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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趙蘭英遭綁架、拘留、勞教、判刑……
我曾經身患神經性心臟病、腰椎盤突出、骨質增生、高血壓、類風濕、植物性神經官能症等多種疾病。尤其是神經性心臟病，說犯就犯，一犯病難受得渾身發抖，一抖就是連續幾個小時不停。為了治病，那些年我尋醫問藥，始終也不見好轉。我被這些疾病折磨的度日如年，苦不堪言。
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和熟人一起到公園裏的法輪功煉功點，正式開始煉法輪功，到第四天的時候，忽然間感覺自己心臟上壓了十多年的那塊大石頭一下子就沒了，心裏舒服極了！等煉了有個把月後，其餘的病症也都在不知不覺中全部消失了。我內心的喜悅與幸福無法言表，萬分感謝法輪大法給了我全新的人生！
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為首的政治流氓集團在中國大地搞起了一場針對法輪功的迫害運動。作為一名法輪功修煉者，為了堅守這份信仰，這些年來，我曾多次被當地不法警察騷擾、抓捕、勒索、拘留、勞教和判刑等迫害，給我本人以及我的家人身心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進京鳴冤遭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和幾個功友決定去北京，向政府講清自己煉功受益以及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告訴他們法輪功被鎮壓是冤枉的，還我師父清白。一到北京我們就見到了來自各地的許多功友。當天我們一起去的這幾人就聯名寫好了真相信，寄給即將在下月初召開的「兩會」。
第二天，我們又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我們要在這裏煉功證實大法。可是，就在我們剛剛坐下盤上腿，正要打坐煉功，這時就見守候在附近的許多便衣「呼啦」一下子全都快速圍了過來，拽胳膊揪領子，連拉帶踹，就像從新唐人電視節目中看到在天安門廣場抓捕法輪功學員的鏡頭一樣，把我們硬是推到警車上，拉到了離廣場較近的前門派出所，隨後又把我們關進了一個能有十多平米的大鐵籠子裏，當時我們大約有四十多人同時被關在裏面。
兩個小時後，又把我們幾人送到了牡丹江鐵路分局駐京辦事處。次日，牡丹江市公安和各單位的領導一同趕到北京，替我們每人交了二千元的所謂「車費錢」之後，把我們「押」了回來，送進當地看守所，非法拘留我三十九天。等到他們通知我丈夫上看守所去接我，在辦理手續時，他們向我丈夫要了二千元錢，才同意把我接回家。
被非法勞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年末，孩子上大學元旦放假，就在他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接近七點鐘，片警李偉敲開了我家門，對我說：「請你馬上跟我上派出所去一趟，所長要找你談話。」我說：「我不去，找我談甚麼話？我還要上班呢。」他說：「你別擔心，也沒甚麼事，用不了幾分鐘就回來了，走吧。」當時我心想：我也沒有甚麼事，可能一會兒就能回來。想畢，我就跟著他下了樓。本來我家離派出所很近，步行五分鐘就能到，可李偉卻急急忙忙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非得讓我坐車去，此舉讓我多少感覺有點不對勁，但由於路上時間短，我也沒往深裏想。
