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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善良女子歷經八年牢獄迫害
譚秀霞修煉法輪功，被中共誣陷為「擾亂社會治安管理罪」，非法勞教兩次，一次一年、另一次三年；二零零五年五月，又以「破壞法律實施罪」誣判入獄四年，被開除公職。在譚秀霞第二次被非法勞教回家後，大武口六一零、政法委、國保大隊的威脅她的丈夫說：譚秀霞要再煉法輪功，就開除你的公職。丈夫在他們脅迫下，承受不了壓力，執意與譚秀霞離了婚。
譚秀霞屢遭迫害，女兒大學畢業後，四、五年間，嚇得不敢回寧夏工作，在外漂泊。二零零九，譚秀霞從監獄回家，在外打工，惡警到譚秀霞父母家恐嚇，讓說出她的去向，她的父親驚恐過度，心臟病發作，幾個月後去世。直到現在，譚秀霞的家人依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下面是譚秀霞自述其修煉大法脫胎換骨和屢遭迫害的簡要過程。
一、喜得大法 修心向善
一九九八年五月春暖花開時，我到大武口廣場散步，很遠就看到金黃色的「法輪大法義務教功」的大條幅，走近又看到了「法輪大法簡介」的展板，看到師父在國內外洪傳大法的教功圖片。我心一震，立即上前詢問一位煉完功的老人，他給我介紹了煉功點的輔導員，還說書店有《轉法輪》，晚上煉功點義務教功，不收費。
我趕快到書店請了一本《轉法輪》，看了起來。我原來有肩周炎，經常因腰椎疼痛蹲下、起不來。看書當晚睡覺時，身體肩部有疼痛感，全身像得了重感冒一樣的難受，我知道是慈悲的師父開始給我清理身體了。第二天感冒症狀都沒了，肩周炎、腰椎疼痛不久也好了。煉了不長時間，走路生風、上樓梯很輕鬆。修煉法輪功以後，不但身體很快淨化下來了，而且心性有了較大的昇華。我從一個自私自利心胸狹隘的人轉變成了一個遇事能為別人著想、心胸開闊的人。
此後，在單位領導分配甚麼活不斤斤計較；在家裏跟公婆及丈夫也能和睦相處了。得法幾個月後，我休假回娘家，見到家人，我激動的告訴他們：我有師父了！我有師父了！父母看到我病好了，都很支持我修大法；丈夫看到我的身心變化，非常支持我修煉，每天搶著幹家務活，好讓我出去洪法、煉功。有時還幫我提著大音箱到街上洪法。全家人沐浴在佛光中，喜悅無比。
當時我們地區的市長、局長、專家、警察、老師、家庭婦女很多人都在修煉法輪大法。我們廠領導和當地許多單位領導一看煉功人個個能修心向善，又能為單位節省大額的醫藥費，就大力支持，給煉功的人想辦法提供場地。我們單位也將活動室的房子騰出一間，專門給煉法輪功的人用。
二、「七二零」煉功被騷擾、扣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五點多，我像往常一樣到大武口和平廣場把大法洪傳圖片和條幅掛在了煉功點，就開始煉功了。煉完功，我給圍觀的人洪法，發現其中有警察和便衣，廣場周圍還有警車。當晚，我到大武口基建公司煉功點看到有陌生人，也沒在意。晚上十點多鐘回到家，我和女兒睡了（丈夫上夜班不在家）。
半夜，突然我家的門被敲的「嗵嗵」響。我和女兒被驚醒，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就給丈夫打電話，他說不讓我開門。這時，門外有人高聲喊著我的名字讓我出去。我女兒回答：我媽上夜班了，家裏沒大人！這些人不死心，又到我單位去抓我，結果也給撲空了。
七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到廣場煉功點一看，去的同修特別少。我意識到肯定發生了甚麼事，就到同修D家去了解情況。D同修說：七二零晚上，警察分頭到大武口的法輪功學員家抓人，大武口輔導站兩個站長和一些輔導員都被抓了，有的被警察堵在家了。
就在我去D同修家了解情況期間，大武口公安分局、政法委、朝陽派出所的十幾個警察再次到我家去抓我。家裏沒人，他們又到我丈夫單位（大武口煤炭職工醫院）把我丈夫綁架，押上我丈夫，再次到我家將大法師父法像、大法書籍等東西全部搶走了。
中午，我回到家，家中如同遭劫。下午，我就到轄區朝陽派出所找警察問情況。當時派出所有個片警，我就問他：這麼好的功法，政府為甚麼禁止呢？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沒錯，為甚麼抄我家？他回答說：我們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他還阻攔我說：你現在不要走。隨後又逼迫我在「不煉功的保證書」上簽字。我不簽，這個警察就威脅我：你簽字了，就可以回家，不簽字，就把你抓起來。我還是不簽，他們又通知我丈夫來勸我。最後，在警察的威逼和丈夫的勸阻之下，我糊裏糊塗簽字回了家。我這樣做給大法抹了黑，對不起師父，也給自己今後的修煉帶來了更大的魔難。
