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
黑龍江省伊春市顏廷珍遭受的殘忍迫害
一、生命之痛
我叫顏廷珍，今年四十一歲。我兒時的記憶，經常重複同樣的夢境：漫漫黑夜中，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望著漫天星斗，焦急萬分而四處張望，每次我都在回不到家的痛苦和恐懼中醒來。這是我成長後靈魂的真實寫照。
從少年到上大學後，我有一個習慣：走走路，我會突然間停留在那裏，甚至泣不成聲──擺在我面前的街道和樹，會突然間感覺似曾相識，我卻不知它們來自我哪一段的記憶，我絞盡腦汁去想，卻想不起來。有時是路過的街道或村莊，有時只是看到的光與影的瞬間。我感性上的本能是想要找回我所有的記憶。這些缺失的記憶讓我悵然失落。
上大學時，對於我的頭等大事就是一定要探究清楚人究竟為甚麼而活著？圖書館裏的名著幾乎被我看遍了。我奇怪這些原本瞬間即逝的名利如何能夠讓人活得那樣有滋有味？那種靈魂上的漂泊、找不到家的痛苦，讓我在現實生活中無所依存，我不知我為了甚麼要活在這裏，這種折磨使我一度想要放棄這種世俗的無意義的生活，度日如年，每天滿腦子都是各種各樣的自殺方式。這就是所謂的抑鬱症吧。
時間到了一九九八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東北林業大學植物學科國家重點開放實驗室的碩士研究生。我沒有自殺，但身體卻真的走入了窮途：因為貧血和在學業上過度的勞累，剛剛23歲的我就患上了很嚴重的貧血、冠心病，我說話發不出聲音、渾身無力，寫一會字就累的筆都握不住，每天上實驗室的十分鐘路程我需要走半個多小時，幾乎耗盡了我所有的力氣，腿軟的隨時要摔倒。上樓梯，看到沒人就兩手代足爬著走……我甚麼都幹不了，每天我需要臥床躺大半天，養夠的精力才能支撐我外出一趟。這種來自身體的痛苦反倒緩解了我精神上的苦痛，因為我沒有精力去思索形而上的事情，生命回到了它的本來面目就是為了活著本身。至此，我的生命──無論是精神意義上還是物質層面上的似乎都已走到了盡頭。
二、靈魂甦醒
一九九八年，三十八歲的姐姐突然癱瘓在床，藥吃了很多，但無藥可以救治。無奈之下，母親放棄了護理回家了。但兩個月後，滿面紅光的姐姐來了，同時帶來一本書，叫《轉法輪》。她說她和鄰居學了一種氣功叫法輪功，也叫法輪佛法。還說很多患有癌症和癱瘓的病人同她一樣都好了。但是無神論的教育，把我的思維固化到對神佛的話題是嘲諷的。母親卻同她學了起來，一個月後，動作還沒太學全呢，患有乙肝和嚴重風濕、有一條腿經常無法走路的母親病卻好了，連風濕嚴重到夏天都要戴棉帽的母親，冬天都不需要戴了。
我身體可能更糟糕，但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更願意接受醫院的治療方式。回到省城後我四處去求醫問藥，看多家醫院的專家門診，回家各式各樣的藥吃了好多，同時輔以練太極拳、跳舞等等鍛煉身體的方式不但不見起色，隨著課業的加重，身體每況愈下。一九九九年四月中旬，在醫院治病走投無路之際，求生的本能我才不情願的開始了法輪佛法的修煉。
在和修煉人團體接觸的時候，我感覺到了內心從未有過的安寧，一種靈魂找到家才會有的特殊感受。不知不覺間埋在我心底的抑鬱沒有了，從來沒有過的爽朗出現在我的眉宇之間，同學們說我性格變得開朗了，我好像生平第一次發現原來人可以這樣快樂的活著。
我初修煉時遇到的第一關是關於說真話的考驗。一天，哥哥和別人有了經濟上的糾紛，但他以前把家裏的座機號告訴給了那個人，如果那人打電話來，哥哥讓我撒謊說是朋友家。我問過母親，家裏所有的積蓄剛好夠補償給那個人。哥哥走後，那人真的打電話來找哥哥，我按照哥哥的要求去說了，那人不斷的打電話來，我一天一直守在電話前，不斷的和自己鬥爭，要不要說真話。到了晚上，我終於戰勝了自己，坦然告訴那個人：有甚麼事情和我說吧，我是他妹妹。奇怪的是，那個人再也沒打電話來。
