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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何灣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綜述（一）
前 言
一、何灣勞教所概況
二、何灣勞教所從關押、「轉化」法輪功學員中獲取巨大經濟效益
三、何灣勞教所關押迫害過上千名法輪功學員
四、把整個勞教所警察裹挾到「轉化」中去
五、把所有勞教犯人捲入到「轉化」中去
六、圍繞「轉化」實施從入所到離所的全程迫害
七、各大隊的「轉化」招數
八、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系統的洗腦
前言
1957年8月8日，中共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中共的「勞動教養」實踐正式開始。《決定》中講：「勞動教養」的宗旨是「為了把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這完全是謊言，當時勞教所關押的大多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是國家的精英人才。
那麼，五十多年過去了，中共的「勞動教養」到底給了人一種甚麼樣的「教養」？到底把人變成了甚麼樣的人？
我們以湖北省武漢市何灣勞教所作為調查對像，查閱了大量的曾在其中關押過的人員的回憶資料（這些資料大部份已在網上發表出來），在此基礎上，我們對這些資料進行了歸類整理和研究分析。我們的研究結果使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的「勞動教養」只不過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謊言而已，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十一年裏，勞教所充當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法西斯式集中營。
一、何灣勞教所概況
1、整體簡況
何灣勞教所是武漢市五大勞教所之一，屬於「正處級單位」，位於漢口姑嫂樹羅家嘴路11號，全稱為湖北省武漢市何灣勞動教養管理所，郵政編碼為430015。從地圖上看，何灣勞教所在漢口火車站偏北方向約3000米處，在姑嫂樹十字路口沿羅家嘴路走約1000米，即可看到何灣勞教所。
 何灣勞教所前門 |  何灣勞教所背面 |
2、內部布局
何灣勞教所包括男子勞教所、女子勞教所和武漢市戒毒中心以及何灣教育大隊，武漢市何灣勞動教養管理局也設在此處。
何灣勞教所有七個大隊，一隊、二隊、三隊、七隊是男隊，都非法關押有法輪功學員，其中二隊原是一個專門關押吸毒勞教人員的隊，從2000年秋起，勞教所將各隊男法輪功學員集中在此隊，成了集中關押男性法輪功學員的大隊，二隊共有近30名管教獄警，包括一名大隊長，三名副隊長，六名幹事，其餘都是普通警察。四隊、六隊、八隊是女隊，關押的人員主要是法輪功學員。五隊沒有法輪功學員。四隊後來解散了。（有人說後來四、五隊搬到漢陽新建的勞教所去了）
一位親歷者回憶說：「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時，何灣勞教所將二大隊和六大隊劃為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專隊，男學員關在二大隊，女學員關在六大隊（隊長劉輝）。隨著迫害的迅速升級，大批的學員被陸續綁架到了何灣勞教所非法勞教，尤其是二零零一年，何灣勞教所一時竟人滿為患了，於是又成立了一個八大隊來關押女學員（後撤銷），還嫌不夠，便有大量的女學員被關到與何灣勞教所一牆之隔的戒毒所。據說，法輪功學員一度曾佔了整個何灣勞教所關押人員的一半。除了這三個迫害專隊外，對於一些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勞教所把他們分散，一個個單獨關到其它隊裏去。」
 圖1：何灣男子勞教所正面──集中關押男性法輪功學員的地方 |  圖2：何灣男子勞教所側面──集中關押男性法輪功學員的地方，裏面設有「小號」 |  圖3：何灣男子勞教所──關押男性勞教人員的地方，有時把部份男性法輪功學員分散關押於此處 |
圖1所示的何灣男子勞教所旁邊是武漢市何灣勞動教養管理局，內設有「610」機構（「610」全稱為「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因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而得名）。
 圖4：何灣教育大隊入所處 |  圖5：何灣女子勞教所 |
從圖4所示的何灣教育大隊入所處往前走20米就是圖5所示的何灣女子勞教所。
 圖6：武漢市戒毒中心 |  圖7：武漢市女子戒毒中心的正面 |  圖8：武漢市女子戒毒中心的側面 |
圖5所示的何灣女子勞教所是集中關押女性法輪功學員的地方，有時把部份女性法輪功學員分散關押於武漢市（女子）戒毒中心（圖6、7、8）。
二、何灣勞教所從關押、「轉化」法輪功學員中獲取巨大經濟效益
1、迫害法輪功的巨額財政支出給勞教所帶來了「發展機遇」
1999年，中共中央江澤民集團「取締」法輪功，國家財政不惜巨額撥款用於迫害法輪功，給勞教所帶來了一個求之不得的「發展機遇」。
舉例來說，遼寧省瀋陽市馬三家勞動教養院，1999年以前連年虧損，迫害開始後，遼寧省內各地不斷押送法輪功學員到馬三家教養院，江澤民集團按每人1萬元撥款。僅1999年之後的五年內，被強行關押在馬三家的法輪功學員總人數就達到4000餘人，也就是說，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僅五年中就可獲得4000多萬元的財政撥款。江澤民集團還撥專款100萬元給馬三家勞動教養院「改善」環境。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女二所所長蘇境因為積極參與「轉化」法輪功學員而被司法部獎勵5萬元，還被評為「一級英雄」；副所長邵麗得獎金3萬元，各大隊長都得了獎金，全體獄警被評為「集體二級英模」。2001年底，遼寧龍山教養院由於迫害法輪功有「功」，得了40萬元獎金，張士教養院則得了50萬元。遼寧省司法廳高級官員曾經在馬三家教養院解教大會上說：「對付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超過了一場戰爭的經費。」
在這種背景之下，何灣勞教所積極投身於迫害法輪功的運動，從1999年即開始接收、關押法輪功學員。
2、中共上層需要運用「經濟刺激」來推動迫害法輪功的運動
一個獄警公開說：「不給錢，誰幹這種缺德事。」
何灣勞教所二大隊是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男隊，該隊管教幹事高君安2003年曾對勞教人員透露：二大隊每「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勞教所就「獎」大隊10萬元！
勞教所的官員和警察，像其他中國民眾一樣，早已沒有了「共產主義信仰」，也早已失去了「政治覺悟」和「政治熱情」，要他們參與迫害法輪功，除了給他們「立功」之外，更主要還要讓他們「受獎」。
法輪功修煉「真、善、忍」，法輪功學員在社會上都是好人，而且法輪功的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儘管中共上層極力製造了「天安門自焚」偽案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但廣大民眾還是不願意參與對法輪功的鎮壓。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上層唯有用金錢來收買良心，推動下層和民眾參與迫害法輪功。
「人之初，性本善」。勞教所裏的官員和警察，可能沒有多少人會發自內心的反感對「真、善、忍」的信仰，也就是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果沒有外在的利誘或威逼，他們多數不會參與迫害法輪功。
中共上層對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們必須充份調動人性中最自私的一面、激發人性中最邪惡的一面，層層往下釋放誘惑並施加高壓，才能發動「全黨」「全民」參與迫害法輪功。
3、法輪功學員成了勞教所求之不得的「優質勞動力」
勞教人員主要是一些吸毒、賣淫、盜竊等違法犯罪人員，多半好逸惡勞、紀律鬆散、不善勞作，受這種因素制約，勞教所和監獄往往只能接受一些僅需精加工的「監獄產品」訂單，而無法具備良好的生產加工能力。
法輪功學員按「真、善、忍」做好人，敬業、勤勞、耐苦、細心，而且身體健康，甚至技術精湛，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被非法勞教的法輪功學員中有一大批是單位裏的生產骨幹、技術能手。因此，在迫害法輪功政策之下，大批法輪功學員也就成了勞教所和監獄求之不得的可以無償使用的優質「勞動力」。
基於經濟利益考慮，為了加大「創收」步伐，勞教所也就希望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越多越好了。
