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上海女子監獄迫害的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是中國的第一大城市，表面經濟繁榮，外商雲集，高樓林立，整個城市似乎與世界其它國際大都市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光鮮的外表背後卻隱藏著重大的罪惡──對法輪功信仰者的殘忍、陰毒的迫害，現在我就以我的親身經歷揭露上海女子監獄對我的迫害。

我叫李紅，家住上海松江區，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因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國保科警察錢偉平、金曄等人非法劫持並被非法抄家，後被上海市松江人民法院誣判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在松江看守所被非法扣押了近十月後，我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監獄。

圖：上海女子監獄光鮮的外表

上海市女子監獄地處上海市松江區泗涇鎮，從外表看，女子監獄有精良的建築、華麗的外觀。監獄大門一側辦公區外牆非常氣派，牆上貼的都是玫瑰紅牆磚，獄警的辦公樓窗口還點綴著盆花，監獄裏也是花團錦簇，被譽為「執法楷模，重視女權」，二零零七年七月還被司法部批准為「部級現代化文明監獄」，但是實際上這裏卻是真正的人間地獄，我在這裏度過了三十個月生不如死的日子！

一、入監壓力

剛進女子監獄，就感覺一種壓力撲面而來。從劫持我的車上下來後，有幾個身穿囚衣的犯人在等著我，在獄警的帶領下，這幾個犯人把我夾在隊伍中間帶到監室，這些人有的是經濟犯，有的是詐騙犯，有的是搶劫犯，有的是吸毒犯，她們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有一個共同點是：他們自己的精神彷彿是不存在的，一切行動都看獄警的眼色行事。

上海女子監獄現有五個大隊，其中一大隊是後勤大隊，主要關押近期犯（刑期還有三個月左右的犯人）和經濟犯；二大隊是入監隊，即新收犯中隊，所有新到犯人在此整訓三個月後分流，和文藝小分隊；三大隊和四大隊為勞役大隊，年紀輕的全部被分到此大隊；五大隊則為「法輪功專管大隊」，對外宣稱政治學習大隊，女子監獄的法輪功學員大多被劫持於此，但也有若干堅定的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在其它大隊進行單獨迫害。

五大隊位於女監老樓四樓（女子監獄共有兩棟樓，老樓四層，新樓五層），分為東部和南部兩個中隊，東部為嚴管區，南部為寬鬆區（勞動區，一些他們認為「轉化」不了的法輪功學員和「轉化」邪悟的，在這裏被強制勞動，且不得與其他法輪功學員接觸，因此，被稱為寬鬆區），中間是大廳和獄警辦公室；每個中隊有十到十一個監房，每個監房為十八平方、十二個床位，每個房間窗上裝有一個攝像頭，後又在對面的門旁裝了一個監聽的，在房間裏任何地方說話，獄警都能聽到。五大隊還有一個有別於其它大隊的設置：門崗。每個中隊抽兩個獄警信得過的犯人作門崗，全天二十四小時值班，每十分鐘巡樓面一次。此舉主要是針對法輪功學員，甚至連晚上的睡覺的姿勢都要記錄，因為她們要防止誰睡覺時煉法輪功。我入監後被分到五大隊的東部嚴管區。

每一個入監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安排有幾個負責監視和「轉化」她們的犯人，他們都是獄警挑選的所謂信得過的犯人。上海女子監獄可以說是人間地獄，氣氛森嚴恐怖，這裏的獄警把犯人當作搖錢樹，從外面接很多手工活，給每個犯人定很高的勞役指標，這個勞役指標是年輕力壯的犯人竭盡全力每天花十幾個小時的時間都很難完成的，完不成勞役指標就意味著要扣分、扣錢、受罰，不能減刑，而在監獄裏的人都想早點出去，獄警就把迫害法輪功學員當作減刑、減勞役指標的籌碼，所以那些想減刑又不想做勞役的犯人，就會積極配合獄警凶殘的迫害法輪功學員，而且這些人都是先被進行過所謂的培訓（洗腦），對大法和大法弟子充滿著敵視，她們中有些人是緊跟惡警，死心塌地自己想出各種法子折磨大法弟子，有的是良知未泯、一時被矇蔽才做這樣的事。

