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罪惡的不歸路（3）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接上文）

五、教唆與利誘勞教份子──對普通勞教人員的迫害

1、利誘、脅迫、教唆犯罪

中共惡黨的勞教所不僅僅大力迫害堅守真理、一心向善的法輪功學員，而且也通過方方面面的惡毒宣傳及教唆犯罪來深入荼毒和嚴重迫害許多普通勞教人員。對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負面行為習慣多、缺少是非辨別能力、缺少社會關懷的刑事犯來說，勞教所不僅是一個交流違法犯罪經驗、強化人性負面因素的大染缸，而且還是一個可以肆意發洩個人私憤、充份展示人性劣根的實驗場。為了方便的利用這些勞教人員，許多管教深諳「黑道」規律，清楚掌握並自由拿捏那些可以利用的「牢頭獄霸」的思維邏輯和性格特點，以各種威脅、利誘的方式拉攏刑事犯做自己的幫兇。勞教所的所謂「教育」成了「教唆」。

警察張波、於芳莉經常縱容、唆使盜竊犯人崔豔秋（班長）毒打、謾罵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賈興華在被綁架過程中腰部被警察踢成重傷，血壓高達240，在勞教所還被強迫到車間參加勞動。有時賈興華昏迷倒地，惡人崔豔秋不准任何人扶，還大聲辱罵。崔豔秋給於芳莉錢購買煙在勞教所內抽，自己大吃大喝，還經常給警察於芳莉東西「上供」。

警察們長期用賣淫人員和盜竊犯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包夾（一個刑事犯看著一個法輪功學員），二十四小時不讓法輪功學員互相說話。二隊大隊長霍淑萍也經常指使邪惡的勞教人員給她當幫兇。一次，她用電棍電一位學員、惡人班長勝利美在一邊連打帶踹，一邊用腳踢，電的那位學員滿地翻滾。

前進勞教所不僅積極利用、而且主動培養「牢頭獄霸」。警察熟知刑事犯好逸惡勞、急於減期回家的心理，利誘一些沒有是非標準、素質低下的刑事犯為她們充當打人工具。越是人品差、惡習多的人越被警察所器重。勞教人員趙寶香和王芳都是盜竊犯，人品極差。趙寶香的兒子托人找過所長王亞羅給趙寶香提供方便條件，而王芳一心巴結隊長和管教，是隊長們的丫環，包洗衣、做飯乃至提供日常生活用品。這兩個人幾乎不吃食堂的飯，警察們打飯時多打點給她們帶出來。她們依仗權勢成了隊裏的紅人，王芳經常打罵、欺負別人，向隊長打小報告構陷法輪功學員。隊長王敏聽完她的話就處罰法輪功學員，她成了隊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工具。

二零一一年三月，哈爾濱法輪功學員吳曉峰被綁架到前進勞教所。當時她左臂被迫害傷殘、右眼窩呈青紫色、沒有語言表達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前進勞教所不但非法將吳曉峰收監，還教唆刑事犯對她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四月初，盜竊犯王芳在勞教所一大隊隊長王敏的授意下，往吳曉峰所吃的玉米粥和菜湯裏放不明藥物。吳曉峰被迫害得自己不知道吃飯、上廁所，警察就授意刑事犯逼她自己吃飯、自己上廁所。生活不能自理的吳曉峰根本就做不到，因此經常挨餓。盜竊犯王芳逼迫沒有語言能力的吳曉峰自己親口說出「上廁所」三個字，可是吳曉峰根本就說不出話來，這樣曾導致吳曉峰長達二十多個小時不能上廁所。有一次因長時間沒人照顧她上廁所，她就把尿尿到棉褲裏了，盜竊犯王芳不讓人給吳曉峰換棉褲，就讓她穿濕褲子。

一次出於要陷害吳曉峰的陰謀，刑事犯王芳被警察唆使往吳曉峰被窩裏放了一塊玻璃。吳曉峰發現後受了強烈驚嚇與折磨，精神更加失常。刑事犯趙寶香則一拳把吳曉峰眼睛打成紫黑色，身上也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事發後，隊長出面維護趙寶香，撒謊說吳曉峰是自己撞門框撞的，並逼所有人做偽證，從此王芳和趙寶香氣燄更加囂張。王芳最終被評為積極份子、優秀勞教學員。

