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興縣農婦鐘冬梅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現年四十八歲的鐘冬梅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了《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及家人遭受嚴重迫害，並要求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澤民的刑事罪責，讓世人看清這場迫害。

以下是鐘冬梅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苦難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們家是非常貧困的四處有借款的農民，一九九二年因為計劃生育超生罰款又四處借錢。所以丈夫拼命掙錢想努力還欠款，可是他由於過分勞累病倒了。甚麼頸椎病、腰椎病、骨質增生、腰肌勞損、坐股神經痛、腰間盤突出等，使他癱瘓了很長時間。我為他四處求醫，跪爬求助，還是沒有起色……我忙裏忙外，一個人種好幾畝地，上有老下有小，還得照顧我那病重的丈夫。

可時間一長我累倒了，病的也像癱瘓症狀似的，躺下不能動彈，全身不聽使喚。全身風濕性神經痛、長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臟病冠心病、綜合性精神衰弱，綜合性官能症神經疼，身上好幾處都長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絕育時的後遺症、氣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經都非常痛。常常疼得昏死過去，常常嚇得我們全家抱在一起痛哭，幾經求醫問診，醫生都說：「這個人廢了，沒救了。就算華陀在世，也難救啊！」還怪我丈夫沒有早些給我就醫，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雙兒女，大的四歲，小的才剛出生不久。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難耐，四處求援，卻四處碰壁，沒人肯幫我們，借錢給我們，都怕我們還不起。即使這樣，我們當地政府的基層機關幹部還照樣收我們的這個稅、那個稅，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強逼我們不能少交一分錢……

大法救命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底，雖然是三伏天我卻還蓋著厚被子等死，可憐的小兒子見此，給找來了大法書，我一看是師尊教我們按照「真、善、忍』做一個無私無我真正的好人，一個造福於人類造福於社會的人。從此我努力按照師尊說的「真、善、忍』去做一個真正的好人，也按照師尊的書學煉功，雖然我站立不起來，可在孩子們的幫助下我背靠牆，右腰側斜靠在炕沿上，雙腿顫抖著吃力的煉起了第二套功法來，雖然時間很短可我感覺很舒服。沒想到三天後我的病不翼而飛了。這真是幸得師尊救度，把我從死神手裏拉了回來。

作為法輪功修煉者，從此我變了，我變得更善良、更加寬容、更加真誠，變得更願意幫助別人，教育孩子也更明白甚麼是真正的對他們好了。

丈夫見我身體很健康，像沒生過病似的，非常高興。我把師尊教我們怎麼樣做好人等等告訴他，他說「我再也不做壞事了，我也要學做好人。」兩個孩子也從此變了，也不再怨天恨地了，還樂意助人、幫助老人。為此我們全家身體健康，十八年來，從沒有沾過一粒藥片。

我們用健康的身體服務於社會：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亂石頭、樹枝、玻璃片撿開，窪的地方填平；常常拾得錢，不管是多少都如數還給失主；買東西，有多找給我錢的，我都善意的告訴他，並如數退還；有一次，我的兩個孩子在一個酒店門口拾得一個錢包，裏面有好幾千元現金，還有兩個銀行卡、身份證和學生證，和一些個人資料，我們毫不猶豫的找到失主電話，給他打電話，把失主的一切東西如數還給失主；善待街坊四鄰，朋友，也從不和他們斤斤計較了；過去恨世忌人的心沒了；我的思想觀念也轉變了，變得更加明白做人的不易了，也更珍惜世上的人了，常常因看到他們的苦而心疼得流淚；我發自內心的希望他們人人都能幸福生活……等等等等，我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後的一切行為告訴人們：「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務於社會。大法的美好會照亮人們的心靈的！」

從此，我們家的生活漸漸有了起色，還還清了幾年來看病借的債。

突遭迫害

正當我們沐浴在這宇宙大法給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時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殘忍於一身的江澤民，利用手中權力，動用其邪黨的宣傳機器：電視、報紙、廣播等滿口胡言欺騙各國人民，詆毀法輪功，誣蔑我們的師尊，迫害大法弟子。情節十分嚴重，尤其是偽造「1400例」、言語攻擊我們慈悲偉大的恩師。

