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人權報告: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場的蘑菇雲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2022年6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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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一、死刑犯每年能提供多少例器官？
　1、歷史數據提供的參考
　2、「估算公式」提供的數量
二、器官配型問題
　1、組織配型
　2、HLA配型幾率
　3、血型配型幾率
　4、肝移植的配型要求
三、死刑犯人的數量
　1、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
　2、2003年後沒有大規模「嚴打」
四、可供利用的死刑犯比例
　1、組織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頸
　2、「冷缺血時間」的限制
　3、死囚器官是「過期作廢的一次性資源」
　4、死囚器官是「時空分割的小樣本資源」
　5、利用死刑犯人器官是「法院主導的模式」
　6、法律依據上要求「無人收殮」
五、2003年：器官移植市場「蘑菇雲」的升起
六、2003～2006年：器官移植史上絕無僅有的市場
　1、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一個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2、昂貴的費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3、中國成為全球器官移植旅遊中心
　4、規模火爆，出現「蘑菇雲」
　5、國產的器官，出口的質量
　6、快速催熱的免疫抑制劑市場
　7、2006年之後豐富的供體來源突然（暫時）消失
七、多餘的器官從何而來？
　1、新的器官來源應該具備的簡單特徵
　2、一個新的器官來源：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3、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去了哪裏？
　4、給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普遍驗血，出於甚麼目的？
　5、「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匹配模式：「儲備型大樣本資源」
　6、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流程：缺少「法院」
　7、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軍隊主導的模式」
　8、其他有關器官來源的問題
八、廣義的死刑犯──活摘器官的演變過程
　1、零星個案
　2、大規模活摘器官的土壤
　3、甚麼樣的弱勢群體會被當作「廣義的死刑犯」
　4、活摘器官的慘劇與白宮前的「高興時刻」
　5、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只需一小步
　6、「格雷欣法則」的啟示：「妖魔化宣傳」鼓勵人們漠視生命
九、「乞丐和流浪漢之死」揭示醫生的道德底線
　1、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
　2、《器官何來？》：為盜器官，流浪漢被殺
十、更多證據
　1、活摘器官之案的曝光者
　2、電話調查錄音
　3、中介證言
　4、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警察的口頭禪：送蘇家屯
　5、王立軍的「現場心理研究中心」
　6、人體塑化標本，屍源成疑
　7、周永康的器官移植利益鏈
十一、關於中共對活摘器官指控的應對
　1、掩蓋蘇家屯事件
　2、拒絕外界獨立調查
　3、否認外界取得的證據
　4、高調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
　5、加快整頓器官移植市場，用「陽光」政策漂白黑色歷史
十三、你能做甚麼？
　1、一個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
　2、哪怕一例「活摘」都是罪惡滔天
　3、所謂的「經濟奇蹟」不能成為迫害的藉口
　4、你能做甚麼？
附錄
　1、中國移植專家對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數量
　2、中國醫院器官平均等待時間
　3、供體質量是如何保證的
　4、器官移植的技術難關
　5、兩家與軍方關係密切的醫院的手術成果圖
　6、黃潔夫和石炳毅提供的器官數量
　7、地下醫院器官移植
　8、世界各國器官移植數量是比較穩定的
　9、關於器官移植的收費標準
　10、關於IMS公布的免疫抑制劑市場規模
　11、關於天安門自焚騙局
　12、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
　13、《財經》雜誌封面報導：「器官何來？」披露一起「殺人盜器官」案
　14、「中華器官移植分會」的網站消失了
參考文獻

概論

二十一世紀伊始，中國器官移植迅猛崛起，用幾年的時間走過了美國幾十年走過的路。這巨大的「成就」後面，卻充滿著爭議：一個是長期以來的利用死囚器官問題，另一個就是2006年3月初知情人曝光出來的大規模活體摘取（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屠殺慘案。[1][2][3]

長期以來，中共官方一直對外宣稱器官來源是自願捐贈，不承認死囚器官。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揭露之後，中共更是極力否認，但是又一再拒絕海外獨立調查團隊進入中國的簽證申請。這種矛盾行為反而加深了外界的疑慮。不過，器官移植市場爆棚，成為了世界「器官移植旅遊」的首選地是不爭的事實。「在過去十年間（1997年～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飛速增長」。[4]短短幾年就冒出來了600多家（甚至有專家稱高達1000多家）醫院開展器官移植[5][6]，而美國也只有250多家。[7]

器官移植市場爆棚的後面仰賴於充足的器官供體。器官何來？這種「大躍進」的亂象，讓中國的某些衛生官員和器官移植專家都惶恐不安，他們知道紙包不住火，在器官來源上不給出個說法終究不是辦法。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同時也是肝移植專家的黃潔夫就是其代表人物。2005年11月在菲律賓馬尼拉的一次大會上，黃對外宣布中國的器官主要來自死刑犯。[8]

自2006年活摘曝光之後，為了擺脫國際社會的壓力，中共加快了器官移植改革的步伐。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死囚器官，實現了從死囚器官到「自願捐獻」的華麗轉身，從此中共在國際社會就可以大談特談中國特色的「陽光模式」了，好像過去的罪惡就一筆勾銷了。

歷史可以被翻過，但是歷史不能被遺忘。

根據中共自己提供的器官移植數據，我們可以勾畫出從2000年到2020年的大致曲線，雖然外界相信真實的數字要高得多。

（數據來源見附錄1）

這個曲線有個像是駱駝背上的雙峰，一個是2003年到2006年，一個是2016年到2019年。2006年前的那個高峰就是器官移植市場混亂得猶如「戰國時期」的那一段歷史，那一段歷史是中共極力想要淡化並讓世界忘卻的。

那幾年到底有多火熱多混亂？

國外等一個器官要以年計，而中國各大移植中心網站公開聲稱器官等待時間只要幾天或幾週（見附錄2），有的直接說是器官是「活體」，失敗了可以接著做（見附錄3）。這是在人類器官移植領域不可思議的現象。

中共的一些專家在採訪時不經意說出的一些話，也是能讓人窺視那時候的亂象。

數量上屢創歷史新高。黃潔夫稱2004年中國的器官移植達到最高峰，光是腎和肝的移植數量就近1萬3千例，[4]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科學時報》的採訪中說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這一年就有近2萬例。[9]事實上中國的專家們對於到底有多少，哪一年是最高峰也是一頭霧水。

已過世的被稱為「中國肝膽外科之父」的吳孟超在2012年說，「前幾年不是做了很多嘛，這幾年少了，這幾年比較規範。應該規範了逐步做。」[10]他說的「前幾年」當然指的就是2003-2006年的那個混亂時期。

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更是說的直白，中國器官移植有三個階段：2002年以前是「初級階段」，2006年以後是「準入階段」，而中間這幾年是快速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幾年）「由於經濟發展，供體渠道通暢了，各個醫院都在做」。[11]朱繼業所說的「供體渠道通暢了」──是甚麼供體？如何突然變得「暢通」？ 在另一次採訪中，朱繼業透露「2010年展開試點工作之前……我們醫院曾在一年之內做過4000例肝腎移植手術……」。[12]前面提到黃潔夫、石炳毅說一年全國才做1到2萬例，朱所在的一個醫院（還不是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大戶）一年就做了4000例，就算這個數字包括了朱的團隊到其他醫院幫助做的，那也能證明中共的官方數字差得多麼離譜。這足以顯示那個時候的混亂並且器官移植的數量之大。

還有一個類似於「全民大煉鋼」的現象也可以說明器官移植的火熱，那就是連中醫院都搞起器官移植來了。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鞏義市的市中醫院，原本以中草藥傳統醫學技術為主的小醫院，也在2001年建立了腎移植中心，可同時接納12個腎移植患者，最多的一天進行過8例腎移植。[13]

中國移植市場的真正規模到底甚麼樣，還真是個謎。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號稱亞洲第一，《經濟觀察報》在一篇報導中透露，「根據一中院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的數據，在2010年，該中心進行了約330例肝臟移植手術，其中活體移植超過20例。但在肝移植註冊的網站首頁上，2010年全部例數只有7例。香港大學瑪麗醫院主管全國肝移植登記的王海波和一中院院長沈中陽都拒絕解釋其中的原因。」[14]內部說的330例已經很可能是大大縮水的數字了，可是正式彙報上去的就更少了。這個報導裏說的還是經過了幾年整頓之後的2010年的事，以前的隱瞞情況有多嚴重就可想而知了。

黃潔夫在原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倒台之後，把器官來源的混亂問題推到了周永康這隻大老虎身上。周永康把持政法系統多年，是迫害法輪功的首惡之一。黃潔夫說 「（器官來源利益鏈）變得骯髒，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為甚麼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這（器官）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那這樣的，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帳，是多少你不清晰」。[15]黃潔夫口中的「一筆糊塗帳」正是那個混亂時期的最好寫照，到底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沒有人知道。

「糊塗帳」的背後，卻是血淋林的人間慘劇。死刑犯的器官能滿足這種爆棚的亂象嗎？到底有沒有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有多少人被屠殺？有多少悲劇掩蓋在這混亂之中？

自從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之後，很多海外調查團隊雖然不能進入中國大陸，仍然收集和採訪到了相當有力的證據。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就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多方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作者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認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該報告收集到了能夠證明指控的幾十類證據。2006年7月，他們發表第一版調查報告時，已經收集到了足以證明指控的18類證據。2007年1月底發表的第二版調查報告中，收集到的證據已經達到33類。從2006年7月起，喬高和麥塔斯到了40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布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地收集到新的證據。[16]

美國獨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版了《大屠殺》（The Slaughter：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也採訪收集到許多證據。

2016年兩位大衛和葛特曼合作發表了他們的調查報告的更新版。[17]更新版對中國從事器官移植的醫生和醫院進行了梳理，認為中國器官移植的規模可能比他們在過去的調查報告中估計的還要高，而且盜取良心犯器官仍在繼續。

由國際刑事法庭審判前南斯拉夫總統的檢察官傑弗裏‧尼斯爵士（Geoffrey Nice QC）主持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在經過了長達12個月對大量證據的詳細聽證和分析之後，於2019年6月17日得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結論，最主要的器官來源就是法輪功學員。

太多的證據，太多的疑問，2008年11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18]按照常理，中共應該允許外界的獨立調查才能讓人信服。黃潔夫自己也說是「一筆糊塗賬」，糊塗賬不正需要調查嗎？在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上承認「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不否認，會有一些違法的情況發生。」[19]

「活摘器官」是不是違法？對這樣的指控是不是應該主動啟動調查，允許外界調查？可是，中共的代言人黃潔夫之流正好相反。黃潔夫在峰會之後接受黨媒採訪時惡毒攻擊法輪功的信仰，說「活摘器官」是謠言，是胡說八道。黃潔夫憑甚麼敢鐵口直斷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謠言，是胡說八道呢？就算黃自己沒有幹過，他憑甚麼保證別人沒有幹過呢？從頭到尾都對法輪功著充滿敵意和仇恨，這種敵意和仇恨，不正是造成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土壤嗎？ 舉個例子，張三的妻子告張三家暴，在法庭上張三說家暴是謠言，家暴是胡說八道，同時，又對妻子惡語相向，甚至幾次要跳起來打人，你說法官和旁聽者會是甚麼感覺呢？

早在2001年2月，在升任衛生部副部長前黃潔夫就在報紙上表態「反對法輪功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對一小撮的反動骨幹決不能心慈手軟。」[20]這話聽起來真的是殺氣騰騰。黨性泯滅著人性。如果要用一個法輪功學員的生命去挽救一個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被黨性操控的黃潔夫會下這樣的狠手嗎？

這樣的人性拷問也許太殘酷，但是，這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件事情的核心。事實上，被當作國家敵人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的基本人權可能連死刑犯都還不如，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遭受的待遇比死刑犯還要惡劣。在這場對法輪功曠日長久的迫害中，說把法輪功學員當作了廣義上的死刑犯，並不為過。我們不知道黃潔夫在對外公開器官來源主要是死囚器官的時候，是不是也把被活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也當作了死刑犯。

本文通過公開的數據和資料，站在宏觀的角度，估算出每年的死刑犯人數和被利用來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進而算出每年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有多少，把估算的數據跟歷史數據比較，發現相當吻合。我們的計算也表明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數量相對來說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對比2003～2006年期間突然增長的器官移植數量，說明光靠死刑犯的器官，遠遠滿足不了中國大陸移植市場。

那幾年其他已知的器官來源很少，多餘的器官來自何處呢？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給出了另一個解釋。文章還分析了死刑犯器官的侷限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為特點，以及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演變過程。本文特別指出了2003～2006年高峰期的器官市場的不同尋常的特徵，這些特徵是死刑犯器官很難解釋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文章最後呼籲更多的知情者能提供線索，奉勸參與活摘器官者不再為中共守口如瓶，用良心和智慧講出真相，減輕甚至抵消過去有意無意間所犯下的罪惡。希望大家都來給中共施加壓力，全面停止迫害法輪功，允許外界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進行獨立調查，揭開歷史上最邪惡的一頁。

註﹕我們這裏多次提到黃潔夫，但並不是針對他個人如何，是因為他是在掩蓋活摘器官上扮演著中共的代言人和操盤手的角色，我們針對的是中共。我們歡迎中國器官移植與國際接軌的陽光改革。但是，如果不能正視歷史，那麼，這一切努力不過是為了漂白罪惡，掩蓋真相。所謂的「陽光」，也是黑暗的陽光，所謂的器官全部來源於自願捐贈也不過是騙人的鬼話，不能保證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悲劇沒有繼續，也不能保證其他的群體不會淪為下一個受害者。

一、死刑犯每年能提供多少例器官？

1、歷史數據提供的參考

從2000～2008年，每年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有多少例？準確計算是不可能的，不過歷史數據可以提供一個參考。我們把2000～2008年分成三個階段：2003年以前，2003～2006年之間以及2006年以後。2003～2006年是被懷疑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時期，先不考慮，我們來看看2003年以前和2006年之後死刑犯器官的利用情況。如果這幾年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數量比較穩定，我們就能以此推算在2003～2006年死刑犯能夠提供的器官數量，那麼這幾年多餘器官的來源，就將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

按官方報導，2000～2008年器官來源的比例中，來自親屬間活體移植比例逐年增加，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比例（不是數量）在減少，死亡自願捐贈的仍然是微乎其微。1999年親屬間活體移植佔2%，2004年是4%，[21]2006年是15%，到了2008～2009年，據《中國日報》引述權威人士說法，有40%來自親屬間活體移植。[22]大陸《財經》雜誌2005年第24期稱中國「95%以上的供體是屍體，而屍體幾乎全部來自死刑犯。」[8]《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23]

中共官方提供的器官來源比例可以簡單地用下圖表示：

（數據來源見附錄1）

根據上面這些數據，我們可以認為，在2000～2002年器官來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的器官有60%左右來自死刑犯。以腎和肝為例，根據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提供的數據，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4]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華網時提供了一個2008年的數據，2008年「完成肝臟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腎臟移植六千多例」，[24]那麼，如果根據《中國日報》目前有65%的器官來自死囚的官方說法，[22]2008年的死囚器官應該有5850到6500例。

也就是說，從2000～2002年和2008年的數據來看，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如下圖所示。

但是，在2003～2006年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意外，器官移植數量大幅度上升（每年有1.2萬到2萬例，本文第五部份有詳細說明）。顯然，這是用死刑犯器官難以解釋的。

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曾對中國的GDP數字在2000年做過一項研究，根據中共公開出來的數據，發現1998～2000年三年間中國的GDP累計增長24.7%，但與此同時，能源消費卻下降12.8%，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從而認為中共的GDP存在造假。雖然羅斯基的這項研究本身有很多爭議，但是，卻揭示出了一個重要現象，就是中共造假常常顧首不顧尾，如果對其數據相互之間內在關係進行一番推敲，很容易就讓中共露出馬腳。

同樣，中共為了掩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推出死刑犯是主要器官來源這件事情上，也犯了類似的錯誤。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數量的飛速增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死刑犯能支撐起多大的市場份額，是可以用其他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估算的。我們下面的計算就證明死刑犯的器官數量遠遠滿足不了2003～2006年間的高增長。

2、「估算公式」提供的數量

在前面我們用歷史數據給出了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的大概數量，在6000例左右。下面我們再用估算公式來計算一下，看看每年死刑犯到底能提供多少器官。相關的變量包括：
﹒每年被處決的死刑犯人數
﹒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
﹒一個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數量
﹒個人器官利用率

估算公式：

每年死刑犯器官數量(腎和肝)＝每年被處決的死刑犯人數×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一個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數量×個人器官的利用率

由於中國器官移植專家提供數據時常常以腎和肝為例，我們在本文的估算和討論中指的器官數量也只包括腎和肝，事實上其他大器官的移植數量相對很少，所以不會對結果造成甚麼影響。

估算公式中變量的取值是根據很多公開資料設定的，為了方便說明問題，我們先用設定值做一個計算，看看結果如何。文章接下來有關於變量是如何設定的詳細具體的解釋。

我們在這裏的計算中，設定每年被處決的死刑犯人數為10,000人，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為30%，一個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數量（腎和肝）是3個，3個器官能同時都被利用的比率設定為75%。為了更有說服力，我們儘量採取變量可能範圍內的上限數值，計算出來的每年死刑犯器官數量應該有所高估。計算結果如下圖所示。

2003年以前和2006年之後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數量

我們的估算結果是，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差不多在6750例（腎、肝）的水平。對比歷史數據，有相當高的吻合性。我們在上一節提到，2000年到2002年，還有2008年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數量都在6000～6500例左右。我們的估算值有點偏高，如果扣除估算中變量取值儘量取上限的這個因素，我們的估算還是比較合理的，基本符合歷史數據。

當然，如何設定這些變量的數值，將是富有爭議的話題。由於中共對真實數據的高度保密，我們的計算只是為了象徵性地說明問題，不過，我們的估算的確說明了問題。本文還有相當篇幅對各種器官來源的機制以及市場特徵進行了分析，如果將各種因素綜合起來看待利用死刑犯器官的事情，我們就能較為準確地把握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的全貌。

關於估算變量的說明

1）個人器官的利用率

一個死囚可以貢獻2個腎臟和1個肝臟（這裏只考慮腎和肝）。那麼，是不是這3個器官都能用上呢？當然不是。死刑犯作為一個特殊的供體來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槍決，在沒有器官共享網絡的情況下，就算一個人有多種器官可利用，利用率也將大打折扣。《中國醫藥報》在《建立器官移植登記網絡》一文說，由於沒有器官移植登記網絡，有的只拿了腎，白白浪費了許多器官。[25]

儘管如此，在前面的估算公式中我們還是假設死囚個人的器官利用率達到四分之三，為75%。

2）「每年被處決的死刑犯人數」與「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

有人可能想了，為甚麼死刑犯人數設定為1萬，而不是2萬？為甚麼死刑犯被利用的比例取值30%，而不是50%，或者80%？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面將有詳細說明。下面我們先講一下器官移植的配型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是我們進行估算的一個技術上的基礎。