送我進監室的那幾個人就是包夾我的犯人。剛進監室時，我很想與她們友好相處，她們也與我笑臉相待，可當她們說出誣蔑法輪功的言辭並要我放棄修煉而遭到我拒絕時，她們一剎那就變了臉色，開始對我惡言相向。也許看我有大專學歷，女子監獄安排包夾我的人中有幾個是有大專或本科學歷的，她們能言善辯，有的還曾經皈依佛教。當然，監獄也配備了兇惡的犯人當包夾，當軟的不行，惡的就上場，軟硬兼施，對我實行車輪戰。

二、強制洗腦

在女子監獄，獄警把被關押的人分成A、B、C、D、E五個等級，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是屬於最低級E級──嚴管級的，每天二十四小時被包夾看管，屬於女監中的「人下人」。

每天早上起床後，其他犯人都可以依次去洗漱間刷牙洗臉，可以去廁所大小便，但我只能在監室用薄薄一層覆蓋水盆底的一點水洗臉刷牙；而且在大小便後、吃飯前都不允許洗手，當我每天用黑乎乎的手抓饅頭吃時，心裏非常痛苦。大小便是每個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因為我不「轉化」，就不准去廁所，每天只能在一個很小的痰盂裏大小便，而這個痰盂是獄警強迫一個年輕的犯人幫我倒，她每天倒痰盂都要對我百般辱罵，有時候痰盂滿了，想大小便就只能憋著，或者儘量少進食以減少大小便。因為每天必須在所有人面前大小便並受到辱罵，我的精神壓力特別大。

上海女子監獄規定在冬天可以每週去淋浴房洗一次淋浴，兩次淋浴期間可以去洗漱間洗一次頭髮，但我不能洗淋浴，只能在三個人的監視下每週用半鐵桶熱水在透風寒冷的房間洗澡，凍得我直打哆嗦，在旁邊監視我的犯人還在不停催促，而且也不允許我在兩次洗澡期間洗頭髮，我的頭皮經常癢得被我抓出血。一般的犯人洗衣服是在洗漱間直接對著水龍頭洗，而我只能讓包夾提少量的水進監室（這個人也經常對我破口大罵），我蹲在監室的地上洗，髒水再讓包夾提出去倒掉，監室本來就小，我在監室洗衣服造成其他人的不便，這讓監室的人對我非常不滿。因為水量和時間的限制，衣服根本不可能洗乾淨，而且在房間所有人的監視下，我的心理壓力也很大，所以，每次的洗浴、洗衣服對我來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在監室裏，我受到包夾的嚴密看管，不許靠近窗邊，不許靠近房門，不許隨意和犯人說話，每天吃飯睡覺之外，就是看誣蔑大法的碟片、出版物，在看電視的過程中，包夾嚴密監視我的眼睛，當我閉上眼睛不想看或將視線轉移開時，她們就會破口大罵。我在剛進監獄，每天在她們向我灌輸邪惡的理論時，我就背經文。她們找來很多造假碟片如自焚偽案王進東所謂服刑紀錄片、所謂一千四百個有病不醫病例、國外關於X教的紀錄片（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還有所謂勞模誹謗大法的演講等等。上海女子監獄還專門到北京女子監獄學習迫害大法弟子的經驗並把邪悟人員的發言拍成片子《北京之行》用來給我們洗腦。

因為邪悟人員以前都是學過大法的，她們的發言就極具迷惑性，我對女監的其它洗腦片都一律不看不聽，但邪悟人員的發言我就會認真聽（因為我當時覺得她們是法輪功學員），結果不知不覺中就接受了她們邪悟的理論。每次在看完邪惡碟片，獄警還要組織包夾們圍著桌子坐下來談心得，這種情形很像文革的大批鬥，當我指出這些碟片的漏洞並據理力爭，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後，她們就會拍著桌子唾沫星四濺地高聲罵我，逼著我寫誹謗大法的文章。當我把澄清法輪功事實真相的文章交給她們後，獄警和包夾又會輪番對我狂罵，當時罵我最兇的是中隊長施蕾、中隊長姚笛和一個姓吳的小隊長，還有四犯范曉娟、包夾周紅等。女子監獄還強迫我們在炎熱的夏季操練，我不服從，高喊「法輪大法好」，被兩個身材高大的包夾捂嘴巴、掐喉嚨、打耳光，臉也被打破流血。