二零零一年我剛得法時，一次上博物館，那裏的車很混亂，橫穿人行道時，我只注意我前面和左側的車，沒照顧到身後還有車駛過來。不知為甚麼我像腦袋後長眼睛了一樣，右腳本能的抬了起來，一輛車颼一下從身後駛過來壓過我右腳抬起的位置。這時我的右腳感覺法輪急速的在轉。遲疑一點，車就會在我的右腳上邊壓過去。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能舉出不勝枚舉的這樣的神奇例子，太多了。
我終於找到了可以永恆遵循的真理之路！
三、初遇迫害
一九九九年五、六月份時，學校的保衛處開始阻止公開煉功。剛剛修煉才一個月的我，當時準備參加日本北海道大學的國際樺樹會議，並且預計上黑龍江大學做相關試驗，這些都因為我修煉法輪功而被取消，導師由以前的博士生導師給換為碩士生導師。從此上課，我被兩名家人包夾（學校要求的）不得與任何人接觸。還株連與我同在一校工作的姐姐、姐夫，給他們壓力。
在這種精神壓力和迫害下，慢慢地我放棄了修煉。身體又回到了原來很糟糕的狀況，精神上又回到原來那種天天想自殺的痛苦之中。
從新修煉
在病痛與精神雙重的折磨下，我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末從新開始修煉。在一次打坐煉靜功時，我的腿開始痛，之後心臟開始鬧心，當我難受到接近休克的狀態時，我仍然堅持到五十五分鐘，這時一隻無形的大手把我心臟部位一些絲絲縷縷的東西連根拔起，從此後我的心臟病好了，再也不憋氣了，渾身有力。後來我在上海工作時，我一個弱女子一隻手能提七十多斤的菌桶。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中共自導的自焚偽案在天安門上演，全國一片風聲鶴唳。二零零一年二月七日元宵節晚上，從新得法兩個月的我，一方面即將獲得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碩士學位。一方面，我以放下未來一切仕途和生死的悲壯，踏上了去天安門證實法之路，完成自己生命的夙願。當時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是甚麼，但我願意捨盡我已擁有的一切──未來和生命，走上真正的真理之路。
進京遭綁架
 中共酷刑演示：關鐵籠子 |
第二天我被非法關押於天安門派出所的鐵籠子裏，當時北京的天氣在零下14度左右，警察為了折磨我們，把窗戶和冷風打開。晚上就坐在鐵籠子裏的瓷磚地上打盹，當時身上穿著毛衣毛褲還有羽絨服， 卻感覺徹骨的寒冷。窗戶是一直開著的，室內唯一的電器──窗上二十四小時旋轉的冷風不斷的把室外的冷空氣以一定的速度吹進來。二十幾人呼吸留下的餘溫被很快就打散了。站的累極了，也不願坐在冰涼的地面上。可一旦坐到地上卻不願起來，因為長時間坐著不動，在屁股和地面，及兩條腿接觸的地方還會殘存一點的熱量，唯恐失去。這時，飢餓、勞累及困頓都不算甚麼，因為人得調動全身的注意力來抵抗透徹骨髓的寒冷。比這寒冷更讓人難以抵擋的是壓在心底的無時不在的恐懼。