二、器官配型問題

器官移植遇到的挑戰就是人體的免疫排斥反應。免疫排斥是人體的一種免疫機能，它像衛士一樣，忠實地守衛著人體安全，決不允許「不明身份」的物質進入體內。不論發現進入人體的是「客人」，還是「敵人」，它會盡一切努力「請」它們出去。比如，新腎雖然能夠幫助患者解決排水、排毒等大問題，但在免疫排斥反應「心目中」，永遠屬於「客人」。

1、組織配型

器官配型是為了減少排斥反應。對配型而言，主要有下面幾項：

1）血型（ABO血型）：以ABO血型完全相同者為好，至少能夠相容，符合輸血原則。

2）交叉配血試驗（crossmatch test）：是指用受血者血清與供血者紅細胞（主試驗）以及受血者紅細胞與供血者血清（副試驗）交叉。即使血型相同，腎移植手術前也必須進行交叉配型試驗，只有當交叉配型實驗結果陰性，才能避免超急性排斥反應的發生。

3）淋巴細胞毒性試驗：必須陰性。細胞毒性試驗是指受者的血清與供者淋巴細胞之間的配合，淋巴細胞毒試驗的細胞殺傷率小於10%為陰性、10%～15%為弱陽性、大於15%為陽性。

4）選擇性進行群體反應性抗體（PRA）檢查。PRA水平高低，可分為未致敏（PRA 0～10%）、輕度致敏（PRA>10%～50%）、中度致敏（PRA>50%～80%）和高度致敏（PRA>80%）。PRA大於80%的陽性受者一般認為是移植的禁忌，除非找到HLA相配的供腎。

5）HLA配型：要求有盡可能多的HLA位點相同。HLA是指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它是人體生物學「身份證」，由父母遺傳，能識別「自己」和「非己」，並通過免疫反應排除「非己」，從而保持個體完整性。子女與父母間的HLA總有一半相同，兄弟姐妹間有1/4的機會可找到相同的HLA抗原。HLA能夠反映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者和提供移植器官的供者之間的組織相容性程度，與器官移植術後的排斥反應密切相關，故又將HLA稱為移植抗原。在非直系血緣關係的人群中，幾乎不可能發現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緣關係的人之間的匹配程度都屬於不完全匹配。「可允許的不相容匹配法則」規定，必須相配的位點包括10個Ⅰ類和5個Ⅱ類HLA位點，其餘的位點均為「可允許的不相容配型位點」。HLA是影響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

2、HLA配型幾率

HLA分型有常見、少見、罕見之分，常見的HLA分型，在300～500人就可以找到相同者，少見的HLA分型可能是萬分之一的幾率，而罕見的就要到幾萬甚至幾十萬的人群中尋找。[26]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兩個親屬之外的人最終達到醫學上的移植，完全配型的只有幾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美國的「全國骨髓捐贈計劃」（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網站上有提供一組有關HLA匹配的數據，大概4000個捐贈者中有200個成為潛在的供體，而在這200個潛在供體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個病人。如果以潛在供體來算匹配幾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準確的匹配要求來看，那就只有1%了。

免疫抑制劑的出現和大量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HLA不完全配型帶來的排斥反應。腎移植需要的HLA配型，共6個點，目前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患者要求的配型點都在4個點左右，配型點的多少，意味著移植後期，患者排斥的幾率和用藥的多少，最好的就是6個點全部配對。從媒體報導上看，大陸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親屬的配型幾率大概在20％～30％之間。[27]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移植泌尿外科副主任范昱在接受《新聞晨報》記者採訪時，也說到這個比例在20％～30％之間。[28]

3、血型配型幾率

中國人的血型分布比較複雜，如果按南北來分的話，下面列表顯示的是以廣東和北京為代表的ABO血型南北分布。[29]

根據上面的數據，可以計算血型完全相同（O→O，A→A，B→B，AB→AB）的概率，廣東人是33%，北京人是28%，也就是中國人血型完全匹配的幾率在30%左右。在特殊的情況下或在受者病情嚴重而急需器官移植時也會考慮血型相容性匹配（O→A，O→B，O→AB，A→AB，B→AB），這樣的話匹配比例可以達到60%。這個幾率指的是從全部人群中隨機選兩個人進行匹配。如果是有10個供體，同時有10個受體來進行匹配的話，事情就並不這麼樂觀。按相同血型來匹配，正好全部都滿足的幾率不到2%；放寬到血型相容，全部匹配的幾率也只有30%。所以，在沒有全國聯網的情況下，從小範圍來講，光是血型的匹配就會造成器官浪費。

4、肝移植的配型要求

從免疫學角度看，肝具有「免疫特惠器官」的性質，供受者選配可以不如其它器官移植那麼嚴格。肝移植供受者血型最好是同型，至少需符合輸血原則，但是對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合試驗要求不嚴格，臨床上一般仍作細胞抗原（HLA）配型，但都不具有實際臨床意義。不過，肝移植對供體還有一些非免疫學的要求：1）年輕，年齡不宜超過50歲，為了有較好的肝再生能力和從熱缺血損害中恢復的能力，供者越年輕越好；2）肝健康無病，HBSAg陰性，無各類活動性肝炎，也沒有可能累及肝的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壓、動脈硬化；3）沒有結核病；4）非腫瘤患者；5）沒有全身性明顯的或潛在的感染或局部化膿性病灶；6）非長期休克後死亡者，即要求臨終前肝有足量的血流灌注；7）從肝體積來講，要求供肝和受體肝大小相似而略小為適宜。

中國是肝炎病毒攜帶者多發區。乙肝治療專家、南京市第二醫院趙偉副院長在接受《揚子晚報》記者採訪時說，乙肝病毒在我國人群中的總感染率很高，約為57.6%，真正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約為1.2億。[30]衛生部2006年3月16日印發的《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的第三十一條也規定了肝炎病毒攜帶者等患有經血液傳播疾病者的器官不得用於人體器官移植。[31]

所以，肝移植雖然在HLA配型上要求不嚴格，但是，基於以上提到的諸多要求，肝臟供體在移植市場上的短缺現象仍然非常嚴重。

更多的關於器官移植的背景資料請見附錄4。

三、死刑犯人的數量

在估算公式中，我們把每年的死刑犯人數設定為10,000人。下面就說說如何選定的這個值。

對於器官移植市場的瘋狂增長，人們可能猜測是不是中國的死刑犯的人數有突然的增加呢？根據中國新聞網2007年9月6日在《中國死刑數量明顯下降》一文中的報導，「十幾年來，法院一直堅持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死刑數量持續保持下降的趨勢」。[32]雖然中共的言論沒有可信度，但是，在2003～2006年間的器官移植高峰期，死刑犯沒有出現突然的大規模增加應該是事實。

下面我們根據外界和中國大陸內部一些專家的估計來看看中國的死刑犯人數。

1、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被判處死刑的人數與被執行死刑的人數還不是一回事，判死刑但是緩期執行在中國也佔有很大的比例，這部份死緩的大都能免於死刑。在上面提到的中新網的報導中還引述最高法院副院長姜興長的話說：「近年來，不少地方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比例，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比例。」[32]

外界有關中國被執行死刑的人數從1000到10,000的都有。國際特赦組織發布有關2006年的死刑報告說，中國有至少1010人被處決，估計真正處決的犯人可能多達7500～8000人。[33]「意大利反死刑組織」發表報告「Hands Off Cain」稱，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處決，其中中國被處決人數達到5000人。[34]大陸學者王光澤在「中國死刑執行人數之謎」中披露，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劉仁文曾經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學術界一般估計，中國每年大約處決8000名被判處死刑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長期在河南省從事刑事辯護工作的律師所做的推算，在非嚴打的年份，河南省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在500人以上，嚴打的年份更會高達800人左右。他說，如果據此類推，中國有30個省份，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大約在一萬人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35]《鳳凰週刊》記者鄧飛在「死刑犯器官捐獻調查」 一文中引述稱「2004年3月，《中國青年報》報導說，全國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覆議所有死刑案件時稱，大陸每年判處執行的死刑犯約有10,000人」。[36]

這些死刑數據的估算多是出自於反對濫用死刑的那些機構或個人，當然不排除會儘量往高說。綜合各種數據，10,000人應該是被處決死刑犯的上限。

有人想到了，有沒有全國性的「嚴打」呢？那殺的人可就多了。

2、2003年後沒有大規模「嚴打」

1983年到2002年，中國組織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嚴打專項鬥爭，分別是「1983年～1987年全國嚴打鬥爭」、「1996年～1997年全國嚴打鬥爭」、「2001年～2002年全國嚴打鬥爭」。嚴打槍斃的人數外界不知道，但是第一次嚴打是稱得上「濫殺」。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這樣做造成了很不好的後果，後來的嚴打就改「從重、從快」為「寬嚴相濟」，一直到「少殺慎殺」，「疑者不殺，殺者不疑」。2003年以後，沒有這樣規模的「嚴打」。也就是說，「嚴打」並沒有在器官移植市場的成倍增長中扮演甚麼角色。

基於這些原因，在本文第一節死囚器官數量的估算公式中，採用了上限數值10,000作為每年處決死刑犯的人數。

四、可供利用的死刑犯比例

我們在估算公式中把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設定為30%，下面講講這是怎麼來的。

1、組織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頸

前面講過，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HLA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間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間。換句話說，可利用的死刑犯不會超過30%。

2、「冷缺血時間」的限制

器官離開人體後細胞會死亡，一個人心臟停止後，其器官若不馬上處理並存放在超低溫的特殊培養液中，15分鐘後器官就不能再用。即使摘除後馬上存放在低溫的特殊培養液中的器官，也必須在有效的缺血時間內進行移植手術。目前腎臟的冷缺血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肝臟不超過15小時，心臟不超過6小時。所以，死刑犯的器官除了組織配型的限制外，還必須要盡可能地縮短冷缺血時間。在器官移植上，不存在儲存器官以備日後利用的問題。

事實上，除了技術上的要求之外，利用死刑犯器官在客觀上還有來自方方面面的其他限制，下面將詳細說明。

3、死囚器官是「過期作廢的一次性資源」

死刑犯是一次性資源，如果與這一批病人的組織配型不高，這次沒有用上，也就沒有下一次機會了，因為人已經被押赴刑場處決了，就如同流水一樣，逝者如斯乎。所以，死刑犯是一種沒有「儲備能力」的「一次性資源」。其他活體的器官來源，就沒有這個侷限性。這次不行，返回到器官供體庫裏儲備著，等下次再用。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報導說，某個法院有時故意不確定執行死刑的日子，等醫院找到病人再說。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殺死刑犯是中共的政治任務，是為了維護政權的，不可能為了每個死囚的器官能被利用，而一個個的留著不殺等著備用。相反，中共為了政治目的，號稱要「大快人心」，有在節假日（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中槍斃一批犯人的習慣。在沒有器官共享體系的情況下，這種行為也會導致器官的浪費。一名天津武警總隊醫院燒傷科的醫師王國齊，曾在美國國會的國際運作及人權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就盜取死囚器官出庭作證，他在《我在死囚身上剝皮》的自白書中，也描述了他親自參與的到刑場取器官的過程。四個犯人，只有一個被取器官。他被要求在聽到槍響後15秒內必須把囚犯抬到救護車內，他同另外一名醫生用了13秒。[37]

4、死囚器官是「時空分割的小樣本資源」

死刑犯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時空分割）被處決，由於中國沒有如同美國那樣的器官共享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簡稱UNOS），所以死刑犯作為器官來源，組織配型是在小範圍或者當地進行的，屬於「小樣本資源」。有學者指出，地方法院與當地醫院形成了地方利益，這種地方保護主義使得外地醫院要來本地弄器官也就更不容易（直到2011年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才開始試運行)。

下面的簡化圖顯示，時間上的A時、B時，地方上的甲地、乙地，把死刑犯器官分割成了四個部份，對某時、某地而言，死刑犯器官原則上只能跟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的病人受體進行器官匹配，所以，匹配率不高造成的器官浪費是很明顯的。當然，一些大醫院的移植大夫會被外地醫院邀請去協助手術或教學，他們會在一定程度上把外地的器官帶回來，不過這與全國聯網共享的效果是不能相比的。

與死刑犯的「一次性小樣本資源」相反，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匹配模式具有「儲備型大樣本資源」的特點，後面將有詳細說明。

5、利用死刑犯人器官是「法院主導的模式」

1984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頒布實施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賦予了利用死刑犯器官的所謂法律依據。

法院、檢察院、看守所和醫院，是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幾個不可缺少的單位，最關鍵的就是法院。法院判處死刑，同時也是執行死刑的機構。死刑犯在待決前，要通過驗血獲取其生理信息，這必須經過看守所同意；法院執行死刑，檢察院負責監督執行，他們共同負責現場戒嚴，協助醫生在刑場上的手術車上摘取死刑犯器官。中共的這個流程是在器官移植手術剛剛起步時，就基本確定下來了，並且制定了法律依據，就是上面提到的1984年的《暫行規定》。中共政府作為一種官僚機構，在摘取死囚器官上這些年來一直是這個程序。《鳳凰週刊》引述一位知情者的話說：「如果不獲得司法部門的許可，醫院對死刑犯取器絕無可能。」[36]

天津武警總隊醫院醫師王國齊在《我在死囚身上剝皮》的自白中也講述了這個流程。下圖顯示了對死刑犯進行驗血和摘取器官的過程。

「法院」在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法院」主導的這種模式，使得利用死刑犯器官走的是比較公開的（中共雖然長期否認，在國際上也是公開的秘密）、程序化的過程，必須按照固定的、甚至官僚化的程序走，是法院、檢察院、看守所和醫院聯合參與的一件事情，中共的各個部門都有自身的利益和利害關係，不能說醫生偷偷就跑到看守所跟獄警合夥就把死囚器官給摘了。環節和利益單位的增多，客觀上也使得摘取死刑犯器官並不是一件高效率的事情。

6、法律依據上要求「無人收殮」

1984年《暫行規定》確定了以下幾種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

１）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
２）死刑罪犯自願將屍體交醫療衛生單位利用的；
３）經家屬同意利用的。

當然，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刺激下，該《暫行規定》對死刑犯取器官開的「小口子」不斷被人為突破，逐漸變形。比如，不通知家屬甚麼時候槍斃，故意造成「無人收殮」等。但是，不管怎麼說，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這樣的要求畢竟造成了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一種法律上的限制。

家屬對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反應

對於中共瞞著家屬盜取死囚器官的做法，從2000年開始就有家屬公開反對，並且提起法律訴訟。[36]這為利用死刑犯器官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2000年9月，山西太原人於勇剛因搶劫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其母堅稱醫院和法院私自取走兒子的器官，並寫下《一個公民血與淚的控訴》，控告相關部門。

江西一媒體曾披露，2000年5月，江西農民付信榮因殺人罪被槍決。當地法院偷偷將其腎臟賣給江西某大醫院，付父悲憤自殺。付信榮的姐姐為此委託律師起訴法院。

2003年9月23日，《蘭州晨報》揭露甘肅某看守所在未經死囚同意的情況下，行刑後將其器官「捐贈」。後當地法院對此事作出判決，看守所向家屬賠償2000元。看守所負責人向媒體承認，死囚必須通過書面申請捐贈器官，但是看守所並未持有自願捐獻的文字記錄。

家屬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利用死刑犯器官有所顧忌，至少不能把死刑犯器官當作一個任意開發的資源。

其他考慮因素還包括年齡（20～30歲最好）和健康狀況等等。很多囚犯都有抽煙、酗酒、吸毒、焦慮等不良習慣。

總結一下，上面的討論是為了說明死刑犯中，可供用來摘取器官的比例有多大。匹配不好的器官直接影響手術質量，作為操刀的大夫來說，如果他的病人總是死在手術台上或者存活期過短，那會很嚴重傷害他本人的名聲和前途。所以，一般來說，器官移植醫生不會隨便弄來一個器官就去移植。根據非直系親屬匹配的幾率在20％～30％以及上面論述的這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要求，我們認為死囚被利用作器官供體的比例也應在20%～30%。在文章開頭的估算公式中，死刑犯被摘取器官的比例我們採用的數據是上限30%。

上面幾部份就估算公式中參數的取值進行了說明。我們認為，利用死刑犯器官的這些侷限性使得每年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數量大致在6000例左右。而在2003～2006年間，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發生了一個飛躍式的增長。死刑犯器官顯然滿足不了這個膨脹的市場需要。

五、2003年：器官移植市場「蘑菇雲」的升起

在概論中我們描述過那幾年器官移植市場的火熱和混亂。

對於中國器官移植髮展速度，從兩家與軍方關係密切的醫院「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和「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上海長征醫院）」在其網站上公布的手術成果飛速增長圖就可略見一斑（見附錄5）。各個移植中心應該將進行手術的情況上報給人體器官移植科學登記系統，但現實執行中卻存在很大的出入。[14]中國移植專家對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數量，應該是大打折扣的數字，但是仍能顯出大陸器官市場在過去十年的瘋狂發展（見附錄6）。在2003～2006年間移植醫院泛濫的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地下醫院，也擠進器官市場牟取暴利。這些地下醫院移植的器官，很可能是沒有計算在公開的器官數量中，那麼，這期間的實際移植數量應該超過我們公開談論的數據水平（見附錄7）。

從總體層面上看，不管各家各派如何估算，有一個重要特點是肯定的，就是1999年到2008年間的發展，從數量級上來說，可以粗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

根據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和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提供的數據以及大陸媒體的各種報導，大致可以勾畫出來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的趨勢圖，如下所示（見附錄6）：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3年前後，移植數量有一個大幅度的飛躍，2007年又降了下來，但是，仍然維持在比2003年前高的水平，按中共的說法，那是因為2007年之後，大力宣傳親屬間活體移植，有了效果。

更形像地表示，我們可以用一個類似核爆炸的「蘑菇雲」來表示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的變化，2003年就是那個「蘑菇雲」的膨脹點。

那麼，這個器官移植市場的「蘑菇雲」需要的供體，是來自哪裏呢？

世界各國移植的數量在這十年間基本都是比較穩定的。加拿大從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大概是從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國的移植數量從1997到2008年是2萬例增加到2.7萬例（見附錄8）。中國在穩定了幾年以後（1997年～2002年），突然大幅度增長，然後在外界質疑活摘器官之後，又突然降了下來。這種現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髮展的正常過程。

六、2003～2006年：器官移植史上絕無僅有的市場

看到上面的這個大大的「蘑菇雲」，讀者也許已經開動豐富的想像，為多餘的器官到底來自哪裏，琢磨著各種各樣的答案。請大家現在不要急於下結論，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大陸2003～2006年間的器官移植市場所具有的在移植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徵，然後再判斷到底甚麼樣的器官來源才能撐起這一朵血色的「蘑菇雲」。

1、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一個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國衛生部2007年的數據表明，在美國，肝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年，腎的平均等待時間是三年。而中國的一些醫院說，他們的器官等待時間短到只要以周來計算。

