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冤獄，佳木斯張春傑遭種種酷刑

【明慧網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按：佳木斯張春傑女士，曾身患多種疾病，絕望之時，開始修煉法輪功，身體奇蹟般康復。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張春傑曾四次被綁架，曾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龍江女子監獄裏，備受摧殘，遭受吊銬、冷凍、毒打、碼坐、罰站、剝奪睡眠時間等酷刑折磨。她的父母在憂思女兒中，相繼離世。

以下是張春傑自述。

張春傑照片

一、苦難人生路，修煉大法絕處逢生

我叫張春傑，一九五七年出生，家住佳木斯市，原在佳木斯鐵路車輛段勞動服務公司上班。家中姐弟六人，我排行老二，我從小就體弱多病，從小學到高中，學校組織的任何活動我都不能參加，看到同學們在活動中開心的樣子，我感到萬分失落，不知我的病何時能熬到頭啊。

一九七六年，我高中畢業，正趕上全國知青被迫上山下鄉，那時我想留城，那時即使夠條件沒有後門，你也留不下來。我為了不給父母增加負擔，偷著報名到撫遠縣海清公社亮子裏插隊。父母知道後極力阻攔我，因那裏掙工資每月二十四元，我還是堅持去了。我的身體不給爭氣，別人鏟兩根壟的地，我連一根壟還沒鏟到頭，別的青年就回頭幫我。

一九七九年，我因病，幹不了活，返城。我在父親的勞動服務公司上班，因為都是火車上的零件，每天都和鐵打交道很累，上班經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我常常怨天、怨地、怨老天爺不公平，別人沒病我卻有病，我患有病毒性心肌炎、再生障礙性貧血、支氣擴張吐血、鼻炎……，人送外號「死人幌子」。由於長期坐骨神經痛，走路不敢直腰，貓腰走路形成了自然。

我因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長期貧血，臉、身上像一張白紙沒有血色。一次我坐公交車，下車的時候正好有兩個小孩在玩，他倆看見我撒腿就跑，還喊：「鬼來了」，她們把我當成鬼了。那時真是活不起，死不起，也常找人算命，佳木斯四大醫院的名醫都找看過病，也沒治好我的病。有時我吃飯的時候，昏迷過去，飯沒吃，飯碗不知扔哪去了。

就在我想學氣功，用氣功治病的時候。一九九七年五月，經我姨婆家的姐姐介紹，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通過學法，我明白了現在的處境，都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業，欠下的債，我懂得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隨著深入的煉功，身體上的一切疾病不治而癒了，上班推自行車過天橋也不喘了，騎自行車時，身體輕飄飄的，備受多年疾病折磨的我，終於知道了無病一身輕的感覺！

從此我甚麼活都能幹了，體重由九十三斤增到一百二十斤，皮膚變得細嫩，白裏透紅，看上去年輕了十歲。對法輪大法的感激之心，難以言表，親人、同事看到我精神和身體上的變化都很認同大法，他們見證了法輪大法的神奇、超常。我每天到江邊廣場去煉功，晚上和法輪功學員到學法小組學法，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二、毒打、灌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污衊誹謗法輪功，肆意抓捕法輪功學員，從此我失去了正常生活和修煉環境。

二零零零年初，我和法輪功學員準備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永安派出所知道後，一天早上八點多，居委會於主任領著派出所警察敲門，進屋後把三四本法輪功書籍搶走，讓我去派出所，我不去。進來六、七個警察把掛在牆上的師父法像和幾張法輪功的掛圖搶走，我被綁架到派出所。

我一看法輪功學員趙福蘭、宋玉芝已經被綁架了。我被強迫寫「保證書」，我拒絕，我姐替我寫了份擔保書，把我放回。晚上九點多，趙福蘭、宋玉芝被劫持到看守所，據趙福蘭說，她小姑子的丈夫找人花了一萬多元，才放了她。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我獨自一人去北京上訪，我順利到達天安門廣場，天空灰濛濛，異常悶熱，廣場四週是警察、武警、便衣、協警，還有依維柯警車。廣場上有一名法輪功學員，高高舉起寫有「法正乾坤」的橫幅。我離她有二十多米遠，我面對著她，雙手舉起，高喊：「法正乾坤」，剛喊完對面的法輪功學員被綁架。我往地下通道走去，一名武警一把拽住我，搶去我的包，翻查，我正告他：「你這樣做違法，是侵犯人權」。他問我：「有身份證嗎？」我說：「沒有身份證，就不能來北京嗎？我上網向全世界曝光你的行為。」他把包還給了我，我往上走，警車早已堵在通道口。四、五個警察蜂擁而上，把我綁架到警車裏，隨後又有十多名男女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警車裏，我們被劫持到前門派出所。

