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孔孟之義利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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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接上文

三、見利思義

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反對見利忘義。指見到利益,應首先想到義,符合道義,亦可以富亦可以貴;不符合道義,不能據為己有,即「義然後取」。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意思是不義而來的富貴,對我來說就如同浮雲一樣,違背「義」的原則的「利」,應當堅決拒絕接受。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們要「務民之義」,即專心致志於人民應該遵從的仁義道德,並引導人民走向義。孔子認為以身作則是「務民之義」的好方法,他說:「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長,向孔子請教怎樣治理政事。孔子說:「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貪圖小利。急於求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就辦不成大事。貪圖小利,也是滿足慾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無論怎樣的小利,也是有損德行、有違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輔助與護佑,又怎能擔當並成就大事?

魯哀公有一次問孔子:「寡人聽聞有很健忘的人,在搬遷的時候,竟連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這樣的人嗎?」孔子說:「怎麼沒有。這不算稀奇,還有連自身都忘了的呢!」魯哀公忙請孔子講一講。孔子說:「譬如夏桀、商紂等暴君,窮奢極欲,利慾熏心,不理國事,不顧民生。那些阿諛的奸臣,卻拍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為墮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連進言建議的機會都沒有。結果,國家亡了,暴君們自己的命也終於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絕路,他們不但遺忘了國家,遺忘了人民,連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謂忘之甚矣。」孔子借魯哀公的發問,便引出了桀紂欲迷忘身以致敗國喪身之事,藉此來告訴魯哀公治國、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確的提出不義之利「不苟得」,用「義」衡量人們對利益、財貨的態度,說:「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認為不是自己的卻取過來,是為不義。孟子認為不符合道義,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義,就像舜接受堯那樣而獲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當然,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他還說:「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斂財富的,都是孔子所鄙棄的。如果是符合道義和禮義的,這樣,便是孔子也會接受的。孟子認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主張對待別人的饋贈也要按禮義謹慎的處理,不能隨便接受,否則「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為金錢財物等所收買的。

孟子認為加強道德修養的關鍵在於「清心寡慾」,摒除任何外在物慾的誘惑,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認為當時社會的弊端與戰亂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的「求利」與「多欲」,因此提倡道義,反對私利,他同樣以「義」和「利」區分君子和小人,說:「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在孟子看來,「為利」是小人的行為,盜跖的品質;而「為義」即是「為善」則是君子的行為,聖人的德性。

孟子認為道德是天賦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義取利,不能以利害義,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認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義追求和人格,那麼萬鐘的俸祿,華麗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裏又算得上甚麼呢?而有些人因為追求名利、私慾而背棄道義,實在是喪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呢,惟有「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然矣」。孟子還提出了「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於富貴貧賤,而在於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義利觀,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凝聚成中華民族長盛不衰的浩然正氣,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任何時候都要堅守道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不是陷於個人的利慾之中,把對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甚麼都重要。

而當今中共卻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強制給人們灌輸邪惡的黨文化,逆天叛道,無惡不作,使社會道德淪喪,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已經十四年了,必為天理所不容。現在中國大陸已有一億四千多萬民眾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並徹底認清其邪惡本質,此舉順應天理,越來越多的民眾明瞭真相,做出了正義的選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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