七二零後的三、四天，我們單位（西北煤機一廠）領導召集廠裏的法輪功學員開會傳達中共禁止煉法輪功的通知。當時去的人有十幾個（廠子修煉的有三十多人），廠級專家等都去了，我才知道他們也是法輪功學員。回家之後，我就想：這麼好的功法，政府為甚麼禁止呢？我實在是想不通。我還想到有關部門去問個究竟。
三、看望朋友 無辜被拘留
到了一九九九年九月份，我帶著洗漱用品，向單位請了假，到大武口公安分局，找到一科的段科長。我問他：中國的哪一條法律規定人不能修煉法輪大法？他說，他們執行的是上級命令，並威脅我：再煉就判你坐牢！我回答：我今天就沒想著回去！說著，給他看了我帶的洗漱用品。他非常惱火，不由分說給我開了張警告處分單塞給我，把我轟出了辦公室。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記的是個星期天。法輪功學員隆竹雲和湖南的一個同修到我地一個朋友苗小花家。苗小花用電話（電話被監聽，我們不知情）約了我還有李愛玲去她家。我和李愛玲到苗小花家剛坐下，五個人互相打了個招呼，家裏就進來兩個居委會的，看了一下走了，我們也沒在意。
過了一會，又有人敲門，苗小花剛打開門，猛的衝進一夥警察，大武口公安局一科段科長也來了。他一進門就說：你們比我們跑的還快呢！這些人沒有手續、沒有理由，生拉硬拽把我們五個人綁架到苗小花家所在的鐵路派出所。
第二天，我們五人被押到大武口市青山公園對面廣場的觀禮台上「亮相」。舞台的正面寫著污衊大法的標語，還有電視台的記者在錄像，廣場周圍站滿了持槍特警。警察向圍觀的群眾陳述我們所謂的「罪狀」是「非法聚會」，並污衊法輪功師父、誣蔑大法。隨後我們五人全部被拘留十五天，分別被押到石嘴山、大武口、平羅等地的拘留所。我和隆竹雲同時被關押到石嘴山市拘留所。
到石嘴山市拘留所，拘留所的警察說：你們都上電視了，看你們也不像是壞人啊！一個星期後，我丈夫交了錢，又托人又請客，拘留所就把我倆放了。回到單位上班，總經理說：公安局給廠裏下了通知，讓你每天早晨一上班必須先給我報到。隨後的時間裏，公安局的警車時不時開到廠裏，威脅廠領導要管好我，還脅迫廠領導開除我，怕我到北京上訪。片警也時不時到我家以「走訪」為藉口監視、看管我。
四、合法上訪 第一次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北京正在開「人代會」，寧夏法輪功學員有去上訪的，我也想去上訪。那時期寧夏正值黃沙肆虐，我單位領導和大武口六一零的人和公安局惡警牛健寧等，有一天，冒著風沙到我丈夫單位給他施壓，讓他看管我不要去北京。他們恐嚇我丈夫：全國到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都被抓了，銀川去的也被抓回來了。面對警察的威脅和家人承受的壓力，我想：我煉功受益了，最起碼也得做個有良知的人。我毅然寫好上訪信，準備到北京為師父說句公道話。
四月三十日，我寫了個請假條，托同事交給領導，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為躲避堵截（當地火車站有攔截的人），我先乘汽車到石嘴山市，又從石嘴山轉乘火車直達北京。
那時，北京的旅館門口都貼有禁止法輪功學員居住的告示。我在火車上認識的一個女的用身份證登記了房間，我們合住了幾天。那個女的走後，我沒辦法住賓館，就住地下室。每天白天就去天安門廣場，想找同修打聽到哪裏去上訪。
快到「五一三」世界法輪大法日了，從五月初開始，全國各地每天到天安門廣場的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同修們用各種和平方式請願：有的靜靜的坐在那裏打坐、有的煉動功、有的打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條幅。廣場上有不少便衣特務、警察，廣場周圍停著很多警車。警察、便衣看到有煉功的、打條幅的法輪功學員，就馬上同時撲過去，幾人拳打腳踢，連拉帶扯塞到車上拉走，拉走一車又一車。
五月十號，我又到天安門廣場，見警察又在抓人，我就走到一輛警車旁邊問車上被抓的同修：警察為甚麼要抓人？沒人回答我。我問：我是煉法輪功的，去哪上訪呀？有個警察聽到我的話，立馬把我也推上了警車。一會兒警車塞滿了，呼嘯著開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派出所的一個大房間裏，用鋼筋隔開的柵欄裏面關滿了法輪功學員，裝不下的關到了北京亞運村體育館。各省市駐京辦的公安人員在廣場派出所等著將抓來的法輪功學員押回當地。我被寧夏駐京辦的人押到駐京辦關了一夜。駐京辦的人說，三月份被抓到駐京辦的寧夏法輪功學員有三十多個。
