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我心中的正信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二零零四年，在非法刑滿釋放的當天，我在監獄大門口被劫持到洗腦班，又被洗腦班送進拘留所，再從拘留所劫持到洗腦班，又從洗腦班送進看守所，再從看守所送進戒毒所，這些打著「法治」旗號的場所和本就非法建立起來的洗腦班，都成了「轉化」我的場所，而所謂的「轉化」，就是逼迫我放棄對真善忍的正信。

我是黑龍江大慶九龍公司買斷職工，二零零二年，我被邪黨非法判刑兩年，關進了哈爾濱女子監獄，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是我非法刑期期滿釋放的日子，上午九點左右，監獄的警察喊我，說單位來接我了。

我手裏拿著釋放證，拎了兩個衣服包，走出了監獄大門。迎面上來四個彪形大漢，虎視眈眈的擋住了我的出路，不由分說搶過我的包袱，將我拽上車，車上已經坐著兩個女的，其中的一個我認識，是我原單位的人事員，四個男的，我一個也不認識，我問他們名字，沒一個人回答。

「你們拉我去哪啊？」我問道，一個男的答道：「送你回家。」我信以為真，就提出了一個要求：「我兒子在哈爾濱師範學院讀書，想去看看，十分鐘時間就行，可以嗎？」沒人回答我的要求。此時，我忽然明白了，他們不是來接我回家的，他們是來劫持我的。

於是我說：「請你們停車，我要下車自己走，我刑期滿了，我已經無罪釋放了，怎麼回家、坐誰的車，是我的自由，你們無權干涉。」沒有人應聲，車也沒停。

「你們打算把我拉到哪去？你們為甚麼這樣對我？我修大法做好人，沒有違法，你們為甚麼要迫害好人，迫害善良人，如果坐在這裏的是你們的母親、妻子、女兒，你們會這樣對待嗎？」車內一片寂靜，只有我自己的喊聲。

一、關進洗腦班

我被拉到了洗腦班，並把我關到了一個房間裏，我要求見單位領導，沒人答應我，兩天兩夜後，單位來的陪護換班，我拿錢讓他們給買紙和筆，她們說：「我們沒有這個權力，來時領導交待過，只是陪護，甚麼都不能幫你。」每隔兩天兩夜，陪護就會換班，每一次我都提出了要見領導或者給帶紙和筆來的要求，但是，我的要求總是如泥牛入海。

到洗腦班的第二天，他們開始利用談話的方式對我進行「轉化」，我就和他們講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人心向善，身體好，他們也聽了，但最後卻說：「共產黨不讓你煉，你簽個保證，回家再煉。」我說：「不可以，我們修的就是真。」洗腦班以車輪戰的方式對我進行輪番轟炸，來一個，我就把真相講一個，我問他們的名字和真實身份，但是，沒人敢告訴我。

一週以後，洗腦班叫來了我的前夫，幾天後，又叫來了我的兒子，警察在門外偷聽，想知道我們母子在說甚麼，有一個警察索性就站到了屋子裏邊。兒子見到我，就開始哭。我對前夫和兒子說，我修煉，身體好了，心性好了，我不能做昧著良心的事。

他們走後，洗腦班開始刁難我，說我不幹活，就是不搞衛生，不是好人，我說：「我住的房間始終是乾淨的，自然是份內的事，其它的房間、會議大廳，與我沒有關係，我也不去那兒，不是我份內的事。」這幾句話惹惱了看我的女警。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煉靜功，一個女警突然闖進屋來，將我撲倒，發瘋似的用雙手掐住我的脖子，幾乎要把我掐死，好在，她掐了一會兒，把手鬆開了。