到了向陽派出所，李偉把我領進一間辦公室，然後他就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張事先放在那裏的紙出去了（後來我猜那張紙可能就是勞教審批表之類的東西吧），屋裏只有兩個穿便裝的人在辦公椅上坐著。等了一會兒，我問他倆：「你們所長呢？說是找我來談話，為甚麼不出來見我？」那倆人不吱聲。我見時間不早了，就對他們說：「既然所長不在，我得走了，再晚了上班就要遲到了。」我邊說邊往外走，他倆就起身攔住我，不讓我離開。
又等了一陣子，他們見我總是要走的樣子，他們彼此遞了個眼色，就把我帶了出去，給我換了個房間，把我鎖在了派出所臨時關押犯罪嫌疑人的小屋子裏，門窗上都有鐵欄杆。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十有八九是被他們蓄意構陷了。於是，我使勁喊人放我出去，用腳踢門，也沒人理我。而外邊走廊和大廳裏警察們的說話聲，我卻聽的一清二楚。
上午九點多，我聽到我兒子來派出所找過我，被警察哄騙回去了。兒子到家以後，孩子他爸也找來了，氣哼哼的罵派出所的警察個個都是大騙子，趕快把媳婦給我交出來！整個派出所只有他自己在那喊，沒有一個人和他搭話。等到了晚上，我兒子又來找我，孩子苦苦哀求警察叔叔快點把我媽媽放出來，結果還是沒能打聽到我的下落，含淚而回。這期間片警李偉只來過一次，給我帶來幾個包子放下就走了，我也沒吃。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他們就用大客車把我拉到了看守所。到了那裏不讓我下車，叫我在車裏等著。過了一會兒，又陸續的上來十七個人，加上我正好十八人，一起被送往哈爾濱戒毒所，我被非法勞教一年。事後我才知道，到年終歲尾了，派出所沒完成愛民公安分局下達的全年必須要抓捕多少個犯罪嫌疑人的指標，抓我們這些法輪功學員來充數，這些「人民警察」也太卑鄙無恥了！
然而，更讓我萬萬沒有想不到的是，在勞教期間，我們單位領導居然也對我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本來我月工資能開到六百出頭，可當時單位只發給我家二百二十元的最低生活費。家裏僅靠我丈夫每個月六百元的工資供孩子上大學，雖省吃儉用，但常常還是捉襟見肘，那段時間丈夫一人在家，生活過的特別艱苦。
勞教期滿，按規定家人去接人時，手續上必須得經過當地」六一零」蓋章，可是當我丈夫找到他們，他們卻故意刁難，不給蓋。沒辦法，我丈夫只好又花了一千多元請他們吃了頓飯店，他們這才答應給蓋了章，隨後我丈夫上哈爾濱把我接了回來。
遭綁架、勒索、刑訊逼供
二零零二年春夏兩季，牡丹江市內的資料點先後兩次大面積的遭到破壞，有很多同修因此被非法勞教和判刑。直至七月中旬，有幾個外地被邪惡迫害致流離失所的同修共同在此又建立了一個資料點，其中有一人與我同期被非法勞教過，她和我取得聯繫後，從此我經常去他們租住的樓裏幫著做些事情。
時光飛逝，轉眼間資料點運轉三個多月了。因頭天和同修約好了，第二天要一同去外地辦事。可是沒成想，當天夜裏該資料點就已經被警察給抄了，有同修還遭到了綁架，而我對此卻渾然不知。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七點半，我如約提前趕到資料點。在樓下防盜門上按響了對講門鈴，對方回答：「進來吧！」隨即把門打開讓我進去。當我走到四樓看到房門虛掩著，可就在我伸手拉開門的一瞬間，猛然看到一個陌生男子站在我的對面，臉上露出得意的獰笑。我先是一愣，隨後馬上意識到有危險！迅速轉身想往樓下跑。但由於我倆畢竟相距太近了，就在我回身之際，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衣服。
接下來，他們先是把我綁架到附近的派出所，對我進行搜身，然後又把我押到市公安局六樓國保支隊審訊室。一進審訊室，他們就把我的雙腳鎖在鐵椅子上，把我的雙手反背到身後，用手銬銬上。有一人揪住我的頭髮使勁往後拽，同時用手按住我的頭，另一人開始往我的鼻子裏灌芥末油，那種濃烈的氣味嗆的我簡直是難受極了，眼淚「嘩嘩」的往下直流……
