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起自述被天津勞教所折磨命危的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2001年6月8日家人把我從勞教所接出直奔天津港口醫院。在醫院搶救過程中，我已經出現了呼吸困難，並且下了病危通知單。醫生告訴家裏人說別救了，最好的結果就是救活了也是個植物人……」

我叫李文起，家住天津濱海新區塘沽。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邪惡集團不顧違背天下公理，污衊造謠、開始迫害法輪功，綁架關押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我於2000年10月9日與十多個同修結伴去北京上訪，想讓不明真相的人和政府知道法輪功修煉的真實情況。那天一大早我們就到了泰達火車站，火車到時間卻沒有開，過了一會兒當地的警察來了，當地警察夥同火車上的警察綁架了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我和另一個法輪功學員沒有被他們發現，到了北京。

在天安門廣場遭綁架

當時北京火車站外邊氣氛很緊張，到處都是警察和便衣，他們隨時都會檢查路人搜身和包並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如果是馬上抓走。我們想，看樣子信訪辦、法院、檢察院都不能去了，去了就會被抓，被打，也反映不了情況，所以我們決定去天安門廣場，只有在廣場那地方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

廣場上人很多，我看到人群中一下子讓出一條路來，原來是兩個女法輪功學員，兩人分別高舉著「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剛走沒幾步，從邊上竄出幾個人當時就把橫幅搶走了，並綁架了兩位女法輪功學員，原來廣場上到處都是便衣混在人群中。不時的有法輪功學員走出來，有打橫幅的，有喊法輪大法好的，有煉功的。惡警和便衣抓著法輪功學員就連拖帶打，有抱小孩的法輪功學員惡警把孩子從大人懷裏扔出去對法輪功學員連踢帶打，廣場邊上停的都是白色的小客車，車裏有穿著警服的警察，他們把法輪功學員都抓到了小客車上，人一滿就拉走。

我們倆個也被綁架了，他們把我們劫持到離天安門不遠的一個公安分局裏，在那裏也有警察打法輪功學員。被抓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警察用四輛大客車把我們拉到了北京房山分局，進到裏面有武警看守，一個人一個人的審，接著警察把法輪功學員帶到了牢房，在我進牢房前看門的武警在我的前胸踹了兩腳，牢房裏關的都是法輪功學員。

第二天，我們當地派出所來人把我們劫走了，在車上他們就威脅我們回去怎麼治我們，其中一個警察還說讓當地流氓打我。到了當地派出所，警察們逼我們放棄修煉，如果不放棄就把我們送到塘沽看守所，我都一一嚴正告訴他們，我不會放棄修煉大法，我告訴他們大法好，大法說的都是真的。他們無話可說。晚上就把我們送到了塘沽看守所。

一進看守所，看守所裏的犯人就讓我揀豆子，蹲著揀，揀到半夜才讓我睡覺。轉天，一個分局的警察非法提審我，用拳頭打我的臉，用腳踢我，恐嚇我。以後是刑警八隊非法審我，在這期間法制科也審了我一次。在看守所裏，他們逼我揀豆子，要蹲著揀，腿很疼，因為扒豆子手指甲和肉皮都沒了。我一直在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了四個多月，後非法勞教三年。

2001年2月8日我們被劫持到天津青泊窪勞教所，在勞教所裏幾乎全是煉法輪功的人，整天被強制坐在小板凳上，吃的很差，吃不飽，只要不餓死人就行，這個勞教所是個中轉站把人轉到其它各地勞教所。

在天津雙口勞教所遭殘忍折磨：輪著毒打、全身被電焦

在青泊窪呆了八天，我被綁架到天津雙口勞教所，在上車時，誰要慢了警察就用電棍電，我被電了腰一下，隔著衣服像針扎一樣疼。

晚上到了雙口勞教所，我被分到了五隊，一進五隊，有個專門管犯人的犯人讓我們揀豆子。揀完豆子讓我們進班，一個在勞教所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刑事犯，他強迫法輪功學員撅著站在小道上排齊，我排在第一個，犯人突然跑過來踹我的腰，把我踹倒，我們像穿糖葫蘆一樣倒在地上，惡徒取樂。這時我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惡警讓犯人拿來錄音機，讓我們坐在馬札子上聽污衊誹謗師父和大法的錄音，讓犯人輪流看著我們不讓我們睡覺，快天亮了才讓我們躺下，剛躺下就讓起來接著坐著聽，惡人們一直恐嚇我們，逼我們寫三書，不寫就不讓睡覺。

第二天，有個惡人叫陳小雨，他用鞋底子猛拍我的頭，震的我腦袋生疼。惡人天天逼我們寫，一直在恐嚇我們。過了幾天，有一個姓趙的惡警到了非法關押我們的這個班問有不寫的嗎，犯人告訴他都沒寫，趙惡警問誰不寫舉手，我舉手，還有一個同修也舉了手，趙惡警讓我倆站起來問為甚麼不寫，我說為甚麼要寫我們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大法這麼好為甚麼要寫，那個同修也說了。

趙惡警氣的夠嗆，對著門外站著的五、六個人說交給外面了，告訴他們打得法輪功學員有一個說不煉了寫了的就給他們減刑。這幫人把我們兩個帶到七班迫害，有兩個架住我的兩個胳膊，有一個在我前頭用拳頭猛擊我的肚子心臟部位，一個打累了、換另一個輪著打，打一陣，強制我撅著，惡人用胳膊肘猛砸我的後背，也是輪著打，震的內臟很難受。他們還搧我的臉，讓我揚著頭用手掌砍我的脖子，把牙刷把放在我的兩個手指中間狠狠的攥著手指擰牙刷把，他們用馬札子上的木頭砸我的小腿迎面骨。打完了，他們把我架回來，回來的路上趙惡警還恐嚇我，回來後還讓我們坐在馬札子上聽錄音。