下面列表顯示了中國幾個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3～2006年期間正式公布的平均器官等待時間，最右邊一欄是美國衛生部公布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38]可以看出，美國是2～3年，中國是1～2週，天壤之別，可以說是開創了器官移植歷史上的一個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時間，就意味著有意外的器官來源。

（資料來源：見附錄2）

2、昂貴的費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合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見附錄9）。

2006年底，黃潔夫告訴《財經》雜誌說，「器官移植有成為醫院掙錢工具的趨勢。」[23]

據《鳳凰週刊》2006年報導，隨著國外患者與日俱增，移植手術費用也逐漸上漲。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5年，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39]

高額的收費（背後是廉價的供體來源），使得器官移植成為暴利行業。解放軍第309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介紹中稱「移植中心是我部重點效益科室，2003年毛收入1607萬元，2004年1-6月份為1357萬元，今年（2005年）有望突破3000萬元。」[40]2010年中心毛收入增漲至2.3億元，5年增長近8倍。[41]

天津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更是大發器官財。據《南方週末》報導：「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5]

當器官移植變成了暴利行業，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有錢人願意花大錢買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會推動醫院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一切地去開闢新的器官來源。那麼，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某些群體就會成為這個器官來源的犧牲品。

3、中國成為全球器官移植旅遊中心

昂貴的費用使得病患的主要來源是有錢人階層，侷限於一個特定群體：
﹒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時的「器官移植旅遊熱」）
﹒大陸有錢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員
﹒少數傾家蕩產的普通病人

據《三聯生活週刊》2004年報導，國內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產業，做生意的」，也有部份「有職務的」。報導還稱，短短幾年間，更有數萬海外病人赴華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遊」。該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遊的盛況：「除了韓國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又稱東方器官移植中心）還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亞洲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患者前來就診。在該醫院4樓，經常可以看到圍著頭巾，穿著長袍的阿拉伯人，病區中心的咖啡廳儼然成了『國際會議俱樂部』，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42]（2007年7月，中國衛生部要求各醫院停止為外國人做器官移植手術，但是不少醫院從未停止在為外國人做器官移植手術。）

4、規模火爆，出現「蘑菇雲」

高昂的費用，病人來源的侷限，並沒有使器官移植市場「曲高和寡」。相反，2003年後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000到1萬例甚至遠遠更多的器官移植，形成了一個意料之外的「蘑菇雲」。

中國每年大約有150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體短缺現象要比美國等移植大國嚴重得多。但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成為了一個供體豐富，吸引國際病患源源不斷來到中國作器官移植旅遊的世界移植中心。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鄭虹在2004年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自豪地說：「中國的供體短缺其實比國外好了太多」。[42]

香港《鳳凰週刊》曾發表長篇報導《中國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文章寫到，在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器官幾乎隨叫隨到，無須等候、快速配對，換腎跟買豬腰子一樣容易。[43]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中國混亂的總體上器官嚴重短缺的移植市場中（小市場），卻存在著一個「市場中的市場」──面向特定病患的供體豐富的另一個市場（大市場）。只有了解了中國器官移植「小市場中的大市場」，才能明白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狀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共在否認活摘器官的指控時，就抬出過這樣的理由，說中國有100多萬人等著器官移植，怎麼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等到器官呢？其實，就是在混淆這兩個「市場」。

我們可以從一些報導中看到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火爆的場面。

解放軍309醫院的全軍器官移植中心曾於一夜之間完成了12例腎移植手術。[44]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一天之內最多做過24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該院在2004年12月曾創下週內完成44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到2006年之後，該醫院移植外科學部就幾乎沒有非工作日了：「醫生成天忙碌穿梭於病房和手術室之間，彼此顧不上打招呼，他們嘴上總掛著這樣的話──『這幾天特忙，一天十幾台手術』，『連夜趕手術，一宿沒閤眼。』」醫生們抱怨：「淡季只是過完年後的一個月時間，趕上年底都特別忙，平時根本不著家。」[39]2006年9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擁有500張病床，可同時進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腎移植手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45]

濟南軍區第107醫院肝膽外科暨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杜英東稱，「目前我們的技術已經相當嫻熟，一台肝移植手術4～5個小時就完成了，有時一天能做3～4台手術，發展之迅速趕上『高鐵』了。」[46]

湖北十堰的東風總醫院副院長袁方均說，「目前，腎移植已是一項常規手術，我院外科醫生幾乎都能上手術台獨立完成腎移植手術。」[47]

「我不在醫院，就在取腎的地方；不在取腎的地方，就在去醫院和取腎地方的路上」，經常一週甚至半月不能回家享受天倫之樂。這是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器官移植團隊對工作忙碌的形容。[48]

南京軍區總醫院的副院長譚建明曾為一個台灣病人在半年內弄到8個腎源，直到最後一個才匹配成功。[49]

湖南省人民醫院就在活摘剛剛曝光後的2006年4月28日，湖南《瀟湘晨報》等多家媒體刊出消息：湖南省人民醫院推出「雙十計劃」，免費為20位患者換肝換腎（10個肝移植、10個腎移植）。[50]免費提供的肝、腎來源引發關注與質疑。

中南大學新聞網2006年5月報導，湘雅醫院再次刷新移植手術新記錄，一天同時完成２台肝移植、７台腎移植、８台角膜移植手術。[51]「湖南在線」2005年的一篇報導中形容「他們在手術時，經常是連續工作20個多個小時，休息三四個小時又是一輪手術，洗手護士換了好幾茬，醫師還在手術台上。兩三天下來，做十幾台手術是常有的事，曾經創造了一天成功完成9台腎移植手術。」[52]

器官移植的數量還體現在存在很多再次和多次器官移植的情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介紹，中心接收的因移植過程處理不當、操作不規範導致二次移植的病例佔器官移植總量的10%～20%。黃潔夫在2006年的第二屆全國肝移植學術研討會上也公開表示「中國再次肝移植的數量增加」。[23]

2006年一位名叫王光策的主刀醫師發表了一篇醫學論文，分析了所在的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進行多次腎臟移植的50個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有46例二次移植，3例三次移植，1例四次移植，其首次與再次移植的時間跨度為2小時至8年不等。其中有5例是在首次移植手術後10天之內進行再移植，即是說，其第二個腎臟是在移植後10天內找到並做了再次移植；至少有1例在2小時內就找到了器官再行移植。[53]

2006年3月14日廣州日報報導，最近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手術室內，記者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腎移植手術同時進行……該院移植中心最多的時候一天內進行了19台腎移植，肝移植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內完成6台肝移植和1台多器官移植。[54]

陝西省西安高新區醫院是一家與英國醫院管理公司合資的醫院，中心副主任范鬱會稱：該院背後擁有龐大的器官供體庫可快速配型，保證器官離體時間極短。[55]「一天一夜七八台移植手術」。2002年到2007年，建院5年的時間，高新醫院泌尿外科在僅有「三五個人、七八條槍」的情況下創造了年收入過千萬的奇蹟。[56]

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鄭樹森2005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他所在的醫院從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做了46例急診肝移植。[57]所謂急診肝移植，是對存活時間不超過72小時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緊急換肝手術。因為緊急配型困難，國外等待供體時間很長，所以急診肝移植很少。在中國，進行大量急診肝移植的醫院很普遍，不只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家。據《中國肝移植註冊2006 年度報告》，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間收集的29個移植中心8486例肝移植數據中，4331例註明瞭是否是急診移植，其中就有高達1150例急診肝移植，佔總量的26.6%。[58]有重型肝病患者最短入院4小時即被施行肝移植。[59]

中共的《解放日報》在2005年1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乾坤挪移九小時》的文章，講述了上海市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做肝移植上癮著魔的事情。夏強親自開車來回140公里把72歲的病人接到醫院做手術。為甚麼對72歲的老人這麼有興趣呢？因為老人身體狀況極差：肝硬化＋肝癌＋雙腎結石＋腎功能衰竭，黃疸500多，腹水5000多，臥床已兩月，需要做肝腎聯合移植。夏強的目的是要衝擊亞洲肝腎聯合移植65歲的高齡記錄。夏強對記者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裏就會不踏實；每週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60]

2016年11月澳大利亞國會議員德裏恩﹒欣奇（Derryn Hinch）在議會發言說，「墨爾本的一名資深商人告訴我，去上海花15萬美元，一週就可以等到供體肝做移植。我想他們幾乎是在按訂單殺人。」 [61]

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術有500多例」。[62]一個忙於各種會議、政務繁忙的部長都能夠抽空一年做500例肝移植，那麼那些專職做移植的醫生們一年又能做多少呢？沒有龐大的供體，如何能支撐起這場吃人的盛宴呢？2005年9月在新疆為了做自體肝移植手術，必須有與患者匹配的異體肝臟備用，手術期間，黃潔夫及院方迅速聯繫第三軍醫大學西南肝膽醫院移植中心及中山醫科大一附院提供相同血型肝臟，第二天兩個備用肝就運到了手術室。因為自體肝移植成功，兩個備用肝並沒有用上。[63]但是如此快速「按需」提供兩個肝臟， 讓外界質疑是不是存在一個供體庫。

5、國產的器官，出口的質量

中國這個階段的移植市場有很多反常的現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面向特定的小群體，數量規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器官數量的增加並不是靠犧牲器官質量換來的。恰恰相反，這個時期的器官供體質量非常好。中國人都明白，大陸出口產品的質量是要遠遠好於國內市場的。這一波國際器官旅遊熱中，中國器官移植的大客戶是海外病人，給他們換器官，類似於出口產品，當然對器官質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在其網站上的「問答」中，對於質量問題，是這麼說的：「在中國開展的是活體腎移植與各位在日本的醫院及透析中心聽說的屍體腎臟移植完全不同。」「腎臟移植最重要的是組織配型問題。進行活體腎移植前，首先要檢測供體腎臟的功能及供體者的白細胞，以確保移植用腎臟的安全性。為此可以說比起日本的屍體腎臟移植，這裏更為安全可靠（見附錄3）。」活體，成為招攬海外病人的重要廣告。

海外的獨立調查機構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屬的身份打電話到中國大陸的移植醫院，詢問器官情況，得到的答覆大都是「供體是健康的」、「一般在30歲」、「保證質量是最好的」等等。[64]

也就是說，正因為等待時間短，器官質量高，才造成了大陸的國際器官移植旅遊熱。

6、快速催熱的免疫抑制劑市場

器官移植手術之後，由於人體免疫系統對於外來器官的自然排斥，患者要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免疫抑制劑的市場規模也就成為了移植數量的一個外部指標。

2006年3月《醫藥經濟報》以「器官移植催熱近百億元的免疫抑制劑市場」為題，報導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直屬的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出的一個調查報告，聲稱當時國內免疫抑制劑市場規模已高達約100億元左右，其中真菌代謝產物的市場份額最高，達40.2％，其次分別為中藥類（佔34.6％）、化學製劑類（佔21.9％）、激素類（佔0.2％）和其他類（佔3.2％）。[65]

可是，後來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就沒有公布新的數據了，所以我們也就不從知道現在的免疫抑制劑的市場規模。不過呢，美國的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自2009年起開始發布中國的藥品銷售數據，包括免疫抑制劑。2010年IMS 中國市場研究人員曾在《中國醫藥報》發表一篇文章，稱「2009年中國免疫抑制劑市場規模為23億元」。[66]

黃潔夫之流利用IMS的數據在國際上做文章來抵賴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其實IMS的數據採集渠道顯然是嚴重低估了免疫抑制劑的市場規模。這有幾方面原因。IMS依靠樣本醫院和樣本藥店去採集數據，在一個數據造假是常態的中國，很難說對方會給IMS這樣的外資企業真實的數據。藥品有西藥、中藥，原研藥和仿製藥，銷售有醫院藥房和醫院外的零售藥店，包括周邊藥店和網上藥店，醫院內部甚至還有「私人藥房」，中國的藥品銷售市場一直很混亂（見附錄10）。

再有就是藥價。中國人消費水平決定了藥物維持費太貴不現實。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嚴律南在接受《健康時報》採訪時說，「華西醫院通過合理使用藥物，降低了治療的費用，……，維持費用第一年控制在3萬元，以後每年平均1萬元左右。 」他說的維持費主要就是免疫抑制劑這些藥物消費。[67]嚴律南帶著學生研究發現，黃種人在排異反應上有先天優勢，服用昂貴的抗排斥藥品可以減量一半左右，且不會產生排斥反應，甚至還減少了高血脂、糖尿病等併發症。[68]

還有一點，中國作為器官移植旅遊的熱點，外國人做了器官移植，回國去了，那麼免疫抑制劑的消耗就不算在中國的頭上了，這會造成中國器官移植的數量比中國免疫抑制劑規模能支撐的更高。

這裏我們並不想去就IMS的數據進行討論，2006年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內部研究機構的100億元規模的數據顯示了那個時候器官移植市場的火爆。

7、2006年之後豐富的供體來源突然（暫時）消失

器官來源一般來說比較穩定，這也是前面我們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國的器官在十幾年中沒有太大的增幅，當然更沒有突然的下降。中國大陸在2003～2006年的瘋狂增長之後，隨著2006年3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在國際上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大陸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後，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認，另一方面加快了對器官市場的整頓，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移植醫院實行準入資格，600多家醫院中，只有160多家醫院獲得資質。

移植醫院的減少是不是造成器官移植數量下降的原因呢？當然不是的，至少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準入醫院少了，醫院對於供體來源的競爭也應該大大減少。對於那些大醫院來說，如果供體來源沒有大的變化，供體應該更加豐富，但是，實際情況是，許多大醫院公開的器官移植例數急劇下滑。所以，問題出在供體的消失或減少，而不是醫院的多少。

2007年5月，中華器官移植學分會常委、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對《科學時報》的記者稱：「我國器官移植的數量，在2006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萬例的器官移植手術；2007年1～5月份，與去年同期相比卻出現明顯的下降，主要問題仍然是供體短缺。」[9]

《南方週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文章稱：「做移植手術的大夫抱怨供體突然短缺了。」「朱志軍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樓辦公室裏，朱志軍顯得有些憂心忡忡。他對記者說，從春節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術。而在2006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 「『主要是沒有供體。』朱志軍無奈地看著手術數量直線下降」。[5]

死刑犯器官的相對穩定性

從本文開頭簡單的估算中，我們可以看出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2003年前和2006年後，基本上都維持在6000例左右。事實上，這個穩定性是由幾個因素造成的：

1）移植技術和免疫抑制劑在90年代末已經成熟，不存在技術上的突破造成數量大增的現象。

2）器官移植需要有配型要求，這是一個技術上的瓶頸，使得同一器官來源能相對地保持著一定的穩定性。

3）中國缺乏器官共享體系，一般是當地醫院和當地的死刑犯進行匹配，還有地方保護主義的考慮，匹配範圍有限，不太會有大起大落。

4）死刑犯本身是要經過司法系統的固有程序來判決的，除非嚴打年份，死刑犯的人數是比較穩定的，甚至逐漸地在慢慢下降。

5）利用死刑犯器官的「合法性」，以及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對死刑犯還能對社會盡點貢獻的「道德認知」，造成了中國移植醫院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壓力。

這就是說，來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器官來源。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後，對死刑犯器官來源的影響

最高法院自2007年1月1日從省級高級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導致死刑犯案例下降。這是不是造成2007年器官供體嚴重短缺的原因呢？當然有這個因素，但影響並不大。據新華社2008年3月10日的報導，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權後，2007年全國死刑的不核准率只有15%。[69]這個比例（很可能高估）也說明死刑犯器官來源並沒有受到嚴重影響。從實際的移植數量上看，也是如此。在本文第一部份的「歷史數據的參考」中引用了《中國日報》的報導，報導稱目前（2008～2009年）65%的器官來自死刑犯，這兩年每年有近1萬左右器官移植。那麼，差不多也就是每年有6000多例器官來自死刑犯，基本上與2000～2002年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2007年器官移植數量的大幅下降，必然是由於其他的器官來源的突然消失造成的（或者說只是避風頭式的暫時消失）。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在2003～2006年突然出現，又很快消失的器官移植市場，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市場。利用死刑犯器官不會表現出以上那些非常特徵。

順便提一下，從2007年起，由於器官短缺，親屬間的活體移植成為另一種器官來源。媒體上也大肆宣傳，試圖改變中國人對給親人捐器官的恐懼和認識。據人民網報導，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完成了84例親體肝臟移植手術（親屬可以捐出一部份肝）。[70]不過， 2006年以後親屬間活體器官成為另外一個重要來源之事，與本文關注的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蘑菇雲」市場沒有甚麼關係。

同時我們這裏要聲明，這個支撐起「蘑菇雲」的供體來源到底是真的消失還是隱瞞不報，以及後來幾年風頭過後是不是又重新啟用這個供體來源，我們這裏不去妄加猜測，與本文的主題也無關。我們在概論中就指出，公開的器官移植數據是大為縮水的。2007年是不是真的數量減少了呢？目前我們不知道。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共製造出「收手」的現象，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不都是躲避風頭的證據嗎？

七、多餘的器官從何而來？

如果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在6000例左右，我們在前面也說明了在2003～2006年來自親屬間活體移植比例又非常低，而每年器官移植數量超過1.2萬多例，甚至多到2萬例（真實數據會更高），那麼，瘋狂增長的器官來自哪裏呢？

1、新的器官來源應該具備的簡單特徵

我們可以設想，這個器官來源應該具備幾個簡單特徵：

1）人數要足夠多，能形成一個至少超過現有的利用死刑犯器官規模的供體庫。

2）沒有「合法性」依據，這樣才能突然出現，一旦被外界發現，又能很快消失。

3）雖然不合法，但是參與者又不用負法律責任。也就是說，政府當前的政策又是容忍對屬於這個來源的群體進行「往死裏整」，是「黨的敵人」，摘器官就如同「迎合上邊」「化廢為寶」。

4）同時，這些人要集中在某幾個地方，有利於提高配型率。

5）最後，對於盜取器官、殺害供體之類的犯罪行為，醫生們不但沒有法律責任，而且也沒有甚麼道德上的負罪感。

2、一個新的器官來源：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利用死刑犯器官必須要經過司法部門的許可和參與，導致醫院不能到監獄隨便摘器官。但是，如果這時出現了一個在司法系統之外的、被政府鎮壓、抹黑、醜化、被仇恨的群體，而且這個群體被非法集中關押，人數巨大，那麼，這個群體就很可能成為最好的活體器官庫，特別是被擁有特權的軍隊和武警移植醫院開闢成為新的器官來源。這個新的器官來源會是甚麼呢？

1999年7月20日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之後，出現的大量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便是一個這樣的群體。這個群體作為器官來源，有幾大特點：

1）繞開了司法系統。很多學員是被抓後直接送去勞教所（送勞教所不需要審判，公安可以直接送）。很多上訪的學員，為了不株連家人、單位和地方政府，不報姓名和住址，從而被大量非法集中關押。

