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的洪大慈悲讓我從歸正途
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一家中央企業工作。總體說來工作比較輕鬆。我一直喜歡鑽研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易經》，簡直到了著迷的程度，大部份的業餘時間幾乎都花在了這上面。那個時候我不論是上下班，還是出差，身上總帶著兩本書，一本是《周易》，一本是《道德經》，並把這兩本書視為人生圭臬。儘管我如此著迷，可許多人生的疑問始終還是不得其解。
一天，我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夢，夢裏看到滿天的星星。我上中學的時候，就喜歡天文學，還跟同學組織了一個天文小組，所以我對星座也算熟悉。可是這次在夢裏看到的那些星星排列出的星座我都不認識了，都變的跟原來不一樣了，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樣子。
一天下班後，我在公司上網。一位網友給我推薦了《轉法輪》這本書。剛看了《論語》，我就被吸引住了，於是一口氣看了這本書的大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上班就又接著看，就這樣連續三天，我把這本書看完了。當時的感覺就是：我苦苦尋找了多年的東西終於找到了。於是興奮的給網友回信說：「今聞大道，豁然開朗，我心所向，大覺者也。」從此，我走進了大法修煉。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三月。
記得第一次看書的時候，我還在吸煙，當看到書中關於吸煙的那一段，我再一看手裏的煙，就感覺不是滋味，甚至連看都不敢看，一看就想吐。以前多次戒煙都沒成功，這回就這麼輕易就戒掉了。剛看完《轉法輪》，我的腦袋懵懵的，天目這個地方像有個東西在旋轉，一直轉了一個多月。
剛剛得法，師父就給我安排了一個適合學法的環境。公司把我調到另一個部門去協助編寫公司的公司史，這個部門很清閒，我上班後很快處理完工作，剩下的時間幾乎全用來學大法。很快，所有的大法書和新經文我都看了一遍，我還從書店買來大法書和錄音帶、錄像帶、光盤，回家就放錄像看。當時我一個人住單身公寓，干擾不是很多。現在回想起來，這都是師父給我創造的學法環境，因為那個時候距離迫害的時間已經很近了。
四月初我找到了距我最近的東直門煉功點，每天早上四點多去煉功。煉了幾天，輔導員讓我參加學法小組。就這樣，我每週二、四下班後都去同修家學法。
「四•二五」
我參加學法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迎來了第一個重大考驗。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們正在一個學員家裏學法，點上的輔導員向大家簡短介紹了最近兩天天津發生的事情，並且告訴大家，研究會與天津市政府交涉多次都沒能解決問題，有的學員想在明天去中南海向中央領導反映我們的情況。
他們走後，我們學法小組開始討論這件事，有的同修說維護大法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也應該去反映情況。大部份的同修表示支持，就這樣，大家達成了共識：作為一名大法弟子，我們有義務維護大法，我們應該去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於是有的人說搭伴去，有的人說自己去。我是新來參加學法的，跟大家不熟悉，沒有說甚麼。但回來的路上我已經決定明天自己去。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這天一早，我洗漱完連早飯也沒吃，拿上一瓶礦泉水出了門。出租車剛過北海後門，就看見道路兩邊站了很多人。我下了車向府右街走去，到了路口，見有幾個警察站在路中央，把人群分成了兩部份，有些人到了這就不過去了。
此刻我眼前浮現出十年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六四」屠殺愛國學生事件。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上大學，幾乎參加了所有的學生遊行和絕食活動。屠殺前，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廣場向學生喊話，我也正在現場。此刻，學生們被屠殺的情景，復興醫院裏一具具年輕學生的遺體，還都歷歷在目，十年中從未消褪過。