警察經常教唆刑事犯做泯滅人性的罪惡勾當。法輪功學員高國鳳否定迫害、堅持煉功，警察讓盜竊犯李英傑迫害高國鳳。李英傑猛拽椅子，把高國鳳摔在地上，當時就把高國鳳坐骨摔壞了、臥床不起，高國鳳絕食提出見家人上醫院檢查，要求無罪釋放。警察張艾輝、陳麗華等人不理睬，反而把她兩手銬吊在兩床中間野蠻灌食。在前進勞教所，高國鳳有機會就跟警察講真相、告訴她們「法輪大法好」，隊長霍淑萍、吳寶雲等人唆使吸毒犯孫博迫害她，摳臉、用拳頭錘頭、掐脖子、用牙籤紮頭、紮脖子、薅頭髮（立刻頭起大包）。警察看孫博打得不符合要求，就罵她笨，說她「教曲唱不得！」

一次勞教所勞動收工時，警察沙玉錦聽到高國鳳喊「法輪大法好」，立刻指使刑事犯梁笑毆打高國鳳。梁笑打到累得犯高血壓病了，沙玉錦為梁笑找來了藥，並說：「吃點藥，好了之後，半夜還得折磨她呢。」刑事犯梁笑、李英傑解教回家後，警察又從一大隊調來一個吸毒犯人來包夾迫害高國鳳。這個刑事犯特意穿一雙尖皮鞋，天天踢打高國鳳，一腳踢在腿上立即會出現一個黑紫色的腫包，薅頭髮立即起一個雞蛋大小的包。

警察周英范指使吸毒犯孫博強行給高國鳳穿勞教服，並連踢帶打用各種殘忍手段折磨她，打得高國鳳頭腦眩暈、胸悶、喘氣困難。到了晚上，周英范指使孫博說：「咱們就折磨她！」沒想到孫博下手過狠，將高國鳳打倒在地暈死過去，雙腿處於癱瘓狀。她們把高國鳳拉到醫院檢查，不說實情，又把她拉回二大隊後偷偷往粥裏下藥，怕高國鳳死在那裏擔責任。衛生所警察劉大夫到一大隊就造輿論說高國鳳腦出血。

在勞教所警察的縱容下，四個刑事犯將不寫「悔過書」的法輪功學員方桂蘭拉到洗手間，扒光衣服，哈爾濱十二月的天，開著窗戶，往身上潑冷水。盜竊犯王芳、王英、趙寶香經常欺負吳曉峰。瘸子王英經常用自己的拄棍戳吳曉峰的後背，趙寶香用手掐吳曉峰，還用手掐吳曉峰的乳頭。吳曉峰的臉上經常是青一塊、紫一塊的，有良知的普教犯人都看不下去了，罵趙寶香「不是人，太損了」。有多人多次向前進勞教所副所長葉雲反映吳曉峰遭受虐待的事，葉雲要麼走形式假意調查後不了了之，要麼置若罔聞、置之不理。明明吳曉峰臉上有傷，葉雲卻說：「是嗎，我怎麼沒看見？」

幾乎在所有的勞教所、看守所、監獄都流傳著這樣的感歎：「我以前根本沒有這麼壞，都是進到這裏來把我教壞了！」這是從對勞教犯的人品道德及行為習慣上講。而更大限度激發這些負面變化的卻始於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之後。勞教所的警察幾乎向所有勞教人員敞開了可以肆意折磨法輪功學員的大門，想盡一切邪惡的招數給法輪功學員製造痛苦成了一些沒有善惡標準、又甘於被洗腦、被利用的刑事犯們的「樂趣」。她們哪裏知道，迫害正法正信的修煉者是多大的罪過！她們哪裏知道，一時的痛快將換來永遠的悔恨和無休止的償還！而這一切，卻是中共惡黨發動的這場迫害和參與、執行迫害的勞教所及警察們給她們帶來的！

2、侮辱、奴役、邪惡洗腦

勞教所的警察對刑事犯的「器重」其實只是一種臨時的利用，她們內心更大程度上是把這些人當作自己的工具，說難聽了就是「狗」。有的刑事犯背後不平衡的時候就說：「我們算甚麼？不就是管教的狗嗎！」由於根本不把這些刑事犯當人看，警察一旦不滿意了就肆意謾罵、侮辱這些跑前跑後的幫兇。勞教所打著「教育」的幌子，本該注重對在押刑事犯的品行和惡習予以引導歸正，然而，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社會底層的人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惡毒、狂暴、仇恨、妒嫉、貪婪）來管制、對抗法輪功學員的善良和堅忍，警察給個別刑事犯充份的施展空間使她們變得更壞、更殘忍。而當法輪功學員的大善大忍不斷地感化那些良知尚存的刑事犯，使大部份人都不再助紂為虐時，陰險的警察就採用「株連」的方式來激發刑事犯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