後來他們又把我轉到了愛民區向陽派出所，關進一個窗戶封的嚴嚴的黑屋子裏，把我按坐在地中央的椅子上，隨後又跟進屋七、八個便衣，有一人手裏拿了五瓶芥末油放在了窗台上面，還有一人抱來一大抱黃色大塑料袋放在旁邊的桌子上。這時有一個好像是個當官模樣的人來到我面前，兇狠狠的對我說：「今天我倒要看一看，你能遭的了這個罪嗎？」
話音剛落，這些人像是聽到了命令，「唿」的一下全都向我圍了上來，有揪頭髮的，有拽胳膊的，有把腦袋的，有掐脖子的，一個個張牙舞爪的，在我眼裏他們簡直就像是一群小丑一樣。與此同時，只見一人拿起一瓶芥末油就往我嘴裏倒，我本能的極力反抗著，不配合他們的惡行。這時邊上有個人還提醒他說：「往她鼻子裏灌！」還沒等灌芥末油那人做出反應呢，這時我身後有一人突然間把黃色塑料袋一下子就套在了我頭上，塑料袋兩邊提手處交叉使勁勒我脖子，勒的我都喘不過氣了，當時我下意識的想扭轉腦袋來試圖減緩這種窒息感，但無濟於事！憋的我兩隻眼睛瞪的大大的，眼珠都要瞪出來了。那個勒我脖子的人見狀不妙，怕出人命，立刻鬆開手，扯下塑料袋，轉身撒腿就往外跑。其餘的人一看勒人的人都跑了，都怕攤事，也都跟著往外跑，最後屋裏就剩下我自己一個人了。
到了晚上，他們見我已沒有生命危險了，就又把我吊掛了起來。其中有個穿皮鞋的人說：「踹死她！」剛說完，就見他用盡全身力氣狠命的對著我的小腹處就是一腳，當時如果不是師父加持，他這一腳下去，不被踹死，也得被踹個半死！在這裏，我被整整吊了十二個小時，當次日上午把我放下來的時候，我已是渾身無力癱倒在地了。儘管如此，他們隨後還是把我送進了牡丹江市興隆看守所。
被關進看守所的第十天晚上八點多鐘，市公安局國保的李哲來非法提審我，問這問那的，我不說，他就用力打我耳光，等他打累了，見我還不配合回答他，他就氣急敗壞的走了。
在看守所關押了近四個月後，我被非法勞教三年，把我送到了哈爾濱戒毒所，因體檢出高血壓、心臟病，被拒收。這下隨同去的片警伊群可急壞了，左一個電話，右一個電話的向上級請示，然後哀求大夫給我做了二次檢查，結果還是高壓二百一、心臟病。伊群做不了主，就又開始打電話，可能是得到上邊的指示了，緊接著他就上樓去找戒毒所所長去了。我等了一會還不見他下來，於是我也想到樓上去看個究竟，好心的門衛聽說我就是那個體檢不合格的法輪功時，立刻告訴我伊群去找副所長了，並指給我樓上哪間是他的辦公室。
我來到副所長辦公室門口，門開著，只見伊群正在那一臉乞求的表情。就聽副所長對他說：「既然這樣，我只能答應你先把趙蘭英留下觀察七天，一週以後再體檢不合格，我們絕對不能收。」他出門看到我，做賊心虛，快步的溜走了。如今像伊群這樣的警察迫害起好人來，不惜低三下四、求爺爺告奶奶也整你沒商量！
七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星期一獄警帶我去體檢，等檢查完了，大夫說檢查結果和上次一樣。獄警領我回去等家裏來人接，可等了四天，我丈夫和片警伊群才來把我接回牡丹江。我回到家才知道，他們不肯就這麼輕易把我放了，向我丈夫勒索一萬五千元錢，外加一千元車費，我丈夫用這三、四天的時間，東借西借的才湊了一萬五千五百元。這是邪黨又欠了我們家一筆債啊！
被迫流離失所
我們從戒毒所開車回到牡丹江，下車後伊群讓我們等一會兒，他就掏出手機走到一邊開始打電話，這個電話打了估計能有半個多小時吧，當時是三九天，外邊特別冷，我們就一直站那等他。待他打完了第二個電話，這才告訴我明天早上八點到愛民公安分局去一趟，說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我沒去公安分局，伊群來家找也沒見到我。第三天他又來了，叫我必須上公安醫院檢查身體。由於這些年被警察來家裏騷擾怕了，我丈夫不放心，第二天請了假沒去上班，陪我一起去的公安分局。到了那裏，我丈夫跟伊群進去了，讓我在外面等著，我等了能有一個小時我丈夫才出來，他見到我就告訴我：沒事了，咱們回家吧。我問他到底發生了甚麼？不用檢查就讓我們走了？我丈夫說：我進屋就讓他們把勒索我家那一萬多元錢還給我，不還就不要再找我們麻煩。他們自知理虧，商量了半天，最終還是讓我們走了。
