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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長春市法輪功學員王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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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又是一個寒冷的冬季,又是一個飄雪的夜晚。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已經十年了,可非的冤案未雪,屍骨尚存。

王可非
王可非遺照

美麗善良的天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出生於長春市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會計師,母親是工人。家裏兄弟姊妹五個,可非排行老四,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可非天生麗質,一雙大眼睛清澈明亮,又活潑好動,像個美麗的小天使。街坊鄰居,親戚朋友,誰見了都喜歡她。

可非外表美麗可愛,內心單純善良,性情樸實厚道。「文革」期間,人們物質生活匱乏。可非家裏生活並不富裕,孩子們的零食很少。因為可非長的白淨可愛,街坊鄰居、親戚朋友,所有人都喜歡她,都願意把好吃的送給她,所以她手裏好吃的就比別人多。兄弟姐妹們就想出各種理由去哄可非,跟她要好吃的。「我跟你玩兒,你給我掰一塊兒吃吧。」這麼一說,可非就給。每次都能成功,不用費甚麼勁兒。家裏吃蘋果,每個孩子只能分到一條。可非沒捨的吃,一會兒,就讓別人給哄走了。到了中秋節,每個孩子分到一塊月餅。可非手裏拿著月餅,捨不得吃。哥哥姐姐、妹妹們吃完了自己的,就去哄可非。最後可非總是把自己的月餅掰一塊給別人。在大家眼裏,可非心地善良,單純憨厚,沒有那麼多「心眼兒」。

可非七、八歲時,有一次和媽媽一起去合作社買東西。那是家屬區一家比較大的商店,往來購物的人很多。從商店出來,可非看見地上有四塊錢。在七十年代初,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只有三十幾塊錢,一根冰棍兒是二分錢,四塊錢能買兩百根冰棍兒,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可非看到錢,馬上說:「媽媽,快喊,誰丟的錢?」比丟錢的人還著急。母女倆一起喊,最後找到了失主。失主很感動,摸著可非的臉蛋,一個勁兒說:「謝謝!」

可非有很多小夥伴。因為她憨厚、誠實,不要尖兒,不裝假,所以大家都樂意跟她玩兒。

健美端莊的姑娘

王可非家教極嚴。可非的父親從小念私塾,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對孩子們要求非常嚴格,必須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談舉止要有禮貌,說話要謹慎,做事要三思而後行,絕對不能撒謊。孩子們稍有差錯,就會挨打,可非的兩個哥哥挨打比較多。可非也經常挨打,不過因為她很懂事,特別惹人喜愛,挨打就比較輕。

可非從小身體健康,天生喜好運動。可非五歲時,姐姐到體校打乒乓球,可非就要跟著姐姐一起去打乒乓球。可非愛打乒乓球,有一股不認輸的勁兒,必須打贏才罷休。她從不怯場,不管你是甚麼樣的高手,都敢上去比一比。

可非上小學時,被長春市二道區體校乒乓球隊看中,到體校去學習、訓練。小學期間,可非參加長春市小學生乒乓球比賽,獲得第三名。小學畢業後,可非又被吉林省實驗中學選中,到省實驗中學繼續學習和訓練。

一九八三年,可非初中畢業,就不再打乒乓球,而是專心學習,考到了長春市第四中專,學習財會。三年後,可非中專畢業,分配到長春市二道區醫院做財會工作。

嚴格的家教,十多年的體育訓練,加上三年的專業知識學習,使王可非出落成了一個健美端莊、知書達禮的姑娘。她身高一米六八,眉清目秀,談吐文雅,舉止端莊,性情溫柔沉穩,更加令人喜愛。

走入大法修煉

一九九一年,王可非休完產假之後,就調到吉林省農業銀行長春市南關區支行工作了,她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十年。

