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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朱玉蓮、李世霞、鄧桂英三人被迫害經歷
中共在1999年7月發動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但是並沒有改變真正修煉者的意志，為將法輪功真相傳播給更多被中共謊言欺騙的世人，朱玉蓮、李世霞和鄧桂英都曾遭中共迫害、騷擾，以下是她們三人被迫害經歷：
朱玉蓮曾被非法拘留、洗腦、判刑迫害
我叫朱玉蓮，今年53歲，家住昆明市官渡區新草房北村13號，在家務農。1998年3月，那時40來歲，身體還可以。只是有一次得了感冒病，才上醫院打了一兩次點滴，就花了兩三百元，覺得醫藥費太昂貴了，老百姓看不起病。之後碰到幾個熟人，就說起這件事，其中一個熟人就說煉法輪功對祛病健身有奇效，現在煉的人也很多，附近就有個煉功點。之後我就到昆明市工人文化宮去參加集體煉功，當時文化宮是昆明市比較大的煉功點，每天早上都有幾百人在那裏煉功。我家新草房村也有一些法輪功學員煉功，村委會就專門騰出一間房子給我們集體煉功學法。
我修煉前雖然身體不錯，但是脾氣很糟，經常和丈夫發生矛盾，吵架打罵的事時有發生，修煉了大法後，我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煉自己的心性，再也不跟丈夫吵架了，心情也愉快了。
1999年7.20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後，新草房村委會無奈將原先提供給我們集體煉功學法的房子收回去，集體修煉的環境就這樣失去了，家裏人看了電視也受中共邪黨毒害，也不讓我煉了。
2000年4月4日，我和其他60多位法輪功學員一起到雲南省省委信訪辦上訪，到那之後我們要求反映我們修煉法輪功的真實情況，然而讓我們簽名後，卻對我們非法拍照，沒有讓我們說話，就把我們用大客車拉走了。我被拉到菊花村派出所。當時送我到派出所的警察一個叫楊世龍、一個姓谷的以及其他三四個警察不知道名字。到派出所後對我非法審訊，這幾個警察問我是誰叫我去的，為甚麼要去。審訊完後給我照像、然後讓我滾手印。之後把我關在菊花村派出所的一間小黑房子裏，房子裏又黑又臭，就這樣關了我三天。三天後把我送到官渡區涼亭行政拘留所拘留了我十五天，讓我在暴曬的太陽下撿豆，十五天後我從拘留所回家。
2001年1月3日，我正在家裏，新草房村婦女主任丁桂華陪著我將我帶到昆明市官渡區耀興民族文化度假村，官渡區610（中共為迫害法輪功學員而成立的凌駕於公、檢、法、司的非法機構）辦的強制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洗腦班。
丁桂華在洗腦班陪了我五天，五天之後又換了一個叫王會仙的人。官渡區國保大隊的馮軍等人全天都在那裏，那次共有將近10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那裏。在洗腦班裏，每天逼迫我們法輪功學員看誣蔑誹謗法輪大法的視頻，偽善的讓每個人談自己的想法，還有以蔡朝東為首的人到洗腦班散毒，誣蔑誹謗法輪大法，強行逼迫我們放棄信仰，違心的寫所謂的不修煉的保證。官渡區區長、副區長也跑到那裏去胡說八道。我在這裏被非法關押了15天，身心受到了很大的傷害。15天後，新草房村我們隊一個叫湯志榮的駕駛員開車把我接回，回家後，副隊長湯偉還找到我讓我寫揭批書。
2008年2月16日，大年初五，上午九點多鐘，我和法輪功學員鄧桂英（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職工）到昆明市小板橋織布營村向當地民眾贈送大法真相資料《大拜年》、《晨熙》、《天賜洪福》、《九評共產黨》，被一個不明真相的保安給阻攔住，隨即將我們帶到小板橋派出所，半小時後官渡區國保大隊的馮軍就帶著一個警察趕到小板橋派出所，就對我們非法搜身、照像，將我和鄧桂英分開關押。中午12點多，派出所的警察都去吃飯了，我看沒人，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2月17日，官渡公安分局馮軍帶著十幾個人到我家裏來抄家，當時我不在家。他們搶走了我的《轉法輪》、《精進要旨》等大法書籍、《解體黨文化》、《明慧週刊》等，這次抄家是由我們村副隊長李明春領著馮軍一夥人來的，把家裏翻的亂七八糟。抄家後，新草房村所屬的五里多辦事處的袁玉春打電話給我弟弟，讓我弟弟轉告我去菊花村派出所一趟。我回家後，弟弟和丈夫就陪著我一起到菊花村派出所，從下午四點多一直等到八點多，馮軍開車來後，叫派出所小保安把我拉到車上，開車把我帶到官渡區國保大隊，對我照像後把我送到官渡區看守所非法關押。
