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器官移植「奇蹟」的背後（圖）

【明慧網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明慧記者荷雨/穆文清綜合報導）「為了一個人的生命，八個人失去生命！」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血腥的活摘器官》的共同作者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每次在講述自己的調查對像在中國大陸做腎移植的經歷時都嗟嘆不已。

那是二零零三年，這個三十二歲男子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接受了腎臟移植。因抗體原因很難找到合適供體的他，在那裏八天內就獲得四個腎臟，卻無一合適。三個月後，他又接受了四次移植手術，最終換腎成功。其主刀醫生是譚建明，現任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副院長兼泌尿外科主任，是中國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器官移植科建設負責人，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國透析移植研究學會秘書長，二零一四年第九屆中國醫師獎的獲得者，僅腎移植就完成四千二百多例。

圖1：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東南快報》報導，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的「牛人」團隊創造了十七小時內完成五台肝移植的「奇蹟」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的「牛人」團隊十七小時內成功施行五台肝移植手術所創造的「奇蹟」再引國內媒體大肆鼓譟吹噓，也被國際社會關注、質疑。據手術主刀醫生、該院肝膽外科主任江藝介紹，這五位患者與器官捐獻者之前已完成配型，只等捐者心臟停跳取下肝臟，而這五個肝源是當天同時送達的。該團隊將這些在同一天「集體死亡者」所「捐」肝源移植給了五名患者。

這類找尋器官的「奇蹟」即使在器官捐贈體系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也匪夷所思，卻在素有保留逝者全屍傳統、尚無有效器官捐贈體系的中國，在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在中共各地的軍隊、武警和地方的醫院持續、頻繁地發生著，器官移植數量也呈「蘑菇雲」爆炸式的膨脹。

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中共軍隊和武警醫院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務人員的追查名單》，以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腎移植為例，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八年的近二十年，該院共實施腎移植八百零八例次，年均三十九例；而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底，不到五年就實施八百八十七例腎移植，年均一百七十五例，是迫害法輪功前的四點五倍，累計完成腎移植三千三百五十八例。由於不能保證每一次移植手術都成功，這些手術背後有更多人被摘取器官。

被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十大人物之一的美國前賓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阿瑟‧卡普蘭教授（Arthur Caplan）對這「為需求而殺人」的喪盡天良的活摘器官罪惡在中國大陸普遍存在，並年復一年地持續，而認為這「是全人類的恥辱」。

美國前智庫研究員、《大屠殺》（The Slaughter）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指出：目前問題的焦點已不是中共活摘以法輪功學員為主體的良心犯器官「是否發生過的問題」，而是這屠殺「規模究竟有多大」、「數字是多少」以及「是否仍在繼續」等問題。

雖然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如葛特曼所說「就像研究星光一樣艱難」，然而已捕捉到的大量「微弱的信號」的拼圖已能讓人感受到這些移植「奇蹟」背後的巨大無邊的罪惡。

中共前黨魁江氏親自下令用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

二零一四年九月，「追查國際」公布了對原中共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書忠就軍隊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的調查報告，在錄音文件中，白書忠供認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親自批示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當時是江主席啊……有一個批示，說開展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批示以後，反法輪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應該說，就是開展腎移植的不單是軍隊一方……」

這與二零一三年八月知情人鮑光（化名）向海外媒體曝光的二零零六年時任商務部長的薄熙來訪德期間親口承認是江氏下令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相印證，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是由江氏直接下令、操縱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的群體滅絕性大屠殺。

一九九九年七月，前中共黨魁江氏以「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滅絕迫害。其下達的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和驅動喉舌媒體製造的包括「天安門自焚」偽案在內的鋪天蓋地的謊言與仇恨宣傳，將這場迫害歇斯底里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活摘器官牟利成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肉體上消滅」的重要手段之一。

據中共媒體報導，江氏曾四次會見中共第二軍醫大學附屬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全軍器官移植會議的首席顧問、「中國肝膽外科之父」吳孟超，並親筆簽署命令，由中央軍委特別舉行大會授其「模範醫學專家」稱號，頒發一級英模獎章。吳孟超是器官移植關鍵技術──免疫排異反應控制領域的領軍人物，其對異體肝移植排斥反應和治療問題的解決，使活摘器官產業化成為可能。到二零一零年，他本人就完成了四千多例肝移植。

