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尊崇道義 揚善明德
朱熹出身於儒學世家，他的父親朱松因不肯附和秦檜的投降政策而遭貶，居家以教書為業，恪守孔孟之道。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非常驚奇。朱熹在十歲時就「厲志聖賢之學」，每天勤奮攻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後來說：「某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從此便立志要做造福天下的聖人。十九歲考中進士，當時主考官蔡茲曾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施惠於民
朱熹二十二歲時授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他以儒家倫理綱常教化民眾。到任之初即「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請士民鄉鄰父老、每年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開設縣學，內分設四齋：「志道」、「據德」、「依仁」和「遊藝」，每齋設齋長一人，主持教務，招收縣民中優秀子弟，入學受教；積極搜集藏書，建立了「經史閣」和「學宮」；他經常往來於泉州各地訪友求賢，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此外，他奏請了免除賦稅，又下發《勸農文》，勸農民「趁此天時多種蕎麥及大小麥」度過災荒；他還發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元晦間亦躬行其上，勞苦勤恤者甚眾」（《宋史》）。
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時，到任後，正值當地旱災，他實施有效措施賑濟災民，使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事情結束後，朱熹上表請求按照規定的標準獎賞獻糧救災的人。他還經常到州郡的學校去，召集學生給他們講學。宰相王淮擬調朱熹直秘閣，朱熹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王淮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朱熹待捐賑者得到獎勵，才赴紹興就職。朱熹就任後，去四方察訪民情，不帶隨從人員，單車微服，「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宋史》），轄區之內，秩序肅然。朱熹在賑濟災荒之餘，還按照實際進行規劃，一定為百姓做長遠的打算，他創建的「社倉」，後來救助了無數災民，被譽為「先儒經濟盛跡」。
朱熹巡至台州境內，見台州災情甚重，民不聊生，飢民紛紛背井離鄉。經查明，這是由於太守唐仲友，因在荒年違法促限催稅而造成的。朱熹上書彈劾唐仲友「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因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親戚，王淮進行包庇，他想拉攏朱熹為其升職，遭其拒絕。朱熹連續上書六次，終於罷免了唐仲友的官職，他的這種不畏權貴的正氣，受到了百姓的稱頌。
朱熹為官每到一處，深得民心，他重農桑，輕賦斂，修水利，興教化。他上奏《封事》，請朝廷「恤民」，「省賦」。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賦稅苛重，綱常破壞，百姓怨聲載道，官場貪風盛行，道德淪喪，人們精神空虛，理想失落。朱熹弘揚道學，重整倫理綱常、道德規範，重建價值理想、精神家園，勸化人們遵從天理。他就職於江西時，建立了「白鹿洞書院」講學授徒，按照聖賢的教導要求學生，「復先王禮義之教」，為書院訂立了學規，並為學生解答疑難問題。他就職於湖南時，不顧政務繁忙，又重建了岳麓書院。政務之餘給學生講課，並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師，並廣招生徒，來此就學者曾達到千人。人們倡揚道德禮義，當地風俗由此大變。
直言敢諫
當時宋金關係緊張，金分兵四路南進，朱熹力主抗金。他上奏宋孝宗，提了三項建議：講求格物致知之學；罷黜和議；任用賢能。他趕至臨安，聽到朝廷派人議和，強烈反對，在宋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建議皇帝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立即「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帝王之舉，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宋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辦事，以期達到國富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宋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朱熹又面見元帥張濬，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
後來，朱熹又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在這次上疏中，由於他力陳時弊，指斥朝中諫官失職，使皇帝言路閉塞，「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交通賄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是耿直之言，宋孝宗看了很不高興。朱熹卻還是繼續向宋孝宗進言國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朱熹講：「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朱熹又借宋孝宗召他入對之機，大講「正心誠意」，共上《奏札》五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稱於時，宋孝宗「秉燭披閱，然其說」，並於次日下詔，授朱熹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
但不久張濬被罷免，朱熹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上諫受阻，心中憂慮。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指出了那些議和投降派的禍國殃民。
宋寧宗即位後，朱熹向宋寧宗談「正心誠意」的意義，希望皇帝身體力行。他在進言中，指出朝廷不應在京畿百姓遭災之年大興土木，「以慰斯民飢餓流離之難」；二是希望宋寧宗「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宋寧宗對此不滿。不久，朱熹被撤去職務，他回到家鄉繼續從事著書講學。
孜孜治學