可非的父親身體不好,為了祛病,看了很多氣功書,也參加了許多氣功學習班,但都沒能把病治好。一九九四年四月末,聽說李洪志大師在長春辦法輪功學習班,老人家就買了十三張票,老兩口加上四個孩子和孫子孫女們每人一張,就沒給可非買,因為她身體特別好。當時大家都認為法輪功和其他氣功一樣,是祛病健身的,沒有病不用練氣功。從法輪功學習班聽完課回來,一家人都說好,說這不是一般的氣功,不光講祛病健身,更多的是講心性,講如何做好人。可非知道後,非常渴望的說:「我也想去。」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可非聽說李洪志大師要在哈爾濱辦班,就自己買了票。她說:「我不是為治病來的,我就是覺的法輪功好才來的。」可非的父親、大哥知道了,也買票一起去了哈爾濱。第二天聽完課,可非感觸很大。她告訴父親:「爸,我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我知道怎麼做人啦!」每天聽完課,可非都滔滔不絕的跟父親講她的感受,講她內心受到的強烈震撼。

現在的中國社會,人的道德急劇下滑。為了滿足個人利益,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社會上物慾橫流,人欲橫流。可非在銀行工作,見的就更多了。請客送禮,走後門拉關係,好像人不為己,真會天誅地滅似的。耿直善良、單純質樸的可非學不來虛假勢利那一套,常有人譏笑她傻,說她不會來事兒。甚至親友也說她辦事太死板,不圓滑,不會處理人際關係。可非自己也十分困惑:難道真的是自己錯了嗎?說真話、講原則不對嗎?從小接受的傳統價值觀都行不通了嗎?今後自己的人生道路該怎麼走?

學了法輪大法,可非信心十足,她說:「這回我可知道怎麼做了,就應該按照真、善、忍去做,不管誰怎麼說。我能抵禦的住了,否則我就完了。大法能使人變好,這大法太好了!」如果沒有大法,可非覺的自己也難免會隨波逐流,是大法挽救了她,使她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方向,知道了如何做一個好人。可非從心裏感激大法,感激李洪志大師。

得法修煉以前,可非的正直善良是出自於感性,在世風日下的潮流面前,顯得脆弱乏力,難以招架。那時,每遇到甚麼事,可非往往不知所措,常常要去問姐姐怎麼辦。得法修煉後,可非整個人都變了,行為舉止都變了,變的成熟幹練了。再遇到事,她也不去問別人了,就用大法去衡量,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心裏非常踏實。修煉法輪功後,可非表現出來的正直善良、寬容忍讓是理性的,能夠抵禦世俗間利慾的誘惑,給人的感覺是有智慧,踏實穩健。

真修大法嚴以律己

王可非對法輪大法堅信不疑,在實際生活中,她身體力行,時時處處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有一次,可非和同事一起上街買東西,回來後發現營業員多找了錢。可非馬上打出租車給送回去,怕去晚了營業員著急。同事不理解,說她傻。她卻很坦然,說修煉人凡事要為他人著想,去掉利益之心。

在農行南關區支行工作十年,每次群眾評議,王可非都是最好的。全行從領導到同事,上上下下,說起可非,沒有不誇的。有一次,可非的親戚在火車上遇到一個省農行的幹部,談起法輪功,那幹部說:「我們單位有個姑娘是煉法輪功的,那人可好了。」親戚問:「她叫甚麼名?」那幹部說:「叫王可非。」當知道對方是王可非的親戚時,那幹部驚喜的說:「你可有個好親戚呀,她可真好啊!」其實,可非不過是農行南關區支行的一個普通職員,和省行領導並不認識,也沒有甚麼直接業務來往,可是人家都知道農行有個煉法輪功的好人,叫王可非。

王可非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別人不願意幹的她去幹,別人幹不好的她想辦法幹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每天早晨,可非到單位先打好開水,再把廁所打掃一遍,讓大家有個乾淨舒適的環境。沒有人要求她這樣做,也沒有人給她額外的報酬。可非把自己當作一個法輪功修煉者,高標準要求自己,自覺自願的做到了,幾年如一日。