晚上睡覺的時候，因為我睡上鋪，我已經被打得上不了床了，是同修把我架上床的，也躺不下了，身上都是傷，後背被他們打的都是大疙瘩。第二天天沒亮就把我們叫起來，讓我們站著報數，我已經起身都起不來了，還是同修把我扶起來的，慢慢把我托下來。我站在最後一個，手抓著鋪上的鐵管，全身劇烈的疼，身上沒有勁，眼前一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醒過來，我坐在鋪上有人扶著我，有一個打我的惡人正在掐我的人中，惡人看見我睜開眼了就說沒事了，讓躺一會兒。我剛躺下，趙惡警就過來了，讓我起來不讓我躺著，我掙扎著讓同修把我架起來。趙惡警嘴裏哇哇叫著出去了。

我上廁所都得兩個同修架著我去，我的腰不能動，腿也邁不開步。我稍微好一點後，又讓我去揀豆子，揀豆腐塊串豆腐串。

又過了十天，我被調到了三隊，在走的那天，五隊有個矮個警察讓我們站齊了，他在我們的肚子上亂搗了一陣才讓我們走，臨走時聽一個犯人說來雙口勞教所不上五隊等於沒來，五隊很邪惡。

到了三隊，我的腰還是很疼，坐下吃飯都要倚著牆往下滑著坐到地上。惡警讓我們到距我們住的地方一百多米遠的三樓去幹活，我在裏面幹過插花和氣球，天不亮就得去幹活有時一幹就是一宿一宿的，沒有時間概念，一般的時候都是幹完了活才可以回去睡覺，活很多。

過了些日子，我的手出現了端東西的時候發抖，而且越來越厲害，接著我腿也走不了了，從我住的班裏到工地都得同修背著走，我已經幹不了活了。有一天同修背著我回班裏，在出工地樓門口時，姓石的惡警叫背我的同修把我放下，一開始同修不放，惡警就威脅他，同修沒有辦法把我放下來，我坐在地上，姓石的惡警叫其他人都走了，他讓我自己走，我說走不了，姓石的惡警就恐嚇我，我剛掙扎著起來就一頭倒在路邊種的綠化用的刺梅和萬年青上，我跌跌撞撞的一會紮在綠化帶裏，一會倒在刺梅上，我根本走不了。過了很長時間，惡警一看我真的走不了，就讓跟著的一個犯人架著我，走沒多遠犯人弄不動了，姓石的惡警讓我自己爬，因為我的手不行了爬不了，我只得轂轤著直到樓門口，他們兩個連拉帶拖的把我弄到一個小會議室裏，把我放到地上，那時人們都已經睡了，姓石的惡警讓值班的犯人拿來電棍就開始電我，電我的全身，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姓石的惡警讓犯人把我架到電視房，讓我在那呆著不讓班裏的人看見，也不讓我去工地了。

我的身體明顯的又惡化了，胳膊和手勾勾著貼著身體已經伸不開了，過了幾天石姓惡警又電了我一次，我已經動不了了，解不下小便來。惡警讓一個叫董金池的犯人看著我，沒過幾天一個叫王正的中隊長在晚上讓犯人把我架到他的辦公室，拿電棍電我的身體和頭，他電累了就讓犯人把我架到電視房。我幾乎全身已經被電焦了。過了幾天王正又在晚上讓幾個犯人把我架到他的辦公室又開始電我。

這時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身體完全不能動了， 我的頭就這麼耷拉著抬不起來，已不能進食了。來看管我的犯人叫崔金池，他故意刁難我，有一次我的胳膊壓在了身子底下動不了，我讓他幫我拿出來，他一直不管直到中午他們吃飯的時候才將我的胳膊從我的身子底下拿出來，我的胳膊就傷了。他閒著沒事的時候就把他的兩隻手握在一塊砸我的胳膊，我的胳膊被他打的青紫青紫的，有時就用手掌剁我的脖子。

我被折磨的皮包骨了，尾椎骨也爛了。勞教所的惡警聯繫到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一見我已經瘦的沒有人樣了，一隻手勾勾著，一隻手耷拉著，身上都是傷簡直慘不忍睹。在家人的強烈要求下他們才勉強帶我去了天津總醫院，做了核磁檢查後發現後腦全是黑的，醫院診斷為缺水性扁竅炎（死亡率極高，全世界只有六例）醫生說不住院會有生命危險。勞教所強行把我從醫院拉回來，讓我家人三天後聽通知，三天後勞教所讓家屬來接人，他們怕人死在勞教所裏。

2001年6月8日家人把我從勞教所接出直奔天津港口醫院。在醫院搶救過程中，我已經出現了呼吸困難，並且下了病危通知單。醫生告訴家裏人說別救了，最好的結果就是救活了也是個植物人，從片子上看後腦全黑了，因為太瘦了全身都是傷，靜脈抽血都抽不出來，身體已經出現排不出大便，小便失禁，全身癱瘓。

在醫院住了五十二天後，醫院告訴家人藥物對我已經不起作用了，還是回家養著吧，醫生還說身體只要出現感冒，發燒或拉肚子等一點小小的不適人就活不了了。後來邪黨惡警怕擔責任就給我辦的保外就醫。

回家後當地警察還多次去我家裏騷擾，勞教所、法院、檢察院也去騷擾過，勞教所的隊長也去過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