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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遭迫害 河北三河市劉瑞海含冤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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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鎮諸葛店村法輪功學員劉瑞海,常年被中共人員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含冤離世,終年六十七歲。

劉瑞海於一九九七年十月開始修煉法輪功不久,多種疾病不治而癒,同時他按法輪功要求的「真善忍」的原則做人,不僅家庭和睦了,原來不和的鄰里關係也好了。修煉近二十年來,他成了村裏有口皆碑的好人,真正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下面僅舉二例:

二零零一年的一天,一個街坊不分青紅皂白就打了他幾個耳光,打的他滿嘴是血,耳朵也受傷了,當時有幾十人在場,他都一聲未吭的忍過去了。按照他自己的話說:「這要是在修煉前,我肯定會和他拼命的」。正因為他修煉了法輪功,才能做到這樣寬容大度,遇事為別人著想,找自己的不是。通過這件事,那個打他的街坊很感動,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難得的好人,從此一見到法輪功學員就喊「法輪大法好」。一次,一個受中共謊言矇騙誤解他的人,剪了一大堆紙錢掛在他家大門口,他沒生那人的氣,只是說:她們是受矇騙的!

就是這樣的好人,卻在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年中先後八次被綁架到看守所、洗腦班等地非法關押,遭受熬鷹、電刑等酷刑迫害,家中幾次被抄,中共所豢養的暴徒不分白天黑夜隨時會闖入家中騷擾、恐嚇、逼迫,時時面臨被綁架、關押、酷刑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危險。常年生活在這種高壓恐怖中,他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最後含冤離世。

以下是劉瑞海生前講述被迫害的一些部份內容: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晚,村書記揚春平把我叫到大隊,鎮政府來的人問我:「你為甚麼煉法輪功?政府現在不讓煉你知道嗎?」我回答說:「我煉法輪功受益了。」我就把我煉功後病都好了,脾氣好了,家庭和睦了等身心受益的事講給他。還告訴他:是法輪功把我教好了,讓我按照「真、善、忍」去做,處處事事做好人。」那人又問:「現在上邊不叫煉了,你還煉不煉?」我說煉。後來他們又把妻子叫來問她:「上邊不叫煉,你還煉嗎?」妻子說:「煉,這功法太好了,堅決煉下去。」我們晚飯還沒吃,就被送到燕郊分局非法關押,五天後又把我們轉到三河看守所,第六天我們被村幹部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元旦、過年期間,三河市燕郊分局都有人監視我們,嚴重干擾了我們的正常生活。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晚九點多鐘,燕郊鎮政府張子華(政法委書記)、陳景忠、呂文生、崔巧燕(610成員),燕郊公安分局田曙光、沈建華夥同村幹部揚春平等十人跳牆進入院中,要把我和妻子綁架到在鎮政府辦的洗腦班迫害。我和妻子不配合他們的違法行為,他們叫我開門,我就是不開,問他們:「你們為甚麼夜闖民宅?有法律沒有?我們學法輪功的按真、善、忍做好人犯甚麼法了?」張子華說:「江澤民不叫煉,你煉就是犯法。」後來他們強行闖入屋裏,給他們講法輪功的真相,他們不聽。夜裏一點多鐘,公安分局兩個小伙子把我從炕上拽下來,把我和妻子強行綁架到鎮政府。我和妻子絕食抗議這種違法行為,第八天我們被放回家。綁架我和妻子時,我十六歲的兒子說了一句:「我媽我爸學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你們為甚麼夜闖民宅抓人」?燕郊分局中隊長田曙光說:「給他銬上。」他們把我兒子帶到公安局銬了一夜,次日才放回。

回家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江澤民為甚麼強迫我們不叫我們煉法輪功?我們信仰「真、善、忍」還說這是×教,這不整個一個黑白顛倒嗎?我是在法輪功中真正受益的,我要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因為當時公檢法司及信訪辦等所有的政府機構都被江澤民操控迫害法輪功,法輪功學員根本沒有伸冤的地方,我只好於六月二十五日走上了天安門打坐煉功,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剛剛幾分鐘警察就把我推上警車送往北京天安門派出所。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張子華、田曙光把我和另外幾名同修接回,到分局把我銬在鐵柱子上,銬了三個多小時後把我帶到了二樓審問,田曙光問,「誰叫你去的?幹甚麼去了?」我回答說:「我煉功受益了,多種疾病都好了,所以要為我們師父說句公道話。」剛說到這,田曙光就用電棍電我,把我電倒在地,滿地打滾,共電了我兩次。半個多小時後,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才放回家。在看守所,我們經濟上也遭到迫害,別的犯人收伙食費每天五元錢,收法輪功學員的伙食費每天十元錢。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和妻子去北京證實法,被綁架後押回當地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關在燕郊鎮政府大會議室內。男女混關了半個月。因我們背法輪功著作,燕郊鎮政府政法委書記張子華叫來燕郊公安分局、派出所十幾個人和二十多個武警,把我們和十幾個法輪功學員一起抓捕到派出所,把人吊在鐵柱子上、大門上,腳尖似著地不著地,手都給吊紫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才放回家。

中共酷刑示意圖:長期吊銬
中共酷刑示意圖:長期吊銬

這次我們被放回家後,村裏派了七十多個人監視本村的法輪功學員,一天二十四小時看著,一點人身自由都沒有。特別是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監視我們的人二十四小時不斷的開門到屋裏看人是否在家,尤其夜裏吵得我和妻子無法休息,我們一看也太不像話了,就又去了北京。在路上碰到了另一位法輪功學員。我們剛到廣場邊就被鎮政府周文東和另一個人看見,又把我們三個人帶回鎮政府,一直把我們關到正月初一才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二月份,聽說又要辦洗腦班迫害,我就離家出走了。由於有人告密,五月三十一日我和妻子又被綁架到公安分局,被銬了一天一夜。六月一日我被送到看守所非法關押,妻子被放回家。後來我妻子向張子華要人,張子華無言答對,第八天把我放回家。

二零零三年秋收,我和妻子正在家剝玉米,燕郊分局中隊長田曙光又把我們夫妻綁架到公安分局好幾天才放回,家中大堆的玉米都發芽了,損失很大。

二零零六年五月至八月,我從家中被綁架到三河拘留所,後從三河轉到廊坊洗腦班被非法關押兩個月。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每年四﹒二五、七﹒二零、開兩會、節假日等中共所謂的敏感日,都到我家騷擾,大約對我家進行過二十多次的騷擾,有時白天,有時夜裏一兩點鐘來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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