一位來自遼寧的四十歲左右的女同修，因為天安門的警察暴力毆打搶去她視如生命的大法經書《轉法輪》，她用生命去維護這個法。我們去制止警察搶書時，都被打了，回過頭來看到她時她已經躺在那裏，頭上淌著血，面如白紙，一動不動，我不知是死了還是只是昏迷。後來過來兩個警察，面無表情的一人拖著一隻腿，像拖死屍一樣給她拖走了，任由她的頭和後背在他們身後磕打著地面……我是一介書生，窮盡我的想像最殘忍和最悲慘的場景，就是小時候過年媽媽殺雞的現場，脆弱的我總是逃離很遠，還要用好幾床大被把頭蒙上，只把屁股留在外邊，我不想聽到一絲雞的哀嚎，每次一定要等媽媽收拾好、看不到血跡了我才肯出來。在我突然直面這個殺人的現場時，那種精神上的震動和恐懼讓我一時消化不了，我的小腿在莫名的發抖，連帶著我整個身體都在不由自主的抖，此時，不止是我的身體感覺冷，是從內心感到寒冷到極點。同時對自己能否活著出去感到茫然。我第一次感到，繼續堅持信仰往前走，不是只靠承受挨打、挨凍的皮肉之苦就可以了，再每往前一步，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的勇氣的。
當天晚上我們被警車押送到北京西城看守所，一下車每個人都必須馬上抱頭蹲著，不能抬眼，每個警察全副武裝，每人手裏一根警棍。我的動作稍微遲疑一些，就被一警察用手掌對準我的後腦的穴位砍了兩下，頓時頭就暈了。人就像被扔到鬥獸場裏一樣，隨時都會被群獸撕咬。
第二天我被分流到北京市景山派出所。裏邊關押的有小偷、賣淫的，感覺像大車店一樣混雜，平時看不到警察，都是協警在管理，滿嘴的髒話打人倒是很專業，我看不出與土匪有甚麼區別。相反，我看那些被關押的小偷等人比他素質還要好一點。我一直沒有報姓名地址，一直在絕食，我絕食到第五天的時候，當時景山派出所的所長找我談話，騙我說我如果說出姓名就放了我，我善良的相信了。結果是我被送到哈爾濱駐北京辦事處，由東北林業大學的老師和哈爾濱市動力分局國保大隊的張國芳給我接了回來。被非法關押於哈爾濱市第二看守所拘留了三十七天，家人被動力區國保大隊勒索了兩千五百元。
殘忍的灌食
 酷刑演示：強行灌食 |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凌晨五點，哈爾濱市動力區文政派出所王毅等三人受動力區國保大隊長張國芳指使，到我家抄家，抄走真相資料二十五張。在家中將我綁架至動力公安分局，當天下午我被送往哈爾濱市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為抗議這種對我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違法犯罪行為，我絕食反迫害。當時的看守所所長趙鳳霞試圖勸我吃飯失敗後，她揚言讓她們好好「招待招待」我。灌食的痛苦我到現在想來還心有餘悸。獄醫用鉗子把嘴撬開。四個犯人鉗住雙腿雙手，用煤氣管道用的紅色粗膠皮管，一直插到胃裏。因為管子很粗，恰好從食管中能插下去，但沒有多餘的空間，所以從管子插到食管裏的那一刻開始，那一口氣是一直提不上來的，直到整個灌食的結束，他們如果想折磨你時會把管子插到胃底，感覺窒息的臉憋得青紫，心臟已經漲到極限，一秒鐘像一個小時一樣漫長。那一刻覺得離死亡只是咫尺之間──管子只要晚拔出一分鐘，感覺就活不了了。這種灌食完全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愛護生命的舉動，而是一種酷刑，一種折磨，是對生命的真正的殘害。有多少法輪功學員就這樣被以挽救生命的名義被灌食致死。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
就這樣一天灌兩次，我被灌了四次後，開始插鼻管，管子從鼻子裏插進來，另一端在咽部，紮的喉嚨很痛，咽一下吐沫都很痛，插鼻管的那個鼻孔是不通的，鼻涕一直順著鼻管在向下淌，她們怕我拔鼻管把我的雙手二十四小時綁上。她們連坐屋裏的犯人，責罵我給她們帶來了麻煩。從而在精神上對我施加壓力。共產黨要整人、冤枉你的時候也是不允許你有異議的，否則它會把你折磨的更慘。
四、煉獄勞教所