三、「靈魂活摘」

上海女子監獄有一套邪惡的制度：連坐。只要我不「轉化」，監室所有的人都要受懲罰，如：扣分、不許參加娛樂項目、不許看電視、晚上休息時間要全體靜坐、長時間圍坐討論等等。因為監獄的氣氛緊張恐怖，每個人每天都是神經高度緊張，只有週日和晚上收風（鎖監室鐵門）後和睡覺前才有一點看電視、看碟片的娛樂時間。當炎熱的夏天，連這點小小的娛樂都因為我不「轉化」而被獄警剝奪時，包夾們對獄警當然不敢有半個不字，就將所有的不滿和仇恨發洩到我的身上。當時監室有個犯人的屁股因長期坐板凳已經大面積潰爛，晚上靜坐對她簡直就是難以忍受的折磨，而且我不「轉化」，包夾就要扣分，而分數直接關係到犯人最關心的減刑問題，如果我「轉化」了，她們就可以加分，所以全監室的人都因為我不「轉化」而對我仇恨萬分，她們經常大罵我，罵我害得她們不能看電視，害得她們不能減刑，害得她們晚上不能在監室自由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包夾們都非常齊心合力地配合獄警，採用各種方式對我進行折磨以逼我「轉化」。她們對我進行二十四小時監控，在我睡覺時獄警安排兩個包夾搬個小桌子通宵坐在我的床前監視，監室裏有個小本子，記錄我的一言一行，連睡覺時的姿勢都要記錄，這個本子每天要交給獄警審閱，全監室只有我不能看這個本子。包夾每天向獄警報告我的情況，獄警和包夾會針對我的弱點及每天的情況進行討論分析，制定「轉化」我的方案，同時給她們施加壓力，我親眼看到因為我不「轉化」，一個心存善念的包夾被獄警罵得落淚。

一般的犯人晚上九點半可以睡覺，但我在十二點前不准睡覺，每天早上在其他犯人起來之前包夾會把我叫醒，這樣長期的缺少睡眠再加上白天黑夜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讓我每天痛苦萬分、度日如年，讓我的神經處於崩潰的邊緣，有好多次我都有將頭撞向鐵床、撞向牆壁自殺的念頭。

在中共邪黨統治中國的這幾十年裏，一直就是這樣煽動仇恨，沒有仇恨就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上海女子監獄對我也是採取同樣的方法，獄警利用造假宣傳，挑起包夾對法輪功的仇恨；利用人的自私心理，挑起她們對我的仇恨；本來我與她們素不相識，她們卻對我恨得咬牙切齒，這種恨全是獄警挑動出來的，獄警甚至放縱、鼓勵這些犯人人性惡的一面來為她們所用，她們對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做了再惡的事，獄警都不管，甚至反過來給予嘉獎，所以，很多人在女子監獄裏被「教育」的沒有了是非和善惡的標準，變的越來越壞。

如此地獄般的日子經過了兩個多月，她們看「轉化」不了我，就找來一個猶大，她是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得法的，以前也曾經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她在女子監獄「轉化」過很多人，因為她對大法書很熟，比起那些包夾們的無理謾罵，她的偽善和對法理的邪悟讓法理不清的我產生了一種迷惑，再加上我長期的精神肉體的高度緊張和缺少睡眠，腦子處於一種混沌狀態。有一天，因為我不肯「轉化」，全監室的人又被獄警在週日本該休息的時間罰全體靜坐，突然猶大和那個每天給我倒痰盂謾罵我的人倒在床上人事不省，一個犯了癲癇，一個犯了風濕性心臟病，全監室的人又開始哭著對我狂罵，說我不是好人，害她們遭受如此的痛苦，那一刻，我真的被監獄這個黑白顛倒的歪理弄糊塗了，我的精神徹底崩潰了，真的以為她們的痛苦都是我造成的，只要我簽字，她們就可以從這痛苦中解脫出來，我流著眼淚違心地在決裂書上簽了字，簽完後，我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感覺自己的靈魂被抽離了，精神世界也坍塌了，我背叛了慈悲苦度我的師父！違背了做人的良知！我做了一個修煉人最不應該做的事情！我鄙視我自己！從那以後，我感覺自己活得就像個行屍走肉，每天得過且過的破罐子破摔。

