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我從沒放下手中的電話
十年打電話 三退過四萬
二零零二年三月，大法弟子劉成軍等，在長春搞了電視插播，向人們揭示天安門自焚偽案，以及大法洪傳世界真相，羅幹親自坐鎮長春，抓了大法弟子五千人。在美國的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不能坐視國內的同修受迫害而不聞不問，於是我決定向國內打電話。開始我寫了一個稿件，照著稿子念，離開稿子就不知道說甚麼了，連續打了一週後，我就放下稿件，用自己的話去講了。
從那以後，十年來，除了每年有幾天離開本地，外出開法會外，再也沒有放下過手中的電話了。由於美國西部時間與國內的時間差，我只能每天夜晚打電話。夜深人靜，哪怕很小的聲音講話，也會傳出去很遠，為了封閉一些，不致吵到別人，我每天躲在臥房中的洗手間裏打電話，有時聲音講的大了，吵醒了先生，他會生氣的敲門警告，有時吵醒了樓上的鄰居，他就會在他的洗手間裏，一遍一遍的沖水表示抗議，我只能乞求師父：讓他們睡沉一些吧！我手中救人的電話是不能停的。從零二年三月到零四年十一月，我都是打真相電話，告訴天南地北的中國人，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洪傳世界，江澤民，羅幹，周永康等，迫害大法犯了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等，被告上多國法庭。揭露天安門自焚偽案，講四二五上訪真相等，並回答世人的各種問題。
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大紀元發表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我每天迫不及待的在網上看著公告，一評，二評，三評，看了四評以後我就坐不住了，我想：這麼好的文章，能讓人認識共產黨的邪惡本質，要馬上傳到中國去，我不能只打電話，還要發傳真。於是安上了傳真機，白天發傳真，晚上打電話，我的第一次傳真：《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甚麼》，《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就是發給了中央電視台的許多部門。晚上照樣打電話，有一次電話打到《求實》雜誌編輯部，我對他們說：
「現在國外大紀元網上，發表了《九評共產黨》，你聽說過沒？」他說：「沒有。」我說：「我可以把《九評》的每一個標題告訴你。」他說：「好，我記錄下來。」我一邊說，他也一邊念一邊記：「一評──二評──三評……」念到《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九評之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他都照念不誤，念到《九評之九：評共產黨的流氓本性》時，他不吭氣了，只是默默的記。記完後，我告訴他，趕快到國外大紀元網上看全文，太精彩了。
電話打到各級政府部門和人民群眾家裏，告訴他們大紀元公告內容，《九評共產黨》的內容，告訴他們希望之聲的波段，讓他們收聽《九評共產黨》的廣播。
當我每天沉浸在發傳真，打電話，傳《九評》的歡樂之中時，零五年四月在全球電話組的會議中，我聽到台灣弟子打電話勸退黨的信息，後來又聽到加拿大弟子介紹打電話勸三退的經驗，很受啟發，從此也開始打三退電話了。
我記得第一個被我勸退的是一位大學生，他不是黨團員，入過少先隊，當他聽到我講八九年六四，共產黨在天安門殺學生時，很氣憤，以化名退出了少先隊。
有一段時間，我專門向全國各省的鄉鎮政府打電話，告訴他們：共產黨無官不貪，無惡不作，天要滅共產黨，退黨保平安。由於他們在最底層，離農村很近，知道農民疾苦，三退的比較多。有的說：「給我們發槍吧！我可以一呼百應。」這時我就告訴他：「不需要動刀槍，天要滅共產黨，你只要叫人退了邪黨團隊，在天滅共產黨的大劫難中就可以保平安。」
有一天電話打到一個女大學生宿舍，我講了共產黨是殺人黨，流氓黨，所有講的話都是假話，中國人都生活在謊言之中。比如說抗日戰爭，完全是國民黨帶領全國人民浴血抗戰，犧牲了三百多萬戰士，兩百多位將軍，取得了勝利。而共產黨躲在延安幹甚麼？在南泥灣種鴉片賣錢，毒害中國人民，張思德也不是燒炭死的，是燒鴉片死的。她們聽了很震驚。最後三個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為名退了黨。
有一天電話打到北京一位幹部子弟家，他聽完我講三退的信息後說：「凡是反對共產黨的我都擁護-──除了刑事犯罪外。」我問他為甚麼這麼恨共產黨呢？他說：「我們的父輩是省部級幹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關進了監獄，我們都被掃地出門，那麼小的孩子無家可歸，沒有飯吃，到處流浪，心靈的創傷無法癒合，所以從小就恨透了共產黨。雖然父輩後來平反了，他們又有了工作，有了權力，他們心裏能平衡，可是我們永遠仇恨共產黨。」當我講到法輪功真相時，他說：「我這裏有一本《轉法輪》，不信我讀給你聽。」然後就給我念起《論語》。他在電話那邊讀，我在電話這邊背，讀完一段後他說：「如果有大法弟子需要庇護，我會毫不猶豫的保護他。」我說：就憑你這句話，你將來就會有美好的未來。他高興的退了黨。他還講：「像我這樣的人太多了。你們並不孤立。」