三、何灣勞教所關押迫害過上千名法輪功學員
1、勞教所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違法接收、關押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學員是修心性、重道德的好人，很多都是單位裏的工作能手、技術精英，無論是道德上還是勞動態度、勞動技能上，都是出類拔萃者，更談不上符合中共「勞教條例」中規定的「四種人」的標準。可是，中共抱著「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的「鬥志」，抱著「三個月鏟除法輪功」的決心，不惜動用一切手段迫害法輪功，於是就置法律精神於不顧，把大批上訪、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非法「勞動教養」，要強行將他們「轉化」。勞教所則出於爭取更多財政撥款和增加優質勞動力的利益追求，毫無原則的接收、關押法輪功學員。
2、十一年來，何灣勞教所一共關押過上千名法輪功學員
明慧網於2006年4月12日發表的《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關於第一批追查取證對像名單的公告》中，「武漢市何灣勞教所」赫然位於湖北省迫害名單之首。
明慧網2009年3月18日發表的《我所了解的武漢市何灣勞教所情況》一文說到：「近十年來，何灣勞教所到底劫持了多少法輪功學員？由於中共邪黨的嚴密封鎖，具體數字很難統計，謹慎估計，當不少於一千人次。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關押時，僅二大隊被非法劫持的法輪功學員就有六十左右人。」
明慧網2001年4月26日的報導《武漢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況補充》指出：「目前在何灣勞教所被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有352人，其中男學員104人，女學員248人，男學員在二大隊，女學員在六大隊，八大隊和戒毒中心。」由此估算，何灣勞教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人數確有可能超過上千人次（有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二次以上）。
3、「轉化」的不斷升級
在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早期（約在2000年中期之前），何灣勞教所還沒有「轉化」這一說法，後來，馬三家勞教所的獄警來過之後，何灣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強制升級了，不斷的強迫法輪功學員「轉化」，強迫法輪功學員看電視上播放的那些對法輪功師父和法輪功的攻擊內容，強迫法輪功學員做攻擊法輪功師父和法輪功的所謂的「作業」，強迫法輪功學員喝甚麼「預防藥」。「轉化」，成了勞教所做「法輪功工作」的「最高追求」和唯一的衡量指標。
4、開足馬力「轉化」法輪功學員
在「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就「獎」10萬元的巨大誘惑下，何灣勞教所開足了馬力「轉化」法輪功學員，用盡一切辦法，甚至可以說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
何灣勞教所就像是一家特殊的「企業」，只不過它是通過「轉化」法輪功學員而獲取高額「利潤」。中共上層深知「經濟刺激」之道，把勞教所的一切「效益」都與法輪功工作「掛鉤」。在這種畸型的「掛鉤」之下，整個勞教所都為了法輪功而存在了，一切工作都以「轉化」法輪功學員為出發點。
四、把整個勞教所警察裹挾到「轉化」中去
大量的事實表明，勞教所的警察與勞教犯人，是在主動的想各種招術強迫法輪功學員「轉化」的，並不是被動應付上級的。為甚麼會這樣呢？就是自上而下實施一整套「利誘」和「威逼」政策的結果。
在「一切為了轉化」的方針指導下，何灣勞教所制定了「完善」的「獎勵」和「懲罰」措施，以及「連坐」制度（與古代的「保甲法」類似），也就是通過「利誘」和「威逼」，把警察和勞教犯人全部組織起來，以最嚴密的組織形式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轉化」。
親歷者回憶說：「中共利用升遷、獎金等引誘獄警們犯罪──「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獎勵萬元。利益被層層獎賞，勞教所的隊長得到獎勵、獄警得到升遷，看押折磨法輪功修煉者的勞教犯得到減期，還可以不勞動、從獄警那得到酒、菜，甚至毒品。勞教所的上上下下通過迫害法輪功獲取好處。於是在利益的驅使下，個個都被扭曲了靈魂，喪失了人性。」
勞教所是中共的一個細胞，具足其惡性，對於「利誘」與「威逼」方法自然運用自如。它從「上面」爭取到巨額撥款和有關「政策」，然後以巨額獎金和為警察升遷、為犯人減期等方式誘惑全體警察和勞教犯人就範。勞教所在組織、動員方面，有這麼幾招最是厲害無比、禍害無窮：
1、以高額獎金和記功升遷誘使警察全力以赴的去做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
這一招對於那些貪圖利益、又沒多少實際本事的警察特別具有誘惑力；而那些有實際才能的警察也不得不積極參與「轉化」工作，否則他們就會「落後」於那些混事的人，連正常的職位和獎金都難保。
2、對於不願參與「轉化」工作的警察則以「處罰」、「下崗」等迫使他們就範。
例如，親歷者回憶：「何灣勞教所教育大隊的教育科長胡某某，他抓人打人，連去探視法輪功學員的親屬都不放過，狂叫一樣的抓。其他警察不想抓好人，他就拿下崗來威脅，逼著他人犯罪。由於此邪徒很狡詐又很凶殘，到目前，還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姓名，知道的也不敢講。」
3、復活古代的「連坐制」把所有警察「綁定」在一起參與到「轉化」之中。
例如，哪個「大隊」沒完成「轉化」指標，該大隊和大隊中的所有警察都不得參與評優、評獎、申報先進等活動，甚至還要扣發全單位的獎金。
此「連坐」制度，殺傷力極大，它讓一個群體裏最具惡性的人更有發言權，也讓所有參與「轉化」工作的人自以為是在「維護集體利益」，因而無論做了多麼過份的事情，自己的良心也有一個藉口逃避自責。
在最現實的「利誘」和「威逼」之下，於是，勞教所裏各種各樣整人的招術都出來了。這樣，在發動人們做惡方面，就不只是依靠獨裁者一個人的大腦了，而是「充份發動群眾」了；千萬人的大腦都被調動起來做惡，其為禍之烈，可想而知。
五、把所有勞教犯人捲入到「轉化」中去
1、警察充份利用手中的權力，以「記分」、「減期」為誘餌，把勞教犯人組織起來參與「轉化」工作，甚至唆使他們毒打、迫害法輪功學員。
「減期」是被關押於那種暗無天日環境裏的所有人員的最強烈渴望，而且，那些勞教犯人本來就具有很大的惡性，為了得到盡可能多的「記分」和「減期」，這些勞教犯人自然就使出了「渾身解數」，使得整個「轉化」過程更加充滿了暴力與不人道。獄警答邦磊曾親口跟法輪功學員說：「勞教人員，特別是吸毒犯都是一些好逸惡勞不可救藥的，都想減期、不出工幹活，吃好點，我能給他們需要的這些東西。你們法輪功沒有。」
管教獄警以「減期」、「獎分」為誘餌，鼓勵班長、「信息員」按其意圖行事，以「配合管教獄警工作認真負責」的理由進行獎勵，並批評不「盡責盡職」的「信息員」，以「罰分」與「取消減期」威脅。所以表面上管教獄警都強調不能打罵法輪功學員，實際上「信息員」是變本加厲地惡待學員，這些管教獄警都很清楚，這正是他們要的。出現打人情況後，管教獄警們也是敷衍了事，如五月份學員陳智慧、周建武、張軍波和何向東被許多所謂的「安全員」、「信息員」毒打，最後管教獄警只象徵性的罰了一個「安全員」300分（「安全員」是寬管，可以提前5天「解教」。）
一個親歷者回憶說：勞教所的「信息員」不僅可以不出工奴役勞動，還能額外獲得減期，勞教犯誰願意在這個苦地方呆著，都希望早日離開這個鬼地方。如果信息員不能滿足惡警們的要求，惡警就把信息員撤換掉，還要辱罵他們。讓信息員把仇恨轉移到法輪功學員身上。這種連坐制是勞教場所獄警慣用的整人方法，實質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
2、對於不參與「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勞教犯人，勞教所以「一票否決」的政策強迫他們就範。
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寫道：「我給我媽媽寫信，被管教發現，她們就取消那些幫助我的勞教人員的被減的刑期」如果勞教犯人不服從命令、不參與或不積極參與「轉化」工作，那麼無論他們在其它方面表現得多好，也不能參加「記功」和「減期」，甚至會被取消他們所減的刑期。
