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從千里之外去北京見一位同修。我對北京火車站不熟悉,到站後,隨著下車人流出站。走著走著發現身邊人漸漸沒有了,我就憑感覺繼續往前走去出站口,突然看見一個農家院落似的小門,不知有沒有兩米寬,以為那就是出站口(沒乘過幾次火車啥也不懂),就從那門裏走了出去,確實到了站外。
當時沒多想出來後就去找同修了,但這個景象一直沒忘。幾年後在外面經歷多了,多次進出過大小火車站,我再回想這件事,才明白自己當時不是從北京火車站正的出站口出來的,不論哪個車站出站口外應該是個廣場,有人、有車接站很熱鬧,而我出來的那個門外是個小巷,兩邊是民房,門口有兩三輛黃包車,其它甚麼都沒有,也沒人冷冷清清,我後來想大概是個側門,這事想想也就放下了。
今年有一次煉功時,腦子裏突然閃出「邪黨兩會」這個事,我一下又想起這次出站的情景,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不覺淚流滿面。那次我去時,北京正開「邪黨兩會」,戒備森嚴,當時我流落在外對這個一點都不知道,更何況那是二零零三年,還是迫害高峰時期,各地便衣、六一零惡人雲集北京,火車站是惡人監視、抓人的地方,而我沒有一點防備之心,當時我如果從正常出站口出站危險可想而知。我是隨著人流一起往外走,怎麼會一個人稀裏糊塗走到那個小門去了。這明明白白是師父在保護我,把我送到那個小門,讓我安全出了站找到了同修。
(二)
在二零零四年,在一個迫害嚴重的省會城市,我來這城市找同修拿資料,我把同修給的資料放背包裏去火車站乘車。第一次來對這兒不熟悉,我買好票離發車只有一刻鐘了,售票員叫我出門向右跑快點去上車,我拎起包向候車室的方向跑去,進門就是安檢,我把背包準備放安檢儀上,另一隻手拿著票。這時只見那個女安檢員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我說:某某某次的車要開了(我的車次)。我趕緊說:「是啊,我急死了,我不安檢了,啊?我不安檢了。」
我微笑著邊徵詢的問她,邊向裏挪動腳步,那個安檢員光笑不說話。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當她默認了,拎著包向著我認為的檢票口衝去,因為只有那個口是開的,檢票口沒檢票員,屏幕上甚麼顯示也沒有,我跑過檢票口腦子裏正想不知該往哪兒去乘車,只聽樓上有個男聲說:「快點往前走,往右拐。」
我很奇怪,因為光聽聲、不見人,我抬頭喊:「你是對我說的嗎?」有個中年男士在樓上出現,用手指著方向又說一遍,我想:你又沒見我的票你怎麼知道我乘甚麼車?我半信半疑向他說的地方走去,一拐彎我的車就在眼前。上車後還等了好長時間才開車,在這個陌生的車站,從買好票到坐到車裏大概也不過五分鐘,還躲過了安檢,連一步冤枉路也沒多走。師父時刻在身邊呵護著我。
(三)
還一次二零零七年,這一次是與邪惡面對面交鋒。我送家人同修到車站乘車,我們把兩個大包放上了安檢儀,同修的包被幾個安檢攔下了。我問:「甚麼事?」安檢說「把光盤拿出來檢查。」我邊彎腰拿包邊對同修小聲說:「發!」意思發正念。在那瞬間我閃過幾個念頭:「求師父保護弟子,叫光盤放不出」「沒想到在這栽了」「這下家裏完了,但大不了一死吧,千年等待不就這一回嗎!」真的生死關頭反倒鎮靜了。一個安檢員過來要拿我包,我一下把他的手推開,想也沒想衝口而出:「別動!我包裏有東西!」
事後我都覺得這話可笑,可我當時腦子就想:「我包裏都是資料怎麼能讓你翻呢!反正一死,對你們態度好一點硬一點也無所謂,不在乎惹怒你們。」那安檢員竟默默轉身走了。我一抬頭看到同修已獨自朝前走了。
我包裏光盤有兩種,一種已包裝好放一小包裏,一桶是刻好的裸盤,我手伸包裏把那桶裸盤掏出來給安檢,同時發正念叫它們放不出。他們把盤拿去後又讓我再把大包放安檢儀上,他們都到屋裏檢測光盤去了,我迅速把大包裏那個裝光盤的小包拿出,放安檢儀邊的地上,大包檢過後我又馬上把小包放進去(這是大站,有兩個進站口,我進的這個口是小進站口沒多少人,只有一個安檢儀)。這時他們一幫人從屋裏出來把光盤遞給我,用懷疑的眼光盯著我:「這麼多光盤怎麼都放不出?」我說:「這是新買的光盤,把票還給我車要開了!」
我追上同修,他說,「我一直發正念知道沒事的。」(講這麼多也只是十分鐘之內發生的事)。把同修送上車後,我開始擔心他到站後的安全,我知道那邊終點站出站口經常有警察隨機搜包。我走向車門想上車提醒他,兩三個列車員圍過來笑著問:「你要幹甚麼?」我說:「我要上去叮囑他幾句話。」他們說:「沒事的、沒事的、不要上了,快開車了。」我沒好意思上車退了回來,可又一想萬一出了事,後悔可就來不及了,我又走到車門要上車。這時最起碼四、五個列車員堵在車門口七嘴八舌:「沒事的,沒事的!」「你放心吧,放心吧!」他們那親切的東北口音、滿面的笑容,又讓我沒好意思硬往上闖。最後同修平安到家。
當時剛經過驚險一幕還沒回過神來,過後一想「那不就是師父借常人的嘴在安慰我嗎?」
個人經歷與體會,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