2）一個巨大的活體器官庫，坐以待斃，能把國外幾年的等待時間縮短到1～2週，最適合讓中國大陸成為國際器官移植旅遊的中心。

3）器官移植的關鍵之一就是供體的質量，活體器官遠遠好於屍體器官，這樣的器官最適合要求高質量、願出高價錢的洋病人。

4）當然也最滿足急於提高存活率的中國移植醫生們追求名利的貪婪。

相比死刑犯常常酗酒、抽煙、吸毒，法輪功學員不喝酒、不抽煙、不吸毒，少有不良習慣，身體健康，特別是大量去上訪的年輕的來自農村和小城鎮的法輪功學員，成為被盜取器官的重要對像。

3、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去了哪裏？

1999年7月江澤民一夥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法輪功學員澄清事實的主要手段就是去當地和北京有關部門上訪，說明真相，或者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希望引起世人對法輪功人權的關注。據明慧網報導，北京公安內部消息稱，到2001年4月為止，到北京上訪被抓捕的、有登記記錄的法輪功學員達83萬人次（不包括許多不報姓名和未作登記的）。[71]《美國國務院2008年宗教自由報告》提到中國勞教所裏關押的人中法輪功學員佔人數的一半以上，[72]至少數以十萬計。

古有「株連九族」，中共再加一族：株連單位

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共對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失業），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裏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撓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法輪功學員的派出所。

不報姓名地址，大量學員失蹤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法輪功學員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現在回顧起來，這種集中關押就為大規模活摘器官製造了條件。

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國汀律師說：「我親自辦理的上海黃雄案件就是這樣的。黃雄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失蹤，沒有任何信息，我們也查過好多地方都沒有。」[73]

據明慧網報導，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日以後，被送到看守所裏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裏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審追問她們到底叫甚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裏其他犯人打她們，可她們基本上都不說。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74]

還有一篇報導，東北一位老年法輪功學員進京證實法，被北京警察根據該學員的東北口音強行送往遼寧。她在自述經歷的文章中描述了上天安門廣場抗議的遭遇： 「2000年12月28日上午9點，我和同修們在廣場被警察綁架到天安門派出所。我們堅決不報姓名、地址，被推到後院胡同，那裏有許多大法弟子都是不報姓名地址，共有6、7百人。聽說年末這些日子，到北京天安門證實法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是千人左右，今天還算少的。……次日晨，近7點，學員們又被押上警車。車開到高速公路時，我才聽說他們抓的來北京正法的大法弟子各地都有，多極了，北京都擱不下了，就把我們分流到各省。從車裏往外看，警車足有100多輛，不見頭尾，其中還有公安部的警車。……行駛途中，瀋陽來的警察帶來兩台大客車把8輛警車裏的100多大法弟子拉走，我也在其中。當晚10點多到瀋陽市，警察又把100多學員分流3處，其中我們15名學員被拉到市行政拘留所。」 2001年6月22日她被非法押送到最邪惡、最臭名昭著的馬三家教養所，在熬過了殘酷迫害的575天後，逼迫勞教所無條件將她釋放。[75]

我們能聽到這位學員講述她的故事，是因為她幾經磨難還活著走了出來。更多的那些不報姓名地址的，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據一位在中國大陸檢察院工作的人士透露，中共的勞教所和監獄這些地方，是不會長期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為沒有辦法按照程序辦理登記手續，這些人當然會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失蹤案例

明慧網上記載了很多失蹤案例。

長春法輪功學員楊秀媛，在2000年的時候，去北京上訪，一去就再也沒回來。那個時候，她的兒子還小，只知道在家等，也不知道用甚麼途徑來找媽媽。2019年3月才托人在明慧網上發消息找媽媽。[76]

一位年輕人講述到他的堂哥方剛（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就失蹤了。方剛老家在安徽省銅陵市樅陽縣，父母都是老實的農民，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兒子，也不敢去向政府講理，不知道方剛是不是還在世上。[77]

遼寧省葫蘆島市法輪功女學員趙麗旋，2003年左右去北京上訪後離奇失蹤。失蹤時32歲左右，兒子當時才一歲，十幾年過去了，親戚都說她的母親思念愛女都近乎瘋了。[78]

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區法輪功女學員王素英，2002年與當地另外兩名女法輪功學員一起到北京和平請願。三人在北京被警察綁架，另外兩名學員回來了，可王素英至今未歸。[79]

2018年6月4日上午，某法輪功學員乘坐一輛電動三輪車，剛開口講真相，車主就說她姪子因法輪功的事失蹤很多年了。她姪子叫方廷，自幼喪母和父親相依為命，法輪功遭中共打壓後，方廷四處奔走向世人講法輪功好，不久就失蹤了。方廷家住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沙土鎮王橋行政村，失蹤時20多歲。父親方同新到處打聽兒子的下落，杳無音信，後來整天精神恍惚，在思念兒子的痛苦中離開了人世。[80]

2016年11月9日，重慶市永川區茶店十六大隊五小隊的一位農村婦女，偶然遇到好心人給她勸「三退」（退出黨、團、隊），她知道她遇到當地法輪功學員了，終於透露了心中藏了十六年的擔憂：失蹤十六年的丈夫、煉法輪功的雷顯康是否被惡人活摘了器官？[81]

長春法輪功學員楊秀元（音），家住自來水廠附近，曾於2000年至2001年之間的某天早上四、五點進京上訪，再也沒回來過，戶口已被南嶺派出所註銷。[82]

湖北省仙桃市鄭場鎮關廟村七組法輪功學員劉雅雅，24歲，畢業於湖北荊門市石油化工學校。2001年在深圳打工，2001年5月去北京上訪時與家人通過電話，之後就沒有了音訊。[83]

吉林省白山市紅旗旅社職工法輪功學員吳世晶，當時30歲，1999年9月與其他學員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與同修走散失蹤，至今杳無音信。其丈夫在等待4年後，領著6歲的孩子於2003年再婚。[84]

河北省辛集市前營鄉苗家營村法輪功學員劉茝崇，40來歲，1999年冬再次去北京上訪，至今不見音訊，幾處監獄、勞教所等地都聲稱沒有他。[85]

孫標，生於50年代，江蘇人，部隊轉業後在湖北省黃岡市自來水公司做電工，1999年9月19日去北京上訪後，至今杳無音訊。當地派出所曾去其家敲詐5000元，說作為去北京接人的費用（沒有收據），至今也不見人，也未退款。[86]

1999年10月底，新疆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天安門請願時，見到來自和田的王姓學員（男，大專畢業，當年28歲左右）。10月28日他去國家信訪辦依法上訪，當日被非法關押，至今生死不明。[87]

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二十里堡鎮法輪功學員付貴武，成都理工大學畢業生，自2000年初前往成都找工作後就毫無音訊。貴武是家中獨生子，父母在思念的痛苦中度過了十幾年，相繼悲戚過世。[88]

遼寧錦州市法輪功學員徐強，1973年出生，大專文化，家住凌河區科研裏1－52號樓，當過法輪功義務輔導員。他於2000年5月末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6月2日下午三點多鐘，徐強曾從北京給錦州的朋友打來電話，讓他母親給他帶些錢，之後徐強就失蹤了，至今杳無音信。[89]

遼寧省鞍山市法輪功學員李瑞祥2001年到北京上訪打橫幅，至今未歸。[90]

這裏摘錄的失蹤案例，只是明慧網上記錄的一小部份，而明慧網上收集的也只是真實情況的冰山一角。

揭開了「集中營」的蓋子

那麼，這些失蹤的學員，去了哪裏呢？2006年3月首次被知情人曝光出來的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案，掀開了這個蓋子的一個角。據稱有數千法輪功學員被集中關押於蘇家屯，並被活摘器官。[1]

隨後，「集中營」這個詞開始在媒體上出現，用來描述那些用於非法關押大量法輪功學員的地方。

除了不報姓名住址的法輪功學員被關到集中營外，據從看守所、勞教所出來的學員講，有一些在裏面特別堅定、拒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也被轉移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這些集中關押地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

軍隊掌控「集中營」

既然司法系統不能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所謂「犯人」，按照中共的傳統，交由軍隊處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中共內部的知情人傳遞出來的消息也證實了這一點，「集中營」與軍事監管區有關。

在2006年3月活摘器官案被曝光以後，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名老軍醫曾投書大紀元網站，說在全國各地類似的關押地（集中營）有幾十處，並提醒外界「注意力應該放到軍事設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統是軍隊，其意思就是該類事情的管理及機構的核心是軍事系統。需要將一定的注意力關注到許多的軍事設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營。」[91]

我們在後面將談及軍隊醫院在獲得器官來源上的巨大優勢，這也是與軍隊掌控器官來源分不開的。

4、給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普遍驗血，出於甚麼目的？

名義上說，中共有些監獄是有所謂的「定期要給犯人體檢」的制度，但是，實際上很難落到實處，而且對普通犯人的檢查項目與對待法輪功學員不同。據2004年關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報導，監獄體檢項目主要有「測血壓、聽心肺、摸肝脾、拍胸片」等，平均花費近60元。[92]可見，對普通犯人而言，驗血並不普遍，而對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抽血是很普遍的，是摘取器官必不可少的一步。（後來中共為建立DNA數據庫開始普遍驗血，那是2009年之後的事情了）

新唐人電視台2009年7月製作的電視片《生死之間》，採訪了幾位從中國輾轉到國外的法輪功學員，提到了他們在被關押期間被抽血的經歷。[93]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甘娜來自北京，曾經是首都機場海關官員．在2001年第三次被關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時，被進行驗血、X光照像、心電圖及眼部檢查等等。甘娜說：「當時我感覺很奇怪，勞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給我們做這種全面的體檢，我就感覺很奇怪。」

原對外經貿部國際司外事處處長張亦潔，因修煉法輪功，被前後關押7次。最後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張亦潔說：「原來我們部裏邊每半年都要給幹部查體一次。像這種常規的肝功化驗，一般的都是那種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樣的。在勞教所抽血的時候，我覺得量比平時要大得多，我們就說怎麼抽這麼多。」

據明慧網報導，大約在2003年的上半年，上海女子監獄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要進行全身體檢。當時看到有四輛大巴停在監區的大門口，裏面都是很先進的各種醫療設備。每個監區的法輪功學員挨個排隊，一個一個的上車去檢查，要上下四輛車，檢查人體各部位。從頭到腳都要檢查，眼科、身高、驗血、驗尿、婦科、B超、心、肝、腎臟都要檢查，抽血的管子是那種很粗的大管子。專管大隊名叫史蕾的警察還稱，「看，政府對你們法輪功多好，給你們全面檢查身體。只有你們法輪功才有這個待遇，我們警察都享受不到。」 這樣的行動在上海女子監獄進行了好幾天（因當時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關押在那裏）。醫生都是跟車一起來的，不知道是哪個醫院的。檢查身體後有些外地在上海被抓的人，他們沒有姓名，只有編號，後來就不見了。[94]

因當時上海女子監獄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關押在那裏，這樣的「體檢」行動進行了好幾天。醫生都是跟車一起來的，不知道是哪個醫院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醫生是哪來的。檢查中，有甚麼問題，醫生就跟警察講。有些外省市被關在上海的法輪功學員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當然，我們能知道的只是在勞教所、監獄驗血的情況，對於被轉移到其他地方大量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是如何被驗血的，他們的處境是如何，我們目前還無從知曉。

5、「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匹配模式：「儲備型大樣本資源」

前面提到，死刑犯是「一次性小樣本資源」。死刑犯只有一次配型機會，這次沒有用上，人已經死了。同時，死刑犯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方被處決的，有「時空分割」，在沒有器官共享體系的情況下，死刑犯的組織配型是屬於「小樣本配型」。

而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與此不同。這次沒有配上，留著，儲備起來，下次再跟另外的病人配型，直到某一次被配上型為止，是「儲備型資源」。大量法輪功學員又是集中關押的（這樣的關押地在中國有多處），是「大樣本資源」。這樣，作為供體來源來說，供體數量和配型幾率就大大增加。

我們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大陸器官移植市場的那些特殊性恰恰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能很好解釋的。

6、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流程：缺少「法院」

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法院」，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流程中卻缺少了「法院」這一環。大量法輪功學員是不經司法審判直接送勞教的，或者被關押到集中營。同時，中共還給律師打招呼不允許為法輪功學員作辯護，這在客觀上促成了正常的司法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就繞開了「法院」這個機構，是醫院與非法關押地之間的直接行為，這樣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1）容易形成潛在的巨大供體庫。大量法輪功學員上訪，被非法關押，公安不經過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批勞教或者集中到某地，產生很大的一個沒有基本人權保障的群體。

2）沒有「法院」，醫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與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地方（看守所、監獄或者集中關押地）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沒有傳統的在刑場摘取器官的種種不方便，客觀上導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

３）沒有後顧之憂。在走法院的形式時，就得曝光，會有來自外界和家屬的制約。沒有法院，很多法輪功學員失蹤了，人從此不見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了任人宰割的對像。

有一點要說明，缺少了「法院」，只是說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沒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上的保護，並不意味著司法系統就沒有參與活摘器官。

根據報導出來的消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流程圖基本如下：

7、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軍隊主導的模式」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機密的緣故，外界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龐大的軍隊衛生系統，包括解放軍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軍區、軍兵種總醫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軍隊醫院發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原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張雁靈2008年12月在新華網上說：「1978年，全軍只有3所醫院能做腎臟移植。現在全軍能開展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的醫院已經有40所，佔全國總數的1/4。」[95]

軍隊醫院器官移植的大發展，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能掌握足夠的器官來源。

「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23]實際上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軍隊醫院，也包括武警醫院，都佔盡先機。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規模很大的非軍方醫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主刀醫生與軍隊醫院關係緊密，甚至本身就是軍隊、武警醫院的醫生。

軍隊、武警醫院和沿海醫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幾年內迅速發展，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成為目前亞洲最大規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該中心主任、創辦人沈中陽，於2003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成立了「武警部隊肝移植研究所」，並擔任所長。與武警部隊的密切聯繫，是沈中陽所負責的幾個移植單位獲利於新的器官來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在大陸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躍，經常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甚麼人呢？他是全軍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軍器官移植中心設立在解放軍總參謀部總醫院（也稱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解放軍第309醫院）。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採訪到了一些曾到大陸做器官移植的病人。這些病人的主刀醫生很多都有軍方背景。一位病人入住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其主刀醫師譚建明同時也是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原九三醫院）的主任醫師，譚建明還在南京軍區駐上海的中心醫院（解放軍第八五醫院）做手術。

書中提到的另一位病人先去了上海華山醫院（復旦大學附屬醫院），準備換肝，接待他的是醫院肝病中心副主任錢建民。等了幾天之後，還是沒有合適的器官。錢建民就建議病人轉院到上海長征醫院，說那裏更容易弄到器官。上海長征醫院就是第二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病人轉到長征醫院的當天就找到了一個肝臟器官。

《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還訪問了一位去廣東省東莞市太平人民醫院做腎移植的病人，他的主刀醫生是高偉。太平醫院是非軍方的普通醫院，但是，主刀醫師高偉是第一軍醫大學珠江醫院腎移植科的大夫，高偉同時還在廣東省深圳武警邊防醫院兼職。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在2009年9月採訪了廣州華僑醫院一位配合做移植手術的麻醉科醫生彭雪梅。彭雪梅透露，供體器官的來路很多：「很多是南方醫院拿了腎以後還送到我們醫院來。就說會有一些門路嘮，但是這不能講嘛，不能公開講嘛。」南方醫院是南方醫科大學的第一附屬醫院，而南方醫科大學的前身是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2004年移交給了廣東省。

衛生部2008年8月啟動的「腎移植科學登記管理系統」（CSRKT，www.csrkt.org）的數據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負責。軍隊醫院在中國大陸器官移植領域的地位可見一斑。

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器官旅遊熱潮中，沿海城市的大醫院得天獨厚，更容易招徠病人。如何廣泛的開闢器官來源，建立與軍方或者軍方背景的醫院的關係，就是這些醫院的器官中介所極力鑽營的。

外界對於軍隊如何摘取器官和調配器官，所知不多。但是，軍隊、武警醫院在器官移植上的活躍程度，器官來源上的巨大優勢，與軍隊掌控這些集中營、控制器官來源有著密切關係。

8、其他有關器官來源的問題

「賣腎廣告」是怎麼回事

談到器官來源，讀者可能想到了電線桿上的「賣腎廣告」。這種因生活所迫賣腎到底能成為多大的器官來源呢？

首先，這種器官買賣是明文禁止的非法交易，一旦發現要吃官司的。賣腎者是在鑽一個法律漏洞，就是親屬之間是可以做活體器官移植的，那麼，賣腎的就可以去偽造直系親屬關係，當然這本身就有風險。在利益驅使下，賣腎廣告還真的很猖獗。2004年《新聞晨報》在一篇採訪中說：「賣腎」廣告張貼最為「壯觀」的，是病房區的廁所。一名護士無奈地告訴記者：「沒辦法，到處都是捐腎、賣腎廣告，水根本洗不掉，只有鏟掉、刮掉。」[96]

不過，有多少人賣出腎，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事實上，器官匹配幾率低是最大問題。專家稱：「兩個陌生人之間偶然相遇，配型的機會更少，除非雙方在醫院化驗前已經做了充份的前期準備，但還有一關是任何一個中國醫生都不會慫恿、更不會直接插手這種私下交易──因為那是犯法的。」[97]

有醫生介紹說，摘死囚的成本很低，幾分鐘就解決了，供體不要錢，而且取走器官後不用關心供體本身的康復（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也是如此）。要是從賣腎者那裏取器官，成本就高了。賣腎的通常都要你十幾二十萬元，還要負責他的生命安全，總得讓他住幾天院恢復吧，等等。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吳剛在2004年底接受《華商晨報》採訪時說：「僅因廣告就貿然非法購買陌生人的腎臟，會『賠了夫人又折兵』的！」[98]

應該說，賣腎的現象是存在的，也確有人通過這種方法去弄到腎。但是，這並不能成為一個多大規模的器官供體來源。如前文所述，連中國政府都不否認，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的發展，很大程度是被移植市場的巨大利益所驅動，如果使用賣腎者的腎臟，因為成本昂貴，醫院獲利必然大打折扣。所以賣腎廣告雖然滿天飛，賣腎者作為一種器官來源不可能驅動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業的「蓬勃發展」。更重要的是，在2003～2006年的時候，有了更好的來自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來源。吳剛在上面提及的《華商晨報》採訪中透露：「因為目前瀋陽市腎源是完全充足的！那些賣腎廣告，是幾乎沒有市場的！」

吳剛所在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在網站上公開宣稱，他們那裏要腎臟的話最快一個禮拜，不超過一個月。如果手術失敗，還可以在一週內再做第二次手術，還稱等待肝臟器官不超過一個月（見附錄2）。這些充足的器官是哪裏來的呢？顯然不是電線桿和醫院廁所的賣腎廣告能帶來的。還有，大家要看到，2003～2006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的發展中，肝移植的增長是個重要因素。賣肝的廣告，很少見。