七月二十一日我被強制送往臭名昭著的哈爾濱萬家勞教所，非法勞教兩年。在去勞教所體檢時，我由於被看守所灌食迫害身體很虛弱，走了幾步就心動過速，不喘氣了，處於休克的靜止狀態，當時我就休克仰躺在萬家勞教所管理科辦公室走廊的地面上，一動也動不了，萬家勞教所拒收。在我生命處於那樣危險的境地，哈爾濱市動力公安分局的女指導員不但不去救治，不斷的找萬家勞教所管理科做工作，想方設法的要把我送進勞教所關押起來。一直等到下午我心臟病的症狀有所緩解見我能動了，把我送進勞教所。
蹲刑
進萬家勞教所集訓隊（即十三大隊）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要求寫「三書」，被我一笑拒絕。我覺得這怎麼可能？除非我的命不在了。隨即被體罰蹲在地上，而且只准許蹲在一塊磚的面積。我被綁架時腳上本穿著一雙很舒服的平底藍色皮鞋。在看守所關押後，鞋被沒收，被一看管我的犯人穿在腳上。等我被非法勞教時，她給我找來一雙小兩碼的高跟鞋，我的兩個腳後跟整個裸露在外邊，趿拉著鞋，走一步崴一下腳，鞋還總是往下掉。穿著這樣的高跟鞋在那蹲著，每一秒都度日如年。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兩隻腳上，一會腳、腿就麻木的沒有知覺了，不時的被一個信基督教的叫作楊秀梅的犯人被副隊長姚福昌指使看管我，要求我不斷的把身體直立起來，兩隻手背過去，兩腳成四十五度角，兩隻腳後跟要靠在一起，保持所謂的軍蹲姿勢。這樣，腰會累的很酸痛。小腹部位和大腿長時間的緊貼在一起，心臟會憋的上不過來氣。這種不間歇的蹲刑一般人挺不過去幾個小時。一個和我一同被非法勞教的老年同修、腰部好像還有傷，蹲了三個小時就受不了了，痛哭流涕，違心寫了「三書」。
我的雙腿和腳早就麻木的沒有了知覺，加之腰痛和心臟的難受，讓我感覺承受到了極限。我的思想總是在臨界點上徘徊：讓我寫「三書」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根本不會動念。當我覺得肉體承受到極限的時候，我一直在思索怎樣的自殺方式能夠結束這種非人的折磨。但對於一個修煉人，自殺是有罪的，是絕對禁止去做的。在這兩種思想不斷的鬥爭中，我蹲過了三天（從早晨四點起床一直蹲到半夜十二點左右每天蹲接近二十個小時）。第四天，那個最初讓我蹲著的叫李春霞的警察（當時負責集訓隊思想「轉化」工作的警察）上班時，看到我還在蹲著，覺得很奇怪，她說只有一個法輪功學員蹲過了三天。她找我談話，問我的感受。我盯著她的眼睛很平靜但有些悲憤的說到：你知道你們施加於我身上的刑罰有多麼痛苦嗎？你們自己嘗試過嗎？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我並沒有想過要活著出去，每天睡覺前我想到的是我很慶幸在萬家勞教所又多活了一天（動力區的藥劑師張宏剛剛在集訓隊被迫害致死）。但我不理解的是，為甚麼你們和家人打電話的時候，我覺得你們每個人都是個好父親、好母親，但為甚麼你們穿上這身衣服之後，在這裏就一點人性都沒有了呢？！我的話深深的刺痛了她。後來，每到她的班，她都要找我談話，儘管每次的談話她都以失敗告終。我對她說，是共產黨定下的要迫害法輪功，今天如果不是你，也會有張警官、王警官、趙警官來做這個事情。我對你個人是尊重的，這只是你的工作，但你說的事情，我不能夠認同。為甚麼？她說出的每個問題，我都平靜的站在人性、科學、歷史等幾個角度給她說清楚，每次她都無話可說。後來我聽到她向隊長彙報說，她「轉化」不了我。後來她說，你知道我為甚麼找你談話嗎？因為這樣至少你是坐著的。一天，她發現我蹲著的時候，處於近昏迷的狀態，於是她向隊長申請，讓我每蹲兩個小時，可以休息二十分鐘。當我蹲到第十天的時候，我的左腿突然間就不好使了，整條腿沒有了知覺，腿當啷下來，走路時得用另外一條腿拖著走。集訓隊關押了一個叫劉淑珍的同修，蹲了六天七夜，剛剛腿被蹲殘，一條腿徹底不好使了，神經壞掉了。