又一個清晨，陪護聽從洗腦班的安排，要求我去看誹謗師父、污衊大法的錄像，我說：「不去，你去看吧。」女警進來了，說：「不去也得去。」我沒搭理她，盤上腿，微閉雙目，過了一會兒，兩個男警進來，抓住我的兩隻手，把我提拉到會議大廳，我聽到了誣蔑師父、誣蔑大法的話，只在大廳呆了五分鐘後，起身往回走，剛走到門口，就被站在那裏的惡警摁倒，他們把我拖到地中央，六七個警察圍住我，我想站卻沒法站起來，只好往出爬，惡警就再把我拽回地中央，這樣來來回回，不知道多少次，三個小時左右，他們把我送回了房間。

一天，單位新換來了一個陪護，我認識，我跟她說：「我想知道是誰指使把我弄到這裏的。」讓她下次來時，給帶紙和筆來，我要把這裏發生的一切寫出來，郵給信訪辦，我要告他們。儘管認識，可她的回答幾乎和其他陪護一模一樣：「你說的這些事兒，我一樣也做不了，從單位來時，領導交待過，甚麼都不讓我說，只讓我陪護，給你個飯吃，僅此而已。」

隔天，來了一個警察，說要和我談談，我說：「你能回答我的問題，咱們可以談，回答不了，就免談。」他說：「可以。」他拿個凳子坐到了我的面前，我說：「我刑滿無罪釋放了，連一句法輪大法好都沒喊呢（那時說句法輪大法就會被抓），剛出監獄門，就被弄到這裏，是何道理？」「把我綁架到這裏的人在犯法，你給我解釋一下，是誰指使把我關到這裏的？你能讓我單位的領導來見我嗎？」警察答道：「這些問題我都回答不了。」我追問道：「那你能給我紙和筆嗎？我要控告他們。」警察無奈的說：「這個權力我也沒有」「那請你走吧。」我堅決的回應道。

第三天，早飯剛剛吃過半個小時，突然闖進屋來十幾個警察，強行把我抬到了樓上另一個會議大廳，他們想對我進行強制洗腦（就是相信中共製造的謊言，接受對法輪大法的誣蔑和歪曲，甚至要辱罵法輪大法師父），像上一次一樣，我在惡警的包圍下，向大廳外爬去，他們把我拽回來，我再爬，他們再拽，直至吃中午飯的時候，他們才把我帶回了房間。

二、送進拘留所

沒過兩天，他們竟把我送進了拘留所。

一天，號裏的人都出去曬太陽了，我坐在屋內煉功，突然闖進來兩個警察，扯著我的手，把我提拉到外面的砂石地上，一個警察穿著皮鞋踩在我的腳上，正好踩在腳踝處，當時我沒穿襪子，腳下又是砂石，他卻邪惡的故意用力碾了碾。

拘留所把我和一些出賣色相的小姐關在了一起，他們想以此侮辱我，讓我感覺自己已經和她們一樣，而這還不是最邪的。一天，當號裏的人都出去曬太陽的時候，我正在打坐煉功，一個地痞流氓竄了進來，他用手指捅我的前胸，說要和我處對像，並意圖對我進行強暴，我看看他，只有二十歲出頭的樣子，我義正詞嚴的說：「我的年齡可以做你的母親，告訴你，我是煉法輪功的，請你自重，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做個好人，不要行惡，你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聽後，他灰溜溜的走了。

三、又關回洗腦班

在拘留所關了十五天之後，邪黨不法人員把我又關回了洗腦班，我決定絕食反迫害。三天後，一個看上去像個小頭目的人來找我談話：「你在這裏一天，無論吃不吃飯，都要扣你的飯錢，我們這裏所有人的飯錢都歸你負責，都由你來承擔，天天四菜一湯，有雞、有魚、有排骨，還有青菜（事實確實如此，每一位被綁架到洗腦班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勒索了很高的所謂「轉化費」）。」我沒有理他們，繼續絕食。