另一位親歷者寫道：「在勞教所，獄警和610狼狽為奸，對我進行非人道的體罰，他們在地上畫圓圈，推我站在圈裏周圍寫上攻擊大法，辱罵李洪志師父的話，日夜不許我睡覺，除了吃飯外不許閉眼、不准動、甚至不准大小便！五天五夜的僵直站立，把我折磨得全身浮腫，雙腿不聽使喚，不能彎曲，儘管如此，我內心充滿了對法輪大法的堅信，我不停地給當時包夾我的勞教人員講述大法受迫害的真相，看到我被折磨得身體變了形了，包夾的人員哭著說：『我也不想這樣對待你，這幾年來我們接觸你們法輪功太多了，我們都知道你們是善良的好人，警察不許我們跟你們談法輪功，也不許你們把受迫害的經歷告訴別人。因為你不轉化（放棄信仰），不交代問題，所以獄警強迫我們這樣對待你們，達不到獄警的目地，她們就要罰我們的分，不讓我們減刑提前回家。』」
3、警察挑選犯人作打手組成「機動班」專門「整治」法輪功學員
中國的監獄和勞教所培養和操縱個別犯人作打手，虐待、毒打其他在押人員，以實施警察的「統治」意圖，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公眾還不了解的是，何灣勞教所甚至成立專門的由犯人組成的「行刑」機構──「機動班」，如二大隊就有「機動班」，作為二大隊執勤和監督班，也是對法輪功行刑的打手班。
明慧網2003年2月16日刊登的親歷者回憶文章詳述了警察利用犯人作打手的情況：
武漢市何灣勞教所的管教人員無道德、無人性、心狠手辣，特別是惡警張義、高君安兩暴徒，犯下重罪。他們為了強迫大法弟子違心放棄修煉，在犯人中挑選五名身強體壯、學過拳腳的打手。第一名打手才斌，體重200多斤，此人沒有半點人性，加上殷少剛、李奇忠、楊威、彭志偉，這五名打手是為了專門對付堅如磐石的大法弟子才挑選出來的，與張義、高君安一起犯罪。他們的口號是只要不打死，體內打得稀爛外面看不出來就行了，哪個想減刑期，那就要看他出不出力。
歹徒才斌出力最大，打人最多，100天刑期減去60天。這是千真萬確的。在壞人的思想裏，打人又過癮、又減刑期、又得到幹部喜歡、又不勞動。對打手們這麼多好處，他們是求之不得。所以每個打手每天每夜都在幹壞事，專門對付堅定的學員下毒手，只要是被抓到勞教所的學員、堅決不寫保證的學員，五名打手將學員圍在中心，拳腳如雨點、耳光數不清，被毒打一頓暈倒在地，又拖起來體罰、連日連夜24小時體罰，長年每月每天每夜、都是這樣毒打和體罰學員。
有的學員一日多次被毒打，有的學員每天被承受100多下重擊，有個學員叫汪俊，每天要承受兩個多小時的拳腳耳光。你們想想兩個多小時拳腳和耳光該有多少。有一次我數了一下，數了一百多，時間打長了，數忘記了。像打泥巴一樣，天地見了也寒心，打手李奇忠還說：「你有多大的痛苦，我就有多大的樂趣。每天我要把癮過足。」
有個學員叫周蓓，五個打手一齊上，拳腳耳光無數，一日被數次毒打，身體內被打得連輕輕咳嗽也扯得痛。學員朱邦福60歲的老人，被打手才斌貼在牆上後無退步，用腳踢胸部，連踢三腳，當時氣已經被踢斷了，氣接不上來，人已經快死掉，但心裏明白，用盡全身的力氣，用了很大的力氣，這樣才吸了一口氣進來，才把氣接上來。這次他是死裏逃生，活過來了。又一次五打手一齊將朱邦福圍在核心，拳腳耳光一頓毒打後暈倒在地。又一次被五打手一齊毒打，一頓拳亂打、腳亂踢，被踢了脾臟站不起來，幾個月不能走路，不能咳嗽。這一腳是殷少剛所為。
2001年10月15日朱邦福被惡警高君安拳打腳踢，甩在地下，扯住耳朵到處亂拖，戴上手銬，用電棍威脅，又強制洗冷水澡，淋灌以後不准穿衣，只讓穿褲頭，坐在水泥地上，大門打開冷風直往身上灌，凍得渾身發抖，又不讓吃飯，身受重傷，又冷又餓，當天被惡警高君安迫害得只剩一口氣。
再說體罰，早上4點起床，連毒打和體罰到晚上三點半鐘才睡覺。堅持信仰的大法弟子，人人都受過毒打和體罰，坐在水泥地上，兩腳縮攏，與身體沒有縫，兩腳並攏，兩手貼住兩腳兩邊，兩手不能抱腳，腰伸直，還有多種多樣體罰，用頭頂牆，腳離牆三腳半遠。用頭頂床架，獨腳蹲，一腳兩手頭貼牆，吊床架，腳騰空。如果哪一種體罰不符合犯人的規定，就被五名打手一頓毒打，還有很多體罰姿勢，用筆寫不出來。
臘月大雪天，狂風叫，窗門打開，強制學員洗冷水澡，不洗強制洗，一個犯人監視一個學員，最少要洗十五分鐘，尤其是對六十歲的老人確實是一個死關。澡後，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這還不算，還有卑鄙手段，強制學員做雞叫，做鳥叫，做羊叫，做牛叫，只是做叫聲還不行，做甚麼動物叫，還要做甚麼動物的姿勢。強制學員站在窗口望著窗外喊報告，還要高聲喊，不准停聲，這還不算。法輪功學員彭未冬肚子瀉要上廁所，才斌就是不准去，就是要讓學員拉在褲子裏，這還不算，還有卑鄙的，學員換衣服要向打手喊報告，用手抓癢要喊報告，眼睛不能到處望，眼睛不能閉上，如果有學員閉上眼睛，就說是背經文，被惡狠狠地毒打一頓。
何灣勞教所的殘暴說不盡，惡警張義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轉化」法輪功，我有一百二十的信心，哪有「轉化」不了的。
4、把勞教犯人嚴密組織起來以便全方位監控法輪功學員
警察把勞教人員分為「三員」（班長，安全員，民管會員，炊事人員）和普通勞教人員。「三員」相當於勞教人員中的「官」，有著更多的權利。
警察又從普通勞教人員中指派「信息員」，制定「信息員」制度，規定24小時以人盯人的方式監管法輪功學員，不論洗漱、吃飯、上廁所、出工、出操，必須要「信息員」陪同才行，睡覺也有「信息員」值班（晚上不熄燈）。「信息員」不許法輪功學員互相談論與法輪功有關的內容，在嚴管班裏甚至連說任何一句話都被制止，任何時候法輪功學員不能相鄰，必須有「信息員」隔開。幹甚麼事情必須向「信息員」說明，有其陪同才行。「信息員」隨時向管教獄警反映情況。對於管教獄警認為「表現不好」的學員，安排多到四個「信息員」。
5、警察對「信息員」 實行嚴密的監管控制
惡警害怕「信息員」偷懶或陽奉陰違，或者在看管法輪功學員時不很賣力，惡獄警或隊長經常躲在暗處觀察他們和法輪功學員的行動。當然為了避免信息員在對待法輪功時下不了狠手，惡獄警們規定信息員不許和法輪功學員講話。因為講話可以溝通。人是有情的。他們絕對不允許對法輪功學員有哪怕一絲一毫的同情。一旦發現誰對法輪功有好感，就會被「飛隊」（勞教場所一種處罰人的方式，把人撤下去，回去當普通勞教犯，如同新入所的一樣，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2001年4月所謂八大金剛中的兩個被飛了隊。在此之前有的勞教人員說，張義私下找他們個別談話，問在嚴管班最近誰對法輪功比較好。當然被問出來的都飛了隊。八大金剛中有個叫雷賓，張義直接找到他問，聽說你最近對法輪功比較好。雷賓嚇得趕緊說沒有。最後雷賓還是被飛了隊。
6、復活古代的「連坐制」把所有勞教人員「綁定」在一起參與到「轉化」之中。
對於勞教人員，哪個「小組」沒「看好」法輪功、沒讓法輪功學員「轉化」，全組一律不能參加「記功」和「減期」，並且要受到警察的辱罵和處罰。
一個親歷者回憶說：「最惡毒的是她們不但迫害學員，還挑起其他犯人仇視學員，學員不配合唱歌，她們就罰全部犯人集體不停地唱，唱得那些犯人對法輪功學員又叫又罵；學員不寫『自查互查』、『交待余罪』，她們就讓全體犯人都不准睡覺、夏天全班都不准掛蚊帳，或者找理由訓操，上下樓梯來回跑。」
六、圍繞「轉化」實施從入所到離所的全程迫害
何灣勞教所對每一個法輪功學員都密謀策劃、安排了一整套強制「轉化」的流程，警察對每一個「轉化」步驟都事先進行周密的謀劃。法輪功學員就這樣被迫置身於這種由別人安排好的「命運」之中。
1、入所的侮辱和嚴密監控
一位親歷者回憶說：「一進去惡警就在廁所裏給我剪囚頭，搜身，檢查行李，所有的衣物扔在廁所的地上，檢查完開始背監規，在廁所一直呆到晚上。」另一位親歷者回憶說：「在那裏，被勞教的人員一律剪齊耳短髮。我剛被關進去，一個犯人為了醜化法輪功學員的形像，故意把我的頭髮剪的像一個菠蘿。」
一位親歷者回憶說：「進勞教所當天，就安排一個刑事犯看管一名大法弟子，24小時不能分開。大法弟子被禁止互相之間說話，連自言自語都不行（怕大法弟子背經文）。大法弟子如有不配合處，犯人就要受懲罰。」
還有親歷者回憶說：「兩個被勞教的人員『熱情』的接待我，讓我很感動，後來發現她們二十四小時如影隨形跟著我，或在我一前一後，或在我一左一右，指使我，限制我，訓斥我。過份的『關心』我，這我才知道她們是被稱作『包夾』的人，是被派來專門監視我的。她們隨時要向獄警彙報我的情況，執行獄警的命令，沒有生產任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包夾』這個名詞。這個詞還挺恰當的，『包夾』，即包攻夾擊……不止是包夾人員監視我們大法弟子，其它的勞教人員都在監視我們。她們隨時可以向獄警打報告，以獲得減期的獎賞。一次排隊時，我背《論語》，當時兩包夾一前一後。站在我左邊隊列的和我平排的勞教人員突然問我：『你嘴動甚麼？』我一下意識到她知道我在背經文。在勞教所裏背經文、煉功都是『違紀』的，看到法輪功學員相互打招呼、背經文、煉功時，那些勞教人員認為遇到了爭取減期的好機會…… 」
2、住、食、生活虐待
一個親歷者回憶說：「每間牢房頂上只有一個小排風扇，高溫季節人在蒸鍋裏生存，每餐吃的糙米飯、還吃不飽，菜也沒油，有時鹽也不放。」
另一個親歷者回憶說：「武漢那麼熱的夏天不准我用電扇，何灣本來蚊子就多，還要我睡在陰暗蚊子集聚多的牆角，別說悶熱，就是蚊子咬的你都無法入睡，我每天晚上總是被咬的一身包。」「我睡覺的床就是把勞動用的木板兩塊一拼就是，到第二天又用來當勞動工具。我總是感覺餓，每餐只有二兩飯，由包夾送給我，高興時給我多打點，不高興時連二兩飯也不到。」
3、強制「學習」和「認罪」