2007年之後，隨著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一來源的消失或者說減少，為了開發新的器官來源，政府開始大力宣傳和鼓勵親屬活體移植，這為假造親屬關係製造了方便，地下賣腎是不是更為猖獗，這是另外一回事，本文關注的是2003～2006年的「蘑菇雲」市場。

移植醫院增多，會造成移植數量增加嗎？

有人可能想，是不是那幾年開闢移植手術的醫院大增，特別是三甲醫院的評定要有一定數量的器官移植手術作考核指標，從而造成器官數量大增呢？其實不然。因為供體短缺是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頸，在醫院少的時候都不夠用，醫院多了，只是造成供體的分流，並不能製造出更多的供體。而且，我們在前面的估算公式中計算的，是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總量，總量只有那麼多，醫院再多也造不出供體來。

八、廣義的死刑犯──活摘器官的演變過程

1、零星個案

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經歷了一個過程。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於1999年7月，最早的器官例子發生在勞教所被打死的法輪功學員身上。在2000年就逐漸披露出一些懷疑被摘取器官的迫害致死案例（這可解釋從2000年開始大陸器官移植數量上已經出現一些增長）。

2000年12月22日，明慧網登出一條來自於中國的消息：「一些邪惡警察正在與貪財黑醫密謀出售大法弟子人體器官，據悉，僅石家莊某中醫院已分得六個指標」。[99]這大概是最早提到中共在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導了。因為這條消息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細節，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殘酷得令人難以相信，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許多人的關注。

2001年2月1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三火力發電廠技術員任鵬武，男，33歲，因散發關於天安門自焚騙局的真相材料被捕，關押於呼蘭縣第二看守所，5天後，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經家屬的同意下，將任鵬武的器官摘除，然後強行火化。[100]

廣州市白雲區法輪功學員郝潤娟，女，2002年2月下旬被非法抓捕，在廣州白雲看守所遭受殘酷折磨，於2002年3月18日被奪去生命。在家屬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郝潤娟被解剖了屍體，弄得面目皆非。[101]

福建省寧德市法輪功學員孫瑞健，男，29歲，2000年11月進京上訪時被北京公安拘留。12月1日家屬被告知孫在公安押解情況下「跳車死亡」。當孫瑞健的妻子見到遺體時，遺體已被剖腹解剖，死者眼睛異常突出。[102]

貴州省開陽縣第一小學高級退休教師、53歲的大法學員傅可姝和34歲的遠房表侄徐根禮，2005年11月在江西井岡山失蹤後，於2006年4月底，在井岡山五指峰發現他們的屍骨。兩人的屍體均無頭髮，雙眼凹陷，沒有眉毛，眼球被人挖走，懷疑被盜取了眼角膜。徐根禮身體的腹胸部被切開，家屬認為受害者可能遭到謀殺並被盜取器官。[103]

一位曾在廣州白雲區戒毒所遭關押的男子透露，有一次他看見幾個「白粉仔」（吸毒犯）在毆打一名法輪功學員，正好被戒毒所的一名醫生看見。醫生說：「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他幾次聽到戒毒所的醫生對那些吸毒者說，打那些法輪功要注意不能打腹部和眼睛。[104]

2008年7月，《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之一大衛﹒麥塔斯在美國找到一個曾被關押在江蘇省某監獄的人。他不是法輪功學員，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Lanny。在裏面關押的時間長的犯人告訴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間，每個號裏面都至少發生過2-3起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電視片《生死之間》收錄了麥塔斯與Lanny的對話。[93]

2、大規模活摘器官的土壤

從零星個案盜取器官發展到大規模活摘器官，是在幾個條件的支持下進行的。

條件一：「集中營」的出現

前面講到了很多法輪功學員不報姓名住址被轉移到某些地方集中關押。這種游離於司法系統之外，被軍隊控製的「集中營」式的關押地，為大規模活摘器官準備好了物質上的條件。

條件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

這場迫害是江澤民個人首先發動，進而利用共產黨的整部國家機器，發展為江澤民和共產黨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中共對法輪功實行的是強制轉化，把轉化率同政績掛鉤，不轉化就往死裏整。「610辦公室」（成立於1999年6月10日的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凌駕於公檢法之上類似於中央文革小組、納粹蓋世太保之類的恐怖組織）對法輪功有一個系統性的滅絕政策，叫做「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據當時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勘察設計管理處處長李百根（現居美國）說，1999年11月30日，「610辦公室」的三個負責人召集了3000個政府官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鎮壓法輪功之事。鎮壓幾個月了，但進展很不順利，法輪功學員仍上訪不斷。在這次會上，「610辦公室」的頭目李嵐清，口頭傳達了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新政策：「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105]

這個政策中共當然沒有寫在文件上，而是屬於口頭傳達下去的。外界主要是通過法輪功學員在洗腦班、勞教所和監獄裏的經歷知道這個政策的。在明慧網上的迫害真相報導中，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提到聽迫害他們的警察或者公安局政保科的人說起過這個滅絕人性的政策。

從這個政策延伸出來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這成為了一些警察對付堅定的法輪功學員的口頭禪。所以不管多少法輪功學員在非法關押期間被折磨致死，中共從來不懲罰肇事的警察，反而樹立成反法輪功標兵，升官加爵。

條件三：器官移植帶來的巨額金錢利益

如前面所論述的，移植費用異常昂貴，器官移植成為非常賺錢的暴利行業。在中國今天的社會裏，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破滅，傳統的信仰被死死壓制，結果「掙錢」就成為了許多人追求的信仰。不信神的人，沒有了來自神對人行為的約束，為了錢，就敢於無惡不作。

條件四：用謠言煽動起來的仇恨，從「自焚騙局」到「活摘器官」

自迫害開始，中共就製造了無數的謊言來抹黑法輪功。以中央電視台的熱門節目《焦點訪談》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從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輪功的節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幾乎佔那個時間段所有《焦點訪談》節目的四分之三。到了2001年，中共通過策劃天安門廣場自焚騙局（見附錄11），重新組織力量，高壓宣傳捲土重來。那一年的反法輪功節目是37集，略多於1999年70集的一半。

學校裏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動去毒害中小學生，小學教材裏就一直有誹謗法輪功的內容，甚至在考試題裏面都有關於誹謗法輪功的問答。龐大的黨、政、軍、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等各種各樣從上到下的嚴密組織，發動所有這些組織來對一個平和團體進行嚴酷的打壓、監控和迫害，就使得這場迫害變成了全民參與。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共對法輪功的造謠抹黑到了多麼離譜的地步。2001年3月9日，中共派出前駐美大使朱啟禎、李道豫和前駐加拿大大使張文樸帶隊的代表團到華盛頓遊說，阻止美國對台出售武器，然而，當這三位外交官拜會美國國務卿萊斯時，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準備好的講稿開始向萊斯宣讀，一口氣把法輪功聲討了20分鐘，根本就沒有按照外交常規就對台軍售、人權、貿易、美國的飛彈防禦等議題交換意見。萊斯對北京官員的這番說教相當惱火，等對方念完講稿後，就匆匆結束會晤，憤然離開。[106]

中共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誣蔑和誹謗，在老百姓中煽動起莫名的仇恨，這為後來幾年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使參與者喪失了殺人的「道德負罪感」。

看看某些器官移植的專家都是甚麼樣的人。中國最大的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在1999年迫害開始後，就跳出來批判法輪功，惡毒攻擊法輪功創始人；浙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原院長、移植中心主任鄭樹森是「浙江省反邪教協會副會長」（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衝在抹黑法輪功的第一線；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叫囂「反對法輪功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對一小撮的反動骨幹決不能心慈手軟」。這些「決不心慈手軟」的所謂專家，都是移植大戶，在他們手裏，被謊言妖魔化後的法輪功學員的人權連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既配合中共撈到了政治資本，又名利雙收，賺得盆滿缽滿。中共的仇恨宣傳和邪惡的黨性，讓很多所謂的專家在私慾面前泯滅了人性。這種敵意和仇恨為殺人準備了土壤。

據知情人透露，2001年底就開始有規模化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出現了。下面的圖示描述了從零星個案發展到大規模活摘器官的過程。

3、甚麼樣的弱勢群體會被當作「廣義的死刑犯」

這是朋友聚會上的一場討論。

甲：「中共幹過很多壞事，但是，要說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不太可能，畢竟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乙：「時代的變遷，並不一定就總是往好裏變。過去哪裏有那麼多假冒偽劣？毒食品，毒牛奶，可都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敗壞的人心，加上對金錢的狂熱追求，現在的人甚麼事幹不出來？說到器官，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那麼多的腎啊，肝啊，哪裏來的呢？」

甲：「哎呀，死刑犯唄，就是從死刑犯身上來的，公開的秘密。活摘法輪功，太離譜。」

乙：「人家等幾年，中國等一兩個禮拜，成為了全球移植旅遊中心，這是不是更離譜？這麼更離譜的事不也發生了嗎？」

甲：「中國的事兒，太複雜。你呀，不要狹義地理解中國的死刑犯。你以為法院判死刑，拉到刑場挨槍子的才算死刑犯？告訴你，監獄裏弄死幾個人容易得很。不是死刑犯，往死裏打，不就打成了死刑犯嗎？這叫『廣義的死刑犯』，是不是？就是打啊，不順眼的，沒有後台的，打得你半死，弄到醫院，最後就把器官給摘了，比去刑場還方便。中國人多聰明，就像你說的，只要有錢賺，甚麼事幹不出來！」

乙：「你不是說時代不一樣了嘛！現在你能在監獄裏隨便打死人？這可不是打死一兩個，要打死一批一批的，才能保證器官移植市場的供應。」

甲：「你想啊，有後台的也不用進去，進去的多是弱勢群體，無權無勢，弄死你不跟玩似的，打官司都沒人理你。」

乙：「要說弱勢群體，目前誰是最大的弱勢群體？人格上，名譽上，政治權利上，經濟上，法律保障上，找不出幾個比法輪功學員更弱勢的了，法輪功是中共最大的敵人，中共鋪天蓋地的誹謗把他們抹黑得不當人看，怎麼整他們都行。他們關在裏面的少說也有多少萬人，你說的廣義的死刑犯，他們不就是最大的、最方便的廣義目標嗎？」

甲：「嗯……要這麼想下去，那就可能真是這樣。」

4、活摘器官的慘劇與白宮前的「高興時刻」

那是2006年4月份，活摘器官的事曝光不久，又逢中共黨魁訪問美國白宮。中共大使館組織了一個歡迎隊伍，馬路對面就是抗議人群，包括很多要求調查活摘器官指控的法輪功學員。當時有西方媒體採訪歡迎隊伍的一個組織者，問道：「你看對面啊，有兩千多人的抗議隊伍，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啊？」

該組織者回答說：「中國領導人來訪是一個很高興的時刻，我不知道他們說的事（指活摘器官）是真是假，但是，在這個時候抗議領導人，是不合時宜的。」

活摘器官這麼邪惡的事情是每個國家的領導人最應該馬上知道的，至少政府應該馬上容許進行獨立的調查，是真是假查個水落石出。就因為受害的是法輪功學員，在被中共的仇恨宣傳洗腦後，該組織者心裏根本就沒有同情心，更沒有對人的生命的起碼的珍視。他的「高興時刻」比起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生命重要多了。活摘器官為甚麼能發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土壤。

5、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只需一小步

如果說中國有著同西方一樣的器官捐贈系統，而且從來沒有盜竊死刑犯器官這種做法，那麼，要說中國大陸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話，這中間的跳躍可能就實在太大了。可是，在中國不是這樣情形。盜竊死刑犯器官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還沒有斷氣，相當於是變相活摘。在這種背景下，當中共把法輪功當作國家的敵人，當作比死刑犯還不如的抹黑目標和迫害對像時，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邁出的就只需一小步，而不是那麼不可思議了。

安妮的證詞：前夫參與活摘器官的過程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的作者之一大衛﹒喬高，在從政之前，曾是出庭律師，也做過檢察官，擁有豐富的調查取證的經驗。大衛﹒喬高調查詢問過一位前夫曾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化名安妮（Annie）的女士。書中有對話記錄。從安妮的證詞中，可以大概了解一下醫生是如何參與及其參與的過程的。

安妮的丈夫是從2001年底開始參與的，負責摘取眼角膜。摘取器官的醫院與做移植手術的醫院是分開的。安妮的丈夫本身是神經外科醫生，但被招募來幫助取眼角膜（從供體上取器官與給受體做移植是不同的手術）。供體被推進手術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種導致心力衰竭的藥物。在一開始，安妮的丈夫並不知道被摘取的是法輪功學員，而且醫生們是分開摘取器官的。每次手術後，安妮的丈夫就得到巨額的金錢回報，要比一個普通醫生的工資收入多出數倍。時間一長，反正有大錢可賺，慢慢就不怎麼害怕了，醫生也開始合作在一起摘取器官。安妮的丈夫就是從合作的其他醫生那裏才知道供體是法輪功學員。安妮到了2003年從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後來，忍受不了就離婚了。

我們看到，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傳統在這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待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來因為有對法輪功「打死算自殺」的那些政策，二來也聽信了中共對法輪功的污衊宣傳，所以醫生們已經習慣不管器官是何來源，都當作死刑犯去對待就行了。一旦在外界的壓力下意識到了這是在殺人，是在犯大罪，他們很多人又守口如瓶了。

活摘器官的一條龍作業

根據安妮的說法，活摘器官的過程大致如下圖所示：

在這個鏈條上，不同環節有不同的人參與，摘取器官的醫生同移植器官的醫生，可能是同樣的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人。所以，並不是每個醫生都知道事情的全貌。如果去問醫生器官來源是甚麼，得到的答案也許不一樣，就是因為他們在這條器官鏈上所處的位置不同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器官來源是由軍警控制的，外界很難知道其運作的整個過程。

以「死刑犯」解脫責任

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看，中國大陸器官移植醫生的普遍心態都是不願意去了解供體的真正身份和案情。只要手術做得越多，掙錢就越多，名聲就越大，發表論文也越多，升主任當官就越快，不願去多想器官來源，反正認定是死刑犯就心安理得了。因為是一條龍作業，到時候按照流程來通知了，說明天誰取器官誰就去，至於這「死刑犯」是真是假，是不是法輪功，究竟是甚麼案情，是否自願捐獻，他們認為跟他們無關。

在這個一條龍作業的鏈條環節上，各個角色都希望能用「死刑犯」來解脫自己的責任。

1）關押法輪功學員的軍警，在中共的封閉式洗腦下，把法輪功學員當作精神病患者，或者死刑犯對待。

2）去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面對手術台上的「死」人，他也就認為那是死刑犯。即使發現供體還沒死，也豁出去了。因為中共槍斃死刑犯時，為了取器官，也常常故意不把死囚打死，已經習慣於這種做法了。

3）給病人移植器官的醫生拿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如果他並不是直接取器官的人，他就更認為那是死刑犯的器官。

如同安妮的前夫一樣，剛開始真以為是死刑犯，等到後來知道是法輪功學員以後，也早已麻木了，有錢賺就行了。利用死刑犯器官是中共早已成形的慣例，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各個環節中，參與者自覺不自覺地仍然把被摘取器官的對像當作死刑犯。

但是，這些被活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並不是傳統的「死刑犯」，活摘器官就是在殺人。當事情被揭露出來後，這些參與者又因害怕而替中共守口如瓶，這實際上是罪上加罪。

「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納粹「大屠殺」是怎麼發生的

上個世紀40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在外界看來，很突然，很不可思議，但是，歷史學家認為，「大屠殺」是德國實行的種族分類清洗運動的自然延伸。早在1920年德國就有人出版了《允許消滅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的概念（life unworthy of life）。[107]一些屬於「社會動亂」的人群被劃分為「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這些人包括精神病患者、殘疾人、政治異見者、罪犯，還包括猶太人、羅馬人、非白種和非高加索人。心理學家羅伯特﹒利夫頓在其著作《醫療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心理學》一書中提出了納粹消滅「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逐漸演變的五大步驟：1）強制絕育；2）消滅不健全的小孩；3）消滅不健全的成人，主要是精神病醫院的患者，採用的是一氧化碳毒氣；4）擴張到猶太集中營裏關押的不健全者；5）演變到對集中營所有被關押的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108]

很明顯，從「有著對所有生命的尊重」到「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是一大步，而從已存在並正在進行的「消滅沒有生命價值的生命」到「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邁出的就只需一小步。

同樣道理，從「沒有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一大步，從「有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所需要邁出的只是一小步。

下面的圖示刻畫了活摘器官之所以發生的環境和土壤。

6、「格雷欣法則」的啟示：「妖魔化宣傳」鼓勵人們漠視生命

4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格雷欣（Gresham）發現了一有趣現象，兩種實際價值不同而名義價值相同的貨幣同時流通時，實際價值較高的貨幣，即良幣，必然退出流通──它們被收藏、熔化或被輸出國外；實際價值較低的貨幣，即劣幣，則充斥市場。人們稱之為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亦稱之為「劣幣驅逐良幣規律」（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在這場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被妖魔化為了「劣幣」。本來，中共搞了幾十年的無神論教育已經使得很多人難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認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鋪天蓋地的「自殺」、「殺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謠誹謗，更是在社會上煽動起了對法輪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後來把法輪功反迫害的正當權利貼上「擾亂秩序」、「反華勢力」、「反動組織」等各種政治帽子，使得法輪功學員在社會上的名譽受到極大破壞。

在這場迫害中，侵犯法輪功學員基本人權，包括打殘打死法輪功學員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輪功學員不能上訪，他們被隨意開除公職，開除學校。法輪功學員還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請律師（敢於站出來的律師也要受到迫害）。不但工作單位和政府機構要把法輪功批倒批臭，就連從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裏，都明目張膽地有妖魔化和誹謗法輪功學員的專門章節。在勞教所和監獄裏，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優越，甚至讓死囚犯來看管和毆打法輪功學員，他們比死囚犯更沒有最基本的人權保障。

一個不是法輪功學員的犯人在出來後講述的一個監獄裏的故事讓人刻骨銘心。一位法輪功老人，不放棄修煉，絕食抗議，後來被扔到牢房的過道裏。獄警們來來回回地走動，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樣。老人在人們漠視的眼皮下蜷曲著，衰竭著，幾天之後，終於沒有了聲息，隨後被抬出去了事。那是一個生命的終結啊！這個故事中透出的中共執法人員對法輪功學員生命的冷漠和輕視，讓人心裏感到無比的、窒息般的沉重。

一個沒有暫住證的大學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發一場互聯網上對當事警察和收容制度進行譴責的網絡風暴；而對這場慘無人道、曠日持久、波及千千萬萬善良百姓的屠戮，人們卻聽不到幾聲回音。人們不相信這場迫害，面對活摘器官的指控，就因為原告是法輪功學員，許多人就在沒有任何調查的基礎上一味地盲目否認。這不相信本身就是這場迫害得以發生和繼續的巨大保護傘。