我想：我來是為師父說句道話的，我不能被他們關在這裏。第二天一大早，我穿著睡衣、光著腳、抱著衣服，悄悄打開駐京辦大院後門，換了衣服後離開了。
後來聽說，我被關押在駐京辦後，寧夏大武口一個警察，還有我單位保衛科長、幹事三個人得到通知，曾到駐京辦來抓我。結果他們趕到時，我已經提前走脫了。駐京辦人員告訴他們說我已經跑了，駐京辦的人員又帶著三個人到天安門廣場找了一天一夜，沒找到我，氣急敗壞的又回到駐京辦。
五月十二號，我再次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人比前幾天更多了，到處是警察和便衣。周圍停放的車輛也更多了，警車、特警的車、大巴、公安的車，時刻準備抓法輪功學員。時不時就看到有同修打開「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條幅。警察和便衣看見就一哄而上，拳腳相加。這時我遇到兩個外地同修，我們在一起簡單的交流了一下，便開始一起煉功。附近的一幫警察看到我們煉功，圍上來就打。我被警察按倒在地，反剪雙臂推上警車。車上的一個武警迅速拉上窗簾，開始對我亂打。這個惡警一邊打，一邊氣憤的嘀咕：哼，這麼早就來了！警察把我們三人還有其他法輪功學員抓了滿滿一車，再次拉到廣場派出所關在柵欄裏。當時被關的同修很多，大家雙手合十，互相關切的問候。一個北京同修說，她因上訪被關在精神病院三個月，最近才出來；安徽同修說，她被當地派出所把牙打掉了。
寧夏去抓我的三人在駐京辦再次得到通知趕到廣場派出所，把我從北京劫持到大武口公安分局，逼迫我丈夫交了幾千元錢，辦了「取保候審」手續，當晚我丈夫接我回了家。
過了幾天，大武口朝陽派出所警察騙我說讓我到派出所問個話，一會就送回來。我沒有任何戒備到了派出所，警察當即拿出勞教通知單，在沒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非法勞教我一年。當時朝陽派出所的所長叫何洪林。隨即我被關到大武口拘留所，幾天後，又送到寧夏女子勞教所。我單位因為我被勞教，「精神文明」牌子也被摘了，公司經理的「先進個人」也被免了，全廠職工利益也遭受了損失。
五、在寧夏女子勞教所遭受一年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被關到寧夏女子勞教所。這裏當時關了近百名吸毒、賣淫女。勞教所裏，吸毒犯與管教互相利用，吸毒犯給管教送錢送禮，管教就給她們減刑。三月份去北京上訪的同修，也被關押在這裏，到年底的時候，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約有二十人。
寧夏女子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每個人都被安排了兩名吸毒犯做「包夾」，二十四小時形影不離的監控。不讓煉功，不讓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說話。法輪功學員閉個眼，她們馬上就給管教打報告，說法輪功煉功呢，半夜上廁所她們也跟著。還強行逼迫剪短髮、穿號服、背監規。
我到勞教所時帶了一本《轉法輪》，幾天後，就被隊長丁東紅指使吸毒犯秦朝鳳搜了出來。丁東紅一把撕碎了書中師父的法像。我跪在地上邊揀邊哭著說：你不要撕我的寶書！丁東紅狂笑著斜著眼對我說：我就撕了，你怎麼地呀。說著把《轉法輪》沒收了。
有一次，勞教所以搞安檢為名企圖迫害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馮建英的一本《轉法輪》在安檢時被吸毒犯秦朝鳳等搜出來要沒收，我們所有法輪功學員都不答應，就絕食抗議。絕食期間，管教照樣每天讓我們背著活性炭上樓下樓，還故意讓我們繞著操場跑圈圈，消耗體力，我們依然沒有放棄絕食。
有一天，我去找管教丁東紅要求她歸還馮建英的大法書，丁東紅給勞教所所長杜秀嵐、閆某某（後來杜秀嵐、阮愛軍、白科長、丁東紅、王芹、哲某某都調到女子監獄了）報告後，把我和馮建英分別關了禁閉，由管教王芹（琴）、姚俊玲、馬麗（莉）、胡林霞、哲某某、馬愛萍、劉某某等輪流看管。後來馮建英丈夫到勞教所探視，丁東紅不讓馮建英接見，而是將我帶去，當著我的面將《轉法輪》給馮建英丈夫帶回家了。馮建英的丈夫還對我說：現在反過來了，好人被抓起來了，壞人卻在外面逍遙。