親歷者回憶說：「進所後要背所規、隊規，唱認罪歌，剪平頭。認罪歌大法弟子們是不會唱的，那麼就被罰站，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到天黑也不讓吃飯。談到剪平頭，真是……當第一個被帶進去剪頭髮的大法弟子出來後，我們都驚呆了，她那一頭美麗的長髮此時卻變成了像一個瘌痢頭，面目全非。所規隊紀裏規定在押人員不得打罵人，然而犯人們卻可以在獄警的指使下隨意打罵大法弟子，所規隊紀純是一紙空談而已。」
4、強制超時勞役
這是一位來自農村的法輪功學員敘述在何灣勞教所的感受──
「在何灣勞教所裏，對一般的勞教人員就是用超時、超強度的奴役勞動來『教育』。早上六點至晚上十點是勞教人員的工作和生活的時間，中午不休息，共十六個小時。這期間三餐飯共用時一個半小時，三次入廁共用半個小時，早晚洗漱一個小時，有時早操半個小時，共計三個半小時，剩下的十二個半小時全是奴役勞動時間。晚上十點鐘休息。當然這是指能『按時完成任務的人』，幹活的快手。這樣的人是極少數的。絕大部份人不能按時完成任務，那麼在十點以後繼續加班，十二點鐘之前甚麼時候完成任務甚麼時候可以去休息。到了十二點鐘還完不成的就去休息，但記下今天所欠的任務，以後補上。有的人一直到勞教期結束了，所欠任務還沒有補上，怎麼辦？那就延長勞教期限。」
「我每天做奴工到晚上十二點，一天幹十四個半小時，我也從來沒有完成過當天的任務。每天都『欠』下任務，這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我當時幹的活是拆紗──用鋸條把針織的布頭拆成紗。做奴工時坐在指定的位置，不准走動，不准抬頭張望，不准講話，不准打瞌睡，不准坐著休息。需要甚麼原料或上交產品都要先打報告，包夾還要隨時跟著。幹活時坐的小馬札，凳面不是一整塊木板，而是一根根的木條，木條與木條之間有間隔。長期坐在上面臀部硌的很痛。很多人的臀部磨起了繭，一層層的脫皮。特別是夏天更難受，長期坐在上面不准起來動一動，這其實就是一種酷刑。」
「我們就是長期在這種刑罰狀態下勞動，每天我都感到特別特別的累。我是農村長大的，所有的農活我都幹，有生以來還沒有感覺這樣累過，好像要累死似的，不知道這一年的勞教期怎麼才能熬到頭啊！」
5、警察談話「教育」
勞教所所謂的教育就是叫去談話，獄警嚴某、謝某，罵罵咧咧用種種髒話辱罵修煉的學員，這些變異的警察已習慣於用髒話與人交流。親歷者回憶說：「她們的形像與我們心目中人民公安的形像差之千里，甚至可以用惡劣來形容，請看──上班時間，讓刑事犯幫她們幹私活：燙頭、洗頭、按摩，嬉鬧，瓜子殼、水果皮隨地亂扔一氣；逼法輪功學員軍訓時，她們穿拖鞋；幹部們換洗的衣服、床單、被子等，每個分隊都有一個刑事犯專門為她們幹這些，凡此種種劣跡不勝枚舉。」
6、強制洗腦「轉化」
在何灣勞教所，法輪功學員除了承受生活上的困苦和繁重的勞役外，還要承受精神折磨，那就是警察和犯人對他的「洗腦」。
一位親歷者回憶道：「對不屈服的大法學員每天晚上都洗腦到很晚，當時洗腦班上有28個人，其中有一名是犯人，是迫害我們的。進了洗腦班後首先就要寫揭批，揭批得按警察的要求寫直到他們認為通過。每天晚上必須看新聞，看完後就開始所謂的討論，要我們不斷的誣蔑批判法輪功，按他們的說法就是把法輪功的思想都倒空、忘掉，還要我們做記錄，人人都要所謂的『過關』，花樣也多，電視上只要有誣蔑法輪功的，更是非看不可，早晚都要看，除此，還經常讓我們看誣蔑法輪功的錄像，看完後必須討論發言，也是人人都要『過關』，還要經常寫認識，要符合邪惡的要求說違心的話，否則就不能『過關』。在那種扭曲人心靈的殘酷迫害下，我們經常是以淚洗面，那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壓力使我們常常感到頭象是要爆炸一樣。迫害我們的惡警黃××、彭××完全把我們法輪功學員在邪惡壓力下的『屈服』當作他們往上爬的政治手段，用此來顯示自己的工作有成效。」
對於始終拒絕妥協「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何灣勞教所有時會中途強送到外面的「洗腦班」加大力度迫害。例如，一位叫何豔的女法輪功學員，二十八歲，獨生女，是武漢市某所學校的音樂 教師，堅定信仰，約十個月後，六大隊惡警們就把她劫持到武漢市法教班 迫害， 將近半個月再返回六隊時，先前高大結實，紅光滿面的何豔竟變成一個全身黃腫，難睜雙眼，站立不穩須由人攙扶的老太太了。
洗腦的方式很多，我們將在下文專門論述，這裏只略述一、二：每天從早上直到深夜，除了吃飯外，有三班人馬，每次少則3、4人，多則5、6人，輪流與他「交流」，不想談，強制談，不想聽，強制聽，不停地向他灌輸攻擊法輪功的內容。有時，警察和犯人會通過毀法輪功師父的像等方式，給法輪功學員以精神打擊。有時，警察會指使幾個犯人將學員按在地上反扭著他的手，要他寫「轉化書」之類的東西。種種方式，不一而足。如果法輪功學員不授受「文」式的洗腦，不妥協，那就可能要面臨著「武」力強制，即各種酷刑折磨。
7、「大刑伺候」
對於不接受洗腦、不願意違心「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勞教所警察的主要方法就是這一條──「大刑伺候」。當法輪功學員申訴自己的觀點時，那裏的警察直截了當的說：沒有道理跟你好講。
勞教所的酷刑，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全，這裏只舉數例：
有個法輪功學員回憶說：「勞教所警察強制我罰站三天二夜後，她們看不管用，又把我用銬子吊在鐵窗上幾天，腳勉強落地，疼痛難忍，也不讓大小便……「獄警胡芳公開說：寫東西（指寫保證不煉法輪功等）才能享受這些自由。犯人鄧豔說不讓你難受你是不會寫的。包夾犯人周丹〔後來才發現是個艾滋病患者〕邊打我邊說：『你們這些人都蠻賤，不打就不寫，我帶過一、二十個法輪功學員，個個我都打過。』我告訴她們，寧可被你們打死也不會寫，並告訴她們大法真相。」這個學員被折磨得疼痛難忍、大小便解在褲子裏、又冷又睏，承受力到了極限，然後昏迷過去；等犯人一走到她跟前，她又醒了，頓時又感到全身撕裂般的疼痛，呼吸困難；接著又昏迷過去……在多次出現昏死狀態後警察才取下銬子……「下銬前三天，我看到窗下有一隻小狗，天一黑就開始不停慘叫直到天亮，鄧豔說小狗給我喊冤，她講給獄警聽，獄警還在辦公室笑呢。我的手、腳、頭疼了大半年，腿現在仍沒有恢復。」（明慧網2006年2月19日《我在監獄、洗腦班、勞教所受迫害的經歷》）
一個受害者寫道：在何灣勞教所，法輪功學員沒有做人的基本權利，有的法輪功學員只因煉功，背書，管教人員就將法輪功學員的手腳捆起來，摔在地上，管教們叫囂著：「摔死了活該！」他們還用膠帶把法輪功學員的嘴封得嚴嚴實實，甚至連鼻子也封起來！當人實在要窒息了，才把膠帶撕開一點縫。警察經常狠狠地說：「如果你死了，我們肯定會告訴別人你是自殺身亡的，法醫都是政府人員，誰能證明你不是自殺的呢？」（何灣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濫用酷刑的情況，我們將在下文專門論述。）
8、關「小號」或嚴管禁閉室
強制「洗腦」和施用酷刑最「方便」的地方是「小號」或禁閉室。嚴管、禁閉、關「小號」，既可以說是一種單獨的「酷刑」，又可為其它酷刑提供最方便的「條件」。
何灣勞教所至少設有兩個嚴管禁閉室，把一些不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禁閉於「獄中之獄」，並且長期不允許家屬接見。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回憶說：「警察就把我關在一間房子裏，窗戶緊閉，看不到外面任何東西，聽不到外面的動靜，兩個包夾輪班看守我。每天在全隊人起床之前要洗漱完畢開始奴役勞動，晚上全隊的人都休息了，12點以後我才能去洗漱休息。所以每天除包夾外看不到任何人。」「包夾不斷的逼我寫檢討，先是所謂的好言相勸，再就是厲聲訓斥、挖苦諷刺、體罰等。奴役勞動的時間越來越增長，睡覺的時間越來越縮短，到後來每天只讓我睡四個小時，最短的時候只讓我睡二個小時。不准打瞌睡，確實睏的不行了，打了瞌睡了要挨罵，還要扣分。」
9、對違心妥協者繼續洗腦和折磨
因受不了高壓、酷刑而違心妥協「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勞教所雖然對他們不再動用酷刑折磨，但他們的「勞動任務」並不能減輕，他們的生活自由仍然嚴格受限制，他們仍然要繼續接受洗腦，而且，他們被分成小組，隨時「應召」去做針對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
本來就是違心的「轉化」，表態「轉化」後還要被警察利用著去說違背良心的話、做違背良心的事，這種精神折磨真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一位親歷者回憶道：「我們這些寫了所謂的『轉化書』的人（寬管的），比起嚴管的（不寫所謂『轉化書』的）人來講，雖然不打我們，可那種看不見的精神壓力，非常殘酷可怕，我們每人都有一個小板凳，每天都得按規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許說話，不許動，還經常搜間、搜身，被子、衣物翻得底朝天，連一片紙也不放過，目的是看上面有沒有寫經文。每次家屬接見之前都要搜身，內衣、內褲都要搜，接見家屬時，警察和犯人都要看著，這樣還不放心，回班前還要搜身，連家屬送來的冬天的衣物、被子都要泡在水裏。」
10、「定期抄監」
何灣勞教所一個月要搞一次「抄監」，由獄警指揮，一般的犯人具體執行。監室被抄後，屋裏的東西被翻的亂七八糟，一片狼藉。法輪功學員的櫃子、床鋪、物品自然要被重點查抄。查抄時，惡人往往把法輪功學員的私人物品順手抄走。
