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頑疾消除 遭迫害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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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我叫劉培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湖北省潛江市人。曾任潛江市中心醫院中醫主治醫師,整天忙碌給人治病,但我自己身患肩周炎,關節炎,腰椎盤突出,骨質增生,神經衰弱等疾病卻治不好,無奈於一九九四年提前退休。

幸運得法走上大法修煉之路

因身體不好,我一直在尋找能祛病健身的方法。我曾煉過氣功、劍術、太極拳等,但效果不佳。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來到美國聖路易斯探親,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我在聖路易斯當地中文報紙上看到一篇有關法輪功的文章,其中談到了關於祛病健身的問題,還講了「轉法輪是給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等。我被吸引住了,連續把文章看了好幾遍。

我很想看《轉法輪》這本書,就在該文章底下找到了聯繫人的信息,當天晚上就有人送書來了。我拿著書,如飢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時,看完了。我抱著這本書,眼淚都流出來了。我一輩子找的就是這個!

後來有同修給我帶來其他大法書、煉功音樂帶、講法錄音和錄像等,並教我煉功。從此,我走上了法輪大法修煉之路。同年三月,我參加了紐約的第一次法會,有幸見到了師尊,聽了師尊的講法,還有同修的修煉心得交流。這次法會我收穫很大。

通過煉功,我身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身體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沒了。最明顯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感覺一身輕。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改變,知道去做一個法輪大法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見證。

大法蒙難 講真相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元月,我回到了潛江中心醫院的家裏,和當地的法輪功同修一起學法煉功。醫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五月時,同修告訴我,我們煉功的時候經常有便衣警察來觀察摸底。後來,煉功點的電線被卡了,我們轉到一河邊煉,後來就不讓煉了。七月二十日電視、廣播、報紙等等所有宣傳機構一齊出動鋪天蓋地的造謠污衊法輪功,我因是從美國回來的,在我們那小城鎮裏成了重點,我家門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們,堅信信仰無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同修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訪,向政府講法輪功真相。到北京後,整個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也到處都有來北京證實大法的法輪功學員。北京信訪辦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們幾經周折,找到個地方住下。當時警察到處在搜查,我們中混進個便衣警察,我們想辦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轉移,後來在當地大法弟子的幫助下才住下來。準備第二天集體上天安門靜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說共產黨糾集了大量流氓準備搞「打砸搶」並栽贓到大法弟子頭上。但第二天我們還是去了天安門。十一點左右,天安門正門停了輛大警車,上面有個人正在指揮警察抓法輪功學員,很快就抓了一車人。

我們被劫持到一個派出所,派出所裏面滿屋都是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後來我被湖北辦事處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我所在單位醫院派人將我從當地派出所保釋出去,派出所的人拿出一張表要我簽字,我不簽,醫院來的人說:「她不簽,我簽。」回家後,每天都有警察來家裏查看,醫院也常來人找我談話。當時已經有好多當地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我也隨時有被抓的危險。

我不敢在家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來到廣東深圳的女兒家。潛江派出所的人經常打電話騷擾。

大法弟子們開始了講真相的艱辛歷程。後來我結識了從美國回來的同修。我們很快開始了做真相材料,而且天天出去寄信,發資料,有時還掛條幅,深圳的許多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二零零一年中國新年前一天,我們在深圳市政府門前的一條街上掛了好多橫幅,回來的路上看到橫幅在那裏飄揚。

無論颳風下雨、無論酷暑嚴冬,都阻止不了我們講真相的腳步。為了省下錢來做真相資料,我們在外面捨不得買瓶水喝、買點東西充飢。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的同修在發真相資料時被抓,後被勞教一年,我非常難過。

同修被抓,沒人做真相資料了,我就開始面對面地給人講真相,大巴、中巴、車站人多的地方都講,講法輪大法好,講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後來,我認識了另一位姓劉的同修。他會電腦,這樣我們的資料又豐富起來了。

講真相兩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我在一個車站講真相,乘車的人很多,一批又一批,我被惡人舉報,被警察抓進了派出所。他們很快查到我的住處,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書籍和個人用品。半夜,他們把我送回家,聽到他們正在向上面要經費。我開始想辦法逃脫。我女兒家住在十樓,樓梯和電梯出口有倆警察和一個保安看守。