一大隊原大隊長張波與前進勞教所警察相勾結，每天早晨逼迫法輪功學員必須按她們編好的話謾罵法輪功創始人與法輪大法，並惡毒地稱之為「宣誓」。如果發現誰不「宣誓」或聲音小，警察們就逼著反覆說，否則隊伍不解散、或不讓睡覺。張波讓刑事犯們也跟著受體罰，想以此引發刑事犯人對法輪功學員的不滿和怨恨。好在大部份刑事犯人都已明白真相，不但不配合警察指使，而且在背地裏痛斥她們的惡行。

有一個詐騙犯曾無奈地說：「我在外面時沒這麼壞，可是在這裏不壞不行啊！在隊長面前我就得罵人，這樣她們才會信任我。不然她們該說我跟你們學『真善忍』了，該給我加期了，她們手段太狠了。但是我不會被她們利用的，你們法輪功才是好人。」勞教所警察曾經理直氣壯地宣稱：「你們法輪功不是做好人嗎？我們就是要用壞人管你們這些好人！」在勞教所裏，普通刑事犯不撒謊不做壞事就沒有好日子過。壓榨索取、吃喝拿要在管教員對待一些刑事犯身上司空見慣，許多盜竊、涉毒、賣淫等勞教人員為了討好警察、獲得一些方便條件，只好以錢、物進行賄賂，因此，一些警察佔便宜成了習慣。還有一些刑事犯就通過打小報告、為警察迫害法輪功學員做幫兇來博取警察的歡心，以此換得一點寬鬆條件。而對於暗中同情和幫助法輪功學員的刑事犯，警察給予嚴厲制止和謾罵，甚至毒打不願意配合警察行惡的刑事犯。

在法輪功學員左仙鳳被長達一個月時間不許洗漱折磨時，一個有同情心的刑事犯賀清傑很心疼左仙鳳，幫她從樓上拿手紙，趁人不注意時又往她嘴裏塞了一個山丁果。這事被警察劉暢知道後，劉暢把賀清傑的臉都踢腫了，眼睛打得紫黑，而且那個月的接見日沒讓她家接見。二隊的一個刑事犯王玉華知道了左仙鳳被禁止洗下身的遭遇後，頂著巨大的壓力給了她一包濕巾，讓她擦擦下身。警察劉暢在監控室看見了，跑出來搶走了濕巾，大罵做包夾的刑事犯，並在走廊瘋狂咒罵王玉華：「脦瑟甚麼，顯你好呢，她是你媽呀？你心疼她，你……」王玉華47歲，而警察劉暢才34歲，她就經常這樣大罵那些比她大得多的老人。

中共勞教所中的普通勞教人員是沒有任何尊嚴可言的，許多刑事犯由於經歷坎坷的原因感情比較淡漠。但由於法輪功學員受到的酷刑過於悲慘，因此在那個險惡的環境中，連自身都難保全的刑事犯看到法輪功學員受難時，甚至常常暫時忘卻了自己的處境，轉而同情起法輪功學員來。然而，他們的同情心也在相當的程度上被警察們遏制了。可以看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警察喪失良知，連犯人都不如。

除了拉攏、教唆刑事犯當幫兇，警察還隨時隨地地指使這些勞教人員給她們洗衣服、洗碗，甚至用的全是刑事犯自己的洗衣粉和洗滌劑。有個刑事犯說，「在這呆了一年半，光給管教們買洗滌劑花的錢就有四百元了」。警察安排在食堂的三個人中，刑事犯張英四十二歲，法輪功學員張淑文五十一歲，法輪功學員張玉娟四十九歲。她們早上不到六點就出去，晚上八點左右才能休息，做七十來人的飯，一天天在食堂站著，胳膊累得都抬不起來。如此辛苦的付出，勞教所對她們一點兒獎勵都沒有，相反要發生甚麼意外（比如機器燒了），警察還要謾罵、懲戒她們。有一次蒸鍋燒了，警察就給做飯的人加了兩天期。在邪惡黑窩裏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加期的這兩天對她們來說就像二十年，是數著秒數中煎熬度過的。即使這樣，副所長葉雲還說：「不能給現在食堂的人多減期，因為她們淨脦瑟，跟我說話時態度不好！」

