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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餘毒」騷擾不斷導致法輪功和平上訪
在中共的謊言抹黑宣傳下，一些人誤認為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輪功萬人和平上訪，是所謂的「圍攻」，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起因。其實，「四•二五」和平上訪的起因正是由於中共的「文革餘毒」在背後不斷搞事而引起的。
「改革開放」以後，「文革餘毒」在中共內部仍然佔有一定的市場。特別是蘇聯垮台後，踏著「六四」鮮血剛當上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認為「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的範圍內存在。
「文革餘毒」的一個特點是通過整人撈取政治資本，於是就要去搞事，要把事情搞的越大越好，從中好撈取政治資本，從而能夠升官。
法輪功從一九九二年五月公開傳出來後不久，因為講「真善忍」，祛病健身功效好，所以傳播很快，煉法輪功的人數快速增長，遍布社會各個階層。
中共警察裏有一部份人是專門搞「階級鬥爭」的，以前叫「政保」（公安一局/處/一科等），後來改為「國保」，雖然叫法不同，但是性質是一樣的。這些文革餘毒，他們關注的就是所謂的「階級鬥爭」及其動向。一九九四年，警察就在法輪功裏臥底，但是沒有發現任何不妥的地方。
隨著煉法輪功的人數進一步增加，中共宣傳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文革餘毒開始出動攻擊法輪功。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想挑起事端撈取政治資本，指使《光明日報》用文革式的語言詆毀法輪功是「宣揚迷信」。「宣揚迷信」是文革術語，是一頂非常可怕的政治帽子。由於幾十萬封的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事實真相，後來不了了之。中宣部還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
羅幹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得到甜頭，撈取了政治資本升為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他深知要想再往上爬，就需要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需要別人的鮮血來鋪墊。一九九七年初，羅幹指使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份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調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即政保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用先定罪，後找證據的文革鬥爭的手法，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結果一條罪名也沒有收集到。
雖然公安政保部門甚麼也沒有發現，但是一些地方的警察開始對法輪功煉功群眾進行騷擾。許多人用群眾來信的方式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一情況。於是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在北京、廣州等地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這事本來這時就應該結束了，但是羅幹和背後想通過搞事而撈取政治資本的一夥人顯然不甘心。於是，羅幹的連襟何祚庥跳了出來。何祚庥不學無術，是個文革思維很重的文革餘毒。他原來在宣傳部裏工作，號稱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研究物理。後來他打著科學的名義，招搖撞騙，其實是個科學痞子，積極充當中共在科教領域裏的政治打手。
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對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煉法輪功導致精神病。經過北京法輪功學員澄清事實，北京電視台在了解真相後決定製作關於法輪功學員戶外煉功的新聞以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當時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在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蔑法輪功的文章的情況下，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用謊言攻擊法輪功，甚至還暗示煉法輪功會導致亡國。
面對何祚庥毫無事實依據的嚴重誣陷，法輪功學員自發前往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市突然出動了三百多名防暴警察，驅散法輪功學員，毆打並逮捕了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抓人是北京的命令，要想解決問題，得去北京反映情況。
據海外媒體報導指出，羅幹是此次抓人行動的直接指揮者，他要搞事，並且想把事情搞大，從而可以撈取政治資本。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和附近的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抱著對政府的信任，自發地去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在當時總理朱鎔基的干預下，天津警察放了被抓的法輪功學員。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自行散去，回家。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得到了和平解決。
然而，四月二十五日當晚，心胸狹窄的江澤民模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全體人員寫了一封信，把和平上訪上升到政治問題。這封信隨後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作為通知內部印發，為不久的迫害定下了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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