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延常 |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非法迫害法輪功直到二零一三年的十四年裏,我卻遭受到了諸多的迫害:非法停止工薪、非法勞教兩次、非法判刑一次、非法拘留一次,累計遭非法關押九年九個月,精神與肉體受到了多重打擊與傷害。這些非法的迫害也給我的家庭造成重大的創傷與痛苦,下邊我就把自己從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之間遭受的迫害中記憶清晰的事例給大家說一說。(註﹕劉延常二零零七後遭受的迫害見明慧網報導:《向偏遠村民傳真相 優秀教師遭冤獄被打斷肋骨》)
好人被迫害 家人受牽連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電視中開始誣陷大法。不到兩個小時,臨江派出所來人把我抓到派出所。所長李雁飛陰冷著臉色說:「電視不讓煉了,你不能煉了,你也讓其他人不能煉了。讓他們都散了。」(當時公安局認定我是同江市法輪功東片站長,管臨江、八岔、銀川、金川四個鄉),我回答說:「別人煉不煉我不管,我必須得煉。」他一聽立馬對我拳腳相加。當時他臉都變形了,沒有一絲善良的神色,一邊打還一邊問:「還煉不煉?還煉不煉?」我不吱聲。打累了他坐那兒喘。讓我蹲下我不幹,他一個飛腳把我踹個仰巴叉,我又爬起來。旁邊有個人說:旁邊站著去!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我父親到派出所去看我,李雁飛還在大罵不止。後來他讓我回家等候處理。而後,校長、鄉長相繼找我談話不讓煉功了。我都據理力爭,表示還得煉功。後來鄉政府決定把我分配到離臨江中學八里遠的富強村小學,教五級的六個學生。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們家三口人,我和妻子佟玉英及母親員會文,與其他七名大法同修為了讓鄉親們知道大法的美好,知道大法還存在,我們十人在李紅君家的院內煉起了功。那天正好是鄉里大集日,有不少人圍觀。鄉政府稅管員杜臣上班路過撞見了舉報到鄉政府,派出所來了兩輛車四、五個人,把我們連推帶拽弄上車拉到派出所。
下午三點多鐘,書記史青山唆使下屬把我們送到同江市公安局。晚上十點多鐘我們都被非法拘留送進了同江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一百零七天,被勒索五千元,說是法輪功抵押金。於十一月七號被釋放。母親和妻子被我姑姑托人先保了出去。此事後我和妻子佟玉英都被停了工資。當時家裏很困難,沒有了工資就沒有一切經濟來源。過年的錢當時都沒有了,不得不到集市上擺地攤,賣年貨。起早貪黑,挨冷受凍,好不容易攢了七百元錢算是過了個年。後來我妻子被停了半年工作,我父親他又去找校長張永才,半年後妻子才上了班給補發上工資。當時我因為始終都表示要煉,就一直不讓我上班。六一零辦公室主任莫亞甫說:煉就不讓上班。
當時孩子很小,十一歲上五年級,大人的遭遇對他影響很大。對社會、對學校不理解。誰要說大法不好他就與人吵。學校老師也正邪不分在課堂上講對大法不好的話,造成孩子反感,不願去上學,成績直線下降,到初二時不得不退學了。最後變得對社會、對學校、對家庭及家長不滿,脫離群體,整天泡在網吧裏。話說著輕鬆,這場非法迫害扭曲了孩子的心靈,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其危害無法估量。
因煉功被非法抓捕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我把一本天安門自焚真相錄像帶送到了金川鄉大法學員程學善家。他家看的時候,把其次子程明林也叫去看,我們想讓他了解一下真相。程明林一看是法輪功的內容起身就到政府舉報了。但鄉里沒人理他。兩天後程明林又到鄉政府舉報說:再不管,我爸就要上北京了。鄉政府無奈才把這事報告到同江市政法委。隨即同江市公安局來金川抓人,但在行駛到半路時與一輛民用四輪車相撞。公安局司機腿撞折了。事後司機抱怨說:開了一輩子車沒出事,非要抓法輪功,扯這個幹啥。