 酷刑演示：鐵椅子 |
八月一日，她們換了另外一種迫害方式──坐鐵椅子。這種刑罰是把人的腿腳和手臂二十四小時都束縛在鐵椅上，漸漸的腿腳就失去知覺。而且鐵椅會把人身上的熱量全部吸走，人的身體會如冰塊一樣冰冷，冬天時還要開窗凍。一般人坐上超不過三天腿就會腫的很粗，腳腫的像饅頭了。
 長時間罰坐小凳子 |
八月四日我的腿已經腫的很粗，我的左腿失去知覺，他們就把我從鐵椅子上放下，改每日坐塑料小凳迫害。每日從早四點坐到半夜十一點或十二點。這樣持續坐到十月三十日。坐塑料小凳時，手放在膝蓋上，不能動，腿不可以伸出去而保持一個姿勢。時間長了，股骨和凳子接觸的部位會磨出水泡，疼痛難忍，慢慢結痂，再磨再長，慢慢的屁股就坐出了繭子。
電擊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點半左右，集訓隊副隊長趙余慶立功心切，一上班就將我雙手向後、懸空綁吊在當時的警察宿舍窗戶護欄上，並用大號的電棍專電我的敏感部位：頭頂、手指尖、脖子、腋窩等皮膚細嫩部位，我被電昏死過去兩次。折磨我一上午，見我不屈服作罷。
 中共酷刑：吊銬電擊 |
後來哈爾濱市動力區法輪功學員張宏在集訓隊被迫害致死，勞教所對我的暴力「轉化」才有所緩和。我從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十月末期間，我寫下四、五篇真相文章。當時的勞教所長盧振山天天都要到集訓隊看「轉化」情況、督促迫害，我寫的文章他篇篇都要看，於十月份開始開會策劃、布置迫害事宜。
大掛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所長盧振山的指使下，大隊長吳洪勛和副隊長姚福昌具體實施對我迫害。他們知道我心臟病很嚴重，怕我死了，每次上刑前都要給我服上治療心臟病的藥物。早上他們上班，就給我雙手向後懸空掛起，兩隻胳膊承擔了身體所有的重量，一會，兩隻胳膊就麻木的沒有知覺了，在上大掛時，兩隻胳膊向後背，心臟憋氣憋的很難受，時間一久，心臟上不來氣，要休克的狀態。晚上他們下班後給我束縛在冰冷的鐵椅子上一宿，第二天還是如此，他們揚言這樣天天上大掛直到我走出勞教所為止，我甚麼時候寫「三書」，他們甚麼時候停止迫害。為了掩人耳目，迫害我之前讓集訓隊的其他法輪功學員到外面幹活。其實我本來就是和她們隔離的，在我所呆的小班和大排之間有一個長長的走廊，他們還是很害怕。在她們外出幹活的同時，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對我上大掛、拳打腳踢等。姚福昌不打自招地對我說：「這是所裏辦公會議決定的，要不然我們也不敢。張宏怎麼樣了？不是死了嗎？死了也白死！哪有傷啊？」
 酷刑演示：吊銬 |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吊了我兩天，我被吊昏過一次，隊長吳宏勛用涼水將我潑醒後接著吊。到十一月一日下午時，連續吊了我兩個白天後，我的胳膊已經疼痛難忍，肌肉拉傷、撕裂的那種痛苦，多堅持一秒鐘都度日如年，後來我提出要上廁所，我打算上廁所時，寧願撞死在暖氣片上也不會用我的口去誹謗佛法，可是邪黨邪就邪在此，它要將你陷入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情況下，讓你屈服。我一上廁所，她們早做好準備，讓人擋在暖氣片的位置，我看不行，改撞瓷磚，被李春霞一把把我拉住，就在這種生死兩難的情況下，我被摁到鐵椅子上寫了「三書」。為了讓我寫出他們所要的思想認識，又怕我寫過「三書」後自殺，我坐的鐵椅子被四個方位的長繩子固定，每個進屋的人都像跳皮筋的一樣的跳著走，就這樣在鐵椅子上二十四小時束縛我長達三十天。記得那年的十一月哈市發生地震，半夜地震的時候我正在鐵椅子上坐著。所謂的百分之百的 「轉化率」就是這麼弄出來的。
