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之後,我決定進京為大法、為師父討公道,就和幾個同修一同踏上了赴京的旅途。到京後,先在北京的一位大姐家住了下來。第二天,大姐為我們煮了麵條,「說多吃點,好上天安門。」出發前,我盤腿打坐,想平靜一下,這時一曲《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遍一遍的迴響在我的腦海中。
到了天安門,我們幾個同修分散在廣場各處。幾個小時過去了,我覺得應該站出來了,否則總在廣場上會引起懷疑。我找到了廣場上的中軸線,在確信附近沒有巡邏武警和可疑人後,我掏出了印有「法輪大法的好」的橫幅,我高舉橫幅,邊向天安門方向走邊喊出了「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
沒等我第三句話喊完,不知從哪裏衝上來兩個穿黃大衣的人,先搶下我的橫幅,然後一人扭著我的一隻胳膊,把我帶走。其中一人問,哪來的?叫甚麼名?我沒回答。另一個說,別問了到地方再說。他們將我推到廣場邊上的一輛警車上,車上有幾個年輕的警察,他們倒沒怎麼樣我,我坐在車的後面。而小警察們合著車上的音樂在唱歌。
陸續的,一些證實法的大法弟子被劫持上了車,有一位是武漢鐵路公安處的大法弟子,還有一位來自蘇州、背著書包手捧《轉法輪》的女孩,她的眼裏噙著淚花──原來是警察把書中師父的法像撕掉了。一位老年的大法弟子說,大法弟子不流淚。我親眼看見和我在一起的一位女同修被惡人拽著頭髮推進警車。有的警察在翻大法弟子的包,有傳單,他們也拿出來看。有一個大法弟子包裏沒傳單,警察說,沒帶傳單你來幹啥啊?
警車漸漸滿了,準備開車了。一同修說還有一沓傳單在座位下,我想也沒想,拿起傳單拉開窗戶,順手撒了出去。這時車已慢慢滑行,旁邊有一隊好像是日本學生,她們都看見了傳單。警察發現後,氣急敗壞的撲向我,邊用皮鞋踹我的臉邊說,看你挺老實的。周圍的同修在制止警察行惡。警察住了手,讓我在車上蹲著,一大姐說起來坐著。
我們被帶到天安門分局。在一間用於審訊的屋子裏,一個老警察看著我說:「生死非是說大話」[1]呀!我說你也會?他有點得意但沒做聲。後來又有人問我姓名、單位,我拒絕回答。一個警察說是不是得「修理修理」你呀?我沒動心。過了一會有警察來帶我出去,我以為是去「修理」我。我在走廊看到大鐵籠子裏關的都是大法弟子,我隨警察下到地下室,又看見幾個籠子裏關的都是大法弟子,我被關進一個鐵籠子裏,裏面有幾十個各地來的大法弟子。
我們一起背師父的《論語》、《洪吟》,大家都很坦然。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和一些同修被叫出去上了一輛車。雖然大家都沒說話,但眼神都是鼓勵和自信。要開車了,一個聲音說:飛,另一個聲音接著說:起飛。檢查身體的人都在院子裏。十一月份的北京,晚上已是寒氣陣陣,一股涼風吹過,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戰,一個正在給我檢查的年輕醫生可能以為我害怕了,便對我說:沒甚麼大不了的。他問我得過甚麼病,我說原來的心臟不好,消化不良等,煉功後都好了,醫生說都好了?我說,都好了!旁邊一個當官模樣的警察聽到後追問:都好了?我說:「是,都好了!」他聽後立即大聲說:好!那就煉!我說:謝謝!
檢查完身體後,看守所強迫每個人交二百元錢買行李,還是旁邊一位不知名的同修替我墊的錢。完事後我們被帶進走廊盡頭,脫光衣服搜身。然後又盤問我們的姓名、單位等,我不說,一個警察就用電棍「很專業,很仔細」的電擊我的耳朵、脖子等敏感部位,不斷的電擊,使我的臉抽搐、變形,那滋味就像用東西把你的皮膚拽起,擰勁兒,麻、疼、脹一起湧來,真讓人痛不欲生。而中共警察卻在一旁獰笑,還說,看他那臉(已變形)。
在走廊我看到那個電我的小個兒、壯實的警察對一位個子不高、瘦小的不報姓名的大法弟子飛起一腳,結果同修沒動,那個警察卻一下摔了個仰巴叉,他脫口而出:看樣我也得煉法輪功了!
進到號裏已經很晚了,跟我一號裏的還有一位江西南昌的大法弟子。本來號裏每人都要值夜的,牢頭說:法輪大法(學員)辛苦,今天不值夜了。一犯人將一件大衣給我披上。
我走在長長的陰森森的走廊裏,到了審訊室,裏面坐著三個人,我面前的是預審員,右側坐著一個黑臉膛滿臉兇相的人,看樣是個打手;後邊坐著一個官員模樣的人。預審員知道我是大學畢業生,說他是北大法律系畢業的,說,我們可能有共同語言。他問我今天為甚麼來北京,我說這個日子也沒有甚麼特殊的,想來就來了。有些問題我不想回答。預審員就去談其它問題,甚麼民主啊,美國啊,西藏啊,然後突然把話拉回來。我已看透他的用意。每當我不想回答時,那個打手模樣的人幾次想衝上來打我,但終於沒動手。
在問到為甚麼要煉法輪功時,我一字一句的說:「對於一件事,你既可以贊同它,也可以反對它,但是,誰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時,屋裏靜靜的,半天沒人說話。再後來,氣氛變的輕鬆起來。不知甚麼時候,我突然發現,除了預審員外,另外兩個人已不在屋內。整個審訊過程中我內心沒有一絲一毫的怕意,而且像是我在審訊他們,覺得自己很高大,氣勢壓人。
審訊結束了,預審員並沒有馬上走,而是在走廊裏講起了他的一些經歷,他說他審過的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李昌、王治文等。臨走時,說他下個班還找我嘮嗑。我回到號裏的時候,值夜的兩個人說,怎麼這麼長時間,他們很擔心,說沒這麼長時間的(幾個小時)。第二天,牢頭問我是幹甚麼的,我說我是記者,牢頭滿臉不相信的神情,說:你是記者,你是記者,你沒騙我吧?我說我為甚麼要騙你!?
一個吸毒的人說法輪功裏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我說:煉法輪功的幹甚麼的都有。號裏的人對法輪功沒有敵意,一天一個人給了我一根油條。有一次號裏全體出去洗澡,我沒洗,跟一個警察聊天。那個警察黑臉,很兇的樣子,但他說的話卻出乎我的意料,他說:沒招兒,敢怒不敢言。我說你們北京警察甚麼都知道。
有天放風,一個老警察把我和南昌的同修叫過去,說,好好呆著,過幾天就放你們。在被關押的第四天下午,喊我出去,是讓我簽字,準備第二天放我。我簽完字,警察關切的問:回去以後會怎麼處理你?我說我也沒經歷過這種事,不知道會是甚麼樣。
我被非法關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五天,第五天傍晚被釋放,單位和當地的派出所一警察接的我。在返城的火車上我做了一個清晰的夢:考試已經開始了,我才走進考場,一名女老師遞給我一支筆。我悟到:我走出來證實大法雖晚,但是是對的,考試才剛剛開始。
註﹕
[1]李洪志師父詩詞:《精進要旨二》〈心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