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敲門」的警察
教導員說：「來看看你。」我說：「直說吧，是不是因為我煉法輪功？」教導員說：「那咱們就開門見山，就是來問問你還煉不煉法輪功。」我說：「你就不用問，那肯定要煉。」這時，只見白光一閃，副所長舉著照相機在給我與教導員拍合照。同時，也發現教導員胸前帶著個錄音、錄像設備。我手指副所長：「你敢給我拍照？！」副所長馬上把照相機放在桌子上。我又對著教導員說：「你帶著這個東西，隨便給人錄像，你經過我同意了嗎？你對人這麼不尊重，你這不是在侮辱人嗎？」這時副所長說了一些話，大意是說：我被勞教過，說我有「前科」。我問他：「甚麼叫前科？文化大革命時期，習近平他爹習仲勛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蹲監獄，你說那是不是前科？你去問問習近平，你說，你爹有沒有前科？那是前科嗎？那不是被迫害嗎？我被（非法）勞教，同樣是被迫害。如果法輪功明天被平反了，你今天的所為才是真正的前科（當然邪黨不配給法輪功平反）。」
當時氣氛有點緊張。這時那個村輔警對教導員說：「我不陪你了，我得走了，」說著站起身，就走了。走後，這個輔警對我妻子說，他不願來，是他們逼他來的。
此時教導員重複中共的謊言，我說：「你根據甚麼說法輪功是×教，國家哪條法律認定法輪功是×教。前期國務院和公安部確定了十四種邪教，根本沒有法輪功。後期習近平上台後又公布了十四種邪教，還是沒有法輪功。是真是假，你上網去查。而兩高的司法解釋代替不了法律，它也不是法律，它更無權制定法律，它只是執法機關。制定憲法與法律的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邪教系統）。而兩高的司法解釋與憲法和法律是相抵觸的。憲法、法律是允許保護信仰自由的。而兩高的司法解釋是打壓信仰自由的。」
這時，我妻子（未修煉法輪功）走進屋，與兩個警察打招呼，說了些客氣話後，緊張的氣氛有所緩解。我妻子講我修煉前與修煉後的變化。修煉前，經常喝酒打架，對家庭傷害也很大。自修煉法輪功後，這些惡習都改了，病也好了，尤其是胳臂上患骨髓炎，是年年犯病，年年做手術（同時我讓兩警察看我胳臂上的八處傷疤）。
妻子繼續說：「自從煉法輪功後，一直（十六年）沒犯病。我雖然沒煉法輪功，但我支持他煉法輪功。他的身體好了，脾氣也好了，不做壞事，家庭也順了，你說我能不支持他嗎？」妻子說了二十多分鐘。教導員客氣的對我妻子說：「大姐，你說的確實有道理。」
妻子與警察對話的過程中，我的情緒穩定下來。我想我是在講大法真相，那他想錄真相，就讓他錄吧，把壞事變成好事。我開始講法輪功是甚麼，江澤民為甚麼要迫害法輪功以及出賣國土，講「天安門自焚」和歷史上的預言。當前時事講的多一些，並告訴他們現在官員落馬的真實原因。
兩警察一直沒打斷我說話，靜靜的，聽的很投入。我講了一個多小時，副所長問：「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咋知道的？」我指著我的手機說：「都是從網上看的。」副所長說：「我咋看不著呢？」（我當時沒有翻牆軟件）。
這時教導員說：「你絕不是開三輪車的水平，你說的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能講的出來的，你也絕不是一般的人……」看得出他是發自內心的對大法弟子的敬佩。
教導員接著說：「我對你很尊敬，我也一直在聽你說。你也讓我說幾句，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電話號給我。」我笑著說：「我的電話是被監控的，還用問？」
此時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對教導員說：「行，可以給你，我記不清我的電話號了，往你電話上掛一下吧。」他就說出他的電話號，一掛，通了（我一直想找他的電話號）。副所長說：「你告江澤民，我們一直也沒找你……」我還是笑著說：「你要能解決，我就不上最高檢那告了。其實你們也應該告它，它出賣國土，你還不應該告他嗎？」教導員無奈的說：「讓後人去評說吧。」他雖然沒站在正義一邊去譴責江澤民，但他最起碼已經相信江澤民出賣國家領土這一事實。他們是上午十點鐘來我家的，現在已是中午十二點了，教導員說：「我們得走了，你看看有沒有甚麼困難需要我們幫助的？」我說：「還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們幫。在二零零六年，我家被三十多個警察包圍，是來抓（綁架）我的。當時我妻子與警察講理，被一個年輕警察一腳踹在肚子上，當時倒地。我老丈人（岳父，八十三歲）上前去抓那個警察，被另一個警察一拳擊倒在地，打在胸部。後來老丈人住進了醫院。花多少錢不說，就是說，請你給查一下打我老丈人的警察是誰？僅此一件事，能幫嗎？」大家沉默了一會後，副所長說：「這些人都是××區的，打你老丈人的人是××（局長）。」我說：「他人現在在哪？」副所長說：「已經死了。」我說：「你可真能整，往死人身上推。」我與兩個警察都哈哈大笑起來。副所長又問：「下一個大老虎被抓的是誰呀？」我說：「如果曾慶紅被抓了，江澤民就沒幾天了。」我與警察握手告別，上車了，副所長還在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