在前門派出所，三十多人關進一個屋裏，警察分別給每個人照相，照相費二十元左右。我們被帶到院子裏，估計有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二樓還有很多法輪功學員，有的懷裏抱著孩子，有的領著小孩，都被關在鐵籠子裏。一個年輕二十來歲的法輪功學員被綁著，趴在地上，他被打得渾身沒有一塊好地方。一個警察手拿電棍，還有手拿繩子的警察，看到這種場面，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所謂的「人民警察為人民」，不過一句空話，一文不值，他們比德國納粹份子還邪惡。下午三、四點鐘，我們被分別劫持到各區看守所，繼續非法關押，我坐在警車裏向外看，天空灰濛濛的，快到朝陽看守所時，突然狂風飛舞，沙石滿天，我感歎道：又一批好人被非法關押了，天都發怒了。

在朝陽看守所我絕食抗議，我被野蠻灌食。牢頭齊永華和四五個刑事犯用寬一尺半左右，長約兩、三米的白布條子，把我全身捆上從上捆到下，我站得筆直，這時繩子脫落地上。一個十八歲搶劫犯上前打我兩個耳光，她們瘋一般地把我按倒在地，然後拿筷子撬我的嘴，捏我的鼻子，我不張嘴，也不呼吸，拒絕灌食，一點沒灌進去。

酷刑演示：灌食

我被按倒坐在地上，她們拎一桶涼水從我的頭澆下，我全身濕透，不准換衣服.南北門通風，我冷得直打哆嗦。晚上我穿著濕漉漉的衣服躺在水泥地上，上下牙直打顫，無法入睡，半夜被罰站班。每日裏擦板、刷廁所，整日六七個小時都是在水泥地上度過的。刑事犯晚上側身睡覺，還得一個人的頭對著另一個人的腳，顛倒著睡，要是下地再回來，就沒有地方睡覺了，牢頭一個人佔四、五個人的地方。

第二天，絕食的法輪功學員被用繩子綁在木板上，強迫打點滴。半夜警察突審，我給警察講真相，她拿《轉法輪》考我，我都答上來了，我一直絕食。

第七天，佳木斯前進分局警察王化民、王威到看守所，把我劫持到佳木斯駐京辦事處，我身上的二百四十元錢被他倆搶走。六月二十四日，佳木斯市精神病院的一個女科長，把她單位的法輪功學員楊麗娟和我一同劫持回佳木斯。前進公安分局的政保科王連民把我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勒索路費一千元。

在看守所，男惡警袁海龍揪住我的頭髮按在牆上、夾住脖子，我差點死過去，脖子上的手印十幾天才下去。他還用鐵鑰匙打我，肩部被打傷多處，不敢動彈。

在看守所，我們吃的是發霉的豬飼料並帶有老鼠屎尿的窩窩頭，喝的湯帶有泥沙，沒有一點油星只有幾片菜葉，非法關押了四十多天，我被勒索所謂的伙食費五百五十元，被王化民勒索二百四十元。

三、坐老虎凳、勒索錢財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我和法輪功學員靳彥傑、趙福蘭、徐嘉慧等九人去北京上訪，我們到達天安門廣場，廣場路邊停放數十輛警車，廣場上布滿了警察、便衣，武警穿著軍大衣，手端著槍如臨大敵，天空昏暗沒有太陽，天安門廣場陰冷恐怖，沒有人氣。

我們九人共同信念就是：證實法輪大法是好的，為師父討回清白。我們分散著進了廣場，王建華走在前面，武警看見她問：「你有身份證嗎」？王建華從懷裏掏出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武警上前去搶，兩人撕扯著都倒在地上。這時趙福蘭也把橫幅舉起，我趕緊掏出寫有「真、善、忍」的橫幅，邊跑邊喊：「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真善忍永存！」那一刻，我感到萬事萬物都靜止了，空氣凝固了，我自己無比的高大，頭腦裏一片空白，沒有一絲恐懼。瞬間我的橫幅被搶走，兩個警察把我的兩隻胳膊往後一擰，我被塞到了呼嘯而來的警車裏，我們六位法輪功學員先後都被綁架進警車。一個便衣用拳猛打我前胸，疼得我不敢喘氣，睡覺不敢翻身，在前門派出所一個警察用腳踹我肚子，打我耳光。

