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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亞芳自述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遭受的折磨
下面是孫亞芳女士自述在女子監獄期間遭受的各種酷刑迫害。
我二零零二年被居住地公安局劫持、非法判刑，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迫害了三年。剛到監獄就被獄警們扒光了衣服進行了所謂的檢查。被認為是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就被關進了小號，這種小號四面牆壁，只有一扇鐵門，小號內的板鋪上有固定的鐵環，他們將我雙手從後面用手銬銬上後又銬在鐵環上，這樣就只能是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我被連續銬了四天四夜，手被銬腫了，屁股被木板床硌壞了，令人疼痛難忍。
從小號被放出後我就被送到了集訓隊，在集訓隊被強行轉化迫害了一個月後又被分到了第三監區。三監區是生產監區，每個人每天要被強迫幹十一、二個小時的活，開始的時候是挑牙籤，每人每天必須完成強加的定額。不久又改成排麻，就是將腐水泡過的一捆捆的麻挑出裏面的雜質，這種活對人身心會造成很大的傷害，粉塵飛揚、臭氣熏人，每天每個人還必須要完成定額，否則不許收工、不許吃飯、不許睡覺。
在殘酷的迫害下，我們二十五名法輪功學員以抗勞反迫害，這樣就惹怒了監獄的惡警們，他們就強迫我們坐在非常小的塑料凳子上一動都不許動，從早坐到晚，幹活的人都收工了也不許我們動，誰稍微動一點就要招來一頓毒打，這樣迫害了四十八小時後他們又加重了迫害。
我記得那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那天大隊長楊華調來了所謂「防暴隊」（地地道道的施暴隊），都手持電棍，他們瘋狂的對我們邊電邊打，拳打腳踢，然後又將我們強行拖到沒人能看到的隱蔽處，逼迫我們站在風雪中凍著。強制站了一整天後，惡警楊華還覺得不夠，叫犯人用剪子把我們的頭髮都剪到了耳朵上面，在這期間一直沒有停止對我們的毒打。
就這樣連續幾天的迫害後又加碼，惡警們又指使犯人扒光我們的棉衣將我們往雪地裏按，我們反迫害就站起來，楊華就命令犯人用腳踩著我們。這樣幾天後，他們又變換了迫害手段，強制我們排成隊，往前跑，有人跑不動了就是拳腳加電棍暴打，夜間也不許進屋，把我們放在門廳開著門整夜的站在那裏凍著。
這種殘酷的迫害一直持續了二十幾天，這期間由於我一直都在反迫害，由於不配合，惡警就命令犯人扯住我的兩腿在雪地上拖著走，衣服從裏到外都被拖爛了。後來他們又每天派四個人早晨把我強行抬出去，晚上我不回來，就又強行將我抬回來。就這樣的摧殘迫害下，有的法輪功學員手腳被凍黑了、有的耳朵、臉被嚴重的凍傷了，當時我已經被折磨的咳嗽、氣喘、晚上不能躺下睡覺。經過這次反迫害，我們徹底抗拒了這種勞役的迫害。
後來九監區又成立了強制轉化班，我又被強制參加轉化，剛進去就被強制看污衊大法師父和大法的錄像，我不看就被犯人趙燕玲打嘴巴，之後惡警賈文君指使犯人張春豔、楊秀芹念污衊大法的書，我把書給撕了，楊秀芹就用她穿著的皮鞋猛踢我的腰，並揚言說要把我的腰子給踢出來，致使我腰痛難忍，一個多月後才不疼了。
邪惡的強行轉化期間，對每個法輪功學員，惡警都安排了兩個犯人進行包夾，監獄許諾給能轉化的犯人減刑，在這種利益的誘惑下這些包夾的犯人們每天不斷的變換著招式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著非人的迫害。我們有五名法輪功學員被同時鎖在四監室裏，組長指使楊麗君等輪著打我們的嘴巴，法輪功學員何文珍被打得鼻口出血，我被打得頭暈目眩，這時我想不能一味地承受，可是怎麼辦呢？我突然看到了門口的報警器，我猛地跑過去將其按響，並對監控的惡警說，是誰給你們的打人的權利，她們這樣打人你們為甚麼不管？可是回應的是一頓惡毒的謾罵。她們打累了就休息，這時還得逼著我們站著、跪著、蹲著，或者就是一動都不許動的按著他們要求的姿勢坐著，只要是稍微動一點就是一頓毒打。
惡警們每天都念污衊我們師父和大法的書，並要求寫心得體會、思想彙報，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講真相。中共邪黨每年都會給監獄撥用於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專款，監獄為了達到轉化率，每天早上都開會專門研究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措施，不停的變換著迫害方式，除上面提到的之外，常用迫害的手段還有長時間的強迫站、蹲、跪、跑、凍、上大褂、大背銬、燒頭髮、拔陰毛、扎針、用膠帶封口餓、不讓上廁所、不讓睡覺、整天不許說話。有一次我和大慶同修劉桂芹因上床睡覺，就被犯人何清豔、劉豔、趙豔玲用毛巾捂住嘴抬到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暗室（空屋，窗戶已擋死），她們把我扔到地上，正要實施迫害時有人送來了指令，說我再有五天就出獄了，不要留下傷痕避免惹麻煩，我才避免了一次惡性迫害。我提出要見大隊長談話，可他們對沒被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一律不見，我就要求她們借給我紙筆，給雁大隊長寫了七張紙的勸善信。
非法判刑到期了，可是監獄還不放棄迫害，惡警賈文君繼續勾結當地公安局和610，他們妄圖繼續將我綁架到洗腦班進一步迫害，我堅決反迫害，邪惡的陰謀沒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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