面對眼前的警察，我遲疑了一下，但還是毅然決定走過去。警察見我走過來，用手向裏面一指，示意我站到府右街西側的人群裏。我向裏走了一段，人很多，看不到頭，也不知道來了多少人。我找到一個地方站下，這一站就是一天，從上午九點多一直站到晚上八點多，沒吃也沒喝，也幾乎沒動地方。雖然帶著一瓶水，但因為怕上廁所，一口也沒喝。到了晚上八點多，我想這麼晚了，今天可能不會有結果，於是就先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吉林省分公司的同事打電話來，說臨時出差來北京。我開車去機場把他接到我家。一進門看到桌上的大法書和錄音帶，他驚訝的說：「你也學大法？」我說：「是啊。」他說：「我們一家三口人都煉，我們還有跟師父的合影呢。」他這次來就是聽說很多同修都去了中南海，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他也想去。於是我又開上車從長安街到六部口，進入府右街，但街上異常冷清，除了稀稀落落的幾輛過往的車，連行人幾乎都沒有，彷彿這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只有紅牆外三三倆倆的武警滲透著一絲緊張的氣氛。後來才聽說，在前一天晚上，朱鎔基總理接見了學員，並派人和學員談話，天津問題基本解決了。於是大家很快就都撤離了。
「四二五」之後，氣氛似乎變的有點緊張。從前集體學法一直常去幾個學員家，現在表現出不願再讓大家來了。輔導員在煉功點上談起此事，我聽到後，就主動跟輔導員說，以後學法來我家吧，我就一個人。輔導員說，可以嗎？我說，你們能來我家學法，那是我的榮幸。就這樣我住的單身公寓成為了集體學法點。
考驗和過關
接下來是表面平靜的三個月。我每天堅持煉功、學法，還有每週兩次在我家的集體學法，我感覺自己在突飛猛進的提高著。
「七二零」迫害開始了。真是鋪天蓋地，電視裏、收音機裏、大街上、商店裏、小區裏，無處不在的廣播和各式各樣的標語，到處都是造謠誣蔑的歇斯底里。我聽到許多學員去了信訪辦和中南海，他們被強行送上大客車，然後被送到很遠的郊區。外地的學員也陸續來到北京上訪。
這段時間我們的學法小組還在繼續堅持每週集體學法，但我卻一直在思考該怎麼做。我每天都在關注明慧網的消息，看到報導的大都是各地學員如何克服困難到北京來的消息。我又走訪了一些外地來的學員，跟他們一起交流，他們當中大部份人都在說，現在最要緊的事就是證實法，而那時我對「證實法」的涵義還不是很理解。到了十月份，有一天在明慧網上看到全國各地的學員衝破重重阻攔，紛紛到北京上訪的消息，我忽然悟到，現在正是大法蒙難時期，正需要大法弟子們站出來，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我是大法中的一份子，就應該做我該做的，哪怕是為大法獻身，也在所不惜。悟到這裏，我找到另一個同修交流，他也正是這樣悟的。
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下班後，我約了這個同修，準備去上訪。我的工作單位就在長安街上，我們步行從建國門出發，一路經過天安門廣場，來到府右街上中南海的大門口。我們繞過門口旁停著的一輛警車一直向裏走，被站崗的武警攔下來，我們說我們是煉法輪功的，來上訪。這時警車上下來幾個警察把我們帶到了天安門派出所。第二天，我們單位來人把我接了回去。另一個同修被送到西城區看守所拘留了一週。
接下來，我遇到了真正的考驗。單位把我從派出所接回來，並沒有讓我回家，而是直接送到了單位在郊區建的一個培訓中心。每天派一個保安陪著我一起吃住。黨委書記安排從單位抽調幾個人來做我的工作。一週後，黨委書記要我寫一份保證書。我考慮了一下，就把大法如何好、如何叫人向善、如何給人帶來身心健康等等寫了下來，並且表明了我要堅持修煉大法的態度。
見我態度這樣堅決，單位領導把我送回家。他們找來我的家人繼續做我的工作。這一次我感到了壓力，我那年邁的母親來到單位，在我面前哭哭啼啼，讓我放棄修煉。我意識到這是在過情關，我想我不能被這個情所帶動，於是我堅持修煉的態度沒有妥協，他們見沒有效果，就把我母親送回去了。
