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七台河一位工商人員受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叫李玉卓，於一九七三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的一個縣城，後來在七、八歲時隨父舉家遷到了七台河市。

一九九五年，我修煉了法輪功之後，我真正明白了我人生的真正意義。不再去發牢騷，怨天尤人，做更加有意義的事，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與人為善，自此我的生活充滿了快樂，使我度過那一段美好的時光。

在九九年那場史無前例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我的陽光般的人生之路便布滿荊棘，當時無論有多麼困難，多少阻攔，多少人的不理解，我從沒後悔我所走的路。在這對法輪功的無理打壓，瘋狂的十多年的迫害中，我經歷了三次大的迫害，儘管現在走了過來，但那段悲慘的遭遇，真是讓我不想回憶。然而時至今日，這場邪惡的迫害還在繼續，特別是中共「活摘器官」──被國際上稱為「地球上從未有過罪惡」在國際社會持續曝光，但中共對法輪功的邪惡打壓和對法輪功學員的抓捕、判刑卻仍在繼續。我覺得自己有必要，也應該把我所遭受的迫害讓世人知道，不為別的，只是希望人們能認清中共的邪惡和它反人類、反宇宙的本來面目，退出它，給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

二零零零年進北京上訪，被抓回七台河市看守所

一九九九年的那場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我們都感到不可思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會這樣，總之是讓人不可理解。面對誣陷，我決定赴京上訪還師父與法輪功清白，當時也沒有想的太多，只是想讓他們了解一下我們。於是在二零零零年的時候，我去了北京，那時環境已很緊張了，在去之前，我也很彷徨，思考了許多問題。到北京後，在北京房山竇店那個地方被抓，還有許多別的地方的同修，被綁架的有九個人，期間我的後腦勺被打，流了不少血，到現在還有疤痕。被劫持到房山的一個看守所，後來聽說之前有同修被灌食致死，所以當時它們的暴行有所收斂，其後我們一個個被叫出去詢問姓名、家庭、住址、單位。

我被帶回駐京辦時，看到有許多的同修都在大廳裏。我原在七台河工商局上班，我們單位的民警隊來人把我帶回了局裏，紀檢書記找我談話要我放棄修煉並上電視誣陷誹謗師父和大法，我拒絕了，就把我送到了七台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在那裏看著滿屋的光頭，在電視裏看到的場景變成現實，一種無形的恐懼壓下來，進屋裏讓蹲著，過了一會上到板鋪上碼鋪（就是盤腿坐著），等到了晚上該休息時，就用涼水澆，刺骨的寒冷立馬通遍全身，挨打，打耳光也成了正常，有的同修受到的迫害更嚴重，有的警察聽到是煉法輪功的，就告訴犯人給「照顧，照顧」其實就是打的意思。肉體和精神上的傷害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壓力，我從沒有想過會經歷這些。被提審時警察逼我們放棄煉功，寫悔過書，不寫回到監舍警察就指使犯人打人，還說煉功人不重親情。我的同事，同學也都來看我，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從沒想過我想做一個好人能被抓進監獄，我想這是很多人所無法理解的事吧，然而在中國就這樣發生了。

我的父母受到的傷害更大，在那期間整日的為我奔波，找關係，被勒索錢財就更不用說了，先後有桃山區政法委的李雲峰等三人，警察的，社區的，我單位的共勒索近上萬元錢。我的妻子所受到的傷害很大，被壓抑的喘不過氣，以淚洗面，年也過不好，只能是機械的勸著我，讓我放棄煉功。在各種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下，我的意志也出現了問題，在不煉功了的保證書上簽字，當時眼淚就流了下來，就這樣三個月後回家了，我母親又去找單位要求上班的事，寫了保證後回單位上班。