六、欺騙百姓與煽動仇恨──對普通社會民眾的迫害

1、包裝造假、偽善欺騙

前進勞教所披著「人性化管理」的外衣，高喊「文明管理、科學管理、依法管理」的口號，實質上卻幹著違背天理、違背人性、違背法律的罪行。前進勞教所的管理模式對外號稱「三段式」，即封閉式、半開放式、開放式。開放式管理是指所謂的「社會矯治」，勞教人員可以回到社會中工作生活，只定期到勞教所裏報到。目前前進勞教所設立的兩個大隊中，一大隊是封閉式管理，二大隊是半開放式管理，而開放式管理只是一種空頭理論裝飾，還從未對任何勞教人員實行過。勞教所採用的前兩種管理方式聽起來好像寬鬆程度有所不同，其實在對堅守信仰的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上沒有絲毫的差別。

對於中共惡黨和它的暴力工具來說，「一邊當婊子、一邊立貞節牌坊」的話雖然聽起來不好聽，但卻是它們的真實寫照。因為「騙」是中共惡黨的基因之一。《九評共產黨》一書中說：「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當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蓋修飾的時候，欺騙和謊言便登場了。謊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潤滑劑。」可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是前進勞教所乃至所有中國勞教所黑窩的基本事實。

前進勞教所的欺騙之堅決和徹底，幾乎連身份和名字都要偽裝起來。據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四日報導：「哈爾濱市前進勞教所改名為哈爾濱市前進勞動教養學校，現關押60多人，法輪功學員有50多人，普通勞教人員10餘人，共七棟樓，佔地面積上萬平方米。『校長』王亞羅等邪惡警察不斷採取各種形式從省市騙取撥款，粉飾這個充滿欺詐和奴役的黑窩，毫無人性的迫害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甚至連被警察打斷腿的賈興華、高位截癱的劉雅琴等很多傷殘人員也不放過。」這個被改頭換面的「學校」，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末就與某圖書館舉行了轟轟烈烈的「借書」儀式，可到十月末也沒能借到書！不知是對方不借給還是本「學校」不想借，無論如何，是「學校」還是「監獄」誰都心知肚明。

為了宣傳「學校」生活的「美好」，過年前，隊長和管教們還強迫法輪功學員給家裏寫信，按照她們的意思共同造假、美化勞教所。警察甚至規定不寫的不讓睡覺，簡直荒唐至極。結果這一無理要求遭到大部份學員抵制。

中共惡黨利用謊言欺騙和精神控制形成了一種邪惡而矛盾的怪圈，深陷其中的人們難以自拔，漸漸地習慣、適應，並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其中、推波助瀾。各級邪惡機關之間的互相偽裝、互相欺騙、互相隱瞞、互相包庇是一種「工作」的主要內容和典型狀態，所謂「面不改色說假話」、「認認真真走過場」就是鮮明的寫照。法輪功學員們被強制一次次參與造假的全過程：在衛生所要申請變成衛生院的考核中，在迎接省裏的「達標檢查」中，老年法輪功學員們一次次地被警察指揮著搬動家具布置假現場、再拆除假現場恢復原貌……尤其當這種偽裝和欺騙是為了達到掩蓋真相、欺世惑眾的罪惡目的時，警察頭頭們就更加精心設計和賣力指揮。這一切，看似出於無奈、不得已而為之，其實完全是處心積慮、用心極為險惡、；看似小兒科、荒誕可笑，實際上卻真實地起到了迷惑世人、洗腦放毒的作用。

前進勞教所一貫用「偽善」來欺騙社會、欺騙世人。實際上，被非法關押在這裏的人們每天都在直面她們的真實嘴臉、承受她們的真實暴虐。但是，這一切是世人無從了解的。在這裏，法輪功學員有機會間歇性地觀看警察們虛偽、醜惡的表演，而這些都發生在各種「檢查」來臨之前、當中、之後。對刑事犯和法輪功學員，警察不講法律、不講人性、不講人權，無論生活行為還是生產勞動，一切都是高壓、強制。警察宣稱，「我們就是暴力機關，我們有的就是強制手段！」而當檢查團或社會團體、新聞媒體到來之際，整天滿口污言穢語的隊長和管教們齊刷刷地變成親切而文明的優秀警察。