回到家，姐姐、哥哥和弟弟又來勸說，這個時候，我的心性開始守不住了，與他們爭論起來。事後，我悟到這又是魔我來了，但我不應該有情緒，不應該用情來對待他們，師父講過：「人要跳出這個情，誰也動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帶動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東西。」[1]想到這些，我的心平靜下來，我知道我要用慈悲來對待自己的親人。
家裏的魔難過去了，又遇上單位裏的考驗。單位領導告訴我，如果我繼續堅持煉法輪功，就只能離開單位。我的工作單位是一家從事對外貿易的中央企業，就是俗稱的「鐵飯碗」。而且再有幾個月，單位就要分房子了，我可以分到一套兩居室。如果這時我離開單位，不但房子分不到，還要搬出現在住的單身公寓。也就意味著我不但要失去工作，而且還將無家可歸。我想起了師父講過的一個博士生為了不殺小白鼠而放棄博士學位的那段法，我想，作為一個修煉的人，有甚麼不能放棄的呢？於是，我對單位領導說我選擇堅持修煉大法，就這樣在一九九九年底，我離開了工作單位。
反迫害，證實法
我一直覺的我悟的是正確的，我從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後悔。但有段時間我還是感到有些迷茫，由於沒有集體的環境，學法煉功也懈怠了。我能做的，似乎就是跟我的親朋好友們講法輪功如何好，政府做的是錯的。但一遍一遍的重複，也讓我覺的有些麻木了。這時候在明慧網上看到了師父在山中靜觀的照片，以及《心自明》這篇經文，我很受鼓舞。
我接觸到了許多外地來北京的學員，他們都是要去天安門的。我發現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艱苦，有的時候十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睡地鋪。我利用自己對北京熟悉的優勢，為他們租了幾套房子。有的學員去了天安門以後就被抓了，出來後找不到原來住的地方，就失去了聯繫。為此，我又把我的聯繫方式告訴他們，讓他們背下來，從看守所出來後就可以跟我聯繫。
每個人從看守所回來的學員，都會讓我聽到一個生動的故事，每一次我都深受鼓舞。有一次，從深圳來了幾個小姑娘，都不到二十歲，非常清純可愛。她們一起去了天安門，幾天後，我接到其中一個人從河北打來的電話。她在看守所裏絕食，不告訴警察她的名字和住址，經受了幾天的迫害，身體非常虛弱。警察就用警車把她拉到河北省一塊荒涼的田裏，把她扔下，車就開走了。她走到縣城給我打了電話，我立刻開車去把她接回來。
有的時候，半夜裏還有人打電話來，我也立即起來去接他們回來。等一起出去的人陸續回來，大家在一起切磋上天安門的體會，每個人都感受到證實法的偉大和在這個過程中的昇華。
有些從外地來北京的學員在去過天安門以後，決定留下來繼續在北京證實法。我們做了很多的事，去掛喇叭、掛橫幅、在牆上噴字等等。有時候看到街上的櫥窗有誣蔑大法的內容，我們就準備好大法的材料，到了夜間，迅速行動把裏面的內容替換下來。我在車裏隨時準備了一些小工具，有時候開車遇到街上掛著反對大法的橫幅標語，就停下車，把橫幅取下來。有時候，我有了怕心，就與其他學員經常交流。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就是在法上提高上來以後，懷著一顆純淨的心，再做這些事就如入無人之境。我在大白天從容的取下標語，旁邊的人就像沒看見我一樣。
到了二零零零年的冬天，外地來北京的學員越來越多，幾乎達到了一個高潮。元旦前我與一部份同修交流，之後很多人在元旦這一天上了天安門。緊接著，中共邪惡集團就在天安門導演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這是邪惡對大法的又一次最瘋狂的迫害。很快明慧網上登出了揭露這次自焚真相的文章，我立刻打印出來，發給其他人。
這時候，明慧網的首頁上每天都會看到師父的一句話：「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2]，我們悟到，當前講真相是最重要的事。我們開始籌備印刷點，有一位北京的學員提供了一台速印機，我在郊區一個安靜的小區租了一套房子，把速印機搬去，又從自己家裏搬來電腦和打印機，有兩個學員專門負責印刷，我負責從明慧網上下載所需內容，同時負責買材料、運輸和對外聯繫。其他留在北京的學員負責出去發傳單。
就這樣我們建起了印刷點，一張張真相傳單和一本本的真相小冊子從這裏傳出，傳到北京的街頭巷尾和千家萬戶。我還與其他資料點建立了聯繫，我們整合資源，互相配合，哪裏需要資料就送到哪裏。