可是,公安局還是不知反悔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竄到金川非法抓捕了程學善、程桂林。把金川四場的所有的大法弟子的家給抄了。上午九點左右,又到臨江鄉把我騙到了鄉政府(當時學校工會的羅明來找我,說鄉里要跟我談談,沒別的事),隨即又把我的住地供銷社鍋爐房給抄了。搶去了師父濟南講法錄像帶一套五本,大連講法錄像帶七本,雙卡錄音機一部、煉功音樂帶兩本、《轉法輪》一本(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已被非法停止工作,打工燒鍋爐)。政保科的劉質斌問我東西哪來的。我說不知道。他就對我大打出手。我說一次不知道,他就左右開弓打耳光。打的我兩耳嗡嗡響,臉馬上腫了起來,右側嘴角出了血。他說你不知道可能嗎?到下午三點把我送往同江市公安局。後半夜三點把我們三人關押進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早,公安局開刑事犯公審大會,把我們也綁架過去了。我當時沉靜心態,心想我得用這機會證實大法,不能任他們胡說。當他們念到我是鍋爐工時。我平靜而大聲喊道:「錯了,我不是鍋爐工,我是教師,人民教師,「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台下三、四百人聽後都笑了。我喊時沒人碰我。而程學善、程桂林還沒等喊,就被堵住嘴按倒在地上。公安局領導大為惱怒,說沒想到起了反效果,下令把我們三個押進看守小號。後來聽獄警說有好多幹部為我們求情,決定不押了,晚上七點左右把我們放了出來。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看守所翻號,在我的鋪位搜出一張寫有《洪吟》中〈善惡已明〉:「眾生魔變災無窮 大法救度亂世中 正邪不分謗天法 十惡之徒等秋風」的紙條。所長潘紹軍把我和程學善都戴上了九十八斤重的大鐵鐐子、手和腳又用手銬鏈上。這東西戴上後不能直腰,睡不著覺,非常難受。同捨有一個富錦的搶劫犯李小龍用巧招把我的手銬打開了,大鐐子也弄開了,晚上睡覺能蓋被子還能伸開了腰。早上起床再戴上。難友們聽說我被勞教了,同捨有個叫謝志清的偷雞犯,把自己的好衣服撕開,給我做個枕包裝衣服,並且鼓勵我說:別害怕,沒有人吃不了的苦。其實犯人普遍都支持大法弟子,只是多數都不敢公開支持,都是心裏默認大法好。普遍比警察好多了。
邪惡的佳木斯勞教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公安局來人把我們三人劫持到佳木斯勞教所。當時勞教所不收,同江公安局就到處托人找關係,羈押了一天一宿總算把我們塞進去了。
當時的佳木斯勞教所是一個破舊的四合院,北面的正房主要是關押大法學員的,走廊裏有兩個違法進去的人員來回遛,監視屋裏的一舉一動,並且每個小屋裏都有監控,誰要是煉功或看經文被發現就會被戴上手銬扣在床上或送進小號打。每天小便在自己屋裏,大便要請示上衛生間,如果警察不高興也就去不上,還得在屋裏。吃喝拉撒睡都在這二十平方的小屋裏。每個小屋裏都關著法輪功學員,有關一個的,兩個的,最多關十個的。但是每個屋裏都有兩個或三個違了法的普通勞教人員,邪黨警察用他們來監視大法學員的舉動言行,隨時報告給警察。只要我們一煉功,他們馬上就干擾或打罵。而後就要把大法學員給戴上手銬,銬在鐵床或暖氣管子上,甚至是弄進小號坐在鐵做的束縛椅子上(外號老虎凳)。至於說挨打受罵那就是常事,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次勞教期間我進小號次數最多,挨打的次數最多,在此我把記憶清晰的能容易形成文字的典型事件寫出來,請大家看看這個中共是個甚麼東西。
酷刑:束縛椅 |
我在勞教所也天天煉功,每次煉不到一分鐘就被扣在床上。獄警就把我當起帶頭作用的人,加大了對我的壓力。
二零零二年一月的某一天,我正在煉功,中隊長王長玉把我帶到庫房裏,逼我坐上束縛椅(俗稱老虎凳)。除大小便之外,其他時間都得坐上一動不動的。七天後我的腳和小腿就腫起來了,他把我放回監舍。第二天早上我又背著監控煉功又被發現,王長玉又把我扣在了束縛椅上,當時同修董少華也與我一同坐了。又是七天下來,腳腫的老大腿也腫的很粗,用手一摁一個大坑,半天起不來。疼痛難忍。特別是到晚上時整宿痛的不能入睡。真是痛不欲生啊!