在勞教所每天幹著奴役：切割活性炭、磨寶石、揀甘草、分揀脫水蔬菜、揀瓜子。黑色的活性炭裝在袋子裏，每天要從倉庫背到三樓，用刀分切成段，再背到樓下裝車運走。每人切割都有定量，幹不完連帶整個小組的人都不能休息。不少人對活性炭過敏，手、臉部等裸露的地方都出現紅腫、身體局部潰爛。少管所的孩子也幹這個切割活性炭的活。有些孩子過敏的事被家長知道後，通過各種方式抗議，勞教所才不讓孩子幹這個活了。
平時每天每個監舍（我們監舍八人，還有人數更多的）只供應一暖瓶開水，喝的水都不夠。切割活性炭的活又髒又黑，每天都得洗澡，都是用冷水洗澡。有一次，勞教所鍋爐壞了，恰逢下了雪，天氣特別冷，那十幾天我們都是喝自來水，洗冷水澡，老人也不例外。
有一次，勞教所拉來了一大車西瓜子。一百多斤重的瓜子麻包要從卸車的地方背到二樓和三樓。背不上幾趟，人就累的癱軟了，完不成任務的就坐著哭鼻子。甘草是寧夏五寶之一，政府禁止亂挖，但在女子勞教所的操場堆的像山一樣，平時都在操場上分揀。有一次，聽說政法委頭子羅幹要來檢查，勞教所火速通知將操場上整堆的甘草，藏進了食堂大院的後邊。管教胡林霞等命令揀甘草的人趕快藏進教室。等檢查人員走了以後，又搬出來從新開始分撿。
二零零一年初，中共邪黨在天安門廣場上演了「自焚」鬧劇後，中共政法委頭子羅幹到寧夏，寧夏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在政法委、六一零的操控下加重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僅我們石嘴山市短期內被綁架勞教的就有十幾個。
那期間，寧夏白土崗子勞教所（第一勞教所）的指導員胡忠林（二零零五年五月，遭惡報，突然全身癱瘓，不能說話，整天躺在床上）帶著一夥邪悟者到女子勞教所傳授「經驗」。新上任的所長湯寧、政委馬燕、管教科李科長、馬風蓮、張曉燕、趙雪華等將他們視為上賓，讓他們幫著轉化女子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胡忠林特別賣力，不分晝夜，眼睛都熬紅了。當時法理不清的法輪功學員在胡忠林和邪悟者的謊言迷惑下都被「轉化」了。湯寧為了顯示他們的成績，請了政法系統的一些領導、管教所人員的家屬和已轉化人員的家屬，還從寧夏電視台請了記者，讓所有「轉化」的人在一起互相交流發言，談所謂的「經驗」，並錄了像。時隔不久，我非法勞教期滿回家。
六、二零零一年 第二次遭非法勞教
二零零一年九月，石嘴山市政府、公安局、電視台門前兩側、街道上多處出現了「法輪大法好」的條幅。石嘴山市公安局大武口分局、國保大隊警察挨家挨戶到法輪功學員家搶劫、抄家。惡警到我家我不在，他們就到我丈夫單位押著我丈夫再次到我家，在我女兒的房間裏抄出了幾個條幅和真相資料。
第二天早晨，六一零和國保大隊的十幾個警察夥同我丈夫單位領導和保衛科幹事，黑壓壓站在樓下一片。他們喊著我的名字叫我開門，我不開。我打開前陽台窗戶對他們說：你們把我迫害的癱在床上，沒一個人來看我，現在卻在我家門口監視、蹲坑、跟蹤迫害我。我煉法輪功能走路了，我就是要打條幅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就是好」。
僵持了一陣我不開門，他們就假裝撤了。到中午，我丈夫下班了在門口喊我開門，我拉開門，突然衝進了一夥惡警。他們迅速反剪我雙臂，將我摁倒在地，抬上警車按倒在前後座中間的空隙裏，一個惡警斜坐在我身上。我一路不停的大聲喊「法輪大法好」。到大武口公安分局，一個女惡警撲過來，把我強行拽到公安局，關在一間用鋼筋柵欄隔開的房子裏面。當晚轉到人民路派出所，第二天非法關押到石嘴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絕食了十一天沒吃沒喝，惡警怕出事把我送到石嘴山市第二人民醫院要給我輸液，我拒不配合。他們就強行打了鎮靜劑，在我迷迷糊糊中給灌食。一個又高又胖的女惡警嘟嘟囔囔罵著：「十一放假都不讓人休息。」在看守所，深更半夜時常都能聽到惡警污言穢語辱罵、毒打抓來的人，那些被打的人哇哇亂叫。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後，我再次被非法勞教三年，送到了寧夏女子勞教所二中隊。
七、再次被寧夏女子勞教所迫害兩年
在勞教所裏，管教和吸毒犯互相利用迫害法輪功學員，吸毒犯給管教送錢送禮或通過迫害法輪功學員立功減刑。有一次我在監舍的床邊坐著，值班的吸毒犯誣告中隊長胡林霞說我在煉功。胡林霞過來甚麼都不問，指揮吸毒犯將我從床上拉到值班室。胡林霞狠狠將我銬在鐵管子上還故意把手銬捏的很緊。她和李青等幾名吸毒犯坐在旁邊，一起吃著水果、瓜子，打著牌開心的嬉笑著。到第二天吃過午飯，我警告胡林霞說：我的手和胳膊已經失去知覺了，要落下甚麼毛病我告你。她當時只是給我鬆了鬆手銬，一直到晚上才去掉。