有一位省委副書記，第一次聽完我講的真相電話後就掛掉了。第二天我又打過去時，他說：我是書記怎麼退啊！我說：北京中央黨校有二十五位黨員集體退黨，大部份是司局級幹部，解放軍的軍官也在退，他們說：我們要當國防軍，不當黨衛軍。保衛中國不是保衛共產黨。退了照樣當他們的軍官。我可以用「長福」的名字幫你退黨，將來你會有長久的幸福。他說「好！」我又問你是哪一級書記？縣級？市級？省級？他說是省級副書記。我說：你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後來又講了法輪大法真相。
從零五年五月到零九年七月，共四年的時間，我通過電話三退了一萬名。從零九年七月到二零一二年二月，不到三年的時間退了三萬。主要是正法形勢的變化，國內外學員講真相的普及，深入。全民的覺醒，有許多人多次聽過真相所以一講就退了。
心性在打電話講真相中昇華
師父說：「我們人在修煉過程當中，作為一個煉功的人要捨棄的心太多了，顯示心、妒嫉心、爭鬥心、歡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種執著心都得把它去掉。」（《轉法輪》）
而我幾十年來在常人中爭爭鬥鬥，各種執著心很多，一打電話各種常人心都出來了。首先是怕心，怕別人不聽，掛電話。怕別人提的問題答不上來。結果越怕，掛電話的越多，後來橫下一條心：我就是講真相，救度你，你要聽下去。反倒好了。
有一次我乘車到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第一通打到北京的六一零辦公室，是電話留言，我就讀了一篇稿件，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立即停止迫害等等。第二通電話打到公安部部長辦公室，女秘書接的電話，我請她轉告公安部長：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迫害佛法有罪！等等。她問我是哪裏的，我告訴她，是從美國打過來的。打完電話後，我歡喜的不得了，覺的真了不起，能打到這些機要部門震懾邪惡。一高興，我搭錯了車，公車把我帶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我當時就明白了：歡喜心使我搭錯了車，要修去它！
我在中共邪黨統治下生活了幾十年，爭鬥心，辯論中要壓倒對方的心很強。講真相時，當別人不認同我的看法時，我會滔滔不絕講個不停，自認為講的有理有據，完全壓倒了對方，可對方卻掛斷了電話，再打過去也不接了。一次，兩次，三次，這樣的事情發生後，我想問題出在哪裏呢？我的道理講的很透徹，為甚麼對方不聽呢？我想到了師父講，善心和道理可以改變人，而強制永遠不行。我雖然講了道理，但是帶著爭鬥心，要壓倒對方的心，而不是慈悲救度的善心，於是逐漸改變了說話的語氣和方式。
比如，一個河南人對我說：「我們的生活很好啊！政府為了鼓勵農業生產，不收農業稅，反倒給我們補貼，哪有這樣好的政府啊！」以前一聽到這種論調，我就會很生氣，冷冷的說：那是因為農村太苦了，年輕人幾乎全部流入城市打工，沒人種地了，才採取這種小恩小惠收買人心，就像餵豬的糠裏加了幾個胡蘿蔔，你就感恩戴德了！
現在我會說：你看看你們的河南，過去多麼輝煌，有開封，洛陽這樣的故都，當官的文有包公，武有岳飛，演繹出多少動人的故事、篇章。可現在的河南，為了脫貧致富，搞起了血漿經濟，鼓勵農民賣血。結果血液感染，艾滋病泛濫，許多地方成了艾滋縣，艾滋村，許多父母雙亡，留下了艾滋孤兒。還有許多城鎮，當官的為了錢，允許開辦污染嚴重的化工廠，造紙廠，過去山青水秀的地方，現在成了癌症村，癌症縣，共產黨殘害人民，犯下了天大的罪業，所以要脫離邪黨，保平安。這樣講話的方式和語氣，才能為人接受。
打電話有時很順利，許多人聽，許多人退，這時不能起歡喜心。有時很不順，一撥二十個號碼，不是無人接聽，就是一聽就掛。有一次撥了四十個號碼，只退了一個少先隊。急躁，抱怨心都出來了，這時靜下心來發正念，想一想救人的責任，我突然感到，好像是在地震後的廢墟中救人。要鏟除多少石頭，瓦礫，搬掉多少水泥柱子，預制板，才能搶救出一個人來。再打下去，退的人又接二連三的了。
在打電話中，會碰到各種各樣的人，有的罵人，有的譏諷，有的調戲，開始的心情會受影響，後來，完全不把常人講的放在心上，照樣心平氣和的講下一個電話。
師父說：「證實法也是修煉，修煉的過程就是不斷的認識自己的不足從而去掉不足的過程，只是許多最根本的執著認識的越早越好。認識到了本身就是提高。能夠去掉它，或者克服它、消弱它，最後完全去掉，這個過程就是在不斷的提高，也是生命的根本轉變。」（ 《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
十年來，我就是在打電話勸三退的過程中提高著，改變著。
放下生死，闖過病業關