為了抗議迫害,我開始絕食了。富錦市大法弟子孫成波也一同和我絕食。我這是第一次絕食。
他們把我弄到同居室的一個床上扣著。四、五天後舌頭在嘴裏一動刷刷拉拉的響,嗓子天天像冒著煙一樣,難受極了。腦海中出現了各種大小動物張嘴嘎巴嘎巴的向我要吃的。真是難受極了,難忍極了。衛生所小劉大夫、宋豔,都是用瓶子裝一瓶玉米麵粥,往鼻子裏插管時更是噁心反胃,一直插到胃裏。一次小劉大夫領的一個小孩說:爸,你看他哭了。小劉大夫說:他們不會哭,他們是堅定的大法弟子,不是哭,是刺激的。第十天的時候劉宏光向我倆承諾,在正常執法的情況下不再迫害大法弟子。警察中不再出現違法行為、若出現一定嚴懲。這樣我和孫成波吃飯了。那天是臘月二十三過小年的一天。
酷刑示意圖:摧殘性灌食 |
我倆坐了七天七夜,並且不讓睡覺。閉眼杜紅軍就干擾。回到監舍後再一看「紅點子」沒了,隱約有點痕跡。我們明白這些惡警怕我們的傷被別人看見,既害了我們又掩蓋了他們的罪惡。
二零零二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十二點,我們屋同修都立掌發正念(當時手都已銬在床上了)。新來的獄警刁玉坤進屋來挨個騷擾,我們見他是新來的,都想邀請他聊一聊。我說:刁教,我和你嘮一嘮哇?他說那走吧。領我到辦公室門口開門讓我先進去,我剛進門轉身回頭想要和他說話,冷不防,他一個下鉤拳正好打在我的心口窩上,他很粗壯力量非常大,一下子把我打了起來,仰倒在門口左側的鐵床上,因為痛苦難忍又喘不過氣來,我從床上滾落到地上捂著肚子蹲在那裏。感覺腦袋發脹發暈。我抬頭痛苦的看著他三分多鐘才喘上一口氣,感覺像要把肚子裏的東西都吐出來才能舒服些。我剛喘上一口氣的時候我平靜而斷斷續續的對刁獄警說:我們沒有犯法,天安門自焚是造假,怎麼能一下子拿出來二十多個滅火器呀……」他瞪著雙眼愣愣的看著我不出聲。
我漸漸緩過來了,恢復正常了。這時新上任的副隊長張振華進屋了,按理我應該把剛才發生的事舉報出來,處理刁教,但我總想他剛來,給他一次機會,就沒吱聲回去了。
三天後,又是刁教的班。他又把別的同修打了,我和同修李景峰商量得告發他,要求處理。於是我報告要求見大隊長反映情況。辦公室裏,正好迫害大法弟子的先進工作者郭剛獄警也在場。他狡詐無理的說:「上個班你不報告,導致我們沒能及時處理,你是縱容了刁玉坤犯法,你得承擔責任,押小號吧。」不善言辭的張振華也附和著,以此為由逼迫我去六號的房間。我大聲指責他們不講理,執法犯法,張振華身材高大硬拖我去,還有幾個坐班的也前來幫助行惡。我拼命掙脫他們,頭向走廊的暖氣片撞去。坐班的王宏偉用手臂夾住我的脖子,用手捂我的嘴,其他人連抬帶拽把我弄進六號屋裏摁在鐵椅子裏扣上了。郭剛進來說:「本來不想讓你坐老虎凳,現在你企圖自傷自殘,抗拒改造,那你就得在這屋裏呆著吧,這屋又沒有床,只有一個凳,那就只能讓你坐這了,坐地上涼。」多陰毒啊,迫害著你還要裝關心樣子。
四天後,大隊長劉洪光進屋,我和他反映了情況,他把我放了回去。