有一天，勞教所在二中隊教室放污衊大法的錄像，並集中全部在押人員觀看。在場的法輪功學員紛紛抗議說：這是假的，是造謠的！法輪功學員楊潔急中生智，直接過去擋在電視屏幕前了。幾個犯人撲過去拉楊潔。副中隊長馬愛萍聞訊趕來，問楊潔：你想幹甚麼？楊潔哭著說：這是害人的謊言。馬愛萍命令楊潔去她辦公室。楊潔說：把電視關了我就去！馬愛萍指使幾個吸毒犯把楊潔從電視機前拽到她辦公室，戴上手銬。當晚，中隊長姚俊玲用電警棍電楊潔的嘴、臉和脖子，折磨楊潔一個多小時。
為了抗議此次迫害，有一天在監舍內，我拿出紙和筆準備寫上訴信，被「包夾」看見報告了管教。管教唆使吸毒犯曹磊等三人圍著打我，我開始絕食。絕食九天後，所長湯寧、管理科李科長和中隊長姚俊玲指使張紅豔等幾名吸毒犯把我抬到光板床上，將我兩手銬在床頭，兩腳銬在床尾，整個人呈一個「大」字形。她們用我賬上的錢買來奶粉，強行給我「鼻飼」，我痛苦的要死。他們還站在我跟前一邊誹謗大法一邊調笑。李科長欺騙我說：你只要吃飯，我們就往勞教局遞上訴信。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
女子勞教所管教每天拉著我們到外面幹奴工。有段時間是到葡萄基地挖葡萄苗，因非常勞累，有的吸毒犯一邊挖一邊哭；有時拉著我們出去挖坑栽樹，手上打滿水泡退了一層又一層；有時去造紙廠塑封衛生紙，每天倒班，風裏來雨裏去；白天到外面幹活，晚上還要撿脫水蔬菜、分揀甘草。法輪功學員還被強迫背考試題，不配合的管教實行連坐，整個監舍的人都不能睡覺。
我每次的絕食抗議、申訴都石沉大海，怎麼辦呢？我就想藉著出外幹奴工的時候趁機走脫到北京上訪。
二零零二年五月的一天，勞教所拉我們到銀川市郊區掌政鄉給農民插水稻秧苗。我搬秧苗時，發現管教馬愛萍不在場。我脫掉號服光著腳，跑到了老鄉家的草垛裏躲著等天黑。我跑後，包夾發現了，報告了馬愛萍。馬愛萍又報告了勞教所。勞教所的李科長、馬燕帶了一幫人趕到現場。隨後這幫人又到附近村莊鼓動村民四處找我。結果一個村民發現我後，報告了馬愛萍。一幫人上去將我扯到大巴車（拉我們去幹活的）上，銬在大巴車內，我被光著腳押回勞教所。
湯寧和馬燕氣的暴跳如雷，下令關我禁閉。他們將我雙手吊銬在上下床上鋪的床頭上。管教王麗娟搜身後，管教科李科長拿著電警棍電我脖子，二中隊王某某（女，正值懷孕）拿著電警棍一邊在空中揮舞，一邊按的劈啪作響恐嚇我。他們折騰好幾個小時走了。管教又暗中指使兩個包夾（其中一個是吸毒犯馬金霞）上來對我拳打腳踢。我大聲喊：打人啦！打人啦！也沒人理睬。直到當晚值班管教上來她們才住手。
 酷刑演示：吊銬 |
吊銬了一天一夜後，湯寧、馬豔、馬燕召集勞教所管理科所有管教，還有二中隊隊長馬麗、姚俊玲、馬愛萍、王麗娟等所有管教和所有關押人員給我開「批鬥大會」。傍晚時分，管教肖某某和邢桂珍將我雙手反剪，按著頭（貌似文革批鬥反革命分子狀）從四樓押到了三樓大教室的台子上。十幾個手持警棍的管教面露猙獰圍著所有關押人員。管理科李科長主持「批鬥會」，煽動唆使管教和勞教人員上台「揭批」法輪功。中隊長姚俊玲首當其衝站在台上誹謗大法師父攻擊大法，隨後幾個吸毒犯也上台叫囂。法輪功學員楊潔見狀站起來說：你們不能藉機攻擊大法和我師父，你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幾個惡警把楊潔拉出座位，用警棍電的啪啪直冒火星。惡警馬麗撲過去拽住楊潔的頭髮把她拉倒在地，打上背銬拖出會場，銬在鐵管子上。後來一直銬了十天十夜，腿腫的不行了，才放開。
法輪功學員單季寧站起來制止說：「有話好好說，不要打人。」就被惡警一掌打飛眼鏡、用電警棍電倒在地，並把她的頭朝下按在腳面上，打上背銬拖回監室，又被一夥吸毒犯圍毆一頓。
法輪功學員嚴英從小患了小兒麻痺落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腿腳不方便。她見管教如此瘋狂邪惡，站起來抗議說：吸毒犯跑了，你們都沒開「批鬥會」，一樣的人不能兩樣對待，要一視同仁。惡警馬麗撲過去從後背猛推一掌，把嚴英推出去一米多遠倒在地上，兩個吸毒犯馬上過去把嚴英拖了出去。
整個「批鬥會」過程中，我的頭被按著挨在地上，甚麼也看不見，只聽到惡警的辱罵聲和電警棍啪啪啪的聲音。當時勞教所群魔亂舞，瀰漫在恐怖之中。