11、煽動「檢舉揭發」
何灣勞教所沿襲了「延安整風」和「文革」的做法，時不時的要大搞相互的「檢舉揭發」。一位親歷者回憶說：在何灣勞教所還有一件恐怖的事情，那就是隔一段時間就要搞一次「檢舉揭發」。既要揭發自己又要揭發他人，不揭發還不行，人人都得揭發。有的人確實沒有甚麼事情可揭發的，就不得不去編造一些交差，如，有些人就編造說：「我看見×××煉功了。」「我看見××背經文了。」「我看見法輪功×××和法輪功××講話了」，等等。有的人為了打擊報復還故意陷害仇人。這樣每個人都要去揭發他人又要防著被別人揭發，搞的人人自危，個個心裏恐慌。據我了解當時法輪功學員大部份沒有參與揭發，但往往成為被揭發的對像。
12、延期關押
何灣勞教所還經常對不妥協的法輪功學員實施延期關押。
有一個親歷者披露說，至少有三名法輪功學員，王麗、姚惠、周霞，由於堅持信仰，被何灣勞教所無理延期三個月，三個月到後又延期六個月，隊長陳霞邪惡地說，就這樣無限期地延長下去！真是慘無人道！
另有親歷者披露說：「勞教人員是每罰100分，就延期1天。法輪功學員煉功，互傳經文，交談經文，拒絕『學習』造謠污衊大法材料的等等都會被罰分或加重監管。楊晨學員在課堂上舉手提問題就被送入『嚴管班』，學員周建武因為欲向獄警反映問題被毒打，心裏不舒服兩餐不吃東西就被兇手、勞教人員周厚順副隊長灌食，並罰了900分，進入『嚴管班』；李哲、楊圖強、李自成等更多的學員僅因堅定信仰而無其它任何理由送入嚴管。」「今年（2001）九月份以前到期的堅定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只要一到期就被加期，無任何理由。二月份到期的堅定的法輪功學員余剛海先後被無理加期9個月，六、七月份到期的學員張運柳、劉濤、彭惟聖每人也被無理加期半年（要知道，逃跑成功的勞教人員後被抓也只加半年期）。今年11月、12月每月又有10餘名被非法勞教的學員到期，能否按期釋放還很難說。」
13、到期後轉送610的「洗腦班」繼續迫害
對於到期或本已延期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何灣勞教所還與武漢610辦公室串通，不予以釋放，即使是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到勞教所接人，勞教所也想方設法避開家屬，而把這些學員偷偷移交610辦公室，由它轉送到類似於集中營的「洗腦班」繼續關押、強制「轉化」。
一位親歷者回憶說：到期那天「江夏區610政法委直接開車到六大隊門口拉我上車。車到門口，我丈夫看到了，上車說我是他的家屬，來接我回去。」「一個姓李的把丈夫推下車說：她思想問題未解決有話要談，丈夫問在甚麼地方，他回答在江夏分局。就這樣我被他們強行拖到了武昌法教班強制洗腦迫害。」
另有一次，從凌晨開始就有法輪功學員在何灣勞教所門前守候，以防警察將到期的法輪功學員提前轉移，早上8點鐘左右，許多法輪功學員及家屬陸續趕到何灣勞教所門口，要求警察放人。勞教所一方面出示偽造的到期學員簽名的出門證明，一方面通知警察以「鬧事」為由抓人。最後不但沒有將到期學員順利救回，反而有學員被綁架到別處關押。其實惡人也已經做好了充份準備，當地「610」早在8點就用大、小兩輛車趕到何灣勞教所將到期學員從後門（女子戒毒中心）帶走，並且一直向家屬隱瞞真實情況。
14、釋放後繼續騷擾
法輪功學員從何灣勞教所回家後，仍不斷的受到騷擾，「被勞教」成為610和許多部門繼續騷擾的藉口。一位親歷者寫道：「非法勞教一年多，回家後，居委會、單位騷擾數次。第一次是回家不久，居委會書記和另一個人到我家找我愛人，不知要他簽甚麼字，還要了電話號碼，第二次又找藉口騷擾……」
在騷擾中，有些法輪功學員甚至再次被強送「勞教」……
七、各大隊的「轉化」招數
1、二大隊及其惡警陳勇、韓毓龍，雷昌文、高君安、李靖、劉彤鈺、明建華等的「轉化」手段
（1）親歷者自述在二大隊的經歷
二大隊是集中關押男性法輪功學員的地方。以下是一位法輪功學員的回憶文章：
我2001年被非法勞教兩年，被非法關押到湖北省武漢市何灣勞教所二大隊，當時何灣二大隊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副隊長是陳勇，九班（入監班）分隊長是高君安，我剛被非法關押進去時，高君安曾指使犯人強迫我蹲軍姿十多個小時。高君安還分管機動班。機動班是二大隊執勤和監督班，也是對法輪功行刑的打手班。當時二大隊非法關押了許多法輪功學員，不到一個月把我分到三樓一班。李靖是一班迫害法輪功的分隊長。
2002年元旦前後的一天，早餐時不見大法弟子王玉林。十點多鐘王玉林臉色灰暗，神情憔悴，雙腿支撐不了身體，由兩個「包夾」架著很勉強的走到一大隊後牆根，他很艱難的坐在一條長凳上。王玉林遭了酷刑！大法弟子知道後，被非法關押一班的全體大法弟子決定集體抗議，中午吃飯所有法輪功學員都沒有蹲下，要求二大隊說清楚王玉林的情況。幾天後迫害法輪功的副隊長陳勇耍手段說：還在調查中。並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我年紀最大，帶個頭配合一下他們的工作。我當時很嚴肅的對他說：「王玉林被打了，打人是犯法的，你們警察應該很清楚，你要我怎樣配合？王玉林被你們打卻要同修不聞不問，也不管是誰指使怎麼可能呢？我們是一個整體，你們今天打他，說不定甚麼時候還會打我和其他人呢。」我又跟他講了些真相，他表面上也認同。
後來有大法弟子開始不配合勞教所的迫害：不報數，不答到，不參加奴役勞工。緊接著一班有大法弟子絕食抗議，後來又有其它班的大法弟子也開始絕食抗議，據說當時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有一百多人。邪惡組織了一個有三套人馬的灌食班子，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灌到晚上十點都灌不完。因為絕食的大法弟子眾多，整個何灣上下都很緊張。
當時灌食非常殘忍，特別是在李靖值日指揮灌食的時候。以六月中旬被灌食的江夏大法弟子柳家興和七月中旬江夏大法弟子劉文平為例：李靖要刑犯將三個大蒜頭、五六個又幹又尖的紅辣椒、半根黃瓜和幾片白菜（全都沒洗）攪拌成沫兌自來水灌他們。一個參加灌食的搶劫犯下不了手，蹓回班不停的說太殘忍，太殘忍了哇，他悄悄的告訴我說李靖非常狠毒。
大法弟子們被灌食後，不一會臉色蒼白，臉上豆大的汗珠不停的往下流，襯衣有的地方都濕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手一會兒捂胸，一會兒抓頭，一看就知道是身體不適，摧殘的難熬難忍，直到他們胃中全部吐空才慢慢平靜下來。
後來我在樓梯間見到大法弟子王玉林，他的褲子從檔往下是濕的，我問他為甚麼，他說不知道，但很顯然是小便失禁。王玉林小聲的對我說：「我被很多人按在地上打了一針。」後來我懷疑是破壞神經的藥物。因為在2002年元旦前王玉林是非常精悍的小伙子，在被高君安指使機動班的人打了後慢慢的就痴呆了。
二大隊還有掛牌的「心理治療室」，其實就是專門對大法弟子行刑的場所。靠近食堂有一間，在機動班辦公的裏面也有一間。他們用黑紙把窗戶玻璃封死，「治療」的手段就不被人知。有時他們將大法弟子在這裏用被套或大衣等物罩住頭，機動班的打手們在四面八方猛烈擊打，到快要死了一樣癱在地上他們方才住手。有時在食堂後面鍋爐房的小巷裏也用這種辦法毒打大法弟子。2002年4月18日中午在「心理治療室」 我就被高君安酷刑「治療」了一個多小時。
2002年上半年，大法弟子葉浩被李靖強行隔離，每天由刑教犯甘聲波「包夾」。早上六點洗漱後葉浩被甘聲波帶到李靖的屋裏，要「背直、頭正、雙手搭膝蓋」坐在小方凳上，活動的位置不准超過四塊小地磚，只有0.36平方米的面積。到晚上九點後才讓回班，為了減刑，甘聲波很賣命，有時還故意刁難，經常還打假報告。
二大隊強迫在押人員長時間勞役，有時通宵達旦，那裏生產的有黃色刊物，坑騙百姓的假信息冊子等假冒偽劣產品。如「將化學原料用高溫攪拌勻後兌水稀釋，裝罐，貼上頂級名牌商標就是優質機油，水果包裝箱的瓦楞紙刷上水泥漿，乾了後，每個包裝比實際包裝重量要超出2-3斤，還有其他的手提袋等等，多數都以劣充優。
我吃飯時在菜裏發現煙頭和衛生紙。二大隊的高君安把當時市場價格三元一瓶的沱牌酒，五十元賣給犯人獲利。有時把一塊多錢一斤的散酒也按高價出售獲利。
韓毓龍，雷昌文是2001年末被分到二大隊迫害法輪功的，2002年8月，何灣勞教所將男大法弟子關小號強行進行所謂的「轉化」迫害，那裏經常能聽到韓毓龍的狂吼：「電棍伺候。」韓毓龍是東西湖區荷包湖六支溝人。惡警陳勇2002年下半年調往三大隊後，雷昌文接任專職迫害法輪功，此人死心塌地的執行邪黨的迫害政策。高君安、劉彤鈺、李靖等惡警對法輪功殘酷迫害均是他在幕後操縱。有時也跳到前台操作。在盛夏的中午他經常看哪個大法弟子不順眼就拉到操場中間站在水泥地上讓烈日暴曬數小時。如楊家敏、蔣長林等眾多大法弟子都受過此迫害，有時一次多達十幾人。
二大隊八班的分隊長劉彤鈺是何灣勞教所迫害法輪功的得力幹將，在2003年上半年他離開了二大隊，聽說他的胃很糟糕，可能得了絕症。高君安等惡警住在武漢江漢區西北湖附近。
（2）二大隊辦「嚴管班」加重迫害法輪功
2001年4月份，法輪功學員看到李洪志先生的《建議》一文後，絕大多數誤入歧途者醒悟。於是二大隊重新分班，三樓為普管班（有三個班在三樓，關押的都是法輪功學員），二樓八班是寬管班，四樓除老班四班外,其餘的五班、六班都是嚴管的，只是不叫嚴管班而已。四樓普遍都管得嚴些，法輪功學員不讓互相交談體會、經文，日常的話多說兩句都有信息員干涉，也不讓隨意走動，沒事就坐著，畫四塊、六塊地磚給你，很像「畫地為牢」。