在檢查和參觀的人群面前，警察們一個個冠冕堂皇，生動講述這裏如何實現了「無重大獄所內案件、無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的「四無」目標。警察大概沒有意識到，警察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折磨正是「重大所內案件」！警察不顧老年法輪功學員的病苦、強制她們超時、超負荷奴工生產致使多人犯病、昏倒，正是「重大生產安全事故」！

在各種被檢查、被參觀、被考核的「外事」活動中，警察公開引見早有準備的刑事犯「現身說法」，為警察們的「感人事蹟」和勞教所的「美好生活」唱讚歌。檢查團要找來談話的刑事犯，也都是勞教所隊長們事先安排好了的所謂「表現好」的人，那些敢說真話的「表現不好」的人，都提前被警察藏到地下室、庫房等難以光顧的地方去了。

對社會的欺騙滲透在勞教所與社會之間的所有接口上，包括奴工生產的產品質量。警察堂而皇之地命令給被蒼蠅和老鼠光顧過的牙籤、咖啡棒、熱狗棒貼上「高溫消毒」或「衛生」字樣的標識，而不但分揀、包裝這些用於食品加工的原料產品的車間沒有消毒設備和消毒工藝，甚至從事生產的「工人」們連手都沒有時間、沒有條件洗，更不要工人們洗澡更衣這些奢求了。

為了在面子上過得去，勞教所也實施一定程度的所內互相欺騙。其實這種「欺騙」並不是真的欺騙，而是全所管理策略協調的結果，因此只是一塊大家都心領神會的遮羞布。比如，監控器的安裝就暗藏玄機：所有的監舍（甚至廁所）都安有監控器，但是單獨把地下室空出來不安。這樣，平時很少有人光顧的地下室一下子就成為「用武之地」，隊長和管教吊掛、吊銬、毒打法輪功學員就更加隨便，所裏面的監控畫面也不至於太「血腥」。而一旦外面有人參觀，藏在地下室的「被嚴管」對像也不會被發現。

二零零八年初，一隊大隊長張波天天上三樓罵法輪功學員、罵法輪功創始人，還給車間多加生產任務，勸她也不聽。她天天去車間看著，晚上九點也幹不完活，還有人拿到宿舍繼續幹，大家疲憊不堪，為了制止迫害，三樓張淑雲、李文俊等五位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幾天後，出於報復心理的大隊長張波私設刑堂、酷刑折磨這幾名法輪功學員。當時因為室內有監控器，她就把李文俊、張淑雲等人拖到地下室毒打、上大掛，殘暴的迫害致使呂慧文的大便都拉到褲子裏了，打完不但強行讓去車間幹活，還多加了許多生產任務。

由於中共惡黨經常搞形式化的「檢查工作」或「參觀教育」，因此副所長葉雲、科長常淑梅造假非常有一套。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婦女節」，電視台來錄像作宣傳報導。警察把法輪功學員帶到三樓，四人圍坐一張桌，桌上擺上瓜子。在等待被錄像時，學員們真的吃起了瓜子，科長常淑梅非常生氣，叫學員把瓜子皮從垃圾筒撿回來放桌上，又把學員們接見時家裏送的麵包、香腸擺在桌上為她們裝樣子。大隊長張波強制法輪功學員做奴工，不管年齡大小完不成任務就拿回監室幹到夜裏兩點多。上級單位檢查的時候卻把幹活的工具都藏起來，命令大家如果有人問就說一天幹五、六小時活，其實每天幹十幾個小時。副所長葉雲還曾叫管教把學員帶到操場玩遊戲，她在旁邊拍照後拿去作虛假的宣傳。