開完「批鬥會」，我又被押到四樓上吊銬，除上廁所、吃飯鬆開，連天晝夜的吊著，也不讓睡覺。這樣吊銬了二十多天後，馬燕找我談話。我說：中共迫害法輪功，關押了這麼多好人，連老人也不放過，逼著我們白天出外幹奴工，晚上在監室加班揀甘草，逼迫我們「學習」、「考試」，我申訴連個回信都沒有，我只能到北京去上訪，我沒有錯，我要求無罪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她才下令解除了我的禁閉吊銬。我被帶回二中隊時，姚俊玲檢查我的手和腳都好好的，姚俊玲和包夾我的兩個吸毒犯都很奇怪。後來「包夾」對我說：那天開「批鬥會」時，窗外打雷閃紅光，可嚇人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全國各地積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警和邪悟者組成了所謂的「幫教團」，流竄到了寧夏女子勞教所，在勞教所新成立了四中隊幫教隊（強制轉化班），企圖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迫害。在邪惡的這一輪迫害中，湯寧、馬豔、馬燕、馬麗萍是負責人，二隊隊長馬麗、一隊隊長張曉燕是骨幹，還有蔡曉惠、管教李某某、二隊的王麗娟都參與了此次「轉化」迫害。管教唆使吸毒犯、賣淫犯「包夾」迫害法輪功學員，有好幾名不轉化的被強行面壁、遭受殘酷的「熬鷹」迫害，最長的四十天。
專案組流竄到寧夏後，寧夏各監獄勞教所等黑窩加重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勞教所沒轉化的也被送到寧夏六一零在寧夏消防總隊大院辦的洗腦班強行轉化。寧夏第一勞教所又將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押到女子勞教所讓本所已轉化的幫著轉化。六一零又從各市縣綁架法輪功學員到洗腦班強迫轉化，有單位的單位出錢，沒單位的居委會或家人出錢。我也被惡警馬麗送到洗腦班迫害。寧夏靈武市法輪功學員張毓芳（退休幹部）就是在此輪迫害中致殘的，至今還癱瘓在床。二零零四年六月，我從勞教所回家。
八、非法判刑
我第二次從勞教所回家後，又被迫害的放棄了修煉，在外打工，每天混同常人。慈悲的師父沒有放棄我這個不爭氣的弟子，經常點化我，我醒悟了，並發表了嚴正聲明，又開始修煉。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在大武口發真相資料時，被一個叫陳參的構陷後，遭大武口公安局110堵在小區裏綁架，搶走了真相資料，搶走了我的電話，從電話中查到喬建輝的信息（我並不知情）。石嘴山公安局成立了專案組，從不同地區抽調十幾個警察調查資料的來源，其中有大武口國保大隊的魏本源、惠農縣國保大隊的女惡警張先瑞（仙蕊）。
第二天，我被秘密關押到大武口東升賓館內的後院。第一夜有兩個惡警恐嚇要用繩子吊我。第二夜，張先瑞和另一個姓馬的男警察審問我，我甚麼也不說，兩個惡警輪流搧我耳光。天亮了，我照鏡子看到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嘴也爛了，臉都變形了。隨後，專案組一夥人押著我回家抄了家，另一夥人去我父母家，不但抄家，還企圖綁架我母親。
抄家後，許多警察和張先瑞偽善的和我拉家常套近乎。有一天，張先瑞卑劣的騙我說：喬建輝（本地的法輪功學員）已被抓，他承認資料是他給你的。我信以為真，就承認了。張先瑞立馬把臉一變說：這會我可找到你的罪證了，知道你是咋死的？你是笨死的。我才知道上了當，開始絕食抗議。在賓館非法關押一個星期後，又把我關入石嘴山市看守所。這次被綁架後是秘密關押的，我的親友到處找我，也沒找到。
惡警張先瑞欺詐我說出喬建輝後，五月二十七日，到銀川市喬建輝租住的房間內將法輪功學員喬建輝、胡建才、蔡國軍三人非法抓捕。後來喬建輝、胡建才被非法判刑四年半，蔡國軍被銀川市國保大隊的孟長義、張頂生、呂建榮，銀川市六一零惡徒王滿等人用酷刑逼供間接致殘。
我在石嘴山市看守所，每天組裝打火機。從早幹到晚，定的任務很高，每天腰酸背疼、手指頭都麻木了，幹不完不讓睡覺。有的完不成任務被罰坐老虎凳，還有嫌犯承受不住吞工具自殺的。看守所一個監舍十幾個人，吃、喝、拉尿、睡都在一間房內。大通鋪既是床也是工作台，晚上睡覺，白天裝打火機。每頓飯一人一碗土豆湯或漂著蟲子的白菜湯、一個黃饅頭。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法輪功學員楊潔（中衛）、姜濤（永寧）、喬建輝（大武口）也被非法關押到這裏。