當我聽CCTV說是中央領導下令，不許人們煉法輪功等等的一些話，我覺得是他們不了解我們，不能讓這那些還不了解真相的人們聽信這些誹謗大法師父的謊言。我們大法弟子才是親身體驗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明白法輪功真相後，不再誣蔑恩師，不再詆毀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給我們一個合法修煉的環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被天安門廣場警察非法抓捕我們到當地派出所。當時還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們欺騙我們說有甚麼事就寫信給信訪局，要我們留下姓名和地址。讓我們寫自己的心裏話給信訪局。寫完後，就一一的把我們交給了當各地縣公安局。在天安門派出所期間，我親眼目睹了警察打人，還把一些敢說真話的法輪功學員拖出去拳打腳踢，主要攻擊學員的胸部、背部、腹部，樣子凶殘惡毒。當我們齊喊：「不許打人！」後才稍有收斂。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興縣公安局接回當地，「接見」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長。當時，我還沒見到人，就被一陣拳打腳踢，他們猛烈的攻擊我的頭部、耳部、眼睛和臉等，直至我昏死過去。在我意志還不清醒時，又逼問我的姓名和住址、為甚麼去北京等等。

當我清醒時，就告訴他們：「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訴國家領導人，法輪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對人民、對國家都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親身體驗者，希望中國的領導能耐心的聽聽我們的真言和心聲」。

到了深夜兩點左右的時候，他們強行非法把我關押到了定興縣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訴拘留所的所長。所長搖搖頭嘆聲說道：「現在公安這樣做都是違法的，將來他們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領導這樣做又像當年文革，最後倒霉被制裁的還是我們這些執法人員」。這是第一次被非法關押，被敲詐了380多元。

非法關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進京，被鄉政府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劫持到鄉政府。路途中，他們不停的打我們耳光，還把我們身上僅有的隨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錢搶劫一空。 到鄉政府時，硬把我們拖下車，強逼我們跪下。一群惡人（鄉政府官員）此時還對我們拳腳相加。當時，我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之事，始終沒有跪下。他們十幾個人就兇狠的用腳踹我的腳踝和小腿。當時，就聽到「喀嚓」一聲，再看我的腳，踝骨處已經斷開了，骨頭都扎出來，清晰可見。當時我無法站立，他們才收手。他們看此景，也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後來我煉功煉好了。可是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幹重活，不能長立。）卻又把我拖到一間屋子裏審訊、立案。

酷刑演示：拳打腳踢

後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絕食抵抗，在絕食的第五天，又被綁架到洗腦班。這樣來回在拘留所與定興一個舊武裝部之間共三次。

第四次他們依然把我從舊武裝部洗腦班綁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絕食要求無條件釋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經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夥同武警部隊的許多人來拘留所砸門，就像無恥下流的土匪一樣，兇惡的強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褲子被拉破拉掉。接著鄉政府的「六一零」綁架到鄉里繼續對我迫害。在鄉里「六一零」政法委副書記段平德、房利民見我這樣，栽贓的說是我想死。找來家屬給我灌食，遭到我拒絕後，就說輸液，在確認輸不進去液，就向我們的每位家屬勒索兩千元，才放我們。家裏沒有錢，拿不出來，他們見我只剩一口氣了，又怕我死在鄉里，擔責任。就逼我家屬給他們打兩千元欠條，才讓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收季節，我與丈夫正忙著在園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點才躺下休息。剛躺下，就被闖入家中的鄉里「六一零」政法委書記、鄉鎮司法所所長趙常亮等綁架到鄉政府會議室。

我們全鄉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關押在一間鄉政府會議室，大家都善念給他們講真相。我們被一個一個的叫進司法所辦公室（專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講真相，每個大法弟子進去都給他們講，可他們不僅不聽，還把大法弟子們一個個用手銬從背部反銬起來，或是把兩手分開分別銬在兩個床架上。接著，就是一頓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打。他們還用一種七根以上一米長的電線擰成的麻花鞭、軍棍，橡膠棍等兇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們被打的遍體鱗傷，大法弟子們回來時一個個都臉歪嘴斜，傷痕累累，血跡斑斑，慘不忍睹。