造假是全方位的。每次來檢查團，勞教所裏的大小頭目們都會忙成一團。監舍裏的一切看起來井井有條，只有住在裏面的人才清楚這一切都是「布景」和「道具」：行李是假的，一條薄被子罩上統一的被單後疊得整整齊齊，而更多真實的被褥卻都藏到地下室；衣櫃是裝飾性的擺設，平時不允許也沒人敢往裏面放衣服；洗漱間、廁所清理一空，拖把、撮子、笤帚、垃圾桶、抹布統統都藏地下室；學員自己的臉盆也被藏到地下室，在樓上的床下擺著的是所裏統一買的盆，盆裏有嶄新的毛巾、香皂、牙具盒、牙膏、牙刷。為了顯得真實，檢查團進所的當天早上把毛巾都要弄濕疊成方塊；只等檢查的人一走，所有的道具立刻都被收起來預備下次迎接檢查時再擺。

如果隨著檢查團在前進勞教所裏走一圈，可能真的有人會留下一些「人性化」的印象。勞教所對外公布的食譜非常豐富：雞、魚、肉、蛋、菜俱全。菜譜上的菜明晃晃擺在食堂菜廳裏，冰櫃裏也有滿滿的雞、魚、肉，庫裏也擺放著幾十桶油。然而，這些豐富的食品原料都是迎接檢查用的道具，誰也不許真的拿去吃。菜廳的菜只能看著爛了扔掉，冰櫃裏的肉已經凍了一年了，這些變了味的硬肉除了給「半開放」的炒菜時放幾片外，只能在年節時在菜裏見到幾片。做的花捲不放油無法出層，警察想出「絕招」，用玉米麵代替油，遠看黃澄澄的很像油。

2、掩蓋惡行、全民洗腦

前進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舉動一直是在省、市「六一零」和勞教管理處的操控下。「六一零」責令勞教所所長、隊長親自主抓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強制洗腦，以「轉化率」來評比先進單位。為了迎合上級要求，勞教所經常編造「所有法輪功學員已經全部轉化」的假報告。在這一點上，勞教所和全體警察也算是費盡心力。每次來檢查，藏匿「不老實」的那些堅守信仰、敢於說真話的法輪功學員成為難題。

有一次上邊來人檢查，大隊長霍淑萍怕法輪功學員高國鳳喊「法輪大法好」，就把高國鳳拽到沒有監控器的屋子裏，把她摁在椅子上，用毛巾把嘴堵上。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警察隋雪梅、李佩環拽著高國鳳的胳膊往下壓，警察吳金秀坐在高國鳳的腿上堵住她的嘴，高國鳳被壓得喘不上來氣。警察以為這樣就能得逞，沒想到當檢查人員路過門口時，高國鳳用盡全身力氣喊了一聲「法輪大法好！」警察隋雪梅立刻嚇得心臟病發作。一邊編造謊言、一邊迫害法輪功，一邊掩蓋真相，惡人是多麼的心虛！

雖然勞教所從所長到管教都知道沒有幾個法輪功學員被真正「轉化」，然而，他們對上級彙報時還是要像當年惡黨「大躍進」、「放衛星」一般信口開河地吹噓如何「成功轉化」法輪功學員，如何創造了「百分之百」的轉化率。對此，上級機關聽之任之，因為他們也需要這種「大好形勢」來佐證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政策的勝利。為了偽裝的真實，影象資料和文字資料都是必要的，這又推動者警察給法輪功學員強加的又一個「任務」：撰寫「勞教日誌」、「改造紀實」、試題等假文字。二零零九年六月，警察楊國紅弄虛作假，叫大家在一樓寫材料，寫不完不准上廁所，更不准睡覺，大夥幹了一天的活，寫完都快半夜了才讓上樓睡覺。

然而，這種虛假的造勢確實起到了「生動」的展示作用，任何被邀請來參觀勞教所的人都可能產生某種「真實」的認同感，而這種良好印象會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向社會擴散，極大地掩蓋常年發生在勞教所裏的真實罪惡和血淚乃至生命凝成的迫害現實。這種效果，正是勞教所刻意要營造的，在這種偽善的「大好形勢」的包裝下，警察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行惡了。而所有被欺騙了的民眾，其實都成為謊言的受害者，同時有可能無意間成為替惡黨的迫害唱讚歌、塗脂抹粉的幫兇。尤其聽到法輪功學員「百分之百轉化率」的謊言，個別不明真相的人很可能聯想起「教育、感化、挽救」的謊言，將這當作真實發生的動人故事。他們哪裏能夠想像「轉化」那種群體滅絕式的暴行。可見，這種造假欺騙是對正義與良知的荼毒，也是對民眾知情權、知真相權的迫害和迫害！