二零零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因為我教同修背經文被發現。被刁玉坤戴上手銬,拖拽著我去了同居室。同居室是勞教人員家屬來接見與勞教人員共同居住的地方。後來廢棄了,房間都空著,就專門用來迫害大法弟子。對大法弟子迫害也有個程度的變化。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以前一般都銬在本屋本人的床上。後來就關押在同一走廊的一個單獨的六號屋裏。隨著邪惡表現的升級,二零零二年七月至十月就關進同居室進行迫害,這裏發生的事受迫害人不說,警察和坐班的不說,誰也不知道,證據都找不著。坐班的王河見我來了就拿來個小凳說:來,我教你怎麼坐著。把小凳放在一塊六十釐米見方的淡粉色的帶有圖深粉色案地板磚裏,雙腿勾著立著放穩,雙手放在膝蓋上,腰直、頸正、目視前方水平方向。這樣一來只有臀部尖落在凳子上。而那小凳卻不是凳而是銅線漆包線的線夾。厚度小的十五公分、大的二十公分。以前坐的是木製的、平面的,這次是塑料的、雙面帶立楞的。立楞深度一公分左右,立楞的間隙也一公分左右。他把我的雙手背過去,銬在身後地上的暖氣管上。他就在我的身邊轉悠看坐的正不正,差一點就打我。眼睛稍微一閉上也打我。從下午一點到五點一直這樣看著打著。坐了一天一宿,手和腳就浮腫起來了。第三天就疼痛難忍。那坐班的能過了今天就能過了明天,就能過了後天……。努力往下熬著。這時坐班的王紅偉逼迫我寫所謂『保證書』、『悔過書』之類的東西。我據理力爭,不寫。他惱羞成怒,指使來自饒河的坐班的聞哲(是個瘸子)在門口放風,他與王河還有另一坐班的對我大打出手。因為我雙手銬在身後的暖氣管上,無法動,只有躺在地上用腳抵擋他們打來的拳腳,並且大喊:「打人啦---打人啦--。」即使這樣也數不清身上挨了多少拳腳。
又大約過了五、六分鐘,門突然吱的一聲開了中隊長王長玉進屋了。這四個坐班的還在打我呢。他碰個正著不得不管。說:「怎麼打人呢?啊?!」有個人說:劉延常用腳踹我們了。我爭辯道:「踹你哪了?我是用腳防備你們打到我。你說踹你們哪了?」他們無言以對。王長玉說:「加期,還群毆,每人半年。」我哭著對王長玉說:別給他們加期了,他們也都有父母、有家,家人都盼望他們早一天回去。人到這一步都不容易,放過他們吧,他能改過以後不再打我們,我就不追究了。我一邊哭一邊說,他們都愣愣的看著我,有的眼睛裏也噙著淚。王長玉說:你們看人家法輪功,挨了打還為你們著想,你們看看你們這德性!好好呆著吧!邊說邊走了。
第二天,小警察徐新月給他們做筆錄,問:「打人了嗎」?時間,地點,經過全沒有。我明白打人是個別警察授意的,兜不住了,做筆錄那是走形式,給人看的,所以他問了這一句話就走了。第四天頭上,我寫了一個遵守所規所紀的條,被放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想不對勁,怎麼能遵守他們的規矩呢?得把那條撕掉。這樣我就又煉功了,又被帶到辦公室。大隊長劉宏光問:昨天寫的你忘了?又煉啦?!我拿給你看看。他順手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小字條遞給我,我一看正是,唰唰就撕掉了。劉大隊長大驚:「你還敢撕?!」對我的太陽穴左右開弓打了起來。當時正趕上開交班會,十多個警察蜂擁而上圍著我打。頃刻間我就倒在地上,分不清是拳是腳,眼前黑壓壓一片。劈里啪啦的擊打聲不絕於耳。打了一會劉宏光說:「抬過去(同居室)」。六、七個警察像五馬分屍一樣抬起我,捂嘴的、抻胳膊、抻腿的,靜靜的出了房門,又拐出了大走廊,靜靜的向東邊五十多米處的同居室走去。還記得當時天陰涼的,下著濛濛的下雨,我的身影倒映在一汪汪的水裏。到了同居室進了第一個門啪嚓往地上一摔,就走人了。這次大家都喜愛的小警察徐新月也參與打和抬我了。他一向不動同修一指頭,逢年過節還給老年同修賣點兒吃的。很善良的一個人。在其領導面前,在學壞的路上還是邁出了一小步。在中國,特別是中國所謂的執法的監管部門,人要學好難上加難,學壞就像喝涼水一樣太容易了。
