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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法輪功學員朱洛新自述受迫害經歷
在中共十四年的迫害中，朱洛新一家有六人因堅持信仰法輪功而被中共非法判刑、勞教、關押洗腦班，期間有兩位老人在迫害中離世。以下是朱洛新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叫朱洛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我被跟蹤拿資料同修的便衣警察綁架；之後十四天裏，警察把我關押在一間軟皮牆的審訊室內。我被強迫坐在一「老虎凳」上，被幾十名警察和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時車輪式提審，不許睡覺、上洗手間等。警察想通過摧毀我的精神，在我肉體極度疲勞狀態下，乘機獲取其他法輪功修煉者的信息。當時我一直以絕食抗議他們的迫害。最後，以「零口供」被轉入廣州白雲區看守所非法關押。
在廣州白雲區看守所，我被戴上30～40斤的鐵腳鐐，吃、喝、拉被固定一處長達半個月，腳鐐都陷進肉內。被卸下腳鐐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行走。警察用這種酷刑折磨過我多次。
二零零二年一天，我被非法關押的211監倉，突然被放進十多個在押人員，後來她們告訴我說，她們原來是在隔壁210監倉，由於有一位法輪功學員（郝潤娟）絕食反迫害，被警察灌食期間迫害致死。所有知道郝潤娟死因的在押人員，都被警察強迫寫一份假口供，證明「郝潤娟是病死的」，否則她們都不能離開。當時我知道此事後痛哭了很久。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年多後，中共對我進行秘密開庭並非法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將我劫持到韶關監獄，後轉押到廣東省女子監獄。
當時是零下2～3度的氣溫，他們只讓我穿件單襯衣，到監獄後，我立刻就被關到禁閉室，那裏大約2～3平方米的，裏面只有一水泥地板和一個在地面挖一個洞的「洗手間」。在那樣惡劣的環境，我被關押十四天，只要我煉功，馬上就有犯人開鎖衝進來對我進行打罵、阻止。
獄警發現用硬的手段對我不起作用後，就轉為長期把我關在一間小房內，每次由輪班的吸毒犯人晝夜長時間播放中共誣蔑法輪大法的錄像，指使夾控不停的讀誣蔑大法的資料。由於我不「轉化」，她們就長期不讓我正常上洗手間和睡覺，獄警更不讓我接觸任何其他人。
一次，獄警把我從禁閉室帶到某監區，強迫我看誣蔑大法的內容，我不看，一邊背誦《論語》，一邊去撕誣蔑大法的牆報，一獄警指使犯人阻攔我，並把水潑在我所站立的地上，當獄警用電棍電擊我時，我聽到那獄警一邊開電棍一邊說：「怎麼沒反應？」後來惡警就放棄了。這次經歷使我體會到發正念滅邪惡的威力。之後，獄警安排夾控犯人讀誣蔑資料時，我對其發正念，對方多次讀著讀著就讀不出聲，最後只好放棄。
二零零四年一天，我被夾控犯人拖到樓下大廳，當時約八名犯人在場，會場前方寫著某某現身說法等字的橫幅，我知道又有學員承受不住酷刑迫害而被迫「轉化」。發正念片刻後，在會議還沒有開始前，我突然站起來，大聲喊師父教的發正念口訣：「法正乾坤，邪惡全滅。法正天地，現世現報。」現場的電燈全滅，大廳外面電閃雷鳴約半小時。當時十多個獄警和服刑人員強行把我拖出大廳，並將我雙手吊銬在鐵欄杆上，該揭批會也就草草收場。當晚我被通宵吊銬在鐵欄杆上，人不能站直和坐下，非常痛苦。
二零零四年年底一天，監獄「610」為迫使我放棄真、善、忍的信仰，把我七十歲高齡的父親從家裏用輪椅拉到監獄，威脅我放棄信仰。父親當天因糖尿病和高血壓病情嚴重，已經約了醫生，但還沒看病就被「610」惡徒硬拉走。當我看到坐著輪椅裏身體極度衰弱的父親淚流滿臉，心如刀割。父親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只是傷痛地看著我，不斷地流淚，默默地支持他的女兒。此情此景我終生難忘。我完全沒有想到中共為了強迫我放棄信仰，竟會對我的親人做出如此沒有人性的事情。