二零零三年，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市多位同修被綁架。北山派出所的三個警察王勇、管雨，另一個不知姓名，到我家裏來讓我去派出所一趟，我知道他們這是幹甚麼，我說我不去，我為甚麼要去；他們說是去核實情況；我說在這裏也一樣；他們說必須去所裏。後來強行把我綁架到派出所，我的家人也都跟著去了。凌晨二點多把我送到了行政拘留所，後又有同修被關在那。我不知道以後甚麼情況，心裏的壓力卻與日倶增，說不出的難受。又過了二、三天的時間，有兩個邪黨工作人員來提審，這倆人我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是公安局副局長張和平和國保的畢樹慶），見了面就讓我蹲那，我不蹲還打了我一耳光。幾天後，新興分局警察，我記的有政保科趙孔偉，北山派出所王勇也在場，其他的人我不知道姓名，開始對我進行輪番的審訊，開始我不配合，王勇打了我一耳光。他們把我關在鐵凳子上，背銬著手銬，手銬緊緊的銬著手腕，疼痛難忍，出現噁心嘔吐症狀，就這樣他們分了幾波人進行逼供。當時想我甚麼都不會和他們說的，我從沒經過這樣的陣勢，有點懵了，他們在我旁邊有意無意的說著一些事，還不時的哄騙著我，威逼利誘，我的意志也越來越消沉，給我的感覺好多的同修都被抓了，把我也說了出來，我的意志更加消沉，

心裏想趕快結束吧，不想再承受了。當我說出了別的同修的時候，我心裏猛的一震，我在幹甚麼，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來了，當時那個警察問我你怎麼了，我很艱難的說了兩個字「沒事」。可我心裏想：做了對不起同修事，更對不起師父，悔恨、懊惱襲上心頭，可轉念一想，我不能就這樣放棄了。汗又沒有了，可能警察都奇怪怎麼一會出汗一會又沒了。正像有的同修說的「精神高度緊張」和「意志摧殘」卻遠遠超出了肉體的酷刑折磨。它揮之不去，讓人痛不欲生，一輩子生活在陰霾恐怖的陰影中，所以中共的監獄、勞教所只能把人變成壞人甚至更壞的人。這讓我想起文革時人們的遭遇，在那種恐怖的環境中人們的心靈扭曲。

幾天的審訊，我被關押到第一看守所。有警察說，做壞事我們可以不管，煉法輪功不行，共產黨說方的是圓的你就得說是圓的。肆意的歪曲已快到肆無忌憚的地步了。當我說我們是有人權的，你們在迫害人權，他哈哈一笑，好像我們在說著世上最好笑的笑話一樣。

在看守所裏度日如年被關押五、六個月後，桃山區法院在第一看守所非法開庭，只准許少數家屬到庭，對多名法輪功學員非法宣判，家人為我請了律師，那律師也只能是擺設了，根本起不了作用，除勞教，保外就醫的學員之外，其餘學員以所謂「破壞法律實施罪」被冤判二至七年。我被非法冤判四年，非法關押在七台河監獄三監區集訓隊，後又被非法關押在牡丹江監獄集訓隊。

剛被劫持到牡丹江監獄的時候，看到那黑漆漆的大鐵門「嘎吱，嘎吱」慢慢打開，我們被當作貨物一樣卸在那裏，身體上的摧殘，心靈上壓力可想而知了，莫名的心悸。在集訓隊先是登記，一個一個的，有一個人從外面進到屋裏，我以為是警察，後來才知道不是，是管犯人的犯人（監獄都是用犯人來管理），那些人要想吃甚麼東西，就打電話，讓警察從外面給往裏帶，警察是他們跑腿的。在集訓隊，就是加班加點的幹活，完不成任務就用小白龍（是一種塑料管安個把）打腳心，一天必須挑冰棍桿或牙籤多少箱。上完廁所連手也不洗，有時東西散落一地，收拾收拾就裝箱，吃得發糕裏還有著爐灰渣。出去幹活得排隊，有時還被犯人罵。集訓隊監舍一個只能住十來個人的地方，讓好幾十人住，側身一顛一倒的睡，要是上個廁所回來就沒有地方了，住的環境極差。上廁所得靠牆邊走，還不讓穿鞋，背著手，低著頭，要是抬頭看一眼就得挨打，洗臉洗澡也不行，喝的水是大泡子裏的水（放在桶裏桶底一層沙子）。