於是，中共的劊子手們發現，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更方便和安全，更沒有法律責任，更容易下手，而且是活體。「格雷欣法則」的「劣幣驅逐良幣」就這樣起作用了，而且「劣幣」比起「良幣」還有更高的市面價值。「活摘器官」這樣邪惡的事情，就這樣在中共滅絕性迫害法輪功運動中發生在了大量年輕健康的法輪功學員身上。

正是中共散布的誹謗法輪功的謊言造成了一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外在環境。哪裏來的「廣義的死刑犯」？被中共當作最大敵人的、大量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就是「廣義的死刑犯」。

「格雷欣法則」還給了人們一個暗示，在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年中，傳統的死刑犯器官的利用率有可能下降，而更多地利用法輪功學員的活體器官。

九、「乞丐和流浪漢之死」揭示醫生的道德底線

如果有人還從道德底線上去懷疑白衣天使怎麼可能做出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那麼，中共媒體上曝光出來的醫生參與或涉案殺死乞丐和流浪漢盜取器官的案例，給了人們一個參考。「道德值幾個錢？器官才值錢！」在中國那片被中共統治的「神奇」土地上，原來甚麼可怕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1、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

2007年第14期的《南風窗》登載了一篇題為《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的報導。[109]河北省行唐縣乞丐仝革飛被當地人王朝陽夥同武漢同濟醫院的博士後研究人員陳傑以及其他幾個來自武漢和北京的醫生，在一個廢棄的變電站，藉著手電筒的光線，用20多分鐘活摘了仝革飛的雙腎、一肝、一脾、一胰腺共5個器官。事後其中一名參與的醫生自己報案了。武漢同濟醫院的陳傑送給仝家6.5萬元賠償，望仝家不再追究醫生責任。據稱，王朝陽欺騙醫生說仝革飛是被法院判處的死刑犯。對於幾名涉案的醫生來說，應該知道摘取任何人的器官，都需要看到法定機構判定仝革飛已經死亡的證明，要看到仝革飛本人的捐贈志願書。這些當然都沒有。如果是被槍決的死刑犯，摘取內臟器官一定會在刑場進行，因為手術必須在犯人槍決之後的幾十秒之內開始。被告王朝陽在法庭上供述說：「正切割時，仝革飛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個醫生的臂膀一下，有名醫生踩住仝革飛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南風窗》報導中用了「驚悚故事，聞者莫不色變」來描述這場活摘器官的慘案。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出「白衣天使們怎麼會為了金錢利益做出活摘器官這種喪盡天良的事情」（見附錄12）。

德國之聲中文網記者曾深入追蹤這起殺害乞丐摘取器官的慘案，報導說，此案以把一個無關緊要的副所長免職應付了事。據知情人士透露，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在原所長陳忠華（2000年～2006年7月）任職期間，該所器官來源獲取不按規定、不顧常規，存在非法獲取器官的情況。德國之聲記者打通了陳忠華的電話，記者希望陳能夠解釋一下相關的情況，但是陳忠華表示不能接受採訪。可見關於器官來源的問題該所已經極度敏感，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敢輕易走漏風聲。[110]

這則《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也許會提供給讀者想像的空間。在一個物慾橫流的社會，甚麼慘劇不可能發生呢？

2、《器官何來？》：為盜器官，流浪漢被殺

2009年8月31日出版的大陸《財經》雜誌封面報導《器官何來？》（見附錄13），披露了發生在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威捨小鎮的一起「殺人盜器官」案。一個名為「老大」的流浪漢被殺，棄屍水庫，後被漁民無意間撈出，但只剩一個空空的軀殼，全身可用的器官不知所蹤。文章講到，在遇害前幾天，一向邋遢的「老大」衣服忽然變得很乾淨，雜草般的頭髮和鬍子也剃光了。人們回憶起來才明白那是被人帶到醫院去抽血做配型了。據稱公安機關在屍體內，發現了來自廣東中山三院的醫用材料，最後鎖定中山三院肝移植科副主任醫師張俊峰和另外兩名醫生。張俊峰是醫學博士、博士後、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中華現代外科》雜誌常務編委，主要參與完成的「肝臟移植應用研究」，獲2007年「教育部科技進步獎推廣類一等獎」。另外涉案的還有當地威捨鎮一個名叫趙誠的私人診所醫生。威捨醫院一名醫生告訴《財經》記者，作案後幾天，趙誠去當地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存了20萬元，露出了馬腳。[111]

就是這樣的以救人為天職的醫生，為了金錢和名譽，對活摘那些他們認為命不值錢的人（乞丐、流浪漢，或者被中共打成最大的敵人們）的器官，卻是心狠手辣。

這些案例還證明一件事情，有人質疑說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必須要有多高的醫療衛生條件，其實不然。河北省行唐縣乞丐仝革飛的器官是在一個廢棄的變電站，藉著手電筒的光線完成的。

十、更多證據

1、活摘器官之案的曝光者

2006年3月9日，一位知情人士向《大紀元時報》披露中共在瀋陽市蘇家屯區設立了一個類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營，關押著法輪功學員。[1]2006年3月17日，一個曾參與摘除法輪功學員眼角膜器官的主刀醫生的妻子透露蘇家屯集中營設在瀋陽蘇家屯遼寧省血栓中西醫結合醫院。[2]3月31日，瀋陽軍區後勤部下屬的一名老軍醫投書大紀元，指證摘除器官的蘇家屯地下集中營的確存在。至此，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被揭露了出來。[3]

2009年，一名警察向「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舉報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這位警察作證說，2002年4月9日，在瀋陽軍區總醫院15樓的一間手術室內，他親眼看到兩個軍醫將一名30多歲的修煉法輪功的中學女教師，在沒打麻藥的情況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器官，將她活活害死。

這位女性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之前，被經過一個月的嚴刑拷打、強暴。這位警察作證說：「在這之前，她受過的羞辱更大。我們的民警有不少就是變態的那種，給她進行，用鉗子、用窺視器，都是不知道哪來的儀器……反正我都親眼所見，我當時沒照照片就是遺憾，對她進行屬於是猥褻，她長的有點姿色，比較漂亮，對她進行強暴……太多了。」[112]

2、電話調查錄音

活摘器官之事曝光後，一些海外機構很快著手了電話調查，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承認有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

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承認有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

《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公開了與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對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盧國平多次親口承認移植的供體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他說：「有些是法輪功，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對話片斷：[113]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肯定能夠找得到。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裏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那個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裏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裏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解放軍307醫院利用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www.zhuichaguoji.org）的調查員以替家人朋友尋找移植腎供體為由接觸了中國人民解放軍307醫院腎源中介經紀人，前後交往時間達數週，累計談話時間達數十分鐘。追查國際保存有這些對話的完整錄音和其它形式的證據，如有相關組織或人士需要進一步了解，可與「追查國際」聯繫。

對話片斷：[114]

調查員：你就給我打聽一下……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說過吧，以前就是說我們這邊跟你說實話，是做過兩例，知道嘛，搞過這兩例。

調查員：是兩個法輪功學員的？

中介：對，搞過這兩例，監獄裏面呢就是說像法輪功搞過，我也跟以前那個大姐說過，是搞過，現在呢，比以前來說難度比較大一點。

……

調查員：你原來搞的那個是在哪個地方搞的？

中介：嗯，是在那個西城。

調查員：對。還有，你怎麼確定他是法輪功學員，這一點你了解過嗎？

中介：怎麼確定法輪功學員，到時候──到時候我們這邊，頭兒上邊有人給你會給你出現資料，知道嘛，他會出資料給你，這您放心。

調查員：噢，那好。

清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玉泉醫院李宏輝主任坦承移植法輪功活體器官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www.soundofhope.net）記者2006年4月28日採訪了清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玉泉醫院）腎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輝。李宏輝坦承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

對話片斷：[115]

李宏輝：這個法輪功的事情是前幾年的事情了。

記者：那前幾年的話這種腎源比較好找嗎？

李宏輝：應該是。

更多電話錄音

「追查國際」陸續發布了更多的電話調查結果。包括：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宋文利主任，電話[phone]，2006年3月15日
﹒上海市復旦大學中山醫院，電話64041990，2006年3月16日
﹒山東省千佛山肝臟移植中心，電話82968900，2006年3月16日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院，戴醫生，電話63240090，2006年3月16日
﹒武漢市湖北省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電話67813104分機2960/2961，2006年4月2日
﹒武漢同濟醫院，電話83662688轉泌尿外科

錄音和文字參見：www.zhuichaguoji.org

3、中介證言

2006年11月17日，以色列最大的報紙Yediot Achronot發表了一篇題為《器官中介人逃稅》的報導。文章說，一週前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器官中介人，他們是Medikt公司的總裁雅倫﹒尤杜丁（Yaron Izhak Yodukin）和他的同伙。他們被捕的原因是沒有申報為以色列人到中國和菲律賓移植器官作中介而賺取的數百萬元，涉嫌逃稅。報導說，被逮捕的其中主要疑犯向以色列一家報紙承認：器官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死囚及良心犯，包括法輪功修煉者。

4、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警察的口頭禪：送蘇家屯

大約2001年七八月份，馬三家來了很多記者，據說還有北京一家大報的海外版記者，以及一些政府高官，還有瀋陽軍區的高級軍官，一行幾十人來馬三家所謂的「參觀」。一位記者對一名堅定信仰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說：「不轉化，你能回（家）去嗎？」這位堅定信仰的學員說：「我的祖國，我的師父會讓我回（家）去！」當場，馬三家一個警察頭目就按捺不住，當著幾十個參觀者，指著這位法輪功學員說：「你就是個死螃蟹，死了挖個坑給你埋了：給你送蘇家屯！」

那時，「送蘇家屯」成為了馬三家勞教所警察們的口頭禪，在馬三家是公開的威脅口號。因為當時蘇家屯活摘器官集中營沒有在海外曝光，中共的活摘罪惡也沒有被充份揭露，所以被威脅的法輪功學員只是把「送蘇家屯」，當作了被送到「大北監獄」繼續迫害，只是另外一個嚴酷「轉化」迫害的黑窩。法輪功學員和世人誰也沒有想到「送你到蘇家屯」，「到了那裏就再也出不來的」這些話的真正意思。其實，在蘇家屯那個地區，表面上並沒有甚麼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場所，甚至沒有關押普通犯人的大監獄，活體集中營是在蘇家屯地下掩體中秘密設立的。[116]

5、王立軍的「現場心理研究中心」

2003年5月，在迫害法輪功的高峰期，王立軍被時任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薄熙來調到錦州市任公安局局長。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王立軍上任後不久便建立了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該中心的一個課題就是「藥物注射後器官受體移植研究」，沒有足夠的供體，王立軍是開展不了這個研究的。

該中心成立兩年的時間內，就進行了數千個器官試驗。2006年9月17日，在中國光華科技基金的頒獎會上，王立軍在接受200萬元「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的發言中感慨：「我們所從事的現場，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是我們多少人的努力……這裏面有更多人艱苦的勞動，光華科技基金會晉陽秘書長，他們親臨一線，就在我們的現場，技術解剖的現場，器官受體移植的現場。」[117]

王立軍的「成果」，光靠「多少人的努力」是做不成的，還必須要有被屠殺的供體，顯然錦州地區的死刑犯是支撐不起王立軍的研究項目的。

王立軍還有一項讓人匪夷所思的專利，叫「原發性腦幹損傷撞擊機」，能讓人瞬間腦死亡，卻在一定時間內維持呼吸和心跳。2017年11月15日，韓國「TV朝鮮」紀錄片《調查報告7》欄目播出了專題《殺了才能活》 ，揭露中共醫院以外國人為服務對像進行不法移植手術的內幕。記者採訪了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會長兼外科醫生李承原（音譯），李醫生表示：「『原發性腦幹損傷撞擊機'，除了為摘器官將人進入腦死狀態外別無它用，誰會讓人腦死呢？」[118]

6、人體塑化標本，屍源成疑

多年來「真人屍體展」在世界各地巡迴。遼寧省蘇家屯活摘器官曝光之後，人體塑化的屍體來源引發質疑。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製作人體標本（人體塑化）的工廠都位於遼寧省大連市，一個是「馮﹒哈根斯生物塑化（大連）有限公司」，另一個是「大連鴻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體塑化是以硅橡膠、環氧樹脂等混合物（多聚物）置換人體內的液體，製成所謂的「人體塑化標本」。在塑化技術以外，此行業的制約瓶頸是「屍源」，因為人體塑化標本須用未經任何防腐處理過的新鮮屍體製作。據法醫學解釋，人類死後2天內為新鮮期。[119]

人體塑化是由號稱「死亡博士」的德國人馮﹒哈根斯（Von Hagens）發明的。1999年8月，馮﹒哈根斯來到中國大連市，以1500萬美元的投資建成了佔地近3萬平方米的全球最大的人體塑化公司，隋鴻錦任總經理，隋鴻錦是哈根斯的學生，曾赴德國跟哈根斯學習塑化技術。

此時的大連市由薄熙來當政，不僅屍體工廠得到特批，哈根斯還被授予「大連市榮譽市民」。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訴中外記者，之所以選在大連建廠，理由非常簡單：政府支持、政策優惠、優秀的勞動力、低廉的工資以及充足的屍體來源。

哈根斯公司研發、生產的80%都在大連分公司，其製作人體標本均用於商業性展出。這些標本在全世界展覽，已經為哈根斯賺到9億多美金。[120]

除了用屍體展賺錢，販賣器官標本的利潤也是非常豐厚。一具完整人體標本賣69,615歐元（約合70萬人民幣），人體軀幹標價為5.8萬歐元起，腦部約2.3萬歐元。對預算較少的買家，網店還提供121歐元一塊的透明身體切片。[121]

隋鴻錦很快認識到，關鍵技術並不高深，關鍵在屍源、人體器官源。這滾滾的收益不應該讓德國人獨享。於是隋鴻錦不惜與哈根斯翻臉，另立爐灶。2004年，隋鴻錦註冊「大連鴻峰生物有限公司」，主營人體標本製作和展覽，成為哈根斯最重要的競爭對手。隋鴻錦在美國的展覽合作夥伴是總部位於亞特蘭大市的「第一展覽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雙方簽署了5年期的租賃協議，第一展覽為此支付2500萬美元。第一展覽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展覽公司之一，泰坦尼克號的打撈和物品展覽就是該公司的業務。「人體展覽」近年已成為該公司收益的主要來源之一，2009年該公司19%的收入來自泰坦尼克，67%的收入來自人體展覽。[122]

2008年在紐約州總檢察長要求下，「第一展覽公司」在展覽官網和紐約展覽現場貼出了一則聲明：「本展覽所展出的中國公民或居民的人體屍體最初由中國警方獲得。中國警方有可能從中國監獄裏獲得屍體。第一展覽公司無法獨立核實你所觀看到的屍體不是來自被監禁在中國監獄裏的人。」

靠著充足的屍源，隋鴻錦的事業「蒸蒸日上」。2008年在遼寧旅順建立了生命奧秘展覽館，2011年遷至大連金石灘旅遊度假區。憑借人體標本展覽和屍體販賣，隋鴻錦成為了擁有三家公司的億萬富商。

清一色的中國人屍體在世界各地展覽，引發了許多中國人的不滿，屍體來源更是成為關注的焦點。早在2004年月1英國《衛報》就報導過，哈根斯大連塑化工廠附近有三所勞改營關押著大批法輪功學員。[123]隨著谷開來東窗事發、王立軍叛逃美領館、薄熙來落馬，大連的屍體工廠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谷、王、薄參與活摘器官與屍體販賣的黑幕逐漸浮出台面。據報，江澤民暗示薄熙來迫害法輪功就能升官。薄熙來立即響應，大連市迅即成為迫害法輪功的最嚴重地區之一。薄熙來當上遼寧代省長後，開始擴建了瀋陽馬三家勞教所、龍山教養院、沈新勞教所等，用來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那時中國各地因為不報姓名而無法遣返的法輪功學員成批地送到遼寧省，被薄熙來接納，秘密關押在薄掌控的監獄和勞教所中。[124]

7、周永康的器官移植利益鏈

黃潔夫自2001年11月擔任衛生部副部長，黃負責在全世界為掩飾中共前所未有的邪惡做輿論公關宣傳。不過，在周永康落馬之後，黃潔夫在接受採訪時，拋出了周永康，外界解讀為間接承認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事。

2015年3月15日，黃潔夫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談取消死囚器官移植。[15]黃潔夫說：2014年是中國器官移植接受考驗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圍下，所以才有現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記者感到不解，問：為甚麼打大老虎就能把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甚麼人？

黃潔夫回答說：「太清楚了，大老虎這個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政法委書記，是這個原來的政治局常委，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報紙天天在這講他的背景的。那這個死囚器官的來源在哪裏，這不是很清晰了嗎？」

黃潔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鏈變得骯髒，大老虎周永康落馬才打破這種利益鏈。黃潔夫進一步解釋說，中國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這（器官）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那這樣的，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一筆糊塗帳，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變得骯髒，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為甚麼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

有記者請黃潔夫把話說得更清楚些，黃潔夫回答說：這個問題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講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一篇《法輪功活摘指控獲間接證實，黃潔夫講話「你懂的」》評論文章中說：「的確如此。黃潔夫不敢把事情講得太清楚。實際上他已經給出了明確的暗示，我們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125]

因為利用死囚器官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是中共的決定，在中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如果僅僅是按照中共的規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術，那麼這中間沒有多少形成利益鏈的空間，政法委照章辦事，參與其中，按照中共的標準也就無可非議。可見，更嚴重、更惡劣的事情還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後。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義下，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

一個疑問是，器官怎麼來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器官很可能並非都是來自死囚，也許有些器官是來自其他的人。

另一個疑問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術也是秘密。

為甚麼要保密？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知道了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又因為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是有統計、有數字的，兩個數字一對照，如果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竟然是執行死刑數量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就說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術的器官，不是來自死囚，而是來自別的群體。

十一、關於中共對活摘器官指控的應對

1、掩蓋蘇家屯事件

前面提到，活摘器官之事是在2006年3月初曝光出來的，前後有三位知情人。一人是來自日本的中國記者皮特（化名），一人是其前夫曾參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手術的安妮（化名），還有一人是瀋陽軍區的匿名老軍醫。皮特和安妮曾於2006年4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的一次集會上公開露面。被指控的醫院是位於瀋陽市蘇家屯的遼寧省血栓病中西醫結合醫療中心。

3月28日，在蘇家屯事件曝光20天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首次否認該指控，並邀請記者前去調查。但在外交部官方網站上，沒有該項否認記錄。4月14日，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在瀋陽官方陪同下，對蘇家屯血栓病醫院進行了預定一個小時的參觀，隨後美國駐華使館女發言人說：「就我們目前掌握的情況，這裏從功能上講就是一家醫院。」不過，外界認為在這三個星期中，中共有可能已經轉移、掩飾了現場。蘇家屯是軍事重地，當年日本關東軍最大的武器倉庫就設在蘇家屯，地下工事群非常發達。原八路軍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回憶，他們打開關東軍蘇家屯倉庫後，發現裏面的武器可以裝備幾十萬人。蘇家屯發現的一座地下工事規模達到「寬2米、高1.8米、總長大約兩公里。」[126]所以，在地面上的參觀很難說明問題。外界想知道的不是三個星期之後的參觀，而是中共在三個星期之內幹了甚麼，以及三個星期之前到底發生著甚麼。