8、9月份成立嚴管班──嚴管班的情況更惡劣，不讓接見，不讓隨便買東西。獄警王衛民縱容、指使勞教人員找各種理由打法輪功學員，扔法輪功學員的東西，他愛使陰招。在嚴管班那比四樓其它班管得更嚴些，嚴管班的信息員都是獄警從勞教人員中挑出來專門整法輪功學員的，有的學員被兩、三個信息員管著、盯著。（關於「嚴管班」的情況我們在下文詳述。）
（3）二大隊的「文攻武鬥」
當法輪功學員抵制無端的迫害時，勞教所警察立即動用一切力量予以鎮壓，二大隊白天惡警、犯人齊動手，半夜則操控惡棍打手暴打，比文革時期「武鬥」更加邪惡。
面對各種方式的殘酷迫害、無理給大法弟子加期（一加就是半年以上），二大隊的全體法輪功學員採取最平和的抗議方式：不出工，不蹲下，點名不答到。二大隊的管教惡警充份發揮它們整人的本領：首先是故意拉長開飯時間，一個班一個班的開飯，開一次飯要兩個小時，它們把首先要「開刀」的五班放在最後開飯。操控犯人把飯菜凍得冰冷，再讓大家吃。讓各班法輪功學員每餐在飢寒交迫中。
惡警還貼滿攻擊法輪功的標語，巨大的白色豎標從頂樓拉到底樓。每週六開小會，強迫大家坐兩排，停止一切活動，攻擊法輪功學員。大隊開大會時，惡人周厚順（副隊長）在大會上挑撥刑教人員憎恨、攻擊法輪功學員。他們禁止法輪功學員接見，買東西，包括生活必需品（洗衣粉、衛生紙等）。他們精心製造一個極其邪惡的環境，這種「紅色恐怖」隨著惡警的苦心營造，一天天地在升級。
這樣「文鬥」一個月後，他們把比較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分散調隊進行迫害。然後開始第二輪迫害──武鬥。
它們首先「開刀」的是五班，選擇在冬天的晚餐後，天已經黑了，點名時打手齊出手，暴打五班法輪功學員，每天都將他們打倒在地，死勁按在地上。上樓後，關上門窗，對法輪功學員長時間罰站，指使犯人攻擊、謾罵。值班室的打手守在門口、窗戶旁，惡警吳強幾次到班上以減期來利誘打手們──既能打人，又能減期。
半夜時分，犯人班長駱文斌挑選幾個惡犯將法輪功學員李冰、陳景輝、張家剛一個個單獨劫持到洗手間，拳打腳踢強迫蹲在牆角，頭、腰部、腳跟「三貼」緊靠牆面。值班室的打手范小武（音）等衝過來照心臟部位一重拳。「咚」的一聲，人半天沒有進氣，也沒有出氣；等緩過氣來，再換一打手施刑。惡人駱文斌一看法輪功學員還不妥協，就威脅拖到「後圍」扣上「逃跑」的帽子往死裏打，打死也白死！沒奏效後繼續強迫法輪功學員「三貼」蹲至深夜，還不許上廁所小便。第二天，拒絕出工的大法弟子吳方衛，陳景輝，張家剛，王治文先是被惡警周厚順、吳強威脅調隊迫害，一看沒效就每人罰三百分，延期三天。揚言兩天不出工就延期六天，依次類推。
每天點名，開飯前後都對法輪功學員拳打腳踢，上樓回班關上門窗「文鬥」。這樣「文鬥」「武鬥」演了幾天之後，全隊將各班法輪功學員打散，開始第三輪更加邪惡的迫害。
他們先把刑教人員留下安排好鋪位、櫃子，再把法輪功學員分散到各班，讓大部份法輪功學員沒有床鋪，有的睡地上，有的三人擠在一起，上鋪經常有人半夜被擠下、摔傷。法輪功學員吳方衛、張家剛被調到新五班，陳景輝調到一班後，長期罰站到深夜，每天罰站近二十個小時，幾天下來腳腫得無法行走。
新五班挑選更加邪惡的張義當隊長。體重二百多斤的惡棍才斌充當其打手（班長）。各班的刑教人員全部留下，顯然經過一個月的「文鬥加武鬥」，惡警對他們的表現很滿意。新五班有十二名法輪功學員臨近關押到期，而且很多是年歲大的，惡警卻變本加厲地瘋狂迫害。
第三輪「文鬥」它們又增加了兩項「新招」。一是車輪戰術，強迫法輪功學員在四面寒風的食堂，操場挨凍罰站。每天連續十幾個小時不上樓。有時晚上凍到十點多鐘。監控犯人則輪流休息。二是晚上九點多鐘以後，強迫法輪功學員向值班犯人打報告才讓上廁所，一直喊到犯人點頭同意才行。因為每天長時間體罰，會出現尿急、尿頻等症狀，特別是年歲大的更嚴重。老年學員張思鋒、胡水鑫等經常被拖回不讓小便，只好憋到早上六點起床後。刑教人員還藉機攻擊、謾罵法輪功學員。
這一輪「武鬥」它們選在嚴冬的一天早餐時間，因為這天下著很大的凍雨，地面水很多。惡警、犯人齊動手，惡警反覆提醒：「雨下得很大，大家用腳墊著，不要把法輪功摔倒在水裏！」犯人立即領會惡警的暗示，只要誰略加抵制，幾個犯人就衝上去拳腳交加，把法輪功學員打倒在地，按在水裏。他們對年近六旬的大法弟子張思鋒，挑選幾個身強體壯的惡警，把他提起，按下、折磨幾十分鐘。根本不把法輪功學員的性命當回事！它們還對新五班演了一場「武鬥」。張思鋒、劉濤、易志發等人被它們折磨得行走困難，到期釋放時是一跛一拐或被親人架著出去的。
這場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文鬥加武鬥」一直持續將近半年之久。每個班上都經歷了一場方式不同的殘酷迫害。半年之後才逐漸允許法輪功學員接見，他們又乘機把「魔爪」伸向大法弟子的親人，恐嚇、威脅學員的親屬，將迫害延伸。
2、六大隊及其警察劉輝等的「轉化」手段
六大隊是集中關押女性法輪功學員的地方，下設三個小分隊。一分隊是所謂的寬管班，二分隊是普管班，而堅持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和初到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分到三分隊──嚴管班。隨後，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又成立了八大隊專門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
這裏主要是女警察，在人們的心目中，女性多少會有幾分溫柔與善良，可是在六大隊的女警察身上，幾乎難以看到這些品質，卻多見狡猾和自私。
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說：「六隊的管教更是邪惡，我和幾位學員因表示要堅修大法，拒絕背所規隊紀，管教就拍桌子、打椅子，用極其下流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們，一罵就是幾小時，還惡狠狠地說：『吸毒賣淫嫖娼是正當，煉法輪功的人邪惡至極。』並罰我們站在大廳裏幾天幾夜不准睡覺。想想在沙洋勞教所幾天不吃飯，送到這裏來又不讓睡覺，精神和肉體還要遭受所謂『人民警察』的殘酷折磨，站在大廳裏的我渾身瑟瑟發抖，筋疲力盡，死神在向我靠近。我站著睡著了，警察照我腦袋上一棍子，怒喝：「不許睡」。也就在這短短幾天裏，有位學員被活活整瘋。」「除此之外，它們還逼迫大法學員寫保證書，誰不願寫的，就將誰放在一伸手可抓一把蚊子的地方餵蚊子。晚上睡覺時不但不給蚊帳，還不讓關燈，使得屋外的蚊子像長龍似的往房間裏飛。整個夏天毒蚊子不知喝了大法學員多少鮮血。」
六大隊有個叫劉輝的隊長，此人熟悉《轉法輪》，經常盜用修煉的詞語講述一些歪理邪說。有一次看了有關彭敏（被看守所毒打致死的武漢法輪功學員）的焦點訪談後，她說：「他是圓滿了，那不是政府在幫忙嗎，好事，應該感謝才是。」這是甚麼邏輯？當年日寇侵略中國時，有很多堅貞不屈、英勇無比的抗日義士為國捐軀，難道我們應該感謝日寇嗎？正因為她做洗腦工作賣力，受到上級的嘉獎，提升為六大隊副隊長。
一位親歷者回憶道──
「無論甚麼季節，晴天還是雨天，家人送來的衣物，包括棉絮，棉襖，棉鞋和皮靴，都要被獄警指使惡人（普教人員）浸泡在水裏，浸透。我問為甚麼，她們說：這是規矩。我被帶到三樓二分隊，那裏以吸毒者為主，每個班都關著一個或幾個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她們不讓我們說話，也不讓我們和別人接觸，一個班一間房間，二十多個人，上下鋪擠得滿滿的，蚊蠅很多。普教人員說：熱天，用塗滿肥皂的臉盆網蚊子，一會兒，盆裏就粘滿了蚊子，又肥又大，吸飽了人血。
「六大隊是個單獨的院子，臨街的大門上掛著××服裝廠的牌子，另一道鐵柵子的門隔著所部和男隊。
「車間就在每一層樓裏，空氣裏面滿是灰塵，每個人一個小凳子，長時間坐在那勞役，沒有任何勞動保護設備。後來有學員讓家人帶進口罩，也起不了甚麼作用，許多學員咳嗽，發燒。幾個六十多歲的老學員，血壓很高，也不讓休息，有個學員得了肺炎，就讓個獸醫在班上打吊針。
「不管學員年齡多大，任何活動都要小跑步集合，限定時間，包括吃飯洗澡。
「獄警的飯桌就擺在一樓門廳裏，天氣好時就擺在院子裏，過往人員很多，包括被勞教人員出出進進她們卻旁若無人的細嚼慢咽的品味著由她們挑選來的普教人員為她們在小灶裏做出來的「美味佳餚」。
「經常看到有理髮技能的普教人員在過道中被她們使喚著為其洗頭，按摩，梳頭，美髮。
「她們叫普教為她們帶孩子，洗衣服、織毛衣、種菜、餵豬等。包夾法輪功學員，整學員，更是利用了這些勞教人員犯罪。有個普教說：這棟樓就是他們用普教的錢建起來的。建此樓時，隊裏要每個普教人員家裏捐錢。奴役中刮的書頁子，就有黃色印刷品，她們利用此來賺黑錢。
「看到勞教所是共產邪教一統下的中國社會的縮影。大牆內外一片漆黑，我抑止不住的淚水奪眶而出，拒絕參加任何活動，要求她們無條件放我出去。
「還有早期非法關進去的學員告訴我：剛關進去時，學員們都一直抵制迫害，集體煉功，背法，管教拿著電棍和普教惡人對學員大打出手。她們用苦役，不讓睡覺，整夜幹活折磨學員。那時天熱，蚊子叮咬的很厲害，學員就用塑料袋連腳一起套住紮在褲腿上，一趟下來塑料袋裏積滿了汗水，腳就浸泡在裏面。大家都沒有屈服。」
3、八大隊可怕的「包房」和「心理治療室」