經過這幾個月的迫害，我的左腳左手發麻，經常性的沒有知覺，手哆嗦握不住東西。經常手裏拿著東西無意識的就掉了，而自己不知道。坐著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否則左腿麻木就沒有知覺了。
 強行按手印 |
我當時剛剛二十九歲，正是韶華之年，幾個月的迫害，我的頭髮已花白，白了一半。寫完「三書」後，那種內心的痛苦，遠遠超過對我的身體上的殘害。就在坐鐵椅寫過「三書」後，我經常間歇式的失憶，我忽然不知自己是誰，這是哪裏，我又為甚麼來到這裏？每次我都要想好長時間，才會回憶起來。幾天過後，重複出現這種狀態。當我結束兩年多的勞教迫害回到家中時，家人提及的很多事情都回憶不起來、完全忘記了。從此後，我經常性的記不住東西。
罰站及毆打
萬家勞教所惡毒的針對法輪功學員寫了對法輪功創始人進行人身攻擊及誹謗的「誓詞」及「守則後三條」，要求法輪功學員每天背誦，許多抵制、不配合的法輪功學員遭到酷刑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早六點強制背守則時，女警關傑、於芳莉嫌聲音小，特別是對大法及師父惡意誹謗的「三條誓詞」，法輪功學員不配合，跳過去或改詞，他們就過篩子讓每個人單獨背，我不背。於芳麗強制讓我站著，十分鐘後集訓隊副隊長姚福昌過來讓我蹲下，我不蹲，姚衝過去抓住我的頭髮猛的向後拽下去，我的腰當時就扭傷、不能動了，每天只能躺著，一週後才稍有恢復。接著又開始精神迫害，播放誹謗師父的錄像，讓我坐到最前排，讓我一直坐著，取消獄醫讓我每坐半小時站起來活動的權力，其實是變相的身體上的迫害。此後，我的腰每天疼痛，不能掃地、更不能彎腰。走出勞教所回到家中後，走路非常緩慢，稍微走的快一點腰就痛，咳嗽腰也痛，身體轉彎困難，容易失衡而摔倒。我和70歲的老母親上街，她就像牽牛一樣牽著我的手，這樣我走路會省力一些，否則她會把我落下很遠。在我回家後不久的一次煉靜功時，我聽到腰部的骨頭喀嚓一聲，復位了，從此後，腰再也不痛了。大法再一次展現神奇。
綁鐵椅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刑具：鐵椅子 |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正月初八），我不配合背守則，而被強制坐鐵椅子，坐了四十天。法輪功學員李文俊、孫淑雲找集訓隊長勸善，勸其把我和法輪功學員張素芹從鐵椅子上放下，隨即也被摁到鐵椅子上。當時天還很冷，為了達到迫害我們的目的，警察只讓我們在隊服裏邊穿線衣線褲，還要開窗戶凍。當時被警察指使看管我的犯人楊秀梅等人，晚上她們要蓋兩床大厚的棉被，手上捂著熱水袋，還嚷冷。我和其他的法輪功學員穿著單衣坐在冰冷的鐵椅上，慢慢的身體和鐵椅成了一個溫度，凌晨兩、三點時是最難熬的時候，困到極點，冷也到了極點。一天夜裏在我冷到極限的時候，我想既然身體和鐵是一樣的溫度，穿不穿衣服都是一樣的，我又何必懼怕寒冷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開始一件一件的脫衣服，看管我的犯人都笑我說我瘋了。當我在思想中戰勝了對寒冷的懼怕的時候，我發現從那以後我不冷了，就在那天早晨六點多，我在鐵椅上醒來後，我發現我的後背像背了一整片暖氣片那樣的溫暖，我還以為是太陽升起來照到我的後背，回頭看看，看不到陽光，我摸了摸暖氣，以為暖氣熱了，手摸過去冰涼。魔難中更感覺佛法的殊勝與奇妙。其實，普通人坐鐵椅子三天時，就腫的如饅頭了，上廁所時，走路蹣跚。那時當我鐵椅坐到二十多天時，還健步如飛，腿也不腫，坐在鐵椅背法時如煉靜功一樣入定玄妙。我發現我這樣的表現警察並不認為是佛法的超常，反而認為我身體好，還可以繼續迫害，我就放棄了這樣的狀態，就這樣在鐵椅上坐到第四十天的時候，我的雙腿突然沒有知覺了，無法下地行走，才無條件把我從鐵椅上放下。