在集訓隊十來天左右，我們想在監獄廣場煉功，那是星期六，早上出去幹活時，我們就跑到操場，手還沒等抬起，我們就被犯人架著回到監舍，我們開始絕食抗議，於當下午我們就被分到各個監區了，聽說在集訓隊呆一年的都有。我被分到三監區，我絕食他們就給我灌食，用生的玉米麵兌鹽水往插入嘴裏的管子裏倒（我所在監區有個同修吳月慶就是灌食時，管插到氣管裏了差點出現生命危險，造成他一直咳嗽，他現在已經離世了）。三監區是縫亞麻坐墊，如果誰縫不完不許睡覺，過後罰站甚至挨打。號長也就是雜工頭，（剛開始我不知道）讓我幹活，我說幹不了，我沒犯法，警察也找我談話說甚麼他們不管這些，說這裏只是像倉庫一樣，只負責保管等等。可能是怕我還絕食甚麼的吧，罵罵咧咧的讓我坐在他們幹活的地方，甚麼時候收工甚麼時候跟他們回寢室。在這期間有的犯人和我說，你要是01年來的這怎麼死的都不知道。這讓我想起了猶太人的集中營。監獄對法輪功學員的管制很嚴，不允許隨便說話，專人看著，超強度勞動，體罰，不定期的做轉化的工作。

牡丹江監獄是新肇兩監獄合起來的，原來的新肇監獄在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開始迫害大法前，大約有七、八十名幹警和服刑人員在一起煉功，書和資料由幹警往裏拿。由於長期關押，有的服刑人員身體狀況非常差，有病也得不到及時治療，自從煉法輪功之後，身體都健康了，服刑人員都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人，過去打架鬥毆的、不服從管理、沒病裝病、不出工幹活的、抗拒改造的司空見慣。自從煉法輪功之後，幹警和服刑人員不良現象大大減少了，就連沒煉功的服刑人員親眼見證他們的思想和身體的變化，都知道法輪大法的美好，都知道以後要好好做人，出去以後有機會也要修煉，監獄的各方面都在變好。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開始迫害大法後，監獄把大法書強行搜走，如果幹警再修煉，就是下崗開除公職，服刑人員面臨的就是加刑。牡丹江監獄政治處人事警備科幹事、科員、一級警司侯希才，牡丹江監獄警察戴啟鴻，堅持信仰被誣判，在獄中遭毒打。一九九六年因搶劫被判無期徒刑的戰祥君，原在黑龍江新肇監獄服刑，一九九七年，他在獄中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至今。戰祥君二零零零年被轉到牡丹江監獄六監區。二零一二年，六監區給戰祥君報減刑，法院到監獄來核實，查出他在獄中修煉法輪功，要他寫所謂的保證放棄法輪功。他說煉法輪功是他的信仰，跟減刑沒關係。法院人員跟獄警說他不能減刑，給撤銷了減刑。

自從兩監獄合起來之後，本省東部地區大約八、九十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這裏，如果有人權組織、外單位人員、記者或上級部門來檢查、參觀，就把敢於說真話的服刑人和法輪功學員藏到菜窖裏或車間裏，或哪個偏僻的地方，怕我們在這裏被迫害的情況被外界知道，掩蓋真相，法輪功學員都是被嚴管的對像，平時不准和普犯說話，講真相，每個法輪功學員都有兩個犯人24小時包夾，看管，如有情況馬上向幹警彙報，如犯人看管不到位，馬上被罰分記過，不給減刑，如法輪功學員違規 ，輕者罵，弄到倉庫毒打，嚴重被關禁閉（小號）迫害。