中共軍隊將活摘器官殺人產業化、軍事化

在江氏直接指使下，薄熙來在遼寧大連當政期間活摘販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邪惡「創舉」，在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周永康和軍隊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總後勤部長王克和廖錫龍、副部長谷俊山、政委孫大發及衛生部長白書忠之流的全力推動下，在全國推廣鋪開，中共軍隊、武警、政法系統、醫療系統和器官黑中介互相勾結，形成規模龐大的活摘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和屍體的一條龍殺人產業，製造了「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中共動用軍隊、武警，利用各地軍事、戰備設施建立集中營，並大肆擴建、新建大型監獄和勞教所。瀋陽軍區後勤部的老軍醫向海外媒體投書揭露：「全國類似蘇家屯的秘密集中營至少有三十六個。位於吉林的代號為6721S的集中營，關押了超過十二萬法輪功學員和異見人士；吉林九台集中營的關押人數超過一萬四千人……」被宣布為「階級敵人」的「法輪功學員不再被當作人類而是被當作生產原料，成為商品。」

中共以總後勤部為核心，以軍隊為主導，由武警、政法系統、衛生系統配合，在全國範圍內將被綁架、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註冊、驗血體檢、電腦管理，建立了龐大的活人器官庫。總後勤部負責監管統一關押、調度分配、運輸交接、警衛和核算。軍隊醫院移植是大頭，賣給地方的器官只是額外牟利，目的是把地方醫院作為向海外攬客的櫥窗。

這位瀋陽老軍醫披露僅他本人經手偽造的自願捐獻器官資料就有六萬多份，他指出：「由於有巨大的活體來源，在中國進行的地下非公開的器官移植數量要比公開的多幾倍：如果官方公開數是一年三萬例，那麼實際數量應是十一萬例……中國已在全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網，成為國際活體器官交易的中心，在二零零零年以後一直佔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上數據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份，有幾個人還因為在此領域的突出『成績』被晉升為將軍。」

龐大的移植總量 巨大的血腥暴利

二零一四年九月，「追查國際」公布了第一批大陸二百三十一家醫院共二千零七名醫務人員的追查名單。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後，自二零零零年起，大陸各地從事器官移植的醫院如雨後春筍，多如牛毛，連一些不夠資質的小型、專科醫院等都開始做人體器官移植。

據「追查國際」對大陸醫院網站和在醫學期刊論文等公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做人體器官移植的醫院數量超過八百家，完成腎移植超過十六萬例，肝移植三點六萬例，眼角膜移植十二萬例。中共中央軍委直屬的軍隊總醫院、各大軍兵種總醫院、七大軍區十二家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和序號醫院、各地武警部隊醫院等，都在迫害法輪功之後開始或者擴大了器官移植規模。其公布的一百家軍隊和武警醫院就實施了至少六萬例腎移植、一萬一千三百例肝移植。

其中第二軍醫大學附屬上海長征醫院截止二零一三年，累計完成腎移植手術四千二百三十餘例，肝移植手術一千二百三十八例；河北秦皇島解放軍二八一醫院（北京軍區北戴河療養院的一部份），只是個二級甲等醫院，截至二零零七年四月，這個自稱「人員配備少、手術室規模小」的醫院同時進行六至九例的同種異體腎移植就達二十八次；濟南軍區總醫院泌尿外科主任醫師李香鐵，就曾主導該科室二十四小時內連續完成十六例腎移植；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長征醫院在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的三年裏實施了一百二十例急診肝移植，受者為入院後平均存活三天的重型肝炎患者，「最短為患者入院四小時即行肝移植。」

因這些作為統計依據的論文只報告了醫院移植數量的一小部份，而且只是覆蓋有限時間段的階段性報告，這些數字僅是整個中共器官移植規模的冰山一角。

據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國際移植網路支援中心的價目，當時在中國做一個腎移植需要六萬多美元，肝移植十萬美元，肺和心臟器官要價在十五萬美元以上；被總後衛生部命名為「全軍器官移植中心」的第三零九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醫療毛收入，由二零零六年的三千萬元增漲至二零一零年的二億三千萬元，五年增長近八倍；第三軍醫大學附屬大坪醫院九十年代末開始器官移植，醫療年收入從三千六百萬增至二零零九年的九億多元，增長近二十五倍。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賺取的巨額血腥暴利，可見一斑。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通過一項緊急決議，代表歐盟二十八個國家的五億公民，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體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數族裔團體器官的行為」。歐洲議會議員裏奧尼達斯•丹思基斯（Leonidas DONSKIS）指出：「我們無法忽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的性命被作為器官移植和器官攫取的原材料。這是二戰和納粹之後絕對無法想像的事情。我們決不能容忍這種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