遭遇迫害
一段時間以後，看到我們所做的，心裏有種成就感，思想上出現了麻痺狀態。特別是每次與發傳單的學員交流，他們都談到在發傳單的過程中心性的提高方面的體會。我很羨慕他們，覺的自己也應該去發傳單。而卻忽略了自己正在做的事對於整體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事實上，師父已經開始點化我，例如我開的車開始頻頻出事，幾天之內就被警察罰了數次。剛剛四月初，積分一下就到了十一分。在北京，每個駕照每年只有十二分積分，扣到了十二分，就不能開車了，要參加學習考試後，才能再次開車。我還沒有悟到其中的原因，每天還在繼續開車。更糟糕的是，車又被撞了。這時我應該停下來，認真悟一悟其中的原因，或者找大家交流一下，找一找自己心性上的問題。可是當時我那顆做事的心非常的強，根本就沒有停下來念頭。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我與一位學員一起拿著一些傳單出了門，打車來到金融街，到寫字樓裏去散發傳單。由於沒有經驗，我的包裏還裝著租房合同。我們被寫字樓裏的人舉報，被大樓保安攔住。就這樣，不但我個人被抓了，我們的印刷點也被抄，那兩個負責印刷的學員也被抓了。事實上，還有很多發傳單的學員也由於我的這次失誤被抓了。我對自己做的事懊悔萬分。
我被關在了西城區看守所。在審訊中，任由惡警如何的威脅恐嚇，我沒有說出任何一個學員的名字。他們問我印刷機是從哪來的，因為除了我，別人誰也不知道提供速印機的學員是誰，但我始終都沒有告訴他們。
我被當作第一被告，被判了十三年。由於我在法庭上與法官爭辯，被指藐視法庭，所以被判的最重。
「轉化」 誤入歧途
二零零二年二月，新年剛過，我被送往遣送處。大約兩個小時後，又被送上了一輛警車，由三個警察押送，一直把我送到了天津茶澱的前進監獄九分監區。當時北京市被判刑的男法輪功學員全都關押在這裏，大約有四十幾人。
在監區裏首先見到的三個獄警是：指導員曹利華、副指導員朱志華、實習警察劉光輝（劉光輝由於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現在已經升到「指導員」的位置，並被登上了明慧網的「惡人榜」）。他們想給我一個下馬威，說了一些恐嚇的話。我告訴他們：既然來了這裏，我就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們虐待我，我會以死抗爭。他們沒再說甚麼，把我送到監舍，派了三個包夾看著我（「包夾」是中共監獄和勞教所專門為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而設的一項特殊制度，即由其他刑事囚犯二十四小時監視法輪功學員，並且每天彙報情況。他們制定了包夾職責，要求每個包夾必須把這些職責背下來，且不許法輪功學員知道其中內容。這項制度是非法的，所以不讓法輪功學員知道。）
他們開始做我的「轉化」工作。先是指導員單獨找我談話，然後是劉光輝找我談，都沒有結果。後來他們又找來幾個已經被「轉化」了的邪悟者來跟我談。他們給我講他們「轉化」的過程，說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一直試圖轉變他們，把師父的經文告訴他們，告訴他們「轉化」是錯的。但我的話在這裏顯得很無力。他們最基本的理由就是，我們是做好人的人，不應該跟政府作對。雖然我沒有被他們的道理所打動，但心裏卻一直在思考，為甚麼我會來到這個地方？為甚麼我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一想到「轉化」，我就感到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當時的感覺就是寧願死去也不能被「轉化」。
我想到去死，可是我又想到師父講的法，煉功人不能殺生，自殺也是有罪的。此時邪惡正在利用他們導演的「天安門自焚事件」大做文章，誣蔑法輪功讓人自殺，如果我這樣做了，豈不正讓他們找到證據，所以我不能這樣做。但是我還是要面對「轉化」這件事。過了一段時間，我想我應該向內找一找，是甚麼原因讓我總是處於這個困境之中。我發現自己有一顆怕心，害怕被「轉化」後不但會前功盡棄，而且還可能面臨著被淘汰的命運。記得剛得法的時候，我曾是那樣的信心十足，下決心一定要堅修到底，可現在面對著這樣艱難的選擇，我的確感到有些迷茫。此時我意識到，正是由於這顆怕心，導致了自己被迫害的發生，我應該放下這顆怕心。