上海女子監獄就是這樣，把一個精神健全的我，利用監獄這個封閉的環境，通過高強度的邪惡謊言的重複洗腦灌輸，並通過包夾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貼身圍困，讓我精神徹底崩潰，目的就是要強迫我放棄對宇宙真理真、善、忍的信仰，她們所有做的一切就是要剝奪我的思維權利，認同邪黨的那一套理論。一個人的高貴是來自於他的精神，女子監獄就是要虐殺人的精神，從而褻瀆人的尊嚴，讓人背離人倫道義，她們對人的精神的殘忍絞殺真的是殺人不用刀、殺人不見血！

在我在決裂書上簽字前，那個屁股潰爛的包夾說只要在決裂書上簽字就萬事大吉了，她以她最疼愛的女兒的生命發誓，以後絕對不會再對我有任何強迫的事了。可是，當我簽完字後，我發現我又被她的謊言欺騙了，監獄的邪惡洗腦「轉化」是系統的，接踵而來的是一環套一環的、沒完沒了各種「轉化」程序：寫保證書、認罪書、決裂書、揭批書等「四書」後，還要寫周思想彙報、月思想彙報、季度評審、年終評審等等，還要開揭批大會，在幾十人的大會上讀揭批書。在女子監獄這樣封閉的環境裏，面對二十四小時包夾的兇狠，和獄警假惺惺的偽善，很容易使人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所以，很多人在揭批會上對獄警的偽善感激涕零，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其實，後來我才知道，包夾的惡全是獄警調唆甚至是逼迫的，我剛入女監時，有一次包夾周紅惡狠狠地罵我，正巧中隊長姚笛從監室門口路過，聽見包夾的咒罵，我天真的以為獄警會責備周紅而保護我，結果姚笛不但沒責備她，反而笑瞇瞇地點點頭走了，當時我還覺得很奇怪，後來才明白包夾對我越兇狠，獄警越高興！

「轉化」以後，女監又開始對我進行所謂的「鞏固」洗腦，看所謂的「紅色電視劇」、唱紅歌、舉行升旗儀式等等，這些洗腦方式隱蔽而不易察覺，讓我不知不覺慢慢認可了邪黨，再加上幾年看不到大法書，也不能和法輪功學員交流，我甚至開始懷疑「三退」。因為我是通過翻牆軟件上明慧網得法的，獄警用各種方式詆毀明慧網，企圖讓我喪失對明慧網的信任，並以此動搖我對大法的正信，例如獄警說「明慧網報導了大法弟子王雪純已經死亡，但實際上她當時還在女子監獄」，當時我信以為真。後來我自己上明慧網搜索相關信息，發現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報導。

每年到了邪黨規定的特別的日子，如：七一、十一、監慶等，女子監獄還逼迫我們在緊張的勞役期間排練歌舞，表演節目，為邪黨歌功頌德，為監獄塗脂抹粉。我記得剛進女監的第一年冬天過年前，每個大隊都輪流去二樓小分隊的禮堂看表演，我們夾著自己的小板凳鴉雀無聲的排著隊伍進了裝飾得頗有節日氣氛的禮堂坐下，在那兩個小時裏，禮堂裏色彩斑斕、歌舞昇平，真的讓我忘掉了自己是身在監獄，似乎置身於一個和平、美好的世界裏，可是突然間節目就結束了，彩燈滅了，音樂沒了，所有的美好霎那間消失了，耳邊是獄警高聲的呵斥著我們排隊回監室，我彷彿是被人從超現實的美麗幻覺中打回原形，當我夾著小板凳低著頭爬上樓梯穿過一道道冰冷的鐵門回到監室，靜坐在鐵床邊等待獄警「當──」一聲鎖鐵門時，我都沒有從那種美好幻象破滅的痛苦中回過神來。