2000年底，勞教所又非法關進大批法輪功學員，有一部份女學員沒進隊就直接轉到一牆之隔的戒毒所。由於2000年大批法輪功學員被勞教，因女學員太多，2001年過完年，六大隊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太多，勞教所將原四隊所在位置，新成立八大隊用來關押從六大隊分出來的一百多人，那裏原本是關押吸毒，賣淫以及不夠判刑的人員。
八隊共分三個分隊，一分隊關押法輪功學員，二、三分隊被稱為「旁類」，以此來區別於法輪功，因為他們對法輪功的政策不同，也就是精神迫害與肉體迫害的區別。
在八大隊，凡不願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一進去就被單獨關押在一個小房間內，門窗緊閉，並由兩個刑事犯嚴密監視，不讓與外界接觸，勞教所還美其名曰「包房」，在這裏進行連續車輪戰式的人海戰術，不停地強行灌輸攻擊法輪功的謊言，軟硬兼施，逼迫學員放棄修煉，否則，無限期地進行各種摧殘。女學員雷祖英被囚禁在「包房」中達八個月之久，有的學員被逼得精神崩潰、神情恍惚。在這裏，法輪功學員被強迫奴役勞動，從上午八點到晚上九點。為抵制這種不公正的對待，有學員在晚上點名時拒絕蹲下，被管教警察指使犯人強行按倒。
以下是一個法輪功學員的親身經歷──
「我被關在何灣勞教所裏的八大隊,我在那裏聽見和看見的都是最骯髒、最醜惡的現象，是個道道地地的人間地獄。我被抓進去的時候，我的右手完好，可是後來卻被暴徒們折磨得變了形，成了連舉都舉不過肩的殘廢手。那是惡警逼著我們看天安門自焚事件電視時，當電視裏在惡毒地污衊我們的師父和大法時，我站了起來喊了『法輪大法好』，當時惡警氣沖沖地大聲吼叫道『把她拉下去』，這時馬上有一女犯人猛撲過來，把我的右肩使勁用力往下按，她兇猛地把我的兩個手反擰到背上，當時我的膀子被擰得疼死了，接著她把我從三樓一直推到一樓一個姓陳的惡隊長那裏，這個陳隊長氣急敗壞地嚷，並污衊我，說我喊『法輪大法好』的正法行為是干擾了她們的秩序，並叫犯人給我讀報紙給我聽，說甚麼時候聽進去了，就甚麼時候不讀了，那個犯人也不知讀了多少遍，連她都讀累了，才停下來，還問我聽了沒有，我的回答是，那都是假的。我說法輪功學員絕不會自焚。一直迫害我到夜深了，才罷休。
「後來我不配合早上的軍訓，她們又藉口說我犯了她們的紀律，把我關進了心理治療室，房子裏整天門窗不開，有時悶得連氣都喘不過來。開始的頭半個多月裏，惡警每天就專找些叛徒來輪番給我做工作，基本上都是從早上一直到深夜，我不聽，她們也賴在那裏不走。後來惡警還找來外邊男隊的被所謂轉化了的人來作我的工作。我沒聽他們的，半個多月過去了，惡警見目的沒達到，後來就來軟的，見我家裏無人探監。裝著假關心，給我送來一些日用品和衣物，企圖誘惑我，所謂的感化我，我也沒動心，她們就恐嚇我，說甚麼不屈服就加期，或判刑。最終她們撕下了假面具，一個個惡警找我談話，要我作出選擇，我還是沒聽。一惡隊長最後下了毒手，命令犯人輪換看著我二十四小時不准睡覺。我幹的是拆紗的活，由於我受過傷的手，基本上晚上都疼如刀絞，有時疼得身都不能翻，坐都坐不起來，手連扣扣子的力氣都沒有，扣半天都扣不上。他們還要每天逼我拆紗到深夜一點鐘，有時到2點，她們給我的活基本上都是筋子紗，還要求拆得不剩一根紗，長期得不到睡覺，我的手指全都變了形，指甲變厚，變軟，一個缺口一個缺口的，後來我的眼睛也看不見了，在這種情況下，惡隊長藉口說我完不成他給的任務就別想睡覺，這不分明在往死裏整我嗎？有一次她叫犯人強行看著我逼著我，要我連續幹39個小時的拆紗活。
「我在所謂的心理治療室快被她們迫害得只剩一口氣了，我精神恍惚，甚麼也記不清。另外，惡警們對不屈服的大法弟子施刑，如：用電刑、戴手銬、管子灌食、嘴上貼封條等殘忍手段進行迫害。」
4、七大隊警察張培雄在大會上公開縱容犯人打法輪功學員：「打得好」
明慧網2002年1月18日刊登了《武漢大法弟子自述在何灣勞教所的遭遇》一文，詳細披露了何灣勞教所七大隊警察張培雄等縱容犯人毒打法輪功學員的事件：
張偉傑，37歲，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武漢證券部職工，2001年1月10日被非法勞教一年。「2001年5月14日晚，我和另外九名大法弟子被以出外勞動為名騙至何灣七大隊。當時我除了穿的短袖襯衣和西裝短褲，甚麼都沒有帶。我們提出要回去拿自己的東西，當時七大隊管教隊長張培雄（37歲，警號4204217）說甚麼這裏都準備好了，不用拿。就這樣我被分入七大隊四分隊。並被告知每人有二個信息員看著，坐著不准盤腿，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接見家人時信息員能記錄我們的言行，不准我們煉功，看著我們勞動。第二天（5月25日）他們強迫我們出工奴役勞動，我拒絕後，要取回自己的東西。至下午，他們讓原二大隊的人將我們的東西送來，當時在張培雄和二大隊管教幹事（一名姓高的）指揮下，將我們帶的東西檢查，張培雄當時大聲叫道：把書、紙、筆都收走。在他們指揮下，將我們幾個人的東西扔在地上檢查，張培雄叫負責檢查的人把棉絮棉被扔了，說將來統一發。當查到我的吉列安全剃鬚刀時，張培雄叫道：扔了、扔了。就這樣，我們9個人的棉被、棉絮、剃鬚刀、紙筆和一些業務書籍、被強行搜走。在這混亂中，我只顧把被他們搞亂的東西收拾著拿上樓。在收拾中我才發現我衣服口袋中的家信（其中有三封是我女兒寫的，一封是我姐姐寫的）被搜走了。我當時要見管教要回我的信，但班長和信息員阻止，說管教不見我們法輪功學員。我當時讓他們代我去索回信件。可他們一直沒有回答，在我再三追問下，張培雄讓班長告訴我，他不知道有這些信。並說今後再不要提這些。從那以後他們還規定，我們的家信給他們檢驗完後，當著他們面看完，再把信給他們保管（多數是張培雄負責、監督我們看信並把信收走）。這裏的伙食更糟。在十月一日之前，每天早上是一個饅頭，一碗稀飯，饅頭多半是又硬又酸。中午、晚上是一塊飯，菜是水煮土豆或水煮黃瓜。生不生熟不熟。十一後換到新伙房才稍微強一點。這裏幹部背後指使勞教人員打大法學員。
「2001年6月25日晚，我到四分隊去洗澡，因為七大隊長期缺水，故我們每天只能下樓去洗。而洗漱室只有五個水管，另有四個淋浴頭，而一個分隊有二三十人，第一次是一個分隊一個分隊洗，還要定時間，故洗澡都是搶著洗，那天我下去時看水管都已擠滿了人，而外邊淋浴被人擰倒，因為只有擰倒時，才時斷時續有點水，不擰倒一點水都沒有，因為水壓不夠，我就在淋浴蹲著洗，這時值班室一個叫胡義的走過來，說怎麼都把管擰倒了，都扶起來。我就扶起我正在洗的淋浴頭。洗完澡我上樓回班後在床邊地上坐下，約九點時，那個胡義帶著新班班長陳勝強走進來，胡義往我這一指說就是他，陳勝強上來就是一腿踹在我左胸口中，又照我頭上一拳，我被打懞了，這時我身邊的李三元說不要打人。胡義又指著王敬福說還有他，陳勝強過去一拳把王敬福打倒，上去用膝蓋和肘，打王敬福的胸，背。打了一會才停下來，我想我沒有把淋浴頭弄壞，是他們故意誣陷，而且這時班長陳國華和幾個信息員已透話，再要是煉功就要打人了。我想了想就跟王敬福講，要跟隊長講清這事，並且他們打人是不對的。應制止他們，這段時間他們已經開始打法輪功學員了。
「第二天早上，我讓王敬福先去向隊長談昨晚打人這件事，由於班長和信息員講幹部不准我再找他們，因為我常提出要講理、講法。王敬福去找到張培雄講了昨晚被冤打之事。王敬福回來後我問他談得怎麼樣了。他說他去向張培雄講了，張問還有誰被打了，我說還有張偉傑，張培雄說打得好。到早上開完飯，張培雄開了個大會，在大會上他主要講昨天有人把淋浴頭擰倒了，值班室的人打了他們，打得好，該打，還要罰他們款，十倍地罰。我想一個堂堂國家管教幹部，七大隊隊長竟不分青紅皂白就武斷下結論，並且提倡打人。我就去找了謝教導員，他同意去調查，並也表示打人肯定不對。但到了下午並沒有答覆，只是陳勝強來問我說："你告我打你誰看見了。我知道全班除法輪功學員外，沒有人敢做證。因為陳勝強是大隊長左燕傑的關係。且打人是幹部都說打得，誰還敢出來做證。我在晚飯時又找了謝教導員，他說不用罰款了，但我提出處理打人的事，他沒有表態，我說我現在吃東西、喝水時左肋都疼。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於第三天（6月27日）早餐開始絕食抗議，到了下午分隊長吳洪濤找我說讓我先吃飯，他們再來考慮。我說我要等到大隊把打人的事處理了，我現在吃東西喝水都困難。我希望儘早聽到處理意見。當時沒有結果。到了晚上是管教幹事姚群值班，大約八點，輪到四班去洗澡，我被留在班上，過了一會，班長陳國華帶著班上幾個信息員，杜春，田俊一共七八個人進來，並搬進一個板凳，然後他們把我拉下來按到板凳上開始灌食。姚群在一邊指揮，我的嘴裏被他們用湯匙和牙刷搗亂了。身上被他們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灌完後，他們又把我拉去車間奴役勞動。我拒絕奴役勞動。那時天氣已開始變熱。我身體很虛弱了。
「從6月26日早上，七大隊全體法輪功學員集體抗議七大隊這種迫害人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七大隊開始作出反應，到中午開飯時，張培雄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假裝問了一下經過，我說了一遍。他說：法輪功學員不會破壞公物，肯定他們搞錯了。我說那淋浴頭因水壓低一直有人擰下來，我看到後一般都給還原好。我問他處理這事結果，他說讓陳勝強寫檢討，看我沒有甚麼表示，就去拿檢討，並說這裏對喝酒，賭博，打架都要處理。我加一句：對打人也要處理。他不回答打人的事，但他看我還不同意，才說準備罰陳勝強200分，（按理200分就是加2天期），我同意了，他說那希望你去吃飯。我說甚麼時候處理。張培雄當時出門叫人寫了罰分通知。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完，到了八月，陳勝強解教時，卻被提前五天釋放，理由是陳勝強打人有功，大隊長左燕傑獎勵他五天。」