後來監區調整，我被分到了九監區（七、八、九三個監區主要是做服裝加工的）。這三個監區是為北京匯琳凱公司代加工服裝（也是奴工產品）。早五點起床，吃完早飯，就排隊去廠房幹活，超強度勞動，有不少人得了肺結核。完不成任務加班加點。這三個監區曾出現過拉肚、發燒，傳染的疫病。

在這時不時就聽到其它的監區的法輪功學員被打，被關小號的事。後來七台河法輪功學員龐士興被轉到九監區迫害，他在集訓隊就不幹活，不穿囚服。在第二天出工時，我看到門口有不少人，一看是中隊長黃威在逼迫他出工。他被強制的帶到廠房，即使不幹活也得在那坐著。有一天在廠房看到雜工正在打龐士興，還有其他人，不知誰說的打人了，而黃威卻在那裏裝不知道，其實就是他指使的，後又把龐士興弄到一個小屋進行迫害，他身上一塊青一塊紫的。當別的同修去問怎麼回事的時候，卻說和你沒關係。

監獄還給法輪功學員和犯人抽血，但當時不知道是為甚麼。在我回家後聽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時才知道怎麼回事，真是太邪惡了，滅絕人性。

這樣的生活直到我釋放為止。

可以想像到我在監獄裏被非法判刑四年，承受著肉體和精神各方面的壓力，而我的家人他們承受的壓力更大，我媽為了讓我回家，花錢找關係被騙四萬多元。我父親也落下一身病，聽到警車響都一驚一乍，怕的要命，要看到有資料在門上，更是怕的直哭。在我從監獄釋放後，我妻子由於精神壓力太大，身體還不好，讓放棄煉功，我又不能，我的生命都是師父給的，怎麼能那樣做呢，就和我離婚了。由於這場迫害，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已經是罄竹難書了。

二零零八年，我被勞教迫害

零八年三月，我在父母家剛吃完晚飯，來人敲門，進來三人，其中一個來問，誰是李玉卓？我一看不認識，就說我是。他隨後說，我們是新興公安分局的，（他們其中我知道有國保科長丁義會，剩下的不知道名）找你核實點事和我們去派出所一趟，我說有甚麼事在這說吧，沒說幾句他們就強行把我綁架到北山我出所。把我家的鑰匙拿走沒有出示任何手續抄家，屋裏翻的亂七八糟，拿走電腦，手機一部（後來我弟弟把手機給要了回來），還有一些資料和書等。把我關在北山派出所鐵凳子上，因為我甚麼也不說，他們就隨便編了一個材料，簽上我的名字，草草了事，把我送到行政拘留所，那裏還有其他的綁架來的法輪功學員，我記的有姚淑凡（現已離世），他當時正在絕食，還有顏景柱。過了幾天就把我轉到第一看守所。被勞教一年。

對於一些小的干擾則記不清楚了有多少次了。有一次，可能二零一零年左右要給我辦學習班。想想都感覺可笑，完全的赤裸裸的迫害，還冠冕堂皇的說是法制學習。中共就是這樣對待普通的中國民眾的，而我遭受的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現今無數的見不得人的罪惡還在持續，善良的人生命得不到保障。

回憶是痛苦的，但也讓我更加的清醒，不要忘卻那段記憶，不是加深仇恨，不是想要報復，只是想讓人看清真相，不再被矇蔽，欺騙。冥冥中自有定數，對於良善的打壓，只能暴露它的邪惡，過程中把自己打倒了，而法輪功的美好，預示著人們新的希望，像那濃密的烏雲縫隙中灑下的一縷陽光。人們生活在那綿延了近百年的噩夢般的經歷也將有所不同，也到了終結的時候了。

對師父，對同修，對家人，對曾幫助過我的人們，也不是簡單的幾句謝謝所能表達的了的，但我還是誠摯的謝謝慈悲偉大的師父。

我想人們的淚水不會白流，無望中自有希望，生活終會更加美好，願善良的人們平安康泰，有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