然而，我沒有意識到，我又在走入另一個陷阱。我漸漸的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接受了「轉化」的思路，並且反而覺的「轉化」是一種昇華。就這樣，我誤入了「轉化」的歧途。
接下來，由於顯示心和歡喜心，我又成為了中共「轉化」別人的工具。現在我悟到，師父講過：「顯示心加上歡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3]而我恰恰就是在這方面有漏，被魔鑽了空子，我津津樂道的把我邪悟的體會講給別人聽，還以為是在幫助別人。就這樣，很多人也都「轉化」了。
在監獄服刑的後幾年，我開始反思自己從前的所作所為。我意識到自己有很多執著心，由於有怕心，使我遭受了迫害，並且被「轉化」；又由於自己的顯示心和歡喜心，被邪惡所利用來「轉化」別人；由於爭鬥心，我對別人很苛求，不肯原諒別人；由於妒忌心，我經常看不起別的同修，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致使錯過了許多向內找的機會。當我看到自己這些心的時候，我開始為從前做的事感到後悔。
師父的洪大慈悲讓我從歸正途
從二零零二年二月到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在前進監獄九分監區熬過了整整十年。二零一二年二月的一天，我的弟弟、姐夫，還有兩個大學同學把我接回家。
到家後，我上網找到了所有的大法書以及經文和講法，開始如飢似渴的學法。我又找到了其他的同修一起交流。在這個過程中，我明白了在獄中的「轉化」是徹底錯了，開始後悔自己從前的所作所為。有一段時間，我陷入了極度的悔恨和自責當中，情緒低落，甚至有時覺的，我做了這麼多錯事，師父還會要我嗎？
我在明慧網上發表了嚴正聲明，否定了「轉化」的錯誤行為，表示要從新回到大法中來，繼續修煉，做好三件事，挽回損失，走好以後的路。
這時，我真切感受到了師父洪大的慈悲，師父從沒有放棄我。例如，出獄不久，就讓我順利找到了精進的同修，他們幫我安裝電腦，教我上網的技術知識，讓我很快溶到修煉的環境中。煉功時，很多時候不自覺的就會止不住的落淚，有時開車走在回家的路上，聽著濟世和普度的音樂，也會止不住的流淚，有時還會感覺到師父正用慈悲祥和的目光在看著我。我悟到師父在用這種方式給我鼓勵，師父從來沒有因為我的邪悟而放棄過我，而是用各種辦法讓我回到了大法當中。師父利用這個過程暴露了我許多的心，讓我看到，從而去掉。同時，我還悟到，師父也在用這種方式告訴我甚麼是真正的慈悲，並且讓我也要修成這樣慈悲的生命。
學法中，我還悟到了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法理。有一次我在一個商場的停車場停車，天下著雨，視線不好，我在倒車的時候不小心把後面的車撞了一下。我立刻下車走過去，車主是位女士，我告訴她別擔心，我會賠償她損失，我把我的電話留給了她。一週後，她打電話來，我們約好了地方。出門前我想起師父講的法：別怕有麻煩，別人不給我們製造麻煩，我們還沒機會給他講真相呢。我悟到這不正是講真相的好機會嗎？於是我找出一個口袋，裝上一張神韻光盤，一本《九評共產黨》的書，一本明慧網下載打印的真相小冊子，還有一個護身符。見了面，我先把錢給她，然後又把口袋遞給她，告訴她口袋裏面是甚麼，接著就給她講起了真相和「三退」的事。很快她同意「三退」，我幫她起好化名之後才跟她分手。這次撞車雖然是壞事，但我藉這個機會救度了一個生命，這才是更有價值的，同時壞事也變成了好事。
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也是自己的心性提高、昇華的過程。這期間我經歷了許多的阻礙，有身體的消業，有外來的干擾，等等等等，我多次發正念清除邪惡的干擾，終於完成了我的心願──坦誠的與同修們交流，並希望得到同修們的幫助與指正。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修煉心得，有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
感謝師父的慈悲救度！ 合十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理性〉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