然而，邪黨向來耍慣了「說一套做一套」的騙人伎倆，派出所警察還是時不時的要來我家看看。記的有一天半夜十二點突然聽見有人敲門，我丈夫起床問誰呀？他說是派出所的，來看看你家嫂子在沒在家。我丈夫一聽就急了，從廚房隨手抄起一把菜刀，猛的把門打開，衝著面前的倆人就喊上了：「你瞧你們一個個的大老爺們，半夜三更的敲人家門，來看看人家媳婦在沒在家，你們他媽的還是人嗎？」他們一看我丈夫連警察也敢罵，手裏還拿把菜刀，知道事不好，撒腿就跑，我丈夫就在後邊追，直到看不見人影了才停了下來。像這樣的事情，說出來都覺的挺可笑的，真是應了那句古話：是鬼也怕惡人哪！
那幾年，我家居住的小區舊樓改造正在動遷，因為警察總來騷擾，我丈夫天天為我擔驚受怕的，因此我們家都沒要回遷，只拿到很少的賣房款到別處租房子住，後來又接連搬了兩次家，所以他們想來找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兒。
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一天，市局國保派來三男一女到我丈夫單位，揚言說：抓不著我，就要抓我丈夫。他們把我丈夫叫到生產辦公室，當時單位的書記和調度也在場。問我丈夫家在哪住以及我的下落，我丈夫不理他們，不回答。書記這時想打個圓場，就對他們撒謊說：「你們還是回去吧，人家倆口子早就不在一起過了。」我丈夫一看書記是站在自己這邊的，心裏底氣也足了，衝他們抬高嗓門大聲說：「你們迫害好人，壞事做絕，除了抓人，你們還會幹甚麼啊！」坐在一邊的單位調度，人很有正義感，也幫著我丈夫說話：「他愛人不就是煉煉功嗎，你們還至於這樣對人家沒完沒了的嗎？」他剛說完，國保有個男的一聽就火了，冷不防突然朝調度胸口就打了一拳，接著他惡狠狠的對我丈夫說：「你信不信？再不知好歹，我找黑社會背地裏弄死你！」──光天化日，頭戴國徽，肆無忌憚，有恃無恐！瞧瞧他這份德性，純屬是一個流氓警察，「過去土匪進深山，現在土匪當公安。」此言一點不虛！
一連幾天，他們都在我丈夫單位蹲坑，廠子前後大門都有車在那兒把守，車裏坐著便衣，他們是要監視、跟蹤我丈夫回家，最終企圖想把我綁架。門衛值班的把這事告訴了我丈夫，無奈之下，我丈夫下班時只好不走大門，爬工廠圍牆，翻牆而出，圍牆很高，跳來跳去也是很危險的。
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星期，他們仍是天天都在大門口守著，有時還進廠裏找我丈夫糾纏，還把電話打到我妹妹等親屬那騷擾……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得已，從此我開始流離失所，遠走他鄉，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末才返回家。在這期間，有一次他們來我家砸門，我丈夫當時就在屋裏，沒給開，他們把我家的鐵門都踹變形了，把我丈夫嚇的夠嗆，還以為他們真是要破門而入呢。
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由於我給同修用客車捎東西被人跟蹤，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清晨，我從外面回來，在我家樓下被市公安局國保的喬平等五、六個便衣綁架，還非法抄了我家，抄走成套的大法書、打印機、講真相手機等大法物品，屋子裏被他們翻的凌亂不堪、一片狼藉。