接下來的一天，我正打坐，突然闖進六、七個警察，拽著我的手，將我提拉到車上，然後把我拉到醫院強行插管灌食。沒過兩天，他們又拉我去灌食，這一次，他們故意使壞，往醫院的床上放我的時候，將我提拉的很高，然後突然鬆手，我被重重的摔到了床上，就聽「喀嚓」一聲，我的後腰當時就起了大包。回到洗腦班後，我向陪護說了這事，陪護找了洗腦班裏的警察，於是他們把我拉到醫院裝模作樣的做了一下檢查，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四、轉進看守所 又送進戒毒所

沒過幾天，我被偷偷送進了大慶看守所。四十天後，洗腦班與公安相互勾結，又把我送到了哈爾濱戒毒所。

在戒毒所，我遭受過關小號、被五花大綁、坐鐵椅子等刑罰。一天，因為我不站隊形，不聽戒毒所的訓練，就被五花大綁到了一個椅子上，繩子把我死死的纏住，纏的都沒有知覺了；

戒毒所為了達到「轉化」我的目的，還給我坐鐵椅子，椅子分大小號，他們特意給我用了大號的椅子，因為我個子小，手腳夠不到銬子的地方，惡警把我的腳使勁抻到銬子處銬上，又將我的胳膊反扭到後背，硬拉到銬子的位置上，胳膊和腿的關節都被抻的喀喀響。

這還不算，戒毒所裏的猶大（曾學過法輪功，但並不按法輪功的要求修心性，片面、偏激理解，或斷章取義的胡亂解釋法輪功創始人的講法的亂法者，最終背叛師父，出賣和迫害同門的卑鄙小人）拿著噴壺，站在我面前，只要我一閉眼，他們就往我臉上噴水，嘴裏還邪惡的絮叨著：「你別睡，和我們嘮五毛錢的、十塊錢的。」五分鐘的時間，我感覺身體已經被撕裂，心都疼到開始顫抖，當我被解開刑具的時候，人根本動不了了，上廁所都得有人攙著。

這樣的酷刑持續三天後，我感覺自己的思維在飄忽，就在這時，戒毒所「承包轉化」我的警察不停的逼我簽「三書（轉化書、保證書、決裂書）」，恍惚間，我違心的簽下了第一份「三書」，我一邊簽，眼淚一邊順著臉往下淌，簽完，我又撕了，我知道大法是正的，法輪功師父是正的，大法是被江澤民蓄意迫害的，「三書」裏罵師父、罵大法，又栽贓法輪功學員危害國家、危害社會、危害家庭的說法根本就是喪盡天良的謊言，當我撕完後，他們就再逼，當再次簽下的「三書」被警察拿走後，我痛悔到了極點，回想自己於修煉中走過的路，心性的提高，身體的健康，我都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語言來感恩於師父和大法，而我卻要在中共的謊言和暴力面前褻瀆師父、誣蔑大法，這該是怎樣的一種痛？！這是人該做的事情嗎？

當各種迫害手段還在對我持續進行的時候，我逐漸清醒起來，良心告訴我，我必須否定「三書」，否則，迫害我的人真就以為法輪功就像電視栽贓的那樣呢，我在玷污自己靈魂的同時，也在害他們對大法犯罪。一段時間以後，我在戒毒所的院子裏喊住了「承包」我的警察，我對她說：「我寫的『三書』從現在開始作廢，那是你們逼的，大法是正的。」女警聽後，說：「你還想煉，我沒資格不讓你煉，但你別讓我抓住你的把柄。」

被非法關押兩年零三個月的時候，我被迫害的身體出現了極其不正常的狀態，不吃也不餓，似乎失去了知覺，戒毒所怕我死在裏邊，擔不起責任，把我放回了家。

五、結束語

當我重獲自由的時候，我知道了我的被劫持全是由大慶油田公司六一零（一個由江澤民發起，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專門用於迫害法輪功的自上而下的非法組織。）辦公室指使的，而今天在大慶油田公司六一零主任位置上的劉希平，也是當年參與劫持我的人員之一。

天理昭昭，善惡有報，真心希望我的經歷，能讓迷者知返，懸崖勒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