在官渡區看守所期間，一個叫陳紅梅的警察來看守所審問我，問我住在哪裏，家裏成員有哪些，為甚麼要煉法輪功。我在官渡區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九個多月，昆明市檢察院對我非法逮捕，8月 11日下午1點昆明市中院對我和鄧桂英非法開庭，在送去中院的路上，警察給我們戴上黑頭套，還將我倆的兩手反銬在車子上。到了昆明市中院，將我單獨關在中院的一間地下室裏，一個法警拿一根電棍電我，火花四濺，我當時高喊：「法正乾坤，邪惡全滅！」法警嚇的趕緊收起電棍，再也不敢電我了。將我關在這間地下室半個多小時後，才把我帶到法庭開庭。
我在庭上看到我的家人沒有來，我就問法官為甚麼家人沒來，沒有人回答我，只記得審判長姓朱，公訴人姓吳。當庭對我誣判兩年，鄧桂英三年。開庭結束後，我回到看守所就開始煉功，找到駐所檢察官、副所長，講我修煉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並要求上訴。然而雲南省高院依然維持邪惡的原判，11月28日我和鄧桂英一同被送到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
送到監獄後，我被關進九監區，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整整16個小時逼迫我坐小板凳，每天只讓上四次廁所，還要逼迫我寫所謂的思想彙報，強制我放棄信仰。四個月後我被分到第四監區強制奴工，縫錢包，串珠繡，每天早上6點到晚上10點半，做不完還要罰。
2010年2月17日從監獄回家，我的丈夫來接我時，監獄一個姓吳的警官還對我丈夫說讓他回去好好看著我。2010年十一國殤日前，官渡區國保大隊警察打電話給五里多辦事處袁玉春，向辦事處施壓，叫我寫不修煉的保證書。
李世霞曾遭派出所非法扣留、按手印、拍照
我叫李世霞，今年65歲，家住昆明市新草房北村3號。從小就莫名的胃疼，查不出原因，臉色很黃，被別人誤認為是肝炎，到醫院看病，其他病人都躲的遠遠的，每次胃疼，就疼的在床上打滾。1997年底，我聽說修煉法輪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就走入了大法修煉。通過學法煉功、修心性，胃疼徹底好了，家庭關係也十分融洽。
1999年7月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東站派出所的楊世龍將我們修煉法輪功的學員叫去讓我們交書，表態不煉。我都沒同意，楊世龍就追到我家，我告訴他我的身體是煉法輪功煉好的，不交書。
2000年4月4日一早，我到雲南省省委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省委信訪處接待的人就讓我們簽名。當時同去的法輪功學員將近60人，簽完名之後就讓我們到院子裏對我們每個人拍照。之後來了三輛公交車，我被拉到菊花村派出所，審問、按手印後，當天就回家了。
2011年10月27日我和鄧桂英（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職工）一起到昆明晉寧城向世人贈送神韻光碟、真相小冊子，被兩個保安給我們綁架。上午11點多，來了一輛公安的車，將我們帶到晉城公安局，兩個警察守著我們，把我們包裏的真相小冊子、護身符、《九評共產黨》、《全球公審江澤民》的資料全擺在桌上，我和鄧桂英就對進來的一批一批的警察說：「快看看這些資料，我們就是來做這事的！」警察看完了就悄悄的走了，甚麼也沒說。等到當天下午四點多，警察給我們買了盒飯，對我們說：「你們回家吧！」我們倆就回家了，真相小冊子就留給警察們看了。
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退休職工鄧桂英被迫害經歷
今年70歲的鄧桂英老人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退休職工，1997年修煉法輪大法後，身體健康，道德昇華，從大法中深深受益的她主動加入了弘揚大法的行列，將大法的美好弘揚給更多的世人，即使在1999年7月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製造鋪天蓋地的謊言欺騙世人的壓力下，鄧桂英老人依然沒有停下弘揚大法、講清真相的腳步，以下是她自述遭受非法抓捕、判刑的經歷。