由於受不了親人遭到如此的迫害，我違心寫下「四書」。當天自己就像掉入了萬丈深淵，生命變得空空的，每天都生不如死。這是我修煉路上的污點，給大法抹黑。後來自己經過靜思、反省、向內找，必須放下怕心方能繼續走修煉的路。我開始調整自己的狀態，每天不斷背法，發正念否定和鏟除邪惡安排的一切因素，慢慢的正念越來越強。我請出監獄的學員幫忙在「明慧網」上作嚴正聲明。後來，獄警多次找我表態，我明確一點：我修大法沒有罪。之後獄警就沒有再提起此事。但是直到我離開監獄的當天，獄警都安排夾控者監視我的一言一行。
很多精神健康的堅定的法輪功學員，被與精神病犯人一起關押五樓的三監區。在被關押監獄期間，我被關押的鐵窗內，晚上曾看到被非法關押在第三監區的一個法輪功學員，不斷地喊 「法輪大法好」，她當時正被幾個穿著囚服的人拖出三監區。過了一段時間，我又看到多個犯人用擔架從外面抬著一個人回三監區。從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間，我多次看到這種事情。後來我有機會從夾控我的兩個從三監區派來的夾控犯人口中獲悉，那些被拖出去的法輪功學員是帶到監獄內的醫院進行打針，當她們被監獄的醫院抬回三間區五樓監房後，會極度痛苦，有的甚至失控的往牆壁上亂撞。
二零零五年一天，我拒絕操練。獄警指使數位吸毒犯人，當著八百犯人的面，把我抬起拋到半空，狠狠摔在地面。很多犯人都為我哭泣，每次我被拋起時，在場有不少人都說：壞了壞了，別再拋了。現場的獄警卻陰笑著說：「你是罪人，就得服從安排，否則就懲罰你。」 獄警對我多次進行這樣的折磨。事後身邊的服刑人員非常佩服地說：只有法輪功學員是最正的，不怕共匪。都發自內心地佩服大法弟子。
在被非法關押的最後三年，我被迫長時間做奴工產品，做出口的手工毛線的繡花產品，每月只有約十元的廉價報酬。
二零零九年九月底，我結束冤獄回家後，才知道我那曾擔任廣州市某醫院的副院長、已經七十歲的婆婆吳玉嫻因不放棄信仰，被中共「610」人員綁架，連續審訊兩天三夜，導致大出血，後被惡警扔到南寧火車站。婆婆自行回家後，不久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九日含冤離世。
婆婆六十多歲的妹妹、江門第一中學的退休老師吳玉韞，也因堅信大法遭中共「610」人員關進洗腦班三次迫害。在最後一次，回家不久也含冤離世。中共把我們美好和睦的家庭，迫害得支離破碎。
另外，我被非法關押期間，丈夫曾到監獄提出見我。警察告訴他：她不「轉化」，不許見人。丈夫多年寄給我的信都被監獄警察沒收。
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每年都遭到獄警以身體檢查為由，強迫我進行驗血，但是他們從不告訴檢驗的結果。我離開監獄後才知道，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已經有十年之久。
走出魔窟 仍遭騷擾
回家後，我租房子的當天就遭到 「610」人員騷擾，他們威脅房東不許租房子給我，當天就得退掉。通過和房東溝通，對方知道了我不幸的遭遇並表示同情，後同意把房子租給我一個月。
二零一零年一天，我正上班，警察打電話要我一定要到街道綜治辦一趟。當我到了後發現，街道辦司法所的所長、街道辦負責人、地方警察等多人已在。就在此時，突然有一人衝進來對我拍照，在我強烈抗議後才停止。當時該司法所所長威脅我說，如果我不配合他們提出的對我沒有任何憲法條文和法律程序的「監外執行」的非法要求，司法所只要起草一份文件，就可以此作為有效的法律文件執行，包括有權綁架、私自扣押人。 我發正念鏟除邪惡的迫害，抗議他們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權。過了兩天，我再次打電話質問「610」人員和司法所所長知法犯法的犯罪行為，司法所所長竟說：「你又不是第一天在中國生活，需要你來和我講法律嗎？」
於是，我離開了熟悉的生活環境，漂泊異鄉。之後慶幸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營救，終於與被中共分隔十一年的丈夫在國外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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