我被非法關押二十多天後，在大武口區法院開庭。法庭上，只有兩個公訴人、兩個法警、法官和書記員及一名法院指派的律師。我陳述了修煉法輪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按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健康；我們只是講真相、說真話、讓老百姓知道誰好誰在欺騙百姓；我沒有反對政府，沒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律規定信仰無罪，信仰是《憲法》允許的。法官沒說甚麼，就讓我簽字，我拒絕簽字。法院隨後仍給我判刑四年。
我接著上訴，二審是石嘴山市中級法院帶人在看守所秘密開的庭，參與的有五六個。他們沒有通知我家人。二審後維持了原判。當年十一、二月間，我被非法關押到女子監獄。
九、在寧夏銀川女子監獄遭受四年迫害
我到寧夏女子監獄，再次遇到從勞教所調來的惡警丁東紅。她斜著眼對我說：才判你四年，要讓我判，十年都不夠。她到哪個監區，哪個監區法輪功學員就要遭受殘酷折磨。
女子監獄也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我被拘押在女子監獄三監區。法輪功學員都被販毒犯、殺人犯、經濟犯「互監」監視著形影不離，互相之間不讓說話，飯前飯後要列隊報數、唱邪歌、背監規、訓隊列站軍姿，暑夏寒冬都不例外。我由貪污犯、販毒犯「互監」二十四小時不離身監控。新送來的法輪功學員先被獄警強行轉化。犯醫楊紅（是犯人）軟硬兼施，誘惑我「轉化」，可以減刑提前回家。
三監區讓關押人員織毛衣，獄警任翠玲從家中拿來毛線讓給織毛衣，白天織、晚上坐在大教室避開監控器加班加點的織。當時關押在三監區的法輪功學員駝美玲被長時間關禁閉迫害的神智不清，瘋瘋癲癲的。副監獄長周銀生還污衊駝美玲是煉法輪功煉成神經病的。後來我被調到一監區，每天幹奴工燙衣服。到了一監區後，我不斷的申訴，給監獄長寫真相信、給教育科寫、給監獄律師寫，但都是泥牛入海。
一次，我蓋了個床單躺在床上休息，包夾我的詐騙犯馬榮給陳獄警報告說我在煉功呢。陳獄警和獄警方梅開始拍桌子瞪眼睛訓我、罰站。
女子監獄為寧夏司法部門、名牌企業、外貿企業代加工服裝，還給私企加工鄉村豆。大豆用水泡脹後，用刀架切開皮，稍不小心手就被劃破，每天沒日沒夜的趕任務都很難完成。我被分配幹奴工燙衣服，量很大。殺人犯蘇莉看我幹活很實在、很能幹，就把成堆的衣服放到燙台上讓我燙。每天從早幹到晚十幾個小時，累的汗流浹背、腰酸背痛，換來的只是對我更嚴重的迫害。監獄每天榨取著被關押人員的血汗賺取著高額利潤。
監獄要求背考試題我不背。一次考試的時候，在考場上我不拿筆、不寫字。監考的獄警要求我寫，我拒不配合。教育科的副科長丁蕾拿著空白卷子讓我簽個名字就行了，我還是沒簽。
二零零八年秋天，監獄將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集中在教室裏，由獄政科阮愛軍、教育科丁蕾、生活科徐科長和邪悟者合夥污衊大法，要求法輪功學員「轉化」，還要求每人寫「心得體會」。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幹活。法輪功學員不迷不惑，藉機給這些人寫真相信。
二零零九年初，從臭名昭著的北京前進監獄（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李昌、王治文等人的監獄）流竄到寧夏三個惡警，其中有惡警劉光輝（在一次迫害法輪功學員狂妄之極時說出自己姓名的），另外一個姓張，一個姓何，到寧夏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傳授「轉化」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經驗」。寧夏監獄管理局的李偉、副監獄長湯傑（和湯寧是哥倆）、教育科白科長、獄政科阮愛軍和獄警王芹、劉志琴等再次互相勾結成立「轉化班」，將各監區的法輪功學員全部集中在三監區企圖強制「轉化」。
二零零九年五月，我坐冤獄即將期滿，教育科幹事和一監區陳獄警到車間要我隨她倆去監舍。到一個監舍後，她們要求我脫光衣服錄像，我不配合，她們就用謊言欺騙恐嚇，我被她們誘騙，錄了像。此後又把我帶到「轉化班」，「轉化班」有六、七個法輪功學員。每個法輪功學員由三個犯人兩個獄警負責「轉化」迫害。獄警馬某萍（馬愛萍的姐姐）和陳姓獄警還有犯人王學芬、楊秀美（雲南的販毒犯）天天逼著我看誣陷大法的錄像，王學芬念誣陷大法的文章，用邪悟者的文章給我洗腦，逼我「轉化」。有一天，馬某萍和陳獄警、王學芬、楊秀美合夥將我「熬鷹」到半夜，我還是不「轉化」。值班獄警劉志琴在樓道裏大聲恐嚇我：你要不在我們寫好的紙上簽字，我就罰監舍的人都不讓睡覺。