有一年,支行人員調整,領導問王可非:「你打算留行裏,還是去儲蓄所?」可非說:「聽領導的。」可非就被派到儲蓄所。可是沒過多久,又被調回來了。可非一回來,照樣每天早晨打開水,掃廁所,工作做的井然有序,用領導的話說:「王可非工作幹的好,一個人頂幾個人。煉法輪功的就是不一樣。」

王可非身材相貌出眾,待人和善,品德高尚,被公認為農行最漂亮的姑娘。有一年,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領導來吉林省視察工作,可非承擔接待任務。長春市農行撥款四百元,給可非買衣服,做頭型。可非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不能佔國家的便宜,這錢我自己拿。」市農行工會主席感動的說:「你這孩子太實在了。煉法輪功的真行!」

王可非在銀行工作,總有人求她辦事。可非為人正直,不圖私利,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真、善、忍」。不該辦的事就不辦,該辦的主動做好。一個開發商想讓可非幫助貸款,因為不符合規定,被她拒絕了。開發商不甘心,要送給可非一套房子,讓可非幫助疏通,又被她拒絕了。可非說:「無論是誰,無論甚麼事,該咋辦咋辦,不卑不亢,有啥說啥,我的為人就是這樣。」

為此,王可非的丈夫不理解,對可非大發雷霆,說她傻,說她笨,說這個社會都這樣,不要白不要,你不要,別人也要,沒有你,人家照樣貸款。面對此情,王可非跟丈夫耐心解釋,說:「我是修煉人,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能為了個人利益違反國家規定。」

王可非非常孝順,不但是個好女兒,更是個好媳婦。公婆都喜歡她,曾說:「我們老兩口將來就依靠可非了。」有一次可非去父母家,正趕上家裏打掃衛生,可非抱歉的說:「爸媽,今天不能幫你們了,我定好了要去公婆家給他們擦玻璃,收拾屋子。改天再來幫你們吧。」可非的父母非常高興,說她做的對,煉法輪功的人都講先他後我。

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王可非去參加一個法輪功修煉心得交流會。會上得知天津法輪功學員由於向《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社說明其刊登的文章誣蔑法輪功,與事實不符,在天津教育學院被綁架。為此,一些法輪功學員已經到北京上訪,要求釋放被抓的人。可非聽說後,直接趕到火車站,準備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可非的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吉林省公安廳工作,聽說可非要去北京,害怕她被綁架,更害怕自己受牽連,就和一位民警一起開著警車趕到車站,把可非拽走了。當時,像許多人一樣,他們還不理解法輪功學員為甚麼無所畏懼,為甚麼一定要講真話。在中共半個世紀的恐怖統治下,人們已經習慣於在謊言和欺騙中苟且偷生。法輪功學員挺身而出,這一壯舉所維護和爭取的已經不僅僅是其自身的榮譽與修煉環境,更是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善念與正義而無私付出和承擔。

七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和大批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吉林省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夠了解法輪功,不要把廣大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推到政府的對立面。可是,當天下午,中央電台、電視台播出了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消息。可非聽到消息,心裏非常難過,她立即決定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起去北京,到更高一級北京中央政府去反映情況。當時車站到處是警察和便衣,看見像是煉法輪功的就上前盤問、攔截。可非想盡辦法,躲過丈夫,繞過攔路警察,費了很多周折,找到一個可靠的親戚,開一輛小轎車先輾轉到四平,再從四平坐火車去北京。