為了逃避迫害好人的罪責，為了抵消法輪功學員向當地民眾揭露前進勞教所警察的惡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勞教所煞費苦心地通過演戲來欺騙媒體，進而達到欺騙全社會的目的。在上文說到的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黑龍江日報《「三八」節走近女管教》的報導中，被明慧網高頻率揭露的惡警大隊長張波完全以一種 「偉大、光榮、正確」的形像出現在讀者面前：「多年來，張波像父母、像醫生、像教師一樣對待每一名勞教人員。勞教人員生病時，張波及時給她們送去藥品；勞教人員的孩子因交不起學費而面臨輟學時，張波將自己的工資給孩子們寄去……一位勞教人員家屬說：『張隊長的行為，使我認識到真正的好人是民警。』」其實，哪怕只經歷過一次迫害，任何人都會對這篇報導的讚美包裝之離譜感到震驚。我們不能責怪記者，因為惡黨已經把前進勞教所警察的撒謊能力訓練的很純熟。記者哪裏知道：如果說惡警張波「象父母」，那只能是狠心的繼父繼母；「象醫生」，倒像是活摘器官的魔鬼醫生。至於讚歎「真正的好人是民警」的所謂家屬，就完全不知道是在甚麼狀態下說出來的這句話了。

在法輪功真相已經盡人皆知、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遭到越來越多的正義聲音質疑和抵制的今天，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行為也越來越變得躲躲藏藏、不敢公開。在這種現實下，警察利用媒體對自己的歌頌已經不再提及在「轉化法輪功」上的「貢獻」了，因為「轉化是迫害」的真相已經深入人心。警察再沒有底氣象十年前一樣大張旗鼓地為「轉化」唱讚歌了，為自己作為「惡警」而「挽回形像」的方式也變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三八」節走近女管教》的報導中，勞教所為了利用媒體給惡警林順英洗清「罪名」、求得民眾同情，除了誇讚無私奉獻之外，還用心良苦地誘使記者拋出了那句「……已經多年來，她接到的電話恐嚇、信件威脅也不計其數……」。是否有真的恐嚇電話和恐嚇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迫害法輪功的這些年中，一定會有無數的法輪功學員本著善心給她寫信講述真相、好言規勸她停止行惡；也一定會有很多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花自己的錢給她打來勸善電話，為的只是讓她及時醒悟，留給自己一個無悔的未來。假如警察林順英把這些勸善之言也當成「威脅」和「恐嚇」，那也只能說她跟著惡黨走得實在太遠了。

當高調洗腦、自我歌頌變為低調訴苦、博取同情之後，警察的內心也越來越多了一份對未來懲罰的恐懼。因此，不難理解為甚麼惡警在肆無忌憚的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的同時，還煞費苦心地威逼、欺騙、利誘法輪功學員和家屬簽訂《幫教協議書》。這是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寄託了警察們在大審判的恐懼中獲得解脫的一個希望：我們是「協議用刑」，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自願接受」酷刑！

偽善是裝出來的，而偽裝是很累的。因此，當檢查團的人一走，警察們拿出「翻臉比翻書還快」的本事，瞬間恢復滿臉的不耐煩和滿嘴的尖酸、惡毒，繼續開始肆無忌憚的奴役和折磨好人。被非法關押在這裏的法輪功學員再次隨時可能無故的被警察和惡人拳打腳踢、揪頭髮、坐刑椅、上大掛、打耳光、關小號、電棍電、木棍子打、毫無人性的灌食、諷刺挖苦、欺負侮辱、玷污人格和尊嚴，強迫做各種奴工活等等。前進勞教所的警察們也繼續縱容惡人偷、搶、拿、要勞教人員甚至法輪功學員的私人物品，不得逞就以各種形式報復或往死裏打。有的刑事犯說前進勞教所是「活人的地獄」，而在勞教所所長王亞羅的眼裏這是「人性化管理」。

哈爾濱市阿城區法輪功學員祁金玲，四十八歲，在前進勞教所二大隊遭管教叢志麗毒打，頭部受傷，生活不能自理。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省裏來檢查安全問題，傷病在床的祁金玲被警察派人藏到車間北面小屋，檢查走後，才又被扶回隊裏。走到樓口時，大隊長霍淑萍對祁金玲說：「過完初三，你就和大家一樣幹活，你要不幹，就按偽造病情、逃避勞動處理，給你加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