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時,好心的同事勸我說:你這樣做沒有錯,但你一定要謹慎的處理這件事,家長送禮你不要,人家會誤認為你嫌少,這樣他們會恨你的。」我說:「不會的,我們修煉人不求名,不求利,真正為別人著想,只要我做好,他們一定會理解的。」
家長會上我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大法的,我不接受家長的任何禮品。開始有的家長不相信,試探著給我送禮,都被我一一退回去了。就連書店到學校向學生推銷書時給老師的回扣,我都把錢包成包一一還給學生。
「孩子交給你我們放心」
一天,我們班從南方轉來一個小女孩。幾天以後,家長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說和我溝通一下孩子的情況。我謝過家長以後,告訴她,我是煉法輪功的,不必破費請我吃飯,我隨時歡迎家長到學校與我交談。第二天放學時,她到班級來找我,交談了一會兒後,她掏出幾百元錢(大約三、五百)說:「請你吃飯你不去,這點錢你拿著,孩子就讓你費心了。」說著就往我兜裏塞。說實話,如果我沒修煉,這白白送到手裏的錢我會毫不客氣的收下,但是現在我是一個大法修煉者,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私利給大法抹黑。我真誠的說:「飯我不吃,錢我也不要,昨天我跟你說了,我是煉法輪功的,任何一個家長的錢我都不要。孩子在我們班你儘管放心,我一定對她負起責任。」她激動的說:「昨天給你打完電話,我跟朋友說孩子的班主任是煉法輪功,請她吃飯她不來,我說給她送錢行不行?朋友說那你去試試吧。沒想到煉法輪功的人真的這麼好啊!孩子交給你我們放心了。」
「老師,等你回來我們還回咱們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團開始了對大法鋪天蓋地的誣陷宣傳。因為我去北京上訪,回來後,學校剝奪了我上講台的權利,讓我去打掃廁所,我們班的學生被拆散插在其它幾個班裏。
知道我今後不能再教他們,孩子哭成一團,喊著:「讓我們老師回來!」一個平時少言寡語的小男孩,竟以不寫作業的方式為我抗爭,說:「不讓某某老師回來我就不寫作業!」不管學校領導怎麼訓斥他,他都不聽。沒辦法,他的新班主任只好讓我勸勸孩子。看著這個滿臉淚水的孩子,我也流著淚告訴他:「老師沒有錯,只是想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你們不是說過也要像我一樣,做一個好人嗎?那你們要好好聽課,好好寫作業,做聽話的孩子,這樣人家才會說,某某老師教出的學生真好!」他哭著點點頭說:「老師,等你回來我們還回咱們班。」
這些善良的孩子,他們哪裏知道,大法弟子正面臨著一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邪惡迫害。因為我再次進京上訪,接下來的是關洗腦班、進拘留所、被勞教,四年多的關押迫害,我回到學校時,他們已經畢業了。
家長的回信
二零零四年,從勞教所回來以後,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從新走上講台。隨著人類道德水準的急速下滑,教師的這種職業也成了社會上最「黑」的職業之一。有的學校分班要錢,調座位要錢,教師節及其它節日就更不用說。做班主任,面臨的第一個考驗就是家長送禮的問題。我不忘自己是修煉人,家長送的錢和物,有的當面謝絕,不便直接拒絕的就在以後通過其它方式還回去。有時我還利用退錢、退物的機會給家長寫信,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法輪大法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不能因為過節而增加家長的負擔。有一次我給家長寫信時,把自己因為信仰「真、善、忍」而遭受迫害的親身經歷寫給他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電視媒體對法輪功的誣陷宣傳,那都是騙人的謊言,要記住「法輪大法好」。
幾天後,家長給我回信說:「看了你的信我的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從心裏佩服你,你們煉法輪功的太了不起了。」有的家長發來短信說:「現在像你這樣的老師太少了,孩子能在你們班是我們的福份。」甚至有的家長直接把電話打到校長那裏,說某某老師對學生好,還不收家長的禮,這樣的老師你要好好表揚。
這幾年,學生換了一屆又一屆,我給家長退回的錢,少的一、二百元,多的上千元,錢包、背包、圍巾、衣服、手鐲等等,我自己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我們學校附近的小區裏,很多家長都知道有一個煉法輪功的某某老師不收禮。因此很多家長都托人把孩子送到我們班。
感謝慈悲偉大的師父,感謝大法!是師父淨化了我的身體,使我從一個疾病纏身,幾乎不能正常工作的人成為一個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是大法淨化了我的心靈,使我從一個心胸狹窄、重名重利的人,成為一個處處為他人著想、不爭名不求利的人。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執著心沒有去,慈悲心不夠,我會更嚴格要求自己,不斷用大法的法理歸正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