之後我們幾個和外省的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北京西城看守所，靳彥傑等人被劫持到北京海澱看守所。我們拒絕報姓名和地址，警察給我們編了號，半夜突審時，我被強迫坐在老虎凳上，一個警察拿著拇指銬威脅我說：如果不說出地址姓名，就上大刑。徐嘉慧等人被「五馬分屍」，把兩隻胳膊抻開，兩條腿掰開，同時向外抻開，有的法輪功學員真的受不了，就報了地址和姓名。第二天，我們被劫持到佳木斯駐京辦事處，在駐京辦事處一李姓女警察，把我縫在棉褲兜裏的七十元錢佔為己有。

永安派出所李延偉把我和張錦華等人劫持到派出所，後把我們劫持到看守所。遭李延偉勒索二百七十元，李平勒索一千元，王連民勒索一千元，被看守所勒索所謂的伙食費三百元。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早七點，佳木斯公安局「610」陳萬友夥同警察高東旭、張東輝，趁著孩子上學開門時，他們闖入我家，搶走法輪功書籍和師父法像，把我劫持到市公安局。半夜十二點，警察張宏雨拿一張空白票子讓我簽字，我拒絕，在看守所我絕食暈倒在板鋪上，心臟病發作，我被放回家，看守所勒索所謂的伙食費二百三十元，陳萬友勒索我丈夫一千元錢。

四、入室搶劫、監視騷擾、父母離世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我與法輪功學員靳彥傑在佳木斯市太陽市場，講法輪功真相發光盤，被不明真相的崔正海和欒東升誣告，市公安局直屬「110」巡警大隊長姜士林等五六個人手持衝鋒槍，把我倆綁架到市公安局。

隨後陳萬友、高東緒、張東輝、姜士林和一姓尹警察等十幾人，去我家非法抄家。那時只有我八十多歲的姨婆一人在家，老人被嚇得直哆嗦，家被翻得一片狼藉，床板被拆、兩台VCD、電視、一台電視轉播器、法輪功書籍、師父的法像、法輪功真相資料和真相光盤等被搶走。我丈夫下班後，他們跟到家，再次抄家，電視被我丈夫要回來。

法輪功學員付淑玲和劉英娣去我家，也遭到了綁架。樓上鄰居家來了兩個串門的，他們不知道我家發生了甚麼事，正往屋裏看時，被正在抄家的那些警察一把抓住，讓他倆罵法輪功創始人，他倆說：我們沒煉法輪功，也不能隨便罵人呢，你們跟土匪有甚麼兩樣。

公安局直屬「110」巡警大隊和市公安局「610」聯合起來，把我丈夫和住在我家外甥女一同綁架到公安局，非法審訊。問他倆是否認識某某法輪功學員和資料來源，他倆始終不配合邪惡的非法審問，一直折騰到半夜，我丈夫回家一看外甥女還沒回來，他再次到市局要回外甥女，警察不許我外甥女住在我家。

我被綁架後，永安派出所（現在改為前進派出所）的警察經常到我家砸門騷擾，我丈夫、孩子、姨婆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身心受到很大傷害。丈夫和兒子被迫流離失所，借住親屬家，嚴重干擾了他們正常生活。自法輪功被非法打壓，永安派出所的李延偉就對我嚴密監控，監聽電話、我家來人他都得查看，是誰經常敲門，打電話騷擾我和家人，成了家常便飯。

我被非法批捕後，年邁的父母更是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他們每天以淚洗面，我母親由於過度憂思開始尿血。每到年節，萬家團圓的時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缺我一個，二位老人按捺不住失聲痛哭，丈夫心中酸楚萬分，他既當爹又當媽，還要照顧近九十歲的姨媽，家裏的一切重擔都壓在他的肩上，他常常流淚。

兒子上學常常吃不上飯，春夏秋冬冷暖無人顧及。我母親最終承受不住骨肉分離的痛苦，病情惡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悲憤離世。可憐的老父親得了腦血栓，每天糊裏糊塗，二零零八年也離開了我們。我獲得自由後，家中姐妹和弟弟常常無奈地說：你如果不被判刑，父母也不會著急上火得病，走的那麼早了！