我試了幾種辦法都不行,最後在師尊的點化下,想出一個辦法。我把一條新床單剪成許多條子,做成一根長繩子,我一直在發正念,請師尊加持。到第二天半夜十二點半,我見監控的惡警已很睏了,便輕輕出門,從十樓樓梯走下來,到了三樓就不能再這麼走了,因下面保安很多。我就用做好的繩子繫在窗戶上,從窗戶爬出去,沿著牆一層一層往下滑。在師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下到了地面,然後翻過圍牆,逃離了小區。我從此流離失所。

一人在外,加上時刻有邪惡追蹤,沒法講真相,我很著急。到十一月中旬,我決定回深圳。在深圳郊區租了一間房子,我聯繫到了同修,同修給我帶來了電腦,打印機。我買了光碟複製機和相關器材,這樣我們開始了做真相資料。

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評》小冊子、《天地蒼生》等資料。得知湖北老家資料緊缺,我就通過大巴托運資料去。《九評》光碟出來後,我開始做《九評》光碟了。我有一次買回了一千張光碟,在與同修通話中,被網警監聽到了。因為當時我把電話卡抽出時,電話又響了,是個男子在問話。我知道我的處境很危險,但我想儘快地把《九評》光碟刻完再轉移,同時還有一箱資料沒有送出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一夥人闖進了我居住的房子,我正在刻最後幾張《九評》光碟,他們一進門就說:「你被捕了。」我落入了魔掌。

被惡人注射毒計 身陷絕境

我的真相資料、電腦、打印機、光碟複製機、大法書籍、個人用品,還有同修存在我家的無線電信號發射器都被抄走。我再一次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接著被非法關進南山區到看守所。惡警以開除我孩子的工作恫嚇、威脅我,強迫我轉化,還要揭發同修,我絕食抗議。

絕食的第四天,一幫公、檢、法的人來了。他們知道我去過美國,又從我住房裏搜出了無線電信號發射器,還有最新的《九評》光碟,他們以為我有甚麼國外背景,可以找出大線索來。這樣我的所謂案子被上報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局長也來了。但他們甚麼也沒撈到。

我繼續絕食,後來他們強行把我拉上一輛車,拉到了蛇口人民醫院內科一間單人房間裏,由倆個警察看守。醫生來了,我就跟醫生說:「我沒有病。我也是醫生。我是煉法輪功的。現在在絕食。」進院第三天,有個護士提了兩瓶液體來了,說給我補水。這已是我第六天沒進食了,當時我警惕性放鬆了,就沒反對。

第一瓶液體快打完時,我突然想:「他們會不會下毒手?」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被中共指使注射毒液而至精神失常或死亡的。我就去看輸液卡,看到藥的名稱開頭有個「D」,我做醫生的經驗告訴我這是興奮劑,我立刻把針拔了。看守把護士找來,護士說:「那個藥已經用上了。」當時我知道這下壞了。過了一會,主管醫生來了,我說:「我跟你講過真相了,你們為甚麼還要這樣幹?」醫生說:「這不是我們搞的,是醫務科搞的。」這時我明白了他們是有計劃有預謀地對我下毒手,想從我這兒得到點到甚麼。

晚上藥性發作了,我的腦子高度興奮,翻江倒海似的就像有甚麼東西要衝出腦袋。我身體極度虛弱,連坐都坐不起來了。此時,四個警察進來了。他們開始問話,我的確也沒甚麼可說的,即使在藥物的影響下,他們也問不出甚麼「新信息」。有個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甚麼。那時,我也知道他在念甚麼,但已六天沒進食,身體支撐不住了。他念完後,就要我簽字。我搖頭。他就抓住我的手寫了點甚麼,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以後幾天我腦子都是糊糊塗塗的。

到了六月份,我發現我腿上的皮膚像樹皮一樣粗糙,全身肌肉都開始萎縮了。一天,有個同牢房的人跟我說:「你臉上的皮膚好像垮下來了。」漸漸的我身體支撐不住了。我知道注射大量興奮劑造成的後遺症非常嚴重,大腦受刺激產生高度興奮後,接著大腦中樞神經會出現抑制狀態,而這樣就會導致心臟衰竭而死,或導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我無力地躺著,彷彿死神就在我身邊徘徊。我要求見主管警察和所長,將情況告訴他們,並要求見我的家人。我要把情況告訴他們,如果我死了,他們也知道我是怎麼死的。因為我知道,中共迫害死法輪功學員後,對外都會說成是甚麼「心臟衰竭」或者「心肌梗塞」等等謊稱是正常死亡的。