作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各種「疾病」症狀時而會出現。有一段時間，心臟好像出了毛病，爬一個小坡，甚至走平路，都會感覺到喉嚨火辣辣的發緊，好像剛剛跑過長跑似的，喘不過氣來。心臟很難受，像要休克似的。後來發展到在家裏一走動，也會這樣。如果我承認它是病，那就真的是大病了。但是我在法理上，非常清楚：我是一個修煉人，一個正法時期，正在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的大法弟子，一個正在主動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人，不會有病。儘管我知道我父親死於心臟病，一個哥哥也死於心臟病，另外兩個哥哥都做了心臟搭橋手術，但是我知道我不會，一切都是假相。我該幹甚麼就幹甚麼，出去煉功，講真相，晚上打電話一切照常。一兩個月後這些症狀都沒有了，完全恢復正常。
二零一零年冬天，我們地區辦「神韻」，我是發正念小組的。每天要坐巴士去集體發正念。發正念，加上來回坐車要六，七個小時，回來後還要學法，晚上打電話，每天只能睡三個小時。有一天起床後感覺頭暈目眩，站不穩。我立刻就地坐下發正念，徹底否定干擾。發完正念起來後，我上外面走了一圈，沒問題。就照樣搭巴士去集體發正念。可是那天晚上起來打電話時，情況更嚴重了，一起床就站不穩，耳朵嗡嗡難受，好像平衡器官發生了問題，腿腳不聽使喚，我扶著床沿走到電話機旁，坐在地毯上盤著腿打電話。我想：打電話勸三退是救人，舊勢力是不敢干擾的。當我打了二十通電話後突然耳朵清朗了，沒有嗡嗡的感覺了。頭腦也更清醒了。我繼續打電話，直到天亮。就這樣又一個病業關闖過去了。
十年打電話，靠的是正念，而正念來源於法
十年向國內打電話，我深深的感到，最重要的是正念，而正念來源於法。在《大法弟子必須學法》一文中，師父說：「你做的那個事情如果沒在法上，如果沒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沒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許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為對解體邪惡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學法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學法跟不上，那就甚麼都完了。」
我九七年九月得法，那時大陸的老學員已經比較成熟了。他們告訴我：「一定要多學法。」當時我看了許多法會交流文章，也明白了學法的重要性。同時，我也意識到，自己六十歲才得法，在六十年的常人生活中，特別是在共產邪黨散布的無神論毒害下，自己有許多不好的思想，觀念。思想業力很重，要想歸正自己，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必須認真學法。
所以一開始得法，我就把學法放在第一位，由每天看一講到一週讀完一遍《轉法輪》，再到一週讀兩遍，還要聽一遍講法錄音。有時讀法思想不集中，我一遍又一遍的把思想拉回來。一段法，讀兩遍，三遍，直到真正讀進去，才看下邊的。除《轉法輪》外，師父的各地講法，我都一本一本輪著讀，越讀越愛讀。
二零零五年，明慧網上介紹了許多同修背法的經驗。我也下決心背法了。第一遍背了九個月，第二遍背了五個月，然後背了第三遍，第四遍。在背法的過程中不斷的清除各種不好的思想，觀念和業力。
正因為有了法的力量，在許多人耐不住寂寞而放下手中的電話，參與其他項目時，我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電話，一天也不落的（除了開法會，離開本地）打到了今天。
師父說：「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眾生，要在最後這個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救度眾生，大家想想有多難？你們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哪，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師父告訴你們的，你們有你們的那條路走，誰也動不了。但是這條路很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的非常的正，你才不會出問題。」（《甚麼是大法弟子》）
我知道一切都是師父在做，那背後可怕的因素都是師父在解決。我只不過是在人的這一面不斷的堅持打，堅持說而已。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打電話時，語氣非常平和，沒有了爭辯，沒有了氣憤，激動，有的只是慈悲，這種變化是何時出現的，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師父說：「其實，你在修煉中，就是一點點、不知不覺中修上來的。記住，要無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學法〉）
十年來，我就是在不斷的學法中，講真相中，不知不覺的提高上來的。感謝師父的慈悲苦度！在正法的最後階段，我還要更加精進實修，跟師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