是啊！邪惡的江氏流氓集團迫害得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給法輪功學員和他們的家人在精神上、身體上和經濟上造成的傷害和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天理難容啊！

五、剝奪睡眠、隨意打罵、禁止接見、打電話

黑龍江女子監獄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和法輪功學員孫桂榮（已迫害致死）、王桂麗被劫持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集訓隊，非法判刑四年。集訓隊的條件很差，環境惡劣，屋子非常簡陋，窗戶上的冰有半尺厚，棚上吊著一層塑料布，時常會有水從塑料布裏淌下來，水多了刑事犯拿著棍子捅個眼，把水放出來再用膠帶粘上。

晚上睡覺時，我們把白天用的桌椅靠在一起，當鋪用。每天早上四點被強迫起床，到教室坐著，被強迫背監規、報告詞、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錄像，唱邪黨歌曲。我們拒絕背監規、報告詞，不唱邪黨歌曲，常常被罰站，下半夜兩點才讓睡覺。法輪功學員徐家玉被關進小號迫害十一天。我們每天吃的都是雞飼料做的窩頭或發糕，洗澡全是涼水，每天只給一茶缸熱水喝，刑事犯有時是半壺或一壺熱水。水房安的冷熱水淋浴器，全是給上級或外地來監獄視察人員偽裝看的，我們根本就不讓使用。

三個月後，我和法輪功學員陳俊波被劫持到五監區四中隊，四個刑事犯看管一個法輪功學員，稱作「五聯保」。因床鋪不夠，用短板搭在兩床的中間只能鋪半條褥子，我睡在四個刑事犯中間，吃飯、上廁所，她們都跟著，晚上有值班的刑事犯做記錄。

法輪功學員互相之間不允許說話，不允許坐在床上（禁止法輪功學員煉功）。刑事犯受警察的指使，可以隨意打罵法輪功學員。我們拒絕背監規，剝奪我們接見、打電話、去超市購物的權利。惡警對家人撒謊說：我們不願意見他們，污衊我們煉法輪功煉的，沒有親情，企圖挑動家人怨恨我們，怨恨法輪大法。
我弟弟來看我時說：「上次我來看你，你為甚麼不願意見我，你煉功煉的都沒有親情了。」我說：「不是啊！她們讓我背報告詞，逼迫我承認是刑事犯，你願意你姐以刑事犯的身份站在你面前嗎？」我弟弟說：「當然不願意，我姐不是刑事犯，是好人。」我說：「你來看我，其他的法輪功學員都為我高興。」我弟弟說：「知道了。」

五監區四中隊隊長陶淑萍找我談話，讓我做奴工，我說我幹不了活。大隊長吳豔傑、陶淑萍、李旭紅都來找我談話。我說：我不是刑事犯，不存在改造問題。那時各個監區的法輪功學員都開始拒絕做奴工，前兩次沒有成功，這次大家商量好了，集體罷工。大隊長吳豔傑便通知監獄防暴大隊惡警楊子峰等，他把法輪功學員肖愛玲，在監獄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刑事犯胡桂豔一起關到小號，楊子峰把胡桂豔打得鼻青臉腫，差點被他勒死，肖愛玲在小號發高燒，關了二十多天才放出來。

二零零三年「非典時期」，我弟去監獄看我，監獄不讓接見，我弟弟托人在監獄辦公樓往監區打電話說我媽病重了，想聽我的聲音，還讓我給我媽寫封信。可是談何容易啊，在監獄，刑事犯每週可以給家裏打一次電話，而法輪功學員不允許打電話，給家裏寫信或家人往監獄郵信，都被扣押，扔到垃圾箱裏。

我決定給我媽打個電話，我找到警察李笑宇說明情況。李笑宇說：你必須背報告詞，承認你是刑事犯，才能讓你給你媽打電話，你考慮一下大法和親情哪個重要。我義正詞嚴的告訴她：報告詞不能背，電話必須打。我回到監舍後用絕食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五聯保」向惡警陶淑萍彙報我不吃飯。第二天陶淑萍找我談話，我給她講法輪功真相，她說：你們的人品確實很好。她領我到前樓，給我媽打了個電話，沒想到這次通話，成為了我們母女永遠的訣別。