關於是否應該去北京,當時法輪功學員中有不同認識。有人說:「不讓煉了,就在家偷著煉,不出來,應該忍。」可非說:「不對。舉個例子,匪徒打人嘴巴,如果打我的臉,我忍。現在是打在大法上,打在法上就不能忍。因為「真、善、忍」是宇宙大法,迫害大法是有罪的。」法輪功使上億人擺脫病痛,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境界提高,道德昇華,於社會、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在邪惡勢力利用惡人迫害法輪功時,法輪功學員去北京是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因為大家都是法輪功的受益者,不能忘恩負義,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良知。況且大家向政府反映的都是事實,是相信政府能夠傾聽民聲、體察民意的表現,所採取的方式也是合法的逐級上訪,是和平、自律的,沒有暴力,沒有對立,完全是善意的。

在去北京的過程中,王可非所想所做都是無私的,是善的。對待丈夫和他人的不理解,可非總是耐心解釋,寬容忍讓。丈夫的無理打罵,她都默不作聲的忍受了。在去北京的路上,她總是替其他法輪功學員買吃的喝的;到了北京,她去找旅店,幫助法輪功學員安排吃住,最重的包都是她拿著。有的農村法輪功學員沒有錢,她就從自己的銀行卡裏取錢給他們。而她自己卻捨不得花錢,吃最簡單的飯菜,住最便宜的旅店。第一次去北京,她帶的銀行卡裏有八千多元錢,還帶了一千多元現金,回來的時候,沒剩多少錢,都給了有困難需要幫助的外地法輪功學員了。

2000年9月末,王可非去北京上訪。在北京,同住一個旅店的一位安徽法輪功學員被警察綁架,她的衣服、戶口本、一千七百元錢還留在旅店。每天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很多,來自全國各地,大家雖然互相都不認識,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地,那就是要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臨走的時候,大家說:「這位安徽學員的東西誰給拿著?」幾個人都看著可非。可非就把它放到自己包裏。後來,可非也被警察綁架。長春市西安廣場派出所警察、街道辦人員、可非單位領導一起到北京截訪,他們在看守所找到可非,把她帶回長春。派出所要把可非送到鐵北看守所,可非對派出所長說:「這衣服、戶口本和錢是別人的,你一定給我保管好,我回來要給她寄回去。」從看守所回來,可非馬上到派出所找所長,把東西要回來,按照戶口本地址,寫了幾次信才聯繫到那位法輪功學員的父母。可非馬上把衣服、戶口本郵寄回去,把一千七百塊錢如數匯過去,再打電話確認都收到了才放心。派出所長很佩服可非,說:「你真是好人啊!」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王可非多次去北京上訪,有幾次被丈夫攔住,到了北京的有四次。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王可非在北京被警察綁架,長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她帶回長春,送到八里堡拘留所。省、市、區農行的各級領導被「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凌駕於公、檢、法之上)叫來勸說可非,要她放棄修煉,寫保證不去北京上訪。可非沒有答應。「六一零」就命令單位派人整天看著可非,限制人身自由。

多年以後,一位農行領導回憶說:「王可非,多好的孩子啊!王可非那可是全行最漂亮,工作最好的。」另一位農行領導也說:「這共產黨多黑,這麼好的孩子,硬逼著辭職了。」王可非被迫辭職後,就到商場去打工,每月掙五百塊錢。

二零零零年,王可非的丈夫要入黨、提幹,單位領導找他談話,要他「轉化」可非,否則影響仕途。在誘惑和壓力下,王可非的丈夫選擇了配合邪惡。他想了種種辦法,找到可非單位、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同學來做工作,甚至動手打可非,串通「六一零」跟蹤監視可非,但是都沒能改變可非修煉的意志。最後他把王可非趕出家門,可非帶著年幼的兒子,流離失所。在王可非居無定所,被綁架、被嚴重迫害的情況下,她的丈夫害怕受牽連,拋棄了可非。十年夫妻恩情換來的是一張離婚書,對於忠貞賢惠、恪守婦道的可非來說,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王可非的丈夫儘管賣力的協助江氏集團迫害修煉法輪功的妻子,結果卻沒有得到承諾給他的任何好處,反而落的家破人亡。由於中共迫害法輪功,十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反覆上演著這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中共卻造謠說「法輪功不講親情」。實際上,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對每一個人的迫害,是對每一個家庭的迫害。

