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狀之一:說謊成為家常便飯
黨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經濟運動,形成了「說假話得利,講真話遭殃」的導向,會說假話、空話、套話成為官場生存的基本條件,於是上行下效,從政治到經濟,從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隨時隨地的、自然而然的說謊習慣。過去人說謊,臉紅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礙,現在人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張口就來。人與人之間、上下級之間、政府與民眾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互相騙,基本失去了應有的信用。誠實成了「傻」的代名詞。因此造成了每個人生活成本、社會的生產和運行成本、精神負擔成本劇增。
症狀之二:仇視批評和不同意見
從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維,發展演變為「得理不讓人、無理辯三分」爭鬥思維。在發表意見和觀點時,當遇到與自己觀點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觀點認識,遇到批評反駁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說自己不好不對時,不是平等理性的討論、交流、切磋,冷靜的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的指出對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擺在至高點,認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憑自己的主觀臆斷,給對方下結論,定性:你就是這樣想的,你就是那樣想的,你的險惡用心是甚麼,你的目的是甚麼,你的企圖是甚麼,憑自己的想像和推理給人家下定論,往最壞處想別人。上綱上線扣帽子,如反黨反社會主義、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壓人,然後就可以痛批、痛罵了。過了嘴癮,解了氣憤,但解決不了問題,於國於民無益。與中華民族的「聞過則喜、兼聽則明、謙虛包容」傳統文化相背離。
症狀之三:變異的愛國情感
國際公認的國家定義是國土、民眾及其文化。而不是馬克思、列寧所定義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愛國愛家是一個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實在很具體的事情。但在長期的黨文化宣傳(電視、報刊、網絡、課本等)誘導下,人們的愛國情感被虛化、標籤化、政治化。形成了諸如:愛黨就是愛國、反對民主自由就是愛國、反美反日就是愛國等荒謬邏輯。對與自身的工作生活無直接相關的或者與本地發展無直接相關的事,如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美國、日本、敘利亞等國際事務國際爭端非常熱心關心,積極的研究發表評論、議論、爭論,出謀劃策,指點江山,慷慨激昂;而對身邊的問題與自身直接相關的問題,如霧霾、毒食品、侵犯剝奪人權、冤案、腐敗、社會不公等,卻麻木不仁,不願不敢見義勇為,主持公道,伸張正義。
症狀之四:走極端的思維方式
從黨文化非黑即白、極好極壞的絕對化思維,發展演變為人們的極端化思維。想問題、說話、寫文章、做事情走極端,說一個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甚麼都好,哪都好;說一個人壞就全盤否定,一無是處。有一百次對他好,一次他認為對他不好了,就全都不好了,把對方當仇人對待。說一個事情重要,就誇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就像說一種藥能包治百病一樣。在總結自己和本單位本地經驗時,都誇大的說,一分說成十分,對缺點和問題少說不說或者輕描淡寫的說。
從黨文化階級成份的劃分,對所謂「壞人」的極端醜化、嘲諷,發展演變為對殘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貧窮的、鄉下的等,從心裏瞧不起,嘲諷、挖苦,並以這些為笑料,貶低別人,取笑別人,娛樂自己,獲得心理上優越和快感。趙本山的小品在國外沒人看,在國內卻大受歡迎。
症狀之五:自動與黨聯體
從黨文化以黨代政、以黨代國、黨領導一切的體制塑造,發展演變為黨政不分、黨國不分、黨家不分、黨我不分的思維。長期的教育和灌輸,在思維上自覺或不自覺把自己和黨捆綁在一起,你一說黨和政府不好,就像說他自己不好一樣,自發的為其找理由辯解。把任何對國內不良現象和問題進行正常的客觀的批評指正、分析,都說成是政治陰謀、反華、煽動顛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霧霾當成愛國,誰一抗議、一提意見就是不愛國就是反政府。把愛黨當成了愛國愛民愛自己,把逆來順受、聽黨的話跟黨走當成愛國愛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諒黨的無法無天、任性胡為,形成了世界上罕見的大量「受害者自動維護施害者」的畸型社會現象。
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結果,黨文化毒化心靈後,必然帶來行為變異,進而毒化社會環境,毒化自然環境,最終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滅之路。現在這些都已成為事實現實,並且還在難以阻擋的向深重程度發展。因此,認清黨文化的毒害,從心理上清除黨文化,健康自己的心靈,是國內民眾自救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