朱熹作為一代理學名家，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四書集注》及門人所輯《朱子大全》、《朱子語錄》等。他認為人們必須要遵循天理，天理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理生天地，成萬物之性。理無所不在，無論自然、社會和倫理道德領域，「萬物皆有理」，「理」存在於天地形成之先，是產生天、地、人、物的總根源。天理永恆不變，做人要維護倫理道德和綱常。他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聖人，「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他認為先天的善性人人皆有，都可以通過修為而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
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註釋，稱為《四書》，並刻印發行，這是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自南宋末年曆經元、明、清三代，都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依據。他所編輯和註釋的《四書》，皆以「修己安民」為宗旨，闡明了在宇宙論背景下的儒家人生和社會哲學，亦成為儒家宣講內聖外王之道的經典。朱熹認為，讀「聖書」才可以修德，願「聖人之道常在」，聖書是指「聖賢」之書，如《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
朱熹寫了大量詩詞，文筆秀正，深含哲理。如他寫的著名詩作《觀書有感二首》其一：「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其二：「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學習有所提高才能活躍，避免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當「艨艟巨艦」因江水枯竭而擱淺的時候，多少人費盡力氣推都是枉費，可是嚴冬過盡，春水方生，形勢就一下改變了，從前推不動的「艨艟巨艦」，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亦比喻悟道時豁然貫通的自在快樂，和時機成熟時的暢通無阻。這兩首詩描寫的風景圖卷，已經令人讀後清新明快了，但一看題目，卻是觀書的感想，頓時這美的意境昇華，與讀書悟道融合在一起。他在《春日》中寫道：「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首詩寫「尋芳」所見所得，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煥然一新，而這萬紫千紅的景象全是由春光點染而成的。此詩表面上寫遊春觀感，其實也是一首寓理趣於形像之中的哲理詩，所謂「尋芳」亦指求聖人之道，詩人這裏將聖人之道比作催發生機、點染萬物的春風。
朱熹寫了著名的《朱子家訓》：「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兄之所貴者，友也。弟之所貴者，恭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長。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隨所遇而安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朱子家訓》闡述的為人處世之道向世人展示出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底蘊。
循循善誘
朱熹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教育學生說：「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他引荀子的話說：「古人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他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聖人」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朱熹認為，學者讀書，是為了懂得做人的道理，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引導人成為自覺地恪守綱常道德的典範。他強調立志是做人的根本要求，「學者要立大志」，「直接要學做堯、舜」，即「才學便要做聖人」。可見他所說的教有定本，是「尋古人之意」和「求德業之實」的，也就是說，他提出的設課原則，是把明義理、重道德放在首位。
他教育學生們讀書要精於思考，切己體察，必須要見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鬆懈；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持敬」，心態謙恭，始終如一；「持志」，要有遠大志向，並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他說：「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他寫了《勸學詩》：「少年易學老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勉勵學生們每一寸光陰都要珍惜，努力向學。
朱熹一生致力倡興教育，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他任地方官時，整頓了一些縣學、州學，又先後創辦了考亭、白鹿洞、岳麓、武夷、紫陽等多所著名書院，培養了數以千計的門生。他白天忙於政務，晚上給學生講課，據他的學生所輯《朱子年譜》記載：「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他平日教人，循循善誘，孜孜不倦，一日不講學，一日不快樂。他的學生所輯《朱子行狀》說：「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學難而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朱熹在交友上，「舉凡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田夫野老」，只要是有德者，都能視為知己，他的學生們說他「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
朱熹一生淡泊名利，安貧樂道，從不妄取不義之財。他自己曾說其日常生活常常是「豆飯藜羹」，家境一向貧寒，其齋舍無以避風雨，州官趙汝愚憫其清貧，欲為其蓋房屋，他婉言謝絕說：「此是私家齋舍，不當煩官司。」趙汝愚說願從自己的俸祿中取一二周濟之，也被朱熹連連辭謝。朱熹安然處之，有的學生從遠方來向他請教，他就用豆飯藜湯來招待，並和他們一起吃飯。
朱熹一生治學嚴謹，誨人不倦，把弘道揚善作為自己當然的責任。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在滄桑百轉的興亡輪迴中，先賢堅守著自己的道德和節操，憑著崇高的道德和氣節，我們的民族才能夠在風浪裏撥開雲霧，繼續前行。他們的這種鐵肩擔道義的浩然正氣鼓舞著後人：履行匡扶正義的天職，勇敢承擔起維護真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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