被迫害和虐殺

王可非由於堅持修煉法輪功曾多次被關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月,在長春鐵北看守所,王可非堅持煉功,被獄警施以「手腳連銬」的酷刑。他們把可非的雙腳戴上重型鐐銬,雙手戴上手銬,再用不足一尺長的鐵鏈子把手銬和腳鐐連在一起。(見圖)人戴上這種刑具後,坐不得、蹲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佝僂著,蜷縮著,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時間一長,會導致肌肉勞損,手腳浮腫,失眠煩躁,極其難忍。一般人四十八小時就到了承受的極限,可是獄警用這種刑具折磨王可非整整十一天。警察提審,王可非都是被獄警抬出抬進的。家人看到王可非時,她頭髮散落著,面黃肌瘦,無法行走,已經被折磨的虛弱不堪。

手腳連銬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王可非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門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被警察綁架。長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可非送到鐵北看守所關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末,王可非被轉到黑嘴子女子勞教所關押迫害。在勞教所,王可非先是被關押在六大隊。在六大隊,可非被打的很厲害,曾經被打暈過去。管教用盡了各種方式威逼可非「決裂」,背叛法輪功,放棄修煉,但都沒有達到目地。對於邪惡勢力的迫害,王可非堅決不配合,不妥協,也沒有仇視和怨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慈悲的對待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以無私而寬大的胸懷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王可非被轉到七大隊三小隊。為了評先進,追求「轉化率」,黑嘴子勞教所用盡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調大隊就是其中的一招,這個大隊不行,就換另一個大隊,變著法折磨,以達到所謂「轉化」的目地。七大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招數除了酷刑,還有超負荷的奴役勞動。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勞教人員每天早晨四點開始勞動,一直幹到晚上十點,有時到半夜十二點,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二點鐘。很多人到了身體承受的極限,有幾個人受不了,暈了過去。在王可非到七大隊之前,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個月。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幹活到深夜二點還不讓睡覺。王可非站出來講:「我們沒有犯錯誤,沒犯罪,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值班管教、主管生產的大隊長欒雲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王可非堅持認為自己沒錯,為了抗議迫害,開始絕食。三小隊管教王麗華把王可非單獨關在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裏,站立著綁在雙層鐵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動。這種刑罰不亞於死人床,身體全部重量都壓在一雙腳上,時間一長,雙腳浮腫,雙腿浮腫,關節不能活動,頭暈目眩,精神恍惚,非常痛苦,況且王可非還在絕食期間。法輪功學員回憶說:「有一次接近走廊盡頭的時候,聽到可非喊,『你們放開我,都關了我九天了。』」《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對勞動教養人員使用戒具,只限於手銬。嚴禁使用背銬、『手腳連銬』和將人固定在物體上。」第五十二條規定,「連續使用戒具不得超過七天。」黑嘴子勞教所對王可非的迫害已經觸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時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幾天給灌點食。灌食是在勞教所內衛生所的二樓。法輪功學員回憶在衛生所見到王可非被灌食的情景時說,王可非被放倒在一張有靠背的長凳子上,一個叫紀鳳芹(家住九台)的賣淫被勞教人員按住王可非的雙手,另一個勞教人員郭麗穎按住王可非的雙腳,衛生所醫生郭旭一腳踩著椅子,一手拿著管子,粗暴的往王可非鼻子裏插,邊插邊說:「你不是憋氣嗎?我有的是時間。」管教王麗華坐在對面看著。那時,王可非已經絕食十多天了,身體虛弱。殘暴的灌食弄的可非滿臉是血,十分痛苦,同情可非的法輪功學員要給她擦臉,管教王麗華不讓。