有個警察叫我靠牆蹲下我不幹。刁玉坤走過來照我胸口就是一個掏心拳。我一哈腰捂肚子時他順勢按住我的頭和肩猛的往下一壓,把我按坐在地上,再狠勁往下壓我的雙肩,使我的頭來回磕到地上數次。就聽見我的背脊椎骨嘎巴嘎巴響。瞬時瘦小的我感覺腰像斷了一樣的痛,全身發酸發軟,坐在地上不能動了,失去了反抗能力。他把我雙手銬在暖氣管子上得意的走了。屋裏無別人。三個小時後王洪偉進屋來了,笑嘻嘻的說:「又見面了,上次因為打你給我加期兩個月,你這麼快又來了,我也不能慣著你,」說罷就像練沙袋一樣,拳頭雨點般的打在我身上。腦袋上、前胸、後背、大腿,凡是能打著的地方都排了一遍又一遍。用肘拐後背和大腿。開始還覺得疼,後來就不覺得疼了,覺得全身都腫脹起來一樣。足足打了半個小時,累得他上氣不接下氣,坐在一個大椅子上喘氣。又過了一會兒掌管同居室的警察張海林進屋了。他是後期迫害同修的直接兇手,狠毒至極。是他指使坐班的打人的。他給同居室坐班的煙抽、給酒喝,從而帶動他們行兇作惡。我報告說:「張隊長,王紅偉剛才打我」。張海林裝作認真正式的樣子,拽起我的衣角說:打哪了?「全身都打了」。他說:「有傷嗎?」,」出血了嗎?」,「誰證明他打你了?死不了,別瞎說。」你可別以為我寫的這幾句話是杜撰,這是千真萬確的。這次坐了第四天的時候,我被迫害的出現了幻覺,看到四壁的牆都往中間鼓、傾倒,地板磚變得一寸厚,往起飄,屋內的雜物也往起飄,說話不著邊際,胡言亂語。王紅偉看到我這樣後就報告上去了。(王紅偉是同居室坐班的小組長,他們是臨時成立,隨時變換,監舍坐班的比較穩定,表現和善一些)。他們把我放回了監舍。我往回走的時候,心裏想往前走,但是腿不聽使喚,肌肉往後使勁,一邁步就要摔。一個星期以後才緩過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九日,惡黨召開著人大會,而佳木斯勞教所又開始迫害大法弟子。走廊裏貼滿了黑色大字塊。每天逼迫大法同修們看誣陷大法的錄像,從早上三點開始,一直看到半夜十二點。連看幾天後,人人表態,不轉化的接著看。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我因不轉化又被扣在一樓的一間屋裏坐那個小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我們從四合院搬進新蓋的四層樓)惡警郭剛多次與我談話,讓我配合他寫轉化,我據理爭辯,他理論不過我。他有一次對我說:「在勞教所裏,弄死你就像弄死小雞一樣,你信不信?」三天後,因為不讓睡覺太困受不了,不自覺的就閉上了眼睛,結果輪到誰坐班誰就打我。他們八小時換二個人,三個班六個人。輪流看著不讓閉眼睛。聞哲又開始打我了,他說,總不打郭剛和張海林知道就要收拾他了。打,就不是一下兩下了,八個小時內,只要閉眼就要挨打,每次都是打得我滿頭是包。因為打不疼還是要不自覺就閉眼睛了。又過了兩天。惡徒王紅偉又打我,逼我寫悔過。我又報告郭剛要求處理打人的王紅偉。郭剛卻說:「打你,你也得理解他」。──「你不是為別人著想嗎?你不轉化,他得看著你,他睡不好覺,他能不來氣嗎?」多陰毒啊!我一天二十四小時不讓我睡覺,他們三班倒輪流睡反過來還說我影響了他們睡覺。再說了,我若做了惡你逼我學好倒也可以理解。恰恰相反,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他反而逼你學壞,不讓你學好。這是多麼邪惡的理由啊?可是這確是政府讓他們幹的。