上海女子監獄的這種逼著我們「戴著鐐銬跳舞」也是有其目的的，她們就是要營造一種歌舞昇平的假相，把這些歌舞表演錄像拍照，拿到社會上可以宣傳我們在女監生活得有多「滋潤」，監獄是多麼的「尊重女權」，例如在每月一次的接見大廳裏，就擺放了很多這樣的照片，從外面來接見的人們都可以看到這些照片，就會被這些照片欺騙。對內也可以讓我們從思想上認可女監對我們精神的虐殺和肉體的奴役，就像在痛苦中長期飽受折磨的人，你如果定期給其注射一針迷幻劑，就會讓人產生一種把現實和迷幻混在一起的幻覺，甚至自己也相信自己在女監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

四、做奴工奴役

「轉化」以後，獄警還強迫我做奴工，我曾經做過「金龍魚」的標籤、肯德基的優惠券、餅乾盒、口香糖盒等等，我做得最多的是「金龍魚」標籤，就是要把金龍魚標籤從整張硬紙板上拆下來，然後用金色的彈力繩穿過每張標籤上的小孔再打結，每個結頭外繩子的兩端必須對齊，而且接頭外繩子的長度必須是一釐米，每五十個標籤排整齊打成一小捆，負責生產的四犯（犯人中的頭）每天在各個房間穿梭檢查質量，達不到要求的全部拆掉重做並扣分處罰。我每天必須完成五千個金龍魚標籤，否則就要扣分、受罰。

因為勞役指標都是按照人的極限定的，每個人都必須節約每分鐘時間竭盡全力的來做勞役，才有可能完成指標，所以有的人大小便都不上、甚至飯也不吃，節約時間做勞役，有的人早晚在床上偷偷做，很多人都是每天十幾個小時做勞役，我那時經常因為做勞役手指頭都腫了，指關節都不能彎曲，手指肚經常起泡、出血，有時手指皮膚開裂、發炎、流膿，不論有多累、手指如何不能動，每天都必須做完當天的五千個標籤。

本來做勞役是絕對的體力透支，每天晚上完成勞役後，我全身累得已經不能動彈了。但是在女子監獄，經常看到犯人在休息時間背地裏偷偷做勞役的現象，有的凌晨在床上偷偷起來做勞役，剛開始我還不理解為甚麼她們要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手指頭流著血也要偷著做勞役，後來才知道，她們大多都是刑期比較長的，都期待著減刑早點出去。女子監獄是用分數考核犯人，所有的獎勵包括減刑都與分數掛鉤，超額完成勞役指標就能獲得高的分數，就有可能減刑，所以，那些犯人累得半死也要繼續做勞役，她們覺得多做勞役一分鐘，就可能在監獄少待一點時間，有的人甚至把做勞役當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柱，就是這樣的考核制度，把人變成了主動搶做勞役的機器，我見過為搶勞役材料打架的，也見過血壓升到二百快昏倒了還要繼續做勞役的犯人。

在五大隊，十八平方米的監室既是臥室、又是餐室、也是學習室、還是工作間，很多勞役產品是有毒的，如做餅乾盒的膠水、金龍魚彈力繩上的金粉等，有時十幾人擠在堆滿奴工產品的小房間裏，空氣不通，許多人頭暈、皮膚潰爛等等，獄警只看重奴工產品給她們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對我們的死活漠不關心。

五、見證迫害做四犯

在臨出監前幾個月的時間，我突然被獄警選為所謂的「四犯」，四犯是指協助獄警在學習、勞動、生活、醫務方面做事的四名服刑人員，一般都是由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犯人擔任，但有時為掩人耳目，獄警也會挑選法輪功學員擔任，與其他四犯相比，獄警並不相信這些法輪功學員。在擔任四犯期間，我可以在比以前稍微大一點的範圍走動，由此，我了解到更多的關於女子監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情況。

眾所周知，把人長期單獨關押在僅有三平方米的不見陽光的禁閉間裏會對人造成嚴重的身心損傷。所以，即使對嚴重觸犯監規的犯人，監獄法第五十八條仍規定「依照前款規定對犯人實行禁閉的期限為七天至十五天」。為逼迫一些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上海女子監獄將她們關在禁閉間，不允許她們在晚上十二點之前睡覺，指使、縱容犯人對她們連打帶罵，就連三個月才有一次的接見也會被獄警以各種理由非法取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更惡劣的是，監獄將這些法輪功學員長期關押在禁閉間內，嚴重違反監獄法。

