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紅包與醫德》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看了《明慧週報》第323期《紅包與醫德》一文，我想起了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類似的事情。

修煉前我因患病需要手術，當時也聽說動手術要給紅包的事。但主刀醫生是我先生一個好朋友的妻子。因為是很好的朋友他們說：我的事就是他們的事，他們認為說感謝的話都是見外了，更不用說送甚麼紅包了。

但在動手術的前一天，這個科室的一個醫務人員到病床前來對我們說：你們這個手術比較大，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動手術除了主刀，還有助手、麻醉師、護士，他們都很辛苦……意思要我們「表示」一下。我先生根據當時的潛規則的數目給了紅包並很無奈的對他們說：不要讓主刀（他朋友的妻子）知道，他們連連答應。他們這種索要紅包的行為比患者家屬給紅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現在有人叫他們為「白衣狼」。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醫家都十分重視醫德。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俗稱藥王菩薩）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中就有許多重視醫德的論述。《千金要方》卷首以顯著地位論述了《大醫精誠》，強調了作為一位醫生，必須具備高尚的醫療道德修養和精湛的醫術，這也成為歷代中國醫生修養的準繩。他認為人的生命是很寶貴的，救死扶傷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事業，即「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在診治上要求「纖毫勿失」，對醫術要精益求精。

對待所有的病人應「普同一等」，一視同仁。不能考慮他們的地位高低，家境貧富，年齡大小，容貌美醜，是仇人還是親人，是一般關係還是親密朋友，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愚笨的人還是聰明的人，都應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都像對自己的親人一樣替他們著想，並且不能瞻前顧後，考慮自己的名利禍福。（「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對病人首先要有慈悲同情的心和發誓解救人類的疾病痛苦的決心。（「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見到病人痛苦煩惱，就要像自己有病一樣，感到內心悲痛。（「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淒愴。）

對病人還要有強烈的責任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不要怕艱難險阻、不論是白天黑夜、寒冷暑熱、飢餓口渴和疲勞，都要全心全意去解救病人。（「勿避險、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如果遇到患瘡瘍、腹瀉、痢疾，污臭不堪入目，甚至別人都厭惡看的病人，則應觸發醫生的責任感和同情憂苦之心，不能產生一絲埋怨和不快之意。（「其有患瘡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淒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對醫生的要求。要正直廉潔，不應有謀取財物和名譽等私慾私利的思想。醫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一技專長，一心謀取財物，則應懷著救苦之心，這樣即使死了到陰曹地府，自己也會感到是多福的人。即「所以醫人不得恃已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在作風上要文明行醫，舉止行為要端莊，隨時內省，使自己思想純正。要尊重同行，不得炫已毀人……

孫思邈至今雖已有一千多年，但他對醫德的論述現在看來還是值得我們推崇的。他的這些觀點、看法，至今仍然對我們行醫的人具有指導作用和教育意義。

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們的先人始終信神敬天，中國古代醫學也講天人合一。人在做，天在看，「三尺頭上有神靈」，相信「善惡有報」是天理，所以積德行善，從善惜福，不做惡事。而現在的醫生從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變成向錢看的白衣狼，最大的原因──就是「道德」下滑敗壞。其中也有「貓論」的「功勞」。即「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它告訴國人只要會「抓老鼠」，至於用甚麼手段，合不合乎道德，就不管它了。所以現在有些醫生喪失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做手術要紅包，醫商勾結拿回扣。

中共統治下道德下滑墮落的最大原因，就是無神論。自中共建政後，以革命的名義，掄起無神論的大棒，將傳統的文化、傳統道德打得支離破碎。當提到做人要「講道德、良心」時，有人還理直氣壯的說：「道德？道德值多少錢一斤？」「良心？良心能當飯吃？」一個沒有道德約束的社會，私慾就會像洪水猛獸一樣的泛濫瘋狂。人沒有了對神的信仰，不相信善惡有報就會失去心法約束從而無惡不作。

而在法輪功修煉者中，有很多醫生，這些醫生按照「真善忍」做人行醫，精研醫術，善待病人，拒收紅包。可是這樣的好醫生卻遭到中共的迫害。可見中共容不得好人，中共是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