隨後他們用車把我拉到愛民公安分局關進一間審訊室，審我的有個姓孫的，他一上來就連著打了我好幾個嘴巴子，接著就是一個禿頂胖乎乎的，用胳膊肘處使勁撞我後脖梗子，當時我就覺的腦袋、脖子難受發熱，心臟跳動過快，整個人抖個不停。他們一看這種情形也沒法再審下去了，就決定先把我關進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開始給我檢查身體，量出我有高血壓和心臟病，而且兩種病情都很危險，急需住院治療，我不同意；讓我吃藥，我也不吃。可給他們氣的不行，但是又拿我沒招。等過了半個月，他們找茬還是叫看守所把我的腳戴上鐐子用大鎖頭鎖在大鋪上的鐵環上，被「定位」那種滋味真不好受，一鎖就是一個星期。沒過多久，我又是出現血壓高，低壓一百一，高壓二百四，就是這樣，姓丁的獄警也沒心軟，又把我定位了四天。在那裏的警察身上，讓人看不到他們有一絲一毫的人性與良知，簡直就是一群吃人的惡魔！
在看守所關押期間，市局國保大隊的李哲總是帶人來非法提審我。有一次來了四個人，他們審問了半天，我也不說一句話，給李哲氣的臉都變色了，剛要動手打我，正巧這時獄內大夫來給我量血壓來了，量完了，大夫往外走，他也跟著大夫出去說也要量量血壓。等他一回來，坐到椅子上就開始罵我：你怎麼不死呢！看都把我氣的血壓也高了。打這以後，是凡他來非法提審，見到我就罵：「不用你甚麼都不說，我今天來了，明天還來，我天天來」；「別人家裏都有人來要人，就你家沒人來，誰都不管你了，你乾脆死了算了」；「就你這樣的，夠判你十年的，讓你蹲死在監獄裏。」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牡丹江市愛民區法院在看守所對我秘密開庭，對我非法判刑四年半。次日被劫持到哈爾濱黑龍江女子監獄。
我先被非法關押在嚴管監區（十一監區） ，被逼坐小板凳，每天從早上五點開始碼坐，強迫看誣陷大法的錄像，坐到晚上九點以後才讓去睡覺。這種小板凳坐幾天之後，臀部就會被硌出大水泡，水泡壞了就爛成坑，很長時間不敢坐，一碰都像針扎似的疼的鑽心。儘管這樣，同修孫淑蘭還被犯人用刷鞋的刷子刷破了她身上的大水泡，然後再往她傷口上撒鹽，心可真夠狠的！監區還由刑事犯和邪悟人員組成了幫教組，幾個刑事犯人在屋裏看著，稍不服從「規定」、「管理」，他們就會拳腳相加。
有一天晚上坐到九點半了還不讓回去睡覺，我剛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石英鐘，這時有個四十多歲的刑事犯李海玲，在我身後突然用手使勁往下按我的兩個肩膀，我沒任何防備，一下子就被按在了地上，其他幾個刑事犯人一擁齊上，拽的拽，按的按，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掙扎也無法掙脫，他們死死的抓住我的手在事先準備好的紙上按上了我的指印。
在這裏，警察和包夾法輪功學員的刑事犯人，他們的行為如同鬼魅一樣見不得人，因此這個監區每個屋的門都是掛著簾的，不讓人看到他們時刻都在做惡，它把整個監獄又分隔成了無數個用來迫害好人的小「刑場」。在這裏，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她們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還被邪黨剝奪了做人最基本的權利，就連上廁所都要定時排隊去，並且還得在那些殺人搶劫罪犯的看管下，才可以考慮是否允許讓你方便。
兩年後，我從嚴管監區轉到生產監區（十三監區）。獄方裏對所有服刑人員，除了想轉化、改造他們的思想以外，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借懲罰之名，剝奪人服刑人員正常的休息和睡眠時間，加班加點的為監獄及各監區承包人做奴役掙錢。
他們把外面給錢少、沒人願意幹的手工活都弄到監獄裏讓服刑人員來幹，為了多創收，他們給每人都定了大大超出勞動極限的生產定額，白天若是在車間幹不完，收工了還要背回監舍晚上接著幹，我有時都要幹到後半夜兩點才能去睡覺……
在經歷了一千多個日夜的折磨，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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