蘇家屯事件是掀開黑幕的一道口子

從報案、破案的常識來看，報案人並不必須是破案人，如果要讓報案人一開始就提供如同破案以後的所有證據，那是本末倒置。蘇家屯事件只是一個引子，是了解一些內幕的人傳出來的，它本身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活摘器官的這個現象很可能在發生。如同有人路過一個殺人現場，有一定距離，看得不是那麼清楚，但是，他所看到的場景讓他確信有人在殺人，於是，趕快報案，由此而引發了對一個系列殺人團夥的全面調查。反過來看當初的報案人，是不是100%的準確無誤的描述了當時的現場呢？有多少人，殺人者甚麼樣，被殺的人甚麼樣，穿甚麼衣服，拿的甚麼凶器，等等，很可能並不完全準確，而且還有他本人的觀察和解釋在內。但這些無損於他報案的功勞。

蘇家屯事件揭開了一個黑幕，讓人們開始關注數十萬計的關押在中國數百家勞教所和大規模集中關押地（集中營）的法輪功學員，在他們身上到底發生著甚麼。本文論述的問題，就是從中國2003-2006年器官移植市場獨一無二的特徵上去尋找甚麼樣的器官來源才能支撐起這個市場，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的確發生過。

2006年4月4日，法輪大法學會和明慧網發布公告，宣布組成「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簡稱「調查真相委員會」），呼籲並邀請相關國際組織、國家機構和媒體組成「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英文簡稱「CIPFG」，www.cipfg.org），赴中國大陸進行獨立、直接、不受干預的調查和取證，全面調查中共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和秘密集中營以及對法輪功的迫害真相。

2、拒絕外界獨立調查

為了回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發出的對活摘器官的調查邀請，海外的一些獨立媒體記者開始申請去大陸調查。

2006年4月19日上午，希望之聲廣播電台負責大陸新聞的資深記者許琳前往中國駐悉尼總領館申請簽證赴大陸調查，遭到拒絕。

次日，《大紀元時報》主編周蕾女士到德國柏林中國大使館申請赴大陸調查，簽證遭拒。

2006年5月2日，新唐人舊金山灣區部主任張芬女士申請赴大陸調查，簽證被拒。

2006年6月，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申請入境中國調查事實真相，未能獲得簽證。

中共外交部的高調邀請被認為是對國際社會的欺騙姿態。具有黑色幽默的是，一些忘記了中共殺人歷史的親共人士，很為中共走的這一步「拒簽」棋懊惱。他們覺得，不是沒有「活摘」的事情嗎？讓這些為法輪功說話的人進去調查，弄個底朝天，無功而返，不就最能證明黨的清白和他們親共人士的正確立場嗎？不過，正在殺人的中共可不這麼想。

3、否認外界取得的證據

中共應對活摘指控，一是不讓外界去調查，二是無端加以否認。

《血腥的器官摘取》出來後，裏面有很多翔實的證據，比如中共移植專家提供的器官數量，電話調查取得的大陸醫生親口承認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於是，中共在沉默一段時間之外，唆使其海外的統戰媒體「鳳凰衛視」製作了一期電視節目《對「大衛」調查報告的調查》出來加以否認。怎麼做的呢？它把大衛證據裏提到的人找出來，讓他們來否認。結果，弄巧成拙。下面摘取兩例略加說明。

石炳毅的數字

《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引用了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提供的數據。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在2006年3月2日的《器官移植要設高門檻》一文中，稱石炳毅說「全國至今（2005年）已實施各種器官移植9萬餘例」。[127]於是，中共讓石炳毅出來否認，石炳毅就說「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為甚麼呢？因為我頭腦裏就沒有這樣的數字」。我們知道，《健康報》不是甚麼私人小報，那是中國衛生部的機關報，如果石炳毅真的沒有說過9萬例的事，中共不應該讓石炳毅來攻擊大衛的調查報告，而是應該鼓勵石炳毅去起訴衛生部，起訴《健康報》。事實上，石炳毅這個人他滿腦子都是數字，他很活躍，經常接受媒體採訪。本文還引用了他在《科學時報》和新華網做客時說出來的數字。

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的電話調查

《血腥的器官摘取》還公布了一些電話調查的錄音，其中包括廣西民族醫院的醫生盧國平承認利用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在本文第十部份「電話調查錄音」一節有詳細介紹）。在《對「大衛」調查報告的調查》節目中，中共讓廣西民族醫院的醫生盧國平出來否認他說過的話。不過他首先承認了2006年5月22日接受電話調查的是他自己。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認為，這反而為他們的電話錄音提供了新的證據。在這之前，人們對電話錄音的最大疑問就是，接電話的人真是那個盧國平醫生嗎？兩位調查員在2008年8月22日向加拿大媒體公布新證據時說：「在錄像帶中，該醫生承認談話錄音中的人是自己。該錄像正被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發放，因此（盧國平接到調查電話的）真實性是由中國政府認可的。」

新唐人電視台製作的《中共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追蹤報導》中有「鳳凰衛視」盧國平說話的片段（在第18分鐘的地方），[128]盧國平有很重的地方口音。

4、高調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中共的喉舌媒體包括人民網、新華網高調反擊境外「中國使用死囚器官」的有關指控。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標題：

-中國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謠言
-衛生部:「隨意取死刑犯器官」報導不實
-衛生部:"中國隨意取死刑犯器官"言論嚴重失實
-衛生部駁斥"中國隨意取死刑犯器官移植"謬論
-衛生部駁斥中國隨意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言論
-「隨意進行死囚器官移植」是惡意詆毀我司法制度
-隨意取死囚器官移植論是惡意詆毀
-外媒稱中國從死刑犯身上取器官移植是別有用心
-武警天津醫院駁斥"死刑犯器官移植"謊言
-衛生部：從死囚身上隨意取器官進行移植，是惡意詆毀
-外媒蓄意編造中國從死囚身上隨意取器官進行移植，欺騙群眾，別有用心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份器官來自死刑犯。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國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

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畢竟是一個進步。不過，在死刑犯器官問題上，從信誓旦旦地反對走到高調地承認，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中共對待活摘器官的態度，就如同它過去對待死刑犯器官一樣，人們怎麼能信得過它呢？

其實，中共醫療系統內部，特別是有些移植專家們，他們是應該知道一些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實情的，所以有人從2005年開始，就想把死刑犯器官的事情推到最前面。他們是出於良知，還是知道這背後還有更大的邪惡，想要用一個罪惡去掩蓋另一個罪惡，我們不得而知。從某些醫生們用一個乞丐和流浪漢的生命作代價去挽救另一個人的生命，人們不得不思考，這些人到底是一種怎樣扭曲的心靈呢？大概是金錢、名譽真把他們非人和異化了。

承認大量盜用死刑犯器官，否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甚麼活摘「造謠」、活摘「謠言」、活摘「謊言」、活摘「謬論」、「惡意詆毀」、「另有用心」、「嚴重失實」…… 與當年否認死囚器官同出一轍，同時堅決反對任何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中共今天在器官移植改革上的高調作為，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問題上的極度敏感，恰恰可能是在掩蓋活摘器官的邪惡歷史。

一次又一次撒謊，用一個謊言去掩蓋另一個更大的謊言，這就是中共的歷史。

5、加快整頓器官移植市場，用「陽光」政策漂白黑色歷史

自2006年3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曝光之後，中共加快了整頓大陸器官移植市場的步伐，中共關閉了一些移植醫院或相關組織的網站，「中華醫學會」下面的「中華器官移植分會」的網站就是其中消失的一個（見附錄14）。各大醫院也刪除了曾在網上公布的超短器官等待時間，中共也叫停了國際上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註﹕本文采用的很多數據和資料都是來自國際互聯網檔案備份中心www.archive.org所存儲的拷貝，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2006年6月頒布了頒布了技術管理規範；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將用技術準入淘汰一大批移植醫院；2010年啟動死亡自願捐贈試點；2011 年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的研發上線運行；2013 年全國範圍開展死亡自願器官捐獻；2015年開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至此中共完成了器官移植的「華麗轉身」。

「華麗轉身」之後，黃潔夫等人開始在國際會議上大談特談其成就。2017年2月赴梵蒂岡參加「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在會上與嘉賓激烈交鋒。美聯社稱黃潔夫提供了很少的數據來反駁批評者。他只用了兩張幻燈片來表明近年來活體和死亡捐助者的數量在增加。[129]很明顯，黃潔夫想要人們展望未來，忘記過去。

頒布法規、加強對器官市場的整頓和管理，提倡自願捐獻，當然是好事，這也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但是，這不能成為掩蓋過去幾年混亂時期所犯下的罪惡。這完全是兩回事。把那一段歷史用「混亂」一筆帶過，然後要人們對它今天整頓市場的行為歌功頌德，是對其過去做法的粉飾和洗白，那實際上就是在又一次犯罪，外界也就無法相信中共說的現在和未來。

2019年11月《BMC醫學倫理學雜誌》（BMC MEDICAL ETHICS JOURNAL）發表了一篇長文，文章對中國幾年的捐贈數據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共「人為製造器官移植捐贈數據」，因為「數據曲線太光滑了，不可能是真的──它們只能是偽造的。」[130]

（來源：BMC醫學倫理學雜誌）

雖然中共在國際上展示所謂的「成就」時信心滿滿，但是在其他環境下黃潔夫等人也對現行器官捐獻體制運行感到憂慮。2015年11月黃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認為現在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體制。作為器官捐獻中兩個最重要的部門，紅十字會與國家衛計委的協調不順。兩部門於2014年3月1日共同組建的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形同虛設，「至今都未開過一次會議」,作為主任委員，他十分無助。他提到一個細節。2012年，在國務院支持下成立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16個編製，局級單位。但由於兩部門協作渠道不暢、權責不清，至今中心工作運轉不太好，基層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也都有意見。「總是部門利益、官僚主義和來自體制內執行層面的消極與無為。」黃的言語中充滿無奈。[131]

中國的器官採購組織（OPO）是在經政府部門批准的移植中心內建立的。[132]黃潔夫承認：「器官資源-所有接受者和捐獻者，器官捐贈和移植的整個鏈條-都在醫院中。」[133] 體制如此，如何監管？

十三、你能做甚麼？

「天啦，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可能是你聽到「活摘器官」這一指控時所具有的自然反應。

但是，這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反應。60多年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聽到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1、一個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

在今天，對於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人們覺得好像人人都知道，也就自然推論到在當年發生的時候，外界也都知道。那麼，有人就想，為甚麼納粹屠殺猶太人時大家都知道，而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外界知道的這麼少呢？於是，就反過來以此來責問對活摘器官的指控。

其實，納粹屠殺猶太人時，外界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說，知道得零零落落，甚至互相矛盾，就如同今天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樣的事情一樣。

下面講一個60多年前的故事。摘自「卡思基：一個人如何試圖阻止大屠殺」（Karski: How One Man Tried to Stop the Holocaust）[134]。

楊﹒卡思基（JanKarski）是一名波蘭外交官。楊﹒卡思基從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裏逃出來，他親眼目睹了大屠殺。為了引起美國總統羅斯福對這件事情的關注，波蘭大使切哈努夫斯基（Ciechanowski）先安排了楊﹒卡思基同羅斯福總統身邊的一些猶太人高級幕僚會晤，希望能說服他們相信納粹對波蘭猶太人做了甚麼。卡思基到華盛頓之後的第一次晚餐就遇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

這是費利克斯﹒法蘭克福和楊﹒卡思基在晚餐後的一段對話。

法蘭克福坐在卡思基的對面，他看著卡思基的眼睛。

「卡思基先生，」法蘭克福問道，「你知道我是猶太人嗎？」

卡思基點點頭。

「在你的國家發生的對猶太人的事情，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報告，」法蘭克福說，「請準確無誤地告訴我你所看到的。」

卡思基花了半小時，耐心地解釋他到猶太人集中營所目睹的可怕細節。講完後，他等待著對方的下一步要求。

法蘭克福默默地從椅子上起來，在卡思基和顯得很困惑的大使面前，來回踱步了好一會兒。然後，法蘭克福默默地坐了下來。

「卡思基先生，」法蘭克福停頓了一下說道，「像我這樣的人跟你這樣的人說話，必須是完全坦率的。所以我必須說：我不能夠相信你。」

波蘭大使從他的座位上跳了起來：「費利克斯，你不是這個意思！」大使哭道，「你怎麼能叫他是個騙子！在他身後是我們政府的信譽。你知道他是誰！」

蘭克福用一個充滿無奈而又柔和的聲音回答說：「大使先生，我並沒有說這個年輕人在撒謊。我只是說我無法相信他告訴我的話。這兩者是有區別的。」

這個故事到了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啟發性。當你聽到活摘器官而感慨「天啦，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的時候，你或許也要像法蘭克福那樣補充道：「我並不是說活摘器官不存在，我只是說我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這兩者是有區別的。」

2、哪怕一例「活摘」都是罪惡滔天

中共杜絕外界調查，把很多與死刑犯有關的東西當作國家機密，使得任何分析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努力都非常困難。但是，根據一些公開出來的數據和觀察，以及死刑犯器官本身的侷限性和大陸器官移植市場的特點，特別是加上知情人的舉報，很多的電話調查，中介證言等等，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大陸在2003～2006年間迅猛增長的器官移植數量，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脫不了關係。

文革時期發生的張志新被中共殺害前慘遭割喉的故事多年後披露出來，震驚了整個中國。人們認為文革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在1999年又發生了文革一般的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誹謗和殘酷迫害。張志新被平反了，但是，殺害她、割她喉嚨的那個中共的殺人機制並沒有從中國消失。在急功近利的表面經濟發展的幌子下，在對金錢的瘋狂追逐中，通過龐大的政法系統、軍隊、醫療系統，發生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慘劇，被《血腥的器官摘取》形容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是的，這樣的悲劇，不要說大規模的發生，就是發生一例活摘法輪功學員的事情，都足以讓世界人民感受到一個漠視生命的獨裁政權的邪惡。

3、所謂的「經濟奇蹟」不能成為迫害的藉口

說起中共的人權迫害，有人說，中國這幾年經濟發展了。意思就是只要經濟發展了，有人被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無所謂。其實，我們是不能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掩蓋和開脫中共對自己人民的迫害的。希特勒用了不到3年的時間，同樣實現了一個所謂的「經濟奇蹟」，甚至更為「奇蹟」。年均經濟增長率遠遠超過了100%，把失業率從30%降到了0，讓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成了歐洲的強國，還在1936年成功地舉辦了「柏林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的Volkswagen，即「德國大眾」，Volks就是德語的「人」，Wagen就是「車」，希特勒要讓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車。但是不管經濟如何發展，在集中營裏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定性了。沒有人會用經濟發展來為希特勒開脫。

中國這些年發展起來的急功近利的表面櫥窗式的經濟比起德國的來，實際上要脆弱和廉價得多。環境、資源和道德的代價，不知要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如何償還。中國的問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道德的問題。如果任由活摘器官這樣邪惡的事情發生，這個國家，這民族是不會有未來的。

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中共迫害自己人民的惡行，很多人採取了姑息的態度。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不斷地站出來。前美國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監督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德納﹒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曾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致信總統，他說：「在歷史的將來，人們不會在意我們是否又簽署了一筆貿易合同，或是又賣了一架波音747，但是如果在面對人類大規模遭受這種難以言表的極度痛苦時，我們卻視而不見，我們必將會受到歷史的審判。」

4、你能做甚麼？

我們看到，中共應付活摘指控的做法就是以整頓器官市場的名義，裝「好人」矇騙世界，同時嚴厲限制外界去大陸做任何獨立的調查。中共今天的拒絕外界調查真相的態度，本身就證明著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會大大超過2003-2006年的規模，甚至會成為第一大器官移植國。在歡呼聲中，那些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中造下的殺人罪惡就消失了嗎？沒有。在哄哄的輿論炒作中，那一段黑色的歷史，那一朵血色的蘑菇雲，就這樣讓它隨風飄逝了嗎？不能。

中共幻想的就是要我們大家儘快忘掉1999年以來，特別是2003年到2006年那一段大陸器官移植市場高速增長而又極其混亂的、發生著「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的時期。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過：「與專制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中共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們「忘記」；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則是要努力「記住」。

昨天的中共殘害了張志新，今天的中共活摘了法輪功學員器官，那麼只要中國大陸幾十年來的不幸之源中共還繼續存在，明天被中共殘害的也許就是你了。幫助法輪功學員，制止這場迫害，就是在幫助你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每一個人都能貢獻一份力量，請幫助收集更多證據，呼籲中共允許外界的獨立調查，共同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真相，全面制止這一場對法輪功、對「真善忍」的迫害。

假如你是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希望不要只顧眼前的利益，要認識到自己捲入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中，也是被中共利用了。如果沒有這場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誹謗和「打死算自殺」的迫害，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走到今天這一步，替中共掩蓋、守口如瓶，並不能減輕自己的罪責。「暗室之中，神目如電」，用良心和智慧講出真相，減輕甚至抵消過去有意無意間所犯下的罪惡，才是光明之路。

附錄

1、中國移植專家對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數量

數據來源：

1）2000-2007年的數據見附錄6。

2）2008年的數據參見「石炳毅訪談實錄：詳細說說器官移植」。[24]

3）2009-2014年的數據參見「柳葉刀：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器官捐贈」，[135]每年施行的器官移植手術量大約在10000例左右。

4) 2015-2018年的數據參見《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2015─2018）》，[136]2018年共實施器官移植手術20201例，移植手術總量居世界第二位。

5）2019年的數據參見「《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2019）》正式發布」。[137]

數據來源：

1）1999年活體腎移植佔比2%，2004年活體腎移植佔比4%，參見「中國醫學論壇報：科學為親情護航──掃描親屬活體腎移植」。[21]

2）2006年活體移植佔比15%，2008-2009年活體移植佔比40%，參見「中國日報：公開呼籲器官捐獻」。[22]

3）2010年開始器官捐獻試點，2010-2014年的捐獻情況參見「新京報：中國將嚴查違法買賣人體器官」。[138]

4）2014年死刑犯器官佔比20%，死亡捐獻和親情活體捐獻佔比80%，參見「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使用死囚器官已成歷史」。[139]

5）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6）2015-2020年死亡自願捐贈和親情活體捐獻大致比例參見「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 ( 2015─2018 )：每年公民中親屬間的活體捐獻約 2200 至 2500 余例」。[136]

2、中國醫院器官平均等待時間

下面幾幅截圖是中國幾個醫院在其網站上公布的器官等待時間。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病人平均等待時間為兩週。[140]

