難容。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石嘴山監獄再盲目追隨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實在是盲人騎瞎馬臨深淵,危險至極!

修煉法輪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會,提升大眾道德,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應該受到表彰;法輪功學員根本就不應被抓、被起訴、被庭審。法輪功學員堅持正信、講清真相,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也是應當受到憲法與法律保護的。

中共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不僅給廣大法輪功學員和家庭造成了重大傷害,而且也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所有中國人都是這場無理迫害的受害者。希望石嘴山監獄不要被無良媒體的謠言謊言矇蔽,不要被眼前的一點點利益誘惑,而去作惡,否則,早晚必遭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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