後來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進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來了輛救護車,把我又送了蛇口醫院。一個護士要給我打針,我極力反對,他們用四個人按著我,強行給我打了。醫生來了,我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他沒有再用藥。

我是學中醫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補充水份。我就找他們要西瓜。晚上,他們拿來個西瓜,我全吃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許多黑水。我吵著還要吃西瓜。他們通知我家人給我帶西瓜來。這樣,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幾次黑水,感覺好多了,漸漸能進食了。

後來,惡警們又將我關進了看守所,我並沒有脫離危險。當時我想,法輪大法是超常的,我一定會好的。當身體好點時,我就開始煉功。到了這一步,看守我的警察也不阻止我煉功。我的身體開始漸漸恢復。

一天,他們把我拖到了一個地方,說是開庭。有四個法輪功學員,後面有一排全副武裝的警察。我當時坐不起來,就躺在一個同修的腿上。我不斷地嘔吐。上面有個人在講甚麼,我也不知道。後來他們要我們簽字,我們四個人誰也沒簽字。我被送回看守所後,不斷有公、檢、法的人送材料來,讓我簽字,我不簽。我堅持信仰,因信仰無罪。

一天有警察拿來了判決書,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訴。但我已經不能寫字了,只能請人幫我寫,一共寫了十五頁,上訴材料交上後沒有反應。後來我問那個警察,他說他們(指610辦公室的人)沒有交上去,說是法輪功的人沒有上訴的權利。

受盡迫害 逃出魔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到了「廣東省女子監獄」,由三個經濟犯看管我一個法輪功學員。她們為了讓我放棄信仰,就打我、罵我、不讓睡覺、不讓洗澡、不讓購買日用品。有一次,她們三人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開了,警察進來根本就沒制止。她們不讓我睡覺,她們三人輪流睡,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看管著我。還常常罵個不停。在監獄,法輪功修煉者受的是警察和犯人的雙重迫害,比殺人犯的境況還不如。

我的視力越來越不行了,醫生檢查說我的眼睛肯定會失明。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他們看我已成了一個活死人了,沒有利用價值反給他們添麻煩。他們怕我死在監獄,想推卸責任,就通知我家人,說可以保外就醫。期間,我家人東奔西跑地到有關部門申請保外就醫。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歷盡磨難的我從魔窟走出來了。

回家後,我眼睛只有一點點光,身體非常虛弱,只剩半條命。但是迫害並沒有結束。同年十一月,醫院保衛科的人來到我家,要我到「學習班」去報到。「學習班」就是洗腦班,是迫害法輪功的黑窩,我堅持不去。我趁他中午回家吃飯,我趕快收拾一下,又一次被迫離開了家。

這幾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株連。我被非法關押期間,六一零的人經常到我女兒公司騷擾,威脅我兒女和女婿,要他們揭發我,不然,要公司將他們辭退。最受打擊的是我先生,他知道我是好人,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尤其是當他知道我被判了八年後,他整個精神全崩潰了。八年啊,一個古稀老人能等到我出獄那一天嗎?他倒下了,但還是掙扎著艱難地度過了漫長的四年。我回家後,儘管我精心地照顧他,但他再也站不起來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離開了人世。原本一個幸福的家庭被共產惡黨迫害得家破人亡。

幸運來到美國這塊自由土地

我沒地方去,只好回到深圳女兒家,我知道我在哪處境都很危險。因搞保外就醫出來後,邪惡的中共還要繼續監控我三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監控期滿,我悄悄的回了老家,辦了護照,又迅速到廣州簽證,於七月十二日來到美國,我脫離了魔掌。

我雖然到了自由的美國,但還有千千萬萬的中國大陸法輪功同修還在遭受著中共邪黨的迫害。我要揭露邪惡的罪行,讓全世界所有正義的人們了解真相,制止邪惡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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