八、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系統的「洗腦」
何灣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往往是「先軟後硬」，先文後武，軟的就是「洗腦」，硬的就是用刑。洗腦是直接的精神轉化，用刑是強制的精神屈服。
一個親歷者回憶說：「對於剛進來的學員，先由幹部警官找你談話，了解你的思想、修煉狀況、家庭情況，然後找一個她們認為能攻破你的所謂的轉化者來和你談。最初的談話都是『和風細雨』的，那裏的管理幹部也都看法輪功的書，學著說些書上的話，針對著一切有漏的心進行破壞。」「對於堅修大法的學員，『和風細雨』不管用，她們就露出猙獰的面孔。對於不背教規、不做『作業』，不屈從邪惡迫害的學員，她們就整夜不讓睡覺……」
何灣勞教所的警察為了能「立功受獎」，真是絞盡腦汁，他們不但承傳了馬三家勞教所的「經驗」，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發揮，逐漸摸索出一套系統的「洗腦術」，他們改變了單純依靠暴力的做法，而加上了偽善、欺騙，打著「關心」法輪功學員的幌子，迷惑他們，摧毀他們的意志，「促使」他們「轉化」。
1、警察首先「研究」《轉法輪》
警察們為了達到目的，於是反覆看《轉法輪》，抽取書中對自己「有用」的「內容」，以便於「轉化」迫害法輪功學員。
2．利用法輪功「猶大」做「轉化」
警察們以減期為誘餌，以高壓相威逼，把法輪功「猶大」組織起來做「轉化」工作。警察們把法輪功「猶大」（被轉化放棄法輪功修煉的人）招集起來，把他們邪悟的東西理順成文，再結合610和「磚家」的「研究成果」， 編成一套論證為甚麼要「轉化」的「理論體系」，用來給法輪功學員灌輸洗腦。又讓他們互相交流，使他們的思想相互「催化」、走向「成熟」，讓他們「出口成章」、「口若懸河」，從而使他們成為勸說法輪功學員「轉化」的骨幹。
例如，二大隊在610的配合下，經常利用「猶大」做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學員如不配合便遭體罰，長時間不准睡覺和對人格進行侮辱，如法輪功學員盧啟奇被罰站八天八夜不許睡覺，王浩被罰站十五天不許睡覺，兩人的雙腳和大腿因長時間站立而浮腫、變粗。
3、強制法輪功學員「學習」
對法輪功學員，勞教所經常搞所謂「學習」，就是洗腦。還要學員寫「體會」。主要是看「錄像」，看報紙，「殃視」（中央電視台）的相關節目，「殃視」有甚麼攻擊法輪功的節目都會提前通知到勞教所，因為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個精心組織的「系統工程」，由610統一指揮和協調。
法輪功學員回憶說：何灣勞教所還從社會上請了人來做報告，對法輪功學員「放毒」。2000年湖北省610委託華中科技大學幾個所謂的「專家學者」炮製出了一個甚麼「研究報告」，華工的一個研究甚麼宗教的，武漢市精神病研究所的一個姓劉的所長都來何灣放過毒。何灣勞教所還放了雲南蔡朝東的四個「萬歲」的演講光碟，表面上他非常有口才，有常人的正義感，卻被邪惡勢力控制了，他直接做學員「轉化」工作，破壞性很大，後來明慧網曾發表文章叫大家揭露他。
4、軟和硬的心理戰術
最讓法輪功學員接受不了的就是警察叫勞教犯人將污衊法輪功及李洪志老師的話像寫大字報似的貼在牆上，從精神上進行迫害。警察和「猶大」還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各種人格侮辱，以打擊他們的意志。
當然也有用「軟」的心理戰術。有一個女學員不配合 「轉化」，警察就把男警察找來假意跟她交朋友，送溫情，送生日蛋糕，當該學員識破了他們險惡用心，他們的陰謀破滅之後，惱羞成怒的獄警就散布法輪功學員亂搞男女關係的謠言。
5．逼迫法輪功學員寫「轉化書」和「揭批書」
警察們把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分開隔離，然後用三個「猶大」對一個法輪功學員「圍攻」，一旦「打破缺口」，就開始逼迫法輪功學員寫甚麼「決裂書」，接著就讓學員看所謂的「反思訪談錄」等迷惑性較大的錄像，以鞏固「成果」，接著則開始「悔過」、「揭批」（他們還有一個全國各地彙集的「揭批」讀本，上面是各種「揭批」文章）。就這樣一步一步的直至徹底的使法輪功學員妥協。
6、所謂「轉化」之後仍要進行再洗腦
被所謂「轉化」的人，除了每天勞動外，還要被獄警進一步洗腦，經常看攻擊法輪功的書，光碟，學習有關佛教的書籍，每天還要寫「心得體會」。
後來，全國各地曾違心妥協「轉化」的學員不斷發出「從新修煉」的嚴正聲明，在這種情況下，警察因為害怕妥協的法輪功學員清醒過來，還要求他們將來回到社會之後，不看不聽別人傳送的法輪功經文。他們也知道他們的那點「理論」是脆弱的，一旦法輪功學員冷靜下來，看到法輪功經文就會清醒。有個法輪功學員說得好：「邪的東西就是怕正的，他們所幹的一切都是見不得光的。」
7、親歷者自述洗腦全過程
我於2001年被送入何灣勞教所，非法關押於八隊。剛到時，我和幾個一起送去的吸毒犯在廁所裏等了好長時間，她們都必須蹲在地上，我一直站著，那些警察也知道法輪功不配合她們，也就不管我了，然後一個個脫光衣服檢查，還要檢查隨身攜帶的物品，連我帶的有關刑法的書也被沒收，而吸毒犯們同樣的書卻還給她們，然後她們就被送到分隊，我則被關在廁所裏一整天到很晚才被送到會議室，牆上到處都是勞教所迫害法輪功的所謂獎旗之類的東西。女警黃虹說這是我們這裏最好的房子，裏面有二塊木板放在牆邊地上作為床，中間一個大會議桌，有二個吸毒犯在裏面，她們的責任就是監視我。她們每天晚上一點鐘換班，也就是一人睡覺，一人看著我，到第二天中午一點再換班，這樣輪換，很晚才讓我睡覺，早上三四點就起來洗漱。後來我才知道因那些管教怕法輪功見面，她們說你們互相之間一個眼神就能讓她們的工作前功盡棄，晚上幾個猶大安排來跟我所謂的切磋，白天晚上輪番換陣，還必須要完成勞動任務拆紗。
女警黃虹表面上對我說「你不要做，你來又不是拆紗的，你又沒任務。」然而私下裏她又對吸毒人員交待讓我不能停。吸毒人員對我說：「你以為沒任務，你的任務總不能讓我們來做吧。」拆紗就是勞教所從紡織廠，針織廠進回來的邊角餘料，有的很小只有一指或二指粗，要把它拆成細紗給飛機場或其它工廠用，通常一斤只幾角錢，每人每天要拆幾斤，用食指和大拇指拆，手拆一會兒就起泡子。
過了幾天，她們又把我轉到一樓一個樓梯間裏關押（嚴重違反勞動教養條例），每天不能出進，由吸毒的把飯端來，連上廁所也在房間裏，用一個小痰盂，而二個吸毒的也懶於上廁所，都在房裏小便。惡警不停的安排不同的猶大來。其實，我知道猶大們的東西亂七八糟，我當時有一念不對，我想看看她們到底想幹甚麼？我並沒有想到這些幫兇猶大會如此邪惡，以至於為此付出慘痛代價。當然也有自己的根本執著。我被欺騙洗腦之後就被分到一分隊，都是被洗腦的學員，互相之間不許私下講話。在這裏上午要幹活，下午要上課、看錄像等強制洗腦活動，晚上還要講述一天的活動，揭發他人。由於我的學歷等，幫兇猶大們極力軟硬兼施的讓我與她們一起去做欺騙其他學員，她們先與惡警一起商量大法弟子的執著和有漏的地方、派誰去等問題，一、二次之後，我發現猶大們在未被「轉化」的學員面前儘量扮演大法弟子的角色來哄騙大法弟子，而在已「轉化」的人面前又是惡魔，晚講評時她們不堪入耳的罵師父和大法。這時我發現上當了，一些和我一樣被哄騙的學員逐漸抵制，使晚講評成為一個虛設。
在這種情況之下，惡警又開始新的方式，把她們認為的骨幹（惡警把勞教所當作學校，有班長、學習委員、勞動委員等）每星期六要在會議室開會，彙報一週班上情況及動向，充當獄警的耳目，主要是每個人的思想活動。班上也就是教室，有20多個平方，前後二個門，但只允許開一個門，左右二邊各有六個床，上下鋪，每二個上下床並在一起，然後每個骨幹和一個她們認為洗腦不徹底的睡在一起，白天也是一樣，目地是好監視。白天在教室幹活，晚上在教室睡覺，吃飯之前要唱一些歌功頌德的歌等。
勞動幹的活主要有：做婚紗上的花，一朵幾分錢，刮書頁主要是黃色書或盜版書，卡通拼圖，學校的課本，輔導材料，其它分隊還有毛毯。
在我臨解教時，勞教所獄警又威脅我，你的事情還未交待清楚，因為我做的事一直沒告訴他們和分局的人，而他們非常想知道我們是如何做的，說解教時分局會來問清楚。
8、謊言洗腦，一揭就破
勞教所的「洗腦」完全是失敗的，茲舉一例，有個法輪功學員回憶說：在何灣勞教所，一天，警察把我們集中起來看電視，原來是天安門發生了「自焚」事件，說是法輪功學員幹的，看完後，警察要我們談自己的看法，當時，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是法輪功學員所為。當時談的理由大致有這麼幾點：1）法輪功是不准殺生的，自殺也是有罪的，2）那個「自焚」的王進東喊的口號不是法輪功學員的話語，3）王進東嚴重燒傷，衣服都燒破了，可是我們看到他的頭髮卻沒有燒，4）警察單手提著滅火毯站在王進東身後，專等王進東呼完口號，才將滅火毯展開蓋在他頭上；而王進東在呼口號時，他身上的火燄已經熄滅，沒有火燄而蓋上滅火毯。真是謊言一揭就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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