看到這些，我想把我修煉法輪後受益的親身經歷給他們說說，卻被打手王華叫去鄉政府司法所辦公室（專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給他們講。我剛一進門，司法所所長趙常亮與政法委書記任金田、打手王華、耿長軍、房利民、許言等一群打手就對我兇狠的拳打腳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銬把我反背銬起來罰站，還逼我罵師父。我不配合，他們就用幾根電線扭成麻花狀的鞭子、橡膠棍、狼牙棒、軍棍抽打、同時「六一零」政法委書記任金田用酒瓶子兇狠的猛砸我的雙腳的踝骨內外，累了就用煙頭燙我嘴唇，燙我被反背銬起來的手背，很長時間。他們累得動不了了才罷手。

還有一次，政法委書記任金田在鄉政府會議室（關押我們的地方），拿著誹謗師父和大法的書和報紙念。念完後，同鄉政府官員和司法所的打手們逼迫學員們罵師父。還咆哮的大喊：「不罵的就到院子裏挨他們打去！」然後就像一群邪魔瘋狂的笑著，卻帶著的譏諷的聲音。然後，他們把一個個學員拉上台去逼迫罵師父，不服從的又拉出去用軍棍、竹棍、皮鞭和七根電線擰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這一惡劣行為，沒等我開口，以任金田為首的三四十個彪形大漢（「六一零」的），一幫打手蜂擁而至一腳把我踢翻在地，用穿著皮鞋的腳兇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時用棍棒、皮鞭、膠皮棒一齊打我全身。我頓時不省人事，這時前任鄉長張偉星要報復我去北京他被辭職，兇狠的抓起我的頭髮，拼命的向牆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三次，又換兩個拳頭，瘋狂地猛擊打我兩耳和整個頭部，直到累了才罷手。之後我兩耳出血失聰，昏昏懵懵好長一段時間，後來煉功好了很多，直到如今雙耳聽覺也不是很好 。

就是這樣，這一幫打手仍舊天天晚上逼迫我們罵師父，不罵就天天挨打並且不許吃飯，不許喝水，不許大小便，不許睡覺。白天還強迫幹重活。如：白天強迫到地裏幹重體力的農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磚鋪地等等。晚上，專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橡膠棍，軍棍和七根以上的電線擰成的麻花鞭抽打大法弟子。深夜12點以後，也不讓休息。常常把我們折磨到深夜兩三點。

我們看到洗腦班侮辱、戲耍年輕的女學員。如：強迫女學員洗衣服，連內褲都有，強迫女學員晚上給他們揉腿；共產邪黨幹部，白天當著其他大法弟子就調戲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將一個女大法弟子打昏，單獨拖到司法所長住的屋子裏關了好幾天。

二十多天過後，家屬剛秋收完就來看望我們，看我們打成那樣，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會沒了，只好找村支書幫忙保我出來。惡人威逼說：「上北京的拿六、七千元錢，沒去北京的最少也得五、六千元錢，五十多人一個也不落。」家中實在沒有，後來在村支書（我堂兄）幫助下再三的說好話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讓回家。在這非法關押期間我們身體，精神都受盡殘酷摧殘。回家第二天還強迫交一百六十元，說是訂閱《保定日報》，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訂兩份，可是到現在誰也沒見到一份報。

從此，縣「六一零」政法委書記等人，到鄉「六一零」政法委書記等人，經常到我們來家騷擾。鄉「六一零」政法委副書記任金田凌駕於鄉政府之上，指派鄉政府的官員監管各村大法弟子，並指使鄉幹部房利民監視我，和監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時用兩百元錢一個月，雇我村一女的孫逸仙（化名）鄰居暗中盯梢：舉報一次兩百到六百不等；見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見面，舉報一次兩千。她說她不接，那些邪惡之徒還會找別人，所以她接下來了。還說讓我出門注意點，別叫他們暗算了。

從那以後，房利民經常來騷擾我們，所謂敏感日更是天天騷擾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