解體前的瘋狂
因為被非法關押於集訓隊的法輪功學員集體反迫害。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男警察全面接管集訓隊，開始所謂的「整頓」。瘋狂的迫害開始了。男警察幾十人，人手一隻電棍，兩個男警察負責迫害一名女法輪功學員。而能夠留在集訓隊裏的大法弟子都是他們認為堅定、不「轉化」已經被他們的各種手段迫害成病殘之人。四隊的男警察林海波、孫慶對我實施迫害：用電棍電擊我的手背，逼迫我當眾誹謗師父，否則繼續酷刑迫害。在此之前我剛剛坐鐵椅迫害和絕食，身體和意志都很虛弱，我在承受不住時，說了不該說的話，而成為我在萬家勞教所的最後的恥辱。
五、二次勞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我在雙城市朋友家做客時被警察綁架。當時哈爾濱市局的警察一進門就對這些修心向善的好人像恐怖分子樣對待──噴辣椒水，大法弟子都穩然不動，他們強行把這些人綁架到雙城市公安局。在把我往樓下抬時，我不配合這種土匪般的綁架行為，一直在高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將我抬起，扔到車上，並用腳不斷的踹我的頭，我的眼鏡被打翻在地，鞋也給踹掉了。頭被踹的鼻青臉腫，一週過後還渾身疼痛。被綁架送到哈爾濱市第二看守所，並被非法勞教一年半。
奴役迫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被劫持到前進勞教所關押迫害的當天，一隊隊長王敏用電棍電擊我的手，逼迫我寫下「三書」。之後強制勞動迫害，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從早晨七點到晚八點多，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大隊長王敏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她自己向廠家要提成，這是後來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早她把我打暈後，廠家給她打電話時我親耳聽到的，她不知那時我已醒來），對老弱病殘的法輪功學員毫不手軟，多次在晚上八點半收工時，強迫完不成勞動任務的老弱病殘法輪功學員自己扛著一麻袋冰棍桿回到宿舍裏，把冰棍桿放到自己睡覺的床上挑，甚麼時候挑完，甚麼時候睡覺。我多次被這種高強度勞動迫害挑冰棍桿至深夜。在這種高強度的勞動迫害下，我被累得心臟病頻繁發作，每天走路都很吃力，快一點，心臟都要蹦出來了，每天的吃飯、收工站隊時我是在隊伍裏被甩在最後的。大隊長王敏卻說我是裝的，更加嚴厲的迫害我。晚上加班時，讓走路都費勁的我自己扛一麻袋冰棍桿回宿舍，不許別人幫助。在這種超負荷的奴役迫害下，我天天晚上被累得心絞疼痛的睡不著覺，頻繁的犯心臟病。終於在八月份的一天，在車間被強制勞動、糊紙盒時累得昏死了過去，我被四個人用擔架抬回宿舍。從那以後，我在車間的座位被調到警察的眼皮底下，車間的第一個座位，她可以時時監控我，當然不是為了我的生命安全，而是為將我和別人隔絕、更方便的迫害和監視我。
精神折磨