談到真善忍,有一次我在和警察楊春龍談話時,我說:「真善忍自古就有,儒家講忍佛家講善道家講真,崇尚真善忍沒有錯。」楊警察說:「你說的這個對,共產黨也不反對真善忍,就是反對法輪功,」我說:」確定嗎?」他說確定。我說:「千真萬確嗎?」他說:「千真萬確!」「好!」我接著說:「你拿來個牌子和筆,我寫上真善忍好,咱們上大街上你在前面舉著走,我,在後面跟著,你看有沒有人抓你。」他一聽拍拍屁股走了。他的走說明一個最大的問題:共產黨是在以人類有史以來的善良本性為敵。它曾經佛,道,儒,基督四教齊滅,現在又迫害崇尚真善忍的法輪功。《轉法輪》的大意就是告訴人怎樣能做到真善忍。而中共逼迫警察看一本書叫《轉法輪批判》的書,厚度和《轉法輪》差不多。人家崇尚人性的善良,它來個批判,迫害,虐殺。有人說共產黨是邪教,是邪惡,一點不為過呀!我在勞教所裏時很多警察都說:你吃喝嫖賭,殺人放火我們都不管,就是不許你宣傳習煉法輪功。在中共邪黨的欺騙宣傳中,人們好壞不分哪!中國人多可憐哪。
第五天時,也就是二十日左右王紅偉又打我。我就喊:打人啦……打我幾次我就喊幾次。其實郭剛就在對門,他聽見喊也不出來管。王紅偉說:「你再喊我把你腦袋開瓢」。過一會我睏的不自覺閉上眼睛,他又照我頭上狠狠的打了幾拳。我沒管那事又大喊:」打人啦……」王紅偉雙手抱著那個塑料的漆包線的線夾,舉的高高的,狠狠的朝我頭上砸下來。砰地一聲砸在頭頂上,小凳彈出兩米多遠,落在地上又滾出去很遠。我頭上的血滴答滴答不斷的快速的流下來。王紅偉一看出血了,馬上走了。過一會來了幾個坐班的帶著紗布、酒精棉球,把我的頭包上了。地上的血用拖布拖了用水沖洗淨了,走了。又過一段時間有個坐班的叫梁金貴的進來了。手裏拿著個大的透明膠帶,對我說:你要好好的,不作,我們也不打你了。若再喊,就把你的嘴封上揍你。
在這幾天裏我經常出現無意識狀態,忽一下甚麼都不知道了,覺得自己不存在了,猛然又覺得自己存在了。待到第六天時,就總聽見隔壁有女同修喊:打人啦……打人啦……總有,我也想跟著喊,為同修解圍。但心裏想怎麼能有女人聲呢?又覺得不對勁。
到第七天早晨時我出現了神經失控的症狀:粉色的地板磚變成白色的雪,屋裏東西都是白色的。空中還在不停的下著雪,四壁的牆往中間倒。就覺得要把自己壓住了,看見茶杯變成帶嘴的水壺。屋裏的東西都往起飛,在空中漂移。我的頭和身子不停的晃著。用腳搓著地面說:「下雪了……下雪了……」王紅偉讓我別晃,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晃,就說:「我哪晃了?這不坐的好好的嗎?」剛說完,回頭就不知道自己說了甚麼。王紅偉出去了,一個多小時屋裏沒人看著我,我依舊是胡言亂語的說著。樓裏的監舍鐵門上有個瞭望口,長二十公分,寬十公分左右,往裏能看清,往外看不了。又過了一陣警察李教把我放回了監舍。
回去的頭幾天,也不知道甚麼叫睡覺,夜裏躺那也不睏。後來才慢慢的適應過來,知道睡覺了。這次對我神經系統造成很大傷害,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回家時見了我的親妹妹都想不起叫甚麼名了,一個多月後才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