我叫鄧桂英，今年70歲，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職工，家住昆明市吳井路663號。
1997年6月我走入法輪大法修煉。退休前我的身體就很不好：低血糖、頭暈、婦科病、風濕關節炎。我看到鄰居一位原先癱瘓的人，突然能站起來了，我非常驚訝，就問她有甚麼靈丹妙藥。她告訴我她修煉了法輪功，從一個癱瘓的病人變成一個健康的人了。我聽後頓時表示自己也要煉，我是出了名的藥罐子，可是吃多少藥都不見好轉，從鄰居身上我看到了只有修煉大法才有希望。
於是我就跟著鄰居去工人文化宮的煉功點煉功，不到一個星期，李洪志師父就給我淨化身體，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吃過一片藥了，身上的病也都不翼而飛了。法輪大法太好了，我也走入了弘法的行列，將大法的美好主動的弘揚給更多的人。
1999年7.20中共邪黨鋪天蓋地造假宣傳誣蔑法輪功，我看了電視後大哭一場，覺得這麼好的功法不給煉，覺得自己活著都沒意思了。
2001年前吳井路居委會主任李玉珍找到我，叫我交出大法書，我們單位工會主席魏蘭英、保衛科胡代高也來找我，叫我不要煉了。我說：「我煉法輪功身體好了，這麼好的功法怎麼不讓煉呢？」依然堅持修煉。我們單位保衛科蔣文昆、負責倉庫管理（我退休前是倉庫管理員）的朱雲還找到我老伴，讓我老伴通知我到辦公室去，我到辦公室去後，他們就說讓我不要煉了。
東站派出所的三四個警察也跑到我家，當時我兒子也在家，警察就對我兒子說，叫我兒子管著我，不要讓我出去，還讓我兒子寫個保證書，保證管著我不讓我出去。
這一切我都不理睬，我堅信大法是正法，中共的迫害不會長久，我依然堅持出去講真相、發資料。
2008年2月16日大年初五，上午九點多鐘，我和朱玉蓮（昆明市新草房村北村村民）到昆明市小板橋織布營村向當地民眾贈送大法真相資料《大拜年》、《晨熙》、《天賜洪福》、《九評共產黨》，被一個不明真相的保安給阻攔住，隨即將我們帶到小板橋派出所，半小時後官渡區國保大隊的馮軍就帶著一個警察趕到小板橋派出所，就對我們非法搜身、照像，將我和朱玉蓮分開關押。
當天下午三點多鐘，馮軍帶著一男一女兩個警察到我家裏抄家，搶走了我的大法書，師父各地講法以及師父的講法光碟，還有煉功磁帶、《明慧週刊》、法輪大法好的書籤。抄家一個多小時也沒有出示搜查證，搜查清單給我老伴簽字卻也沒有留給我們。抄家後將我送到官渡區看守所非法關押，到看守所已經是下午7點多鐘了。我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9個月，期間昆明市檢察院對我和朱玉蓮非法逮捕，8月 11日下午1點昆明市中院對我和朱玉蓮非法開庭，在送去中院的路上，警察給我們倆戴上黑頭套，還將我倆的兩手反銬在車子上。此次開庭的審判長姓朱，公訴人姓吳，當庭對我誣判三年，朱玉蓮兩年。我們都不服判決，要求上訴。然而雲南省高院依然維持邪惡的原判，11月28日我們倆一同被送到雲南省第二女子監獄。
送到監獄後，我被關進九監區，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整整16個小時逼迫我坐小板凳，每天只讓上四次廁所，還要逼迫我寫所謂的思想彙報，強制我放棄信仰。四個月後我被分到第四監區強制奴工，縫錢包，串珠繡，每天早上6點到晚上10點半，做不完還要罰。我在監獄兩年多的時間只給洗了三次被子。2011年6月16日我從監獄回家。回家後我仍然走出發資料、講真相。
回家四個月後的2011年10月27日我和65歲的法輪功學員李世霞（家住新草房北村）一起到昆明晉寧城向世人贈送神韻光碟、真相小冊子，被兩個保安給我們綁架。上午11點多，來了一輛公安的車，將我們帶到晉城公安局，兩個警察守著我們，把我們包裏的真相小冊子、護身符、《九評共產黨》、《全球公審江澤民》的資料全擺在桌上，我和李世霞就對進來的一批一批的警察說：「快看看這些資料，我們就是來做這事的！你們趕緊看看！」警察們看完了就悄悄的走了，甚麼也沒說，一批警察看完又進來一批。等到當天下午四點多，警察給我們買了盒飯，對我們說：「你們回家吧！」我們倆就回家了，把救命的真相小冊子留給警察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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