在五大隊四樓東部的走廊盡頭，有個大鐵門，門外有一個樓梯一直可以通到一樓，每層的樓梯間就是每個大隊的禁閉間，但現在其它大隊的禁閉間全部用來給五大隊關押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所以每層樓面與禁閉間相通的鐵門全部鎖住，從四樓一直走到一樓共四個禁閉間全部關著法輪功學員。禁閉間的位置非常隱蔽，一般人根本沒機會靠近這個區域。禁閉間由三個三平方米左右的不見陽光的像長方形盒子的狹小房間組成，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住一間，沒有床，吃喝拉撒全部在這個狹窄的空間完成，四個包夾二十四小時看守，一般人根本不允許靠近。我因為做四犯才有可能靠近這個「牢中牢」的區域，這裏比監區其它地方更陰森，包夾也是更兇狠的犯人。我曾經路過獄警的監控室，看到監控顯示器裏的法輪功學員在寒冷的冬季也是獨自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偶爾看到有頭髮花白的年齡在六十歲左右的法輪功學員，從禁閉間被帶出來，她們就是這樣被長期關在禁閉間裏遭受非人的折磨！

禁閉間看管嚴密，包夾也是諱莫如深，我很難看到迫害具體嚴重到甚麼程度，當禁閉間人滿為患時，東部有的監室也被用來關押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我曾經聽到以前迫害過我的兇惡的包夾周紅得意地說她如何「有效」迫害不肯「轉化」的東北大法弟子劉桂芹，她把在地上擦地擦得很髒的抹布直接塞到劉桂芹的嘴裏！

在我做四犯期間，還被獄警強迫去「轉化」堅定的大法弟子瞿豔豔，獄警和包夾先把我叫到一旁開會討論「轉化」瞿豔豔的方案，大家統一口徑如何說，然後叫我假裝路過關押瞿豔豔的房間，然後假裝在聊天中不經意地把邪悟的理論說給瞿豔豔，在我出監前，獄警張大隊長還強迫我寫信給瞿豔豔，勸其「轉化」，好在瞿豔豔頭腦很清醒，並沒有相信我的邪悟言論。在我「轉化」期間，還被迫參與「幫教」當時已「轉化」的另一位法輪功學員，好在我後來看到這位法輪功學員也在明慧網發表了嚴正聲明走回大法中來了。在當四犯期間，我還被包夾利用來迫害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去一個監室檢查衛生的時候，隨意地在一張床上摸了一下，並沒有說甚麼，後來就有人告訴我，那是一個法輪功學員的床，因為我摸了一下，包夾就兇狠地大罵學員的床沒鋪好，直到把她罵哭。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內心很痛苦，因為我一直都想盡可能地保護大法弟子，但事實上卻經常被獄警和包夾利用來迫害大法弟子，現在每每想起這些都讓我心裏痛悔萬分！

上海女子監獄絕對是一個讓人是非顛倒、黑白混淆、道德淪喪的變態場所，來這裏的不論是獄警還是在押人員，短時間內很多都會變的人性全無，這裏的獄警大部份都有高等學歷，我親眼看到剛剛從高等學府畢業來的兩眼清純的女孩子，來到這裏做獄警幾個月時間，就變得目露兇光，因為一點點小事就高聲呵斥、咒罵年紀可以做她奶奶的頭髮蒼白的善良的大法弟子。還有一些心存善念的獄警，迫於無奈也只能順應這個變態邪乎的環境，我就聽到一個良知尚存的獄警沮喪的說：「你們是有期徒刑，我們是無期徒刑」。

