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來自拉脫維亞的伊萬娜(左)和阿納托利 |
一九九九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時,阿納托利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當時他已經修煉一年了。他說:「迫害開始時我覺得很奇怪,以為這是個誤會,很快就會澄清的,當時我們去拉脫維亞的中國大使館請願,說明法輪功是好的。」
但是事情發展出乎阿納托利的預料,拉脫維亞的媒體開始報導法輪功,都是重複中共的謊言。這讓他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段時間很艱難。之後他和其他拉脫維亞的法輪功學員一步步地開始了各種活動,印法輪功傳單,告訴人們迫害的真相,去約見(拉脫維亞的)政治家和媒體講清真相等等。
反迫害的路並不平坦 ,但只要堅持走正路,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阿納托利舉了一個例子。
迫害開始一兩年後,拉脫維亞首都裏加的學員開始在中共大使館前持續不斷地抗議。一年後,大使館給拉脫維亞政府施加壓力,警察禁止學員們在大使館正對面抗議,把他們趕到了離使館三百米遠的地方,阿納托利說:「我們連大使館都看不到了。」
學員們沒有因此而屈從於壓力,他們將這件事情當作契機,開始給拉脫維亞警察和政府講真相,經過幾年的努力,事情終於有了一個徹底的轉變。
拉脫維亞警察和政府官員一起去找中國大使館,通知他們,法輪功學員可以回到之前的位置。他們不再理會中共的壓力。從那以後,法輪功學員一直站在大使館正對面抗議,無論甚麼活動,警察都給許可。
在講真相的過程中,每個學員都做出不同程度的付出。二零一六年,十二位歐洲議會議員發起一個書面聲明,反對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夏天,阿納托利來到歐洲議會所在地拜訪政治家,告訴他們強摘器官已經在中國進行了很多年了,而且大批法輪功學員因此而被殺害。
他說:「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但到歐洲議會來,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我們的孩子還很小,我有一個旅行社,我離開了生意也會受到影響,而且旅程也很貴。但我還是把自己的私事放下,飛到比利時布魯塞爾拜訪議員,再開車四百公里到斯特拉斯堡繼續拜訪議員。」
最後,愛沙尼亞六個議員裏有五個人簽了名支持書面聲明,拉脫維亞的八個議員裏有五個人簽名,立陶宛十一個議員裏有六人簽名。阿納托利說:「我們都是一個整體,我們都在互相幫忙。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我的家庭,我是無法做這件事情的。」
伊萬娜二零零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她還在德國上大學,一開始她只是想做一些中國的身體練習,一位同學正好是法輪功學員,就教了她法輪功。等到她通過看書學法真正明白了法輪功是甚麼的時候,她的人生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她說:「我開始為別人著想,我以前沒有想到,為別人著想是那麼的美好。在家裏,在和各種各樣的人接觸的時候,我會想到,自己是個法輪功弟子。
「在工作中不去怪別人,而是看自己有甚麼做錯了。一次工作中出了一個問題,我的同事向我道歉,而我覺得我也做錯了一些事情,也向他道歉,他非常驚訝,氣氛一下子就不一樣了。」
帶孩子的過程是一個修煉「忍」的過程,伊萬娜說:「有時候很難忍住,我就對自己說:你是個修煉人,你是個修煉人。我發現,當我能忍住,保持平和的時候,我的女兒也很安靜。而當我一旦心理有波動的時候,不耐煩了,我女兒也很不安。」
伊萬娜曾經在慕尼黑生活過十年。她說,當時慕尼黑學員就一直想組織大型的講真相活動,但是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做。這次終於做了,而且還很成功,她非常高興。
她和先生都期待著第二天的歐洲法會,阿納托利覺得一年一度的歐洲法會非常重要,聽到別人的修煉體會,他可以看到自己修煉中的不足和漏洞。伊萬娜說:「很多學員有很好的講真相的經驗,看到別人怎麼做的,會看到自己的差距,哪裏需要趕上,法會給人很多啟發。」
每次法會前後舉辦的大型講真相的活動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寶貴的經驗,阿納托利說:「我們可以向民眾展示法輪大法的美好還有迫害的殘酷,早日結束這場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