我出獄那天，陳姓獄警將我關在監舍不讓走。我問為甚麼，她說讓等著。我家人等著急了，找到監獄領導要人，直到下午才把我放了。
回家後，因生活沒有著落，我就到大武口郊外的洗煤廠打工。寧夏六一零惡徒哲某某、王某某（是從監獄借調到六一零的）夥同大武口國保大隊、朝陽派出所所長、姓張的女片警等到我父母家，以「回訪」名義恐嚇我父母說出我的下落。在警察的一再逼迫下，我父母說出了我打工的地方。
這夥人找到我之後，偽善的說這是「關心」我。我說；你們非法關押了我七、八年，害得我家沒了，工作沒了，孩子沒人管，生活都難以維持，我在這打工，你們還來騷擾，這就是你們的「關心」嗎？我沒有活路了打工，你們七八個警察開著警車，穿著警服到處找我、騷擾我，不讓我安寧，你們這樣做真的是為我好嗎？你們要把我逼死嗎？我要死了，就是你們逼死的，我這樣說了，他們才悻悻的走了。
因我屢遭迫害，我父親多次心臟病發作住院。這次惡警去我父母家「回訪」後，我父親精神上受到更嚴重的刺激，整日憂慮，驚恐，導致心臟病再次嚴重發作，幾個月後，悲憤離世。
十、家人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我被綁架後，公安把我丈夫和女兒劫持到公安局恐嚇，父母急的吃不下、睡不著，每天到馬路上團團轉，弟弟妹妹家也都被騷擾。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第二次遭迫害，從勞教所回家後，發表了嚴正聲明，又從新開始修煉了。公安得知消息後，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街道辦、居委會的人又開始不斷上門騷擾施壓，再次恐嚇，要開除我丈夫的公職。由於中共惡黨長期對我的迫害，丈夫身心受到嚴重刺激和傷害，女兒幼小的心靈受到嚴重的打擊與摧殘。女兒大學畢業後，有四、五年時間嚇得不敢回寧夏工作。
在我第二次勞教回家後，丈夫受公安脅迫，面臨著丟掉工作的壓力。他極其痛苦中對我說：你已經被勞教了兩次，你是堅持煉法輪功呢？還是和我離婚呢？兩條路你自己選擇。我說我選擇修煉，我也不願意離婚。他聽了我的話，嚇的不敢回家了，借宿在朋友家。過了幾天，他把我起訴到法院，要求法院判決離婚。
到二零零五年五月中旬，（那時法院尚未通知開庭）我去他單位找他，希望他撤銷離婚起訴回家。他驚恐萬狀給單位保衛科打電話，誣告說我干擾了他的工作，保衛科又誣告到大武口公安分局，隨後公安分局警車到丈夫的單位抓我，無奈之下，我只得離開。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八號，法院通知我去調解。在法庭上我說：我修煉法輪功後，在家裏孝敬老人、對家庭負責、按真善忍做好人，憲法規定信仰自由，我沒有違反國家任何法律法規，我沒有錯，不同意離婚。當庭沒有公布結果。
五月二十一號（法院調解後的第三天），我發真相資料時，再次被構陷綁架，在大武口東升賓館秘密關押了一個星期。我的親友心急如焚到處找我。後來我被非法拘押到石嘴山市看守所裏。一個星期後，我在看守所接到了大武口區法院的離婚判決書。我丈夫從積極支持我煉法輪功到逼迫我離婚，都是中共惡黨迫害的惡果。大約半年後，我被誣判四年關押到了銀川女子監獄。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來，我遭迫害的同時全家人也多次受連累，所有人都承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父母親因被惡黨徒恐嚇加重了病情，母親因思念我常常痛哭，哭壞了眼睛。七十多歲的父親心臟病多次發作住院。我從女子監獄回家，寧夏六一零惡警夥同大武口的七八個惡警到我父母家「回訪」後，我父親精神上受到更嚴重的刺激，整日憂慮驚恐導致心臟病再次嚴重發作，幾個月後悲憤離世。
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後，我的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其實，從中共篡權之後，所有中國人包括中共的高官也一直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已。
我最大的心願是：希望眾生能夠看清共產邪黨的邪惡本質，肅清黨文化的毒瘤，了解法輪大法真相，選擇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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