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141]

活摘器官曝光之後，該網頁被修改為：患者一旦入院，我們會儘快安排手術時間。[142]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瀋陽）：一般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2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尋求到HLA相匹配的供體。如有問題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143]

3、供體質量是如何保證的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在網站上對其器官移植質量的說明，強調用的是「活體」：[144]

4、器官移植的技術難關

器官移植是活性移植，要取得成功，技術上有3個難關需要突破。

一是移植器官一旦植入受者體內，必須立刻接通血管，以恢復輸送養料的血供，使細胞賴以存活，這就要求有一套不同於縫合一般組織的外科技術，而這種完善的血管吻合操作方法，直到1903年才由A.卡雷爾創製出來。

二是切取的離體缺血器官在常溫下短期內（少則幾分鐘，多則不超過1小時）就會死亡，不能用於移植。而要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完成移植手術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設法保持器官的活性，這就是器官保存。方法是降溫和持續灌流，因為低溫能減少細胞對養料的需求，從而延長離體器官的存活時間，灌流能供給必需的養料。直到1967年由F.O.貝爾澤、1969年由G.M.科林斯（均為美國人）分別創製出實用的降溫灌洗技術，包括一種特製的灌洗溶液，可以安全地保存供移植用腎的活性達24小時。這樣才贏得器官移植手術所需的足夠時間。

三是醫療上用的器官來自另一個人。但是受者作為生物有著一種天賦的能力和機構（免疫機構），能對進入其體內的外來「非己」組織器官加以識別、控制、摧毀和消滅。這種生理免疫過程在臨床上表現為排斥反應，導致移植器官破壞和移植失敗。移植器官正像人的其他細胞一樣，有二大類主要抗原：ABO血型和人類白細胞抗原（HLA），它們決定了同種移植的排斥反應。ABO血型只有4種（O、A、B、AB），尋找ABO血型相同的供受者並不難；但是HLA異常複雜，現已查明有7個位點，即HLA──A、B、C、D、DR、DQ、DP，共148個抗原，其組合可超過200萬種。除非同卵雙生子，事實上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者。所以，同種移植後必然發生排斥反應，必須用強有力的免疫抑制措施予以逆轉。到1960年後才陸續發現有臨床實效的免疫抑制藥物：硫唑嘌呤（1961）、潑尼松（1963）、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LG，1966）、環磷酰胺（1971），這以後才能使移植的器官長期存活。1962年美國J.E.默裏（199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第一次進行人體腎移植獲得長期存活，器官移植作為醫療手段，才成為現實。

移植排斥反應主要表現為三種不同的類型：

超急排斥──超急排斥（Hyperacute Rejection）反應一般在移植後24小時發生。目前認為，此種排斥主要由於ABO血型抗體或抗Ⅰ類主要組織相容性抗原的抗體引起的。受者反覆多次接受輸血，妊娠或既往曾做過某種同種移植，其體內就有可能存在這類抗體。在腎移植中，這種抗體可結合到移植腎的血管內皮細胞上，通過激活補體有直接破壞靶細胞，或通過補體活化過程中產生的多種補體裂解片段，導致血小板聚集，中性粒細胞浸潤並使凝血系統激活，最終導致嚴重的局部缺血及移植物壞死。超急排斥一旦發生，無有效方法治療，終將導致移植失敗。因此，通過移植前ABO及HLA配型可篩除不合適的器官供體，以預防超急排斥的發生。

急性排斥──急性排斥（Acute Rejection）是排斥反應中最常見的一種類型，一般於移植後數天到幾個月內發生，進行迅速。腎移植發生急性排斥時，可表現為體溫升高、局部脹痛、腎功能降低、少尿甚至無尿、尿中白細胞增多或出現淋巴細胞尿等臨床症狀。細胞免疫應答是急性移植排斥的主要原因，CD4+T（TH1）細胞和CD8+TC細胞是主要的效應細胞。即使進行移植前HLA配型及免疫抑制藥物的應用，仍有30%～50%的移植受者會發生急性排斥。大多數急性排斥可通過增加免疫抑制劑的用量而得到緩解。

慢性排斥──慢性排斥（Chronic Rejection）一般在器官移植後數月至數年發生，主要病理特徵是移植器官的毛細血管床內皮細胞增生，使動脈腔狹窄，並逐漸纖維化。慢性免疫性炎症是導致上述組織病理變化的主要原因。目前對慢性排斥尚無理想的治療措施。

5、兩家與軍方關係密切的醫院的手術成果圖

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網站首頁上顯示的「肝移植成果」圖：[145]

（2004年肝移植例數世界第一）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上海長征醫院）網站顯示的該院「肝移植例數」：[146]

6、黃潔夫和石炳毅提供的器官數量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等曾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文章《中國器官移植的政策》。其中有一幅1997年～2007年器官手術數量分布圖。[4]

（此圖是在原圖的基礎上，把黑條框所示的肝移植數量用白條框累加到腎移植數量上，並用紅線勾畫出增長趨勢）

（註﹕黃潔夫採用的2003～2006年的數據是不完全統計、保守的，其他專家給出的數量比黃的數據高出很多）

中國器官移植每年及總的數量並沒有準確的數字，不同的專家根據自己掌握的數據給出的估算互相有些出入，但是都顯示出大陸器官市場的飛速發展。比如：《健康報》報導，中華器官移植學分會常委、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認為至2005年總共有約九萬宗移植案例，2005年就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127]石炳毅在《科學時報》的另一篇採訪中說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這一年就有2萬例。[9]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華網時，說中國現在每年進行腎臟移植八九千例，肝臟移植三四千例。[24]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稱2004年中國的器官移植達到最高峰，光是腎和肝的移植數量就近1萬3千例。[24]中國《財經》雜誌2009年第18期披露，截至2008年，中國腎和肝的移植數量超過10萬例。[147]

7、地下醫院器官移植

移植醫院泛濫的後果，就是出現了不少地下醫院，為了牟取暴利，也擠進器官市場。

《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在《器官移植立法之難》一文中透露，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告訴記者：「2005年完成181例腎移植和172例肝移植，接受在地下醫院器官移植失敗的患者二三十例……」「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介紹，中心接收的因移植過程處理不當、操作不規範導致二次移植的病例佔器官移植總量的10%～20%。」[23]

這是一個不能不提到的事實，就是地下醫院移植的器官，很可能是沒有計算在黃潔夫等人的器官數量中，那麼，在2003～2006年間的實際移植數量將會超過我們公開談論的數據水平。

8、世界各國器官移植數量是比較穩定的

世界各國器官移植的數量在這十年間基本都是比較穩定的。加拿大從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大概是從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國的移植數量從1997到2008年是從2萬例增加到2萬7千例。

加拿大1997～2007年器官移植數量圖：

（加拿大1997～2007器官移植數量圖）[148]

美國1997～2009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圖：

（美國1997～2009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圖）[149]

9、關於器官移植的收費標準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150]

該網有日文、俄文、英文、中文版，在活摘器官曝光後，該網站已關閉。

10、關於IMS公布的免疫抑制劑市場規模

美國的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IMS）自2009年起開始發布中國的藥品銷售數據，包括免疫抑制劑，我們認為其公布的免疫抑制劑市場規模並不準確，比真實的小很多。IMS依靠樣本醫院和樣本藥店去採集數據，而中國的藥物市場非常混亂，很難拿到全面和真實的數據。

媒體上時有報導醫院內設「私人藥房」，醫生與外邊的藥店有利益勾結的消息。齊魯晚報有則新聞說，濟南市民崔先生去山東省一家三甲醫院看病，大夫開出處方後，明確告知：「一張一百多塊的處方，到醫院藥房購買。另一張七百多塊錢的藥方，需要到醫院玻璃連廊裏的『省立大藥房』拿藥。」 這個位於醫院大樓裏面的「省立大藥房」被曝光出來原來是私人開的，與醫生有關係，與醫院並沒有關係。[151]

上面這個裙帶藥店，是開在醫院內的例子，更多的是那些周邊藥房。一般來說，大醫院周邊都有幾家小藥房。醫生總是這樣給病人解釋：多數自費藥醫院藥房沒有配備，要到醫院旁邊的藥房買。上海的《新聞晨報》報導了一個故事，坐落於吳淞路口的「市一大藥房」在一年前就悄然關門了，「市一大藥房」是上海最早有院方參股的自費藥店之一。院方參股就是說這個藥房是與醫院有合作關係的藥房，自費藥比醫院藥房的要更貴。報導說住在腫瘤病房內的汪女士是市一醫院的老患者，兩年前曾在該院做過肝移植手術的她，就經歷過「市一大藥房」尚存的年代，就是這種「關係藥房」的受害者。報導指出很多周邊藥店就是醫院的「小藥房」。[152]

IMS是收集不到這些銷售數據的。再舉個例子，很多藥廠會搞贈藥活動，買五贈三，這種活動一般都是在醫院附近的藥店舉行的。IMS也統計不到這種院外銷售。

中國科技部在2011年發布過一份「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報告」，裏面有一節專門介紹「研製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劑產品」，使新型免疫抑制劑系列產品實現了國產化，降低了器官移植患者的用藥費用。[153]

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劑系列產品的生產車間

11、關於天安門自焚騙局

中共1999年7月開始迫害法輪功，在經過了幾個月文革式的造謠誹謗之後，這場鎮壓仍然進行得不順利，而且人們也開始反感這樣打壓一個平和的煉功團體。正是在迫害搞不下去的時候， 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自焚事件，新華社隨即發文栽贓法輪功，緊接著一場更為轟轟烈烈的抹黑妖魔化運動在全國展開，為迫害升級提供輿論基礎。

自焚事件卻是中共導演的一場騙局。最明顯的一個破綻就是《焦點訪談》的錄像慢鏡頭畫面顯示，劉春玲是被一只用力掄起的胳膊擊打倒地而死的；王進東衣服被燒得七零八落，可是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天安門廣場執勤的警察在過去並沒有背著滅火器巡邏，可是在突然之間警察們隨身就摸出那麼多滅火器和滅火毯；本來報導說小孩劉思影情況穩定，突然就「猝死」了，最有可能說出真相的小孩死無對證。

現場記者能讓警察和醫護人員在現場無條件地閃開，從容拍攝那些超級近身的平視、俯視大特寫，他們是誰？在《焦點訪談》自焚節目的文字版網頁的末尾有一個「資料後記」，原文是這麼說的：「自焚事件發生後，《焦點訪談》記者率先趕到自焚現場，採集到了最為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原來他們是事先知情的《焦點訪談》記者。

(《焦點訪談》自焚節目的資料後記)

事件發生的全過程不過7分鐘，《焦點訪談》記者比救護車還先到了好幾分鐘，不知情能行嗎？

該記者名叫李玉強，是中央電視台誹謗法輪功的專職人員。2002年初，李玉強在河北省會法制教育培訓中心採訪（法輪功學員）王博時，曾和那裏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學員進行所謂的「座談」。當時有法輪功學員問她「自焚」鏡頭的種種疑點和漏洞（尤其是已燒得七零八落的王進東，兩腿間夾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卻完好無損）。面對大家有理有據的分析，李玉強不得不公開承認：廣場上的「王進東」腿中間的雪碧瓶子是他們放進去的，此鏡頭是他們「補拍」的。她還狡辯說是為了讓人相信是法輪功在自焚，早知道會被識破就不拍了。[154]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菲利普﹒潘（Philip Pan）在事發之後趕到劉春玲的家鄉開封調查，鄰居說，「她在夜總會上班，曾毆打其養母和女兒，沒有人見過她煉法輪功。」[155]

新唐人電視台2002年1月製作的獲獎英文錄像片《偽火》（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就是根據中共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的錄像節目的慢鏡頭分析製作，揭露了這場自焚是中共導演的騙局。[156]2002年3月5日長春電視插播的錄像片就是「放光明電視台」製作的長達25分鐘的電視片《是自焚還是騙局？》，[157]中共從來沒有告訴百姓這次插播的片名和真實內容。

12、乞丐之死背後的器官交易

（南風窗，2007年，第14期，https://www.qikan.com.cn/MagDetails/1004-0641/2007/14.html）

13、《財經》雜誌封面報導：「器官何來？」披露一起「殺人盜器官」案

https://magazine.caijing.com.cn/2009/cj245/
2009年第18期總第245期出版日期：2009年08月31日出版（財經網「殺人盜器官」的原文鏈接不存在了，請看備份：
https://archive.is/80b1D）

註﹕在中國大陸，《財經》雜誌是勇於揭露官場黑幕消息的書刊之一，較敢於觸及敏感新聞，但在2009年下半年雜誌出現人事風波，包括總編在內的幾乎整個原班編輯與寫作人員共約150人集體辭職。

14、「中華器官移植分會」的網站消失了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在2006年3月9日被知情人披露出來之後，「中華醫學會」（www.cma.org.cn）下面的「中華器官移植分會」的網站（www.cstx.org）很快消失了。

如果到國際互聯網檔案中心（www.archive.org）查詢，還能找到www.cstx.org過去的備份，備份顯示該網站最早消失是在2006年4月，正好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剛剛曝光幾天之後。[158]是巧合還是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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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馬三家黑幕:不轉化就送蘇家屯. 明慧網, 2014-09-06,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9/6/296937.html
[117]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軍在「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頒獎典禮上談話. 北京光華設計發展基金會, 2006-09-19,https://archive.is/eFUJs
[118]韓國電視揭中共非法器官移植內幕, 新唐人電視台, 2017-12-11,https://www.ntdtv.com/gb/2017/12/11/a1354516.html
[119]法醫病理學:第四章死亡時間推斷. 復旦大學精品課程網站, 2010-03-22,https://archive.is/dIjey
[120]哈根斯人體塑化工廠追蹤. 財經中國,https://archive.is/r5bB2
[121]德國解剖學家塑化人體賣標本引發爭議. 新京報, 2010-12-06,https://archive.is/Sbumt
[122]王星,阮洋. 大連屍體工廠疑用死刑犯做人體展. 中國青年網, 2012-08-23,https://archive.is/3zs4O
[123]Von Hagens forced to return controversial corpses to China, the Guardian (哈根斯被迫把屍體還給中國, 英國《衛報》), Jan 23,2004,https://archive.is/KXQN4
[124]程靜. 谷開來離奇謀殺案 牽出驚天黑幕. 大紀元, 2015-11-23,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5/11/23/n4579773.htm
[125]胡平:法輪功活摘指控獲間接證實. 大紀元, 2015-03-25,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5/3/25/n4396013.htm
[126]「日軍地下工事群」在我區「現身」. 中共瀋陽市蘇家屯區委組織部, 2005-8-8, https://archive.is/rJXtl
[127]器官移植要設高門檻. 健康報網, 2006-03-02,https://archive. is/3vcxn
[128]中共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追蹤報導之五. 新唐人電視台「世事關心」第94期, 2009-04-08, https://www.ntdtv.com/xtr/gb/2009/04/08/a278863.html#video
[129]中國前衛生部長黃潔夫與參會嘉賓爭吵甚麼？ BBC中文網, 2017-02-08,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38904530
[130]Matthew P. Robertson, Raymond L. Hinde & Jacob Lavee. Analysis of official deceased organ donation data casts doubt on the credibility of China』s organ transplant reform(官方死者器官捐獻數據分析質疑中國器官移植改革的可信度), BMC Medical Ethics, 14 November 2019, https://bmcmedethic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10-019-0406-6
[131]黃潔夫:死囚可否捐器官是偽命題. 北青網, 2015-11-23, https://archive. is/hSlEd
[132]國家衛生計生委關於印發《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的通知. 衛計委, 2013-08-21, https://archive. is/zz8Hn
[133]黃潔夫:器官捐贈之惑. 央視《面對面》, 2013-07-14,https://archive.is/6tAnz
[134]E.Thomas Woods and Stanislaw M.Jankowski.
Karski: How One Man Tried to Stop the Holocaust.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5]Huang jiefu.A pilot programme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黃潔夫: 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器官捐贈）. The Lancet, 2012，https://archive. is/U9ZWC
[136]黃潔夫主編.《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2015─2018）》. 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 2019, https://www. csrkt. org. cn/upload/51/510f3958e659f0846421f4e98acfdc05/file. pdf
[137]《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報告（2019）》正式發布. 大洋網, 2020-12-19, https://archive. is/wip/37957
[138]魏銘言. 中國將嚴查違法買賣人體器官. 新京報, 2014-08-18, https://archive. is/LgChn
[139]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使用死囚器官已成歷史. 北京青年報, 2015-10-16, https://archive. is/wip/UgUQL
[140]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時間為兩週」. 原網站已被關閉, 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 is/L0A9W
[141]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原網站已被關閉, 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is/w9rMm
[142]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 活摘器官曝光之後，該網頁被修改為「患者一旦入院，我們會儘快安排手術時間。」 . 原網站已被關閉, 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 is/jOCap
[143]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瀋陽）：「腎臟移植最快一週」. 原網站已被關閉，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 is/zYHJ5
[144]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在網站上對其器官移植質量的說明，強調用的是「活體」. 該網站已被關閉, 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 is/CqWNU
[145]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網站首頁上顯示的「肝移植成果圖」. 原文被刪，存檔鏈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12162605/https://www.ootc.net
[146]解放軍第二醫院（上海長征醫院）網站上顯示的該院「肝移植例數圖」. 原文被刪，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is/G5Kz6
[147]王璇. 器官何來？《財經》雜誌, 2009-09-01,https://archive. is/QdyZC
[148]Dr. Lilyanna Trpeski. Report on CORR Performance and Recent Trends in Donor, Transplant and Waiting Statistics in Canada-Preliminary Results (加拿大1997-2007器官移植數量圖), https://slideplayer. com/slide/5747015/， slide 28)
[149]Organ Procurement &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美國器官移植數量查詢頁面). https://optn. transplant. hrsa. gov/data/view-data-reports/national-data/
[150]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 原網站已被關閉，存檔鏈接: https://archive.is/hFfVR
[151]三甲醫院被曝院內設私人藥房 醫生「提醒指路」.新浪網, 2017-01-10, https://archive.is/sAdbu
[152]上海一醫院關閉合作藥房. 搜狐網, 2014-01-15, https://archive.is/cL2Km
[153]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報告：研製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劑產品. 科技部, 2011, https://web. archive. org/web/20130511170826/https://www. most. gov. cn/kjfz/kjxz/2011/201303/P020130314581869370712. pdf
[154]央視「焦點訪談」女記者李玉強承認「自焚」鏡頭有假. 明慧網, 2003-05-14, https://www. minghui. org/mh/articles/2003/5/14/50261. html
[155]Philip P. Pan,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 Washngton Post, Feb 4,2001, https://archive. is/pTMwf
[156]《偽火》, 新唐人電視台, 2002年1月製作,https://www.falsefire.com
[157]明慧專題：「天安門自焚」真相. 明慧網, https://package. minghui. org/mh/packages/zifen/
[158]「中華器官移植分會」的網站消失了. https://archive. is/wip/i2z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