六、慘絕人寰的「拉練」迫害──毒打、冷凍、電棍電、碼坐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們五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在生產車間中央靜坐，要求找惡警吳豔傑談話，要求釋放被關在小號裏的法輪功學員楊秀華，要求嚴懲打法輪功學員的兇手。吳豔傑、陶淑萍不但不解決問題，還找來防暴大隊男惡警們對我們進行迫害──「拉練」。

大隊長吳豔傑命令「五聯保」用一切辦法，把我們從車間的八樓弄到樓下去，有的法輪功學員被刑事犯踹得從樓梯上滾落下來。我不配合她們，緊緊抱住機台架子不放，刑事犯彥霞氣勢洶洶地把我拖拽開，我的兩隻胳膊被擼起了筋包。「五聯保」連拖帶拽地把我弄到樓下，我一邊走一邊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聲音在空中久久迴盪。

在我前面的法輪功學員許淑芬被惡警楊子峰一腳踹倒在雪堆裏，我大聲制止道：「不許打人」。楊子峰雙手合十劈向我的頭頂，頓時我兩眼直冒金星，他想再次打我時，被法輪功學員朱秀敏喝斥到：「不許打她，她有心臟病」。楊子峰才罷手。

酷刑演示：暴打

我們被帶到監舍樓後面男犯監區的樓下，剛剛下完雪的天氣陰冷，寒氣逼人，惡警王亮問：許淑芬是哪的人，判幾年。他回頭又問我，我沒回答他，他惱羞成怒對我大打出手，雙手合十猛力地劈我的頭，向我的左耳朵猛力劈來，我被打暈在地。

我僅有一點微弱的意識，感覺有人拖著我前行，似乎還有人喊我的名字，然後就暈了過去。等我醒來時，我看見自己躺在男監舍的院子裏，身邊站著惡警劉虹，刑事犯打手李梅還在喊我，我慢慢地站了起來。我看見刑事犯王代群正在打近七十歲的法輪功學員趙亞倫，我喊王代群：不准打她。王代群回身用手套抽我的臉，我的眼睛被抽得睜不開，疼痛難忍。

寒風凜冽中，我們一直被凍到天黑，才被帶回監舍。我們被強迫在一樓走廊裏，碼坐在塑料凳上。晚上惡警孫立松、邱豔值班，她們把法輪功學員李萍、劉桂華、閆淑芬單獨弄到外邊，唆使劉文萍、李梅、劉玉梅等刑事犯對她們進行毒打，用鞋底打，用竹條抽手，近七十歲的老年法輪功學員棉襖棉褲被扒下來，在雪坑裏凍，用雪埋她。

酷刑演示：碼坐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我們仍拒絕去做奴工，我們坐在走廊裏，坐在西側的法輪功學員開始背《論語》，我們在東側的也一起背《論語》，抵制迫害。這時西側的大鐵門被惡警打開，惡警瘋了一般地衝進去，舉著小凳子亂砸，撕扯著。我們東側的法輪功學員互相挽著胳膊，緊緊地連在一起，走到走廊盡頭的窗戶前，大聲齊喊：「法正乾坤，邪惡全滅，法正天地，現世現報。」惡警們衝著我們一頓亂踢，亂打。惡警楊子峰把法輪功學員李萍拼命地拽了出去，一頓暴打，把李萍打倒後，亂蹦亂踢，李萍被打得鼻口出血。惡警又拿著放著藍光的電棍電閆淑芬，把閆淑芬電得滿地打滾。法輪功學員黃麗萍也被男惡警拽了出去，打得心臟病突發，全身抽搐，昏迷過去。我和谷亞榮也被拽到隊伍外邊。

我們再次被劫持到男監區樓下。惡警陶淑萍點名，把法輪功學員谷亞榮、李萍、劉桂華、肖愛玲、程佩英等人關進了小號。此時正值北方最冷的時節，小號沒有暖氣，不見陽光，潮濕陰冷，她們被銬在地環上，一關就是一個多月，從小號出來後，她們被用銬子銬在床欄上站著。

慘無人道的迫害愈演愈烈，每天早上五點多，天還沒亮，我們被強行拉到外面，不允許戴圍脖、手套，被強迫迎風站著，手必須放在褲線兩側，誰動彈就踢誰。法輪功學員許仙萍的小指被踢殘廢了，這次「拉練」挨凍後，許仙萍患上了白血病，她經常尿頻，四肢無力，奄奄一息時，監獄怕擔責任，送監獄外醫院就醫，大夫說只能活三天了。即使這種情況下，監獄還不放她。