前進勞教所最邪惡之處，她們利用給犯人減期等小恩小惠，讓那些年輕、無知的慣偷、賣淫的犯人當包夾，兩個人包一個法輪功學員，一句話都不許說，如果法輪功學員稍有不如包夾人員的意，包夾人員就可以隨時對法輪功學員謾罵甚至拳腳相加，哪怕是一個眼神，他們都要實施迫害。這些人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有了大隊長的撐腰，經常隨意的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甚至比著賽的看誰更邪惡。牢頭班長王芳，鑽大法弟子的善良的空子迫害大法弟子。抓住一個法輪功學員的不是，更多的是無中生有，就開始對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謾罵與侮辱。每天罵不絕口，從早罵到晚。有時警察甚至副隊長答應下來的事情，她都有權利否決。她直接聽命於大隊長王敏，是王敏的得力迫害的工具。這種精神上的迫害尤其讓人難以忍受。天天與這些人渣在一起，真是比地獄中都要痛苦。
暴力毆打
哈爾濱前進勞教所逼迫法輪功學員每週寫所謂「紀實」，逼迫學員承認自己有罪，並為勞教所塗脂抹粉。由於我逐漸認識到我是個按照真善忍踐行的生命，我需要為我的言行負責，我開始拒絕寫謊言文章。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點，一隊隊長王敏將我叫到辦公室，她罰我在兩個辦公桌中間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七點王敏欲用電棍電擊我，發現電棍沒電了，開始左右開弓搧我嘴巴子，我的臉頓時腫了起來，我鼻子和嘴被扇出了血。血都流到了身穿的工服的褲子上，我當時就心臟病發作、不能動了。王敏拎著我的腿，我的頭在磕打著地面，將我拖到洗漱間，把所有的窗戶打開，扒光我的上衣，只剩下胸罩（當時是冬天最冷的時候），向我頭部、身上一盆盆不斷潑冷水，連打帶踢。我原本心臟病發作，處於休克狀態，又這樣接近瘋狂的迫害，我實在不堪忍受這樣的折磨，就用盡力氣用頭撞水池子上的瓷磚，昏倒在地上。她還是不斷的用冷水往我頭部一盆盆的潑水，這時的我只能苟延殘喘、已經沒有力氣撞牆了，後來她看我半天不喘氣了，才害怕起來。把我光著身子銬在地上，把一件衣服扔在我身上，找來男醫生給我檢查。檢查我被迫害的心臟病非常嚴重，就此作罷。第二天還強迫我上車間，我根本無法走路，一步一挪，正常到車間五分鐘的路程，我卻挪了近半個小時，好不容易挪到車間門口，又累的撲通一下昏死了過去。當時早晨七點三十分正是早飯時間，法輪功學員看到我躺到地上，想要把我背進車間，被看管我的警察從志秀罵道：你們沒見過心臟病人嗎？經此折磨後我甚麼也吃不下，從此吃啥吐啥，膽汁都吐了出來。
長期以來，大隊長王敏利用年輕而無知的犯人普教對法輪功學員隨意迫害，這些大法弟子大部份比她們的母親年齡都大。她們隨意語言侮辱與打罵大法弟子。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點半是上廁所的時間，法輪功學員張玉梅、王東麗、趙豔菊上廁所先後都被崔戀戀等人硬是從廁所強行推了出來。 為了抗議這種長期的隨意迫害，我和近二十名大法弟子脫掉號服抵制。後勞教所副所長郝威帶領十多名守衛隊的男警察手持電棍鎮壓。我與副所長郝威談話，揭露大隊長王敏的長期以來的迫害。在此之前，我家人找到勞教局控告王敏對我酷刑迫害時，前進勞教所副所長郝威答應再也不打人了， 並許諾我家人將我提前一個月即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釋放，以換取家人的不再控告。可家人四月十八日如約去接人時，副所長郝威卻矢口否認。最後，我不但沒有提前出來，反而多加了一天勞教期。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