我在上海女子監獄的二年多裏，從一開始的堅定的法輪功修煉者，被長時間的肉體、精神的雙重折磨後，被謊言、暴力洗腦弄得理智喪失、好壞不辨、是非不分，配合獄警和包夾背叛了我的師父和大法！上海女子監獄就是這樣一步步地屠殺了我的精神！活摘了我的靈魂！獄警的偽善和包夾的凶殘，再加上自己的怕心、想早點離開這人間地獄的念頭，以及人性中的狡猾被獄警利用，雖然我內心深處從來就沒有真正背叛過師父，但在女監長期的精心策劃的殘暴的精神殺戮程序中，我的人格出現了一種扭曲和分裂，一方面不願聽到誹謗師父和大法的邪惡的理論，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協助獄警去做迫害學員的事情，那時的我在夜裏清醒的時候，真的感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六、出監

在被迫害三年四個月後，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離開了上海女子監獄這個人間地獄般的魔窟。出獄那天，我早早就做好了準備，但是等了幾個小時後，獄警才領我辦理出獄手續，等在監獄門外的除了我的家人，還有街道、居委會的人員，他們威脅我說回家後不准再煉法輪功、不准接觸其他大法弟子，否則還會再進監獄。後來我問先生，他說他早就來到女子監獄門口，而且通過門衛報告了家屬已到的消息，但獄警必須等到街道、居委會的人來才放我出獄。

剛出獄時， 我身體狀況很差，四十四歲的人，頭髮白了一半，眼睛老花，記憶力高度減退，見到三年前在我被抓後幫我送衣服去看守所的朋友，我竟然都想不起曾經認識對方；我的聽力也大大下降，神經衰弱，經常出現幻聽，也經常會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晚上經常做噩夢，夢中總是出現被抓、在監獄被迫害的情景，常常午夜驚醒後久久不能入睡。經過三年多與世隔絕的日子，我甚至忘了過馬路還要看兩邊是否有車，忘了怎麼使用煤氣爐，也害怕與人相處。那段時間，我每天凌晨都會腹痛腹瀉，整天全身乏力，經常跑醫院看病，家裏每天都在熬中藥，我吃了很多中藥和補品，但身體狀況也不見起色。

我的婆婆與我同住，她一再被居委會的人叫去談話，被要求監視我，不准我煉法輪功，我婆婆被邪黨洗腦多年，一直聽不進我對她講的大法真相，所以心甘情願地配合居委會，她經常會突然打開我的房門監視我是否煉功，還動員來我家看我的朋友一起監視我不讓我煉法輪功。女子監獄的惡警施蕾夥同松江區公安局國保科的錢偉平及片警三番五次到我的住處騷擾我，威脅我不准再煉法輪功，否則會被加重判刑。我雖然人離開了女監，住在了自己的家裏，但感覺我還是身在另一所監獄裏，女子監獄一直沒有停止對我的迫害。那段時間，我整天心神恍惚，經常出現幻聽幻覺，腦子裏總有聲音叫我去自殺、去殺人。

雖然離開大法三年多了，雖然每天生活在這個家庭監獄裏，雖然經常被女子監獄、國保、街道、居委會的人監視和威脅，但宇宙真理在我的心裏已經深深地紮下了根，我一直渴望著從新走入大法修煉，終於，我有了一次去香港的機會，在香港，我在街上看到法輪功學員的《九評》點，感到特別振奮，回到旅館，我用電腦下載了所有的大法書，和國外的法輪功學員也取得了聯繫。

我從香港回到上海的家裏，這時婆婆也回老家去了，我又如飢似渴地開始看大法書，師父沒有嫌棄我這個不爭氣的弟子！我又走回大法修煉了！不知不覺中，我的身體恢復了健康，我扔掉了所有沒吃完的藥，我又找回了人生的目標！我通過翻牆軟件上明慧網發表了嚴正聲明，聲明以前我所有對師父、對大法不敬的所言所行全部作廢，我要從新修煉，返本歸真，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

二零一二年，我來到美國，在這個自由的國度裏，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在陽光下自由的煉功。回憶起在上海女子監獄那段煉獄般的恐怖歲月，想著還有那麼多法輪功學員在監獄裏遭受著邪黨的迫害，還有著那麼多世人被邪黨迷惑，對大法犯罪，我覺得有責任站出來揭露上海女子監獄對我的迫害，希望通過我的親身經歷，讓邪黨對法輪功的迫害真相大白於天下，也希望更多有正義良知的人站出來儘快結束這場對宇宙正信的迫害，讓更多的世人摒棄邪黨，選擇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為自己選擇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