法輪功學員許淑芬被惡警吳豔傑、陶淑萍拽到一樓樓梯間的一個小木屋，用大透明膠卷打許淑芬的肩膀，許淑芬的肩膀和胳膊被打成黑紫色。許淑芬因不戴名籤，被刑事犯劉玉梅、李梅等人，把她的棉襖扒下來，只穿薄絨衣在室外凍了一天。法輪功學員李炳清被刑事犯劉文革、王玉波用木棍把肋骨打壞了，疼得喘氣、走路都直不起腰來，疼痛一年多。法輪功學員黃麗萍被打得犯心臟病，口吐白沫。

因我沒戴名籤，惡警吳豔傑打我耳光，踹我膝蓋。刑事犯王玉波、劉文革把我棉襖扒下，只穿一件絨衣在室外站著，她們用竹棍抽我，我手腫得像饅頭似的，那時東北已經進入三九天，寒風刺骨。刑事犯、惡警都穿著兩層棉襖帶著棉帽子、棉手套，她們還凍得直哆嗦。

中共酷刑：冷凍

我們每天在室外凍著，一天只允許上一次廁所，中午飯在外面吃。除去關小號的法輪功學員，還有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只給兩小塑料盆的米飯，誰想吃就吃一口，那點飯連一個人都不夠吃，「五聯保」於豔雲把自己的一點魚，偷放在米飯裏給我們吃，惡警陶淑萍發現後，把於豔雲叫到辦公室左右開弓，打她八個大耳光，還拿鐵絲衣架打於豔雲的肩膀，並扣她的減刑分。大隊長吳豔傑、陶淑萍給刑事犯開會，誰幫法輪功學員就罰誰，並扣減刑分。

之後的幾天，我們每個人給半個饅頭，站在外邊吃。晚上十點多回走廊，不准洗漱，不准睡覺，我們被強迫蹲著，只允許兩隻腳尖點地，實在睏得不行了，閉上眼睛，刑事犯李梅、王潤傑就用竹棍支我們的眼皮，不時地用拳頭猛打我後背，半夜才讓我們睡覺。

早上四點把我們叫出去在走廊蹲著，等惡警值班起來，然後在室外站著，開始了一天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朱秀敏沒有出來，我回頭看見吳豔傑手拿著冒著藍光的電棍電她，刑事犯打手劉玉梅、劉文革把朱秀敏從樓裏拖了出來。董亞珍腿被打壞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疼痛難忍，刑事犯打她，她喊，惡警陶淑萍用膠帶把董亞珍的嘴粘上，用繩子把手腳捆上，扔在雪地裏。

刑事犯打手王代群給朱秀敏、呂迎春剪怪頭髮，醜化法輪功學員的形像，惡警們對他們卑鄙的行徑不再掩蓋了，從男犯監區直接拉到前樓操場上，繼續對我們進行摧殘，「拉練」經歷了一個星期才結束，我感到時間是那麼地漫長，甚至比一年還長。

我因不戴名籤、不報數、不蹲報名、拒絕做奴工，常被刑事犯打罵，胳膊被往後背，達到了極限，被吊銬不讓睡覺。

酷刑演示：吊銬

我長這麼大真正看見了，在共產黨之下教育出來的警察是何等的狠毒，他們沒有人性，跟魔鬼一樣，他們對法輪功學員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

警察以減刑為誘餌，唆使刑事犯迫害法輪功學員，惡報也如影隨形。刑事犯李英傑搶法輪功學員李雪蓮擁有的經文，隨後李英傑血壓上升，大流血。刑事犯王代群頭痛得直撞牆，頭上纏著白毛巾，疼得睡不著覺。一個姓吳的刑事犯經常罵法輪功學員，出監時嘴眼歪斜。其他的刑事犯們都說：她們遭報了。

一些善良的刑事犯，對法輪功學員在肉體和精神上，受到巨大摧殘的情況下，仍堅定信仰，佩服不已。一個刑事犯對我說：張姨，我非常佩服你們為了信仰，媽媽去世時都沒見上一面。刑事犯於豔雲出監時說：我回家也會和我媽常念『法輪大法好』，如果早認識你們，我就不會犯錯誤。

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我終於走出了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