野蠻灌食
野蠻灌食

從王可非開始絕食到十二月二十日被送到省勞改中心醫院後離世,前後一共25天。在王可非絕食期間,勞教所管教讓幾個勞教犯人看著她,這幾個犯人經常謾罵甚至毆打王可非。有一次,紀鳳芹因王可非還不吃飯打了她幾個耳光,其他人也罵罵咧咧,當時管教在場,卻不予制止。

管教和勞教犯人還一起對王可非進行人格侮辱。一次,管教指使賣淫女紀鳳芹、孫麗穎、吸毒者李傑等,在屋子中央擺四個凳子,上面放一塊木板,把王可非抬到上面,用下流語言侮辱王可非。當時在場的有七大隊大隊長劉瑚和侯智紅。

幾次灌食後,王可非開始吐血,身體虛弱的已無力行走。即使這樣,管教也不允許別人攙扶她,讓她自己走。管教甚至還逼迫王可非下樓搬東西,說:「誰說王可非不能走,她還能下樓搬東西呢。」在最後幾天,灌完食王可非已不能行走,是被一個叫齊秀芹的被勞教人員背回來的。齊秀芹把王可非扔在地上,還踹了兩腳。

十二月二十日,王可非已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勞教所怕擔責任,匆忙把她送到鐵北勞改中心醫院。王可非於當日含冤離世,年僅三十五歲。

冤情未雪 屍骨尚存

當王可非家屬來到太平間時,看到她的毛衣毛褲在外面地上扔著。王可非面部表情有掙扎的跡象,脖子上纏了大約一卷衛生紙,大臂上勒著止血膠帶,左手腫的像饅頭一樣。她身上穿了一件破毛衣,袖子擼到腋下,下身裸露,情景慘不忍睹。儘管太平間滿是冰霜,王可非的臉和身體用手摸上去還是溫的,和活人體溫相近,說明人還沒有死就被送到太平間了。見此情景,王可非的母親癱倒在地上,放聲痛哭。家人紛紛質問在場的勞改醫院院長:王可非是怎麼死的?為甚麼不通知家屬?院長嚇的趕緊逃走。

家屬當即要求檢察院封存病例,主管勞教所的城郊檢察院魏檢察長以各種理由阻止家屬查看病例。家屬後來看到的病例是由檢察院、勞教所和勞改醫院商議、篡改過的。

關於王可非的死因,勞教所說:王可非手扎了根刺,發燒,是以外傷的病由,頭腦清醒的走進醫院的。而勞改醫院的入院診斷上說,王可非入院時四肢無知覺,睫毛無反射,是在休克狀態下被抬進醫院的。送王可非入院的勞教所醫生郭旭聲稱,離開勞教所時,王可非還有說有笑呢。醫院和勞教所的兩種說法相互矛盾,究竟王可非是怎麼死的?讓人感到其中必有冤情。

家屬強烈要求勞教所查出責任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勞教所卻要家屬簽字火化王可非遺體,被家屬拒絕。人命關天的事,怎麼能這麼不明不白的草草了事?家屬據理力爭,要求給個說法。檢察院袒護勞教所,和勞改醫院串通一氣,最終也不能給家屬一個明確公正的答覆。在失去親人的痛苦和申冤的艱難中,王可非家屬被迫逐級申訴,希望得到公正的處理和滿意的答覆。

二零零二年,勞教所又提出屍檢,被王可非家屬拒絕。因為屍檢的醫院、醫生由他們安排,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不會有公正的結果。這樣,王可非的遺體至今仍保留在殯儀館。王可非遺體的存在,對勞教所惡人是一塊心病,一個威懾。僅從經濟上講,他們認為每天一百元的存屍費是個負擔。十年間,勞教所曾想盡辦法企圖火化王可非的遺體。他們甚至採取流氓手段企圖綁架王可非親屬的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以逼迫家屬在火化書上簽字。

吉林省女子勞教所對王可非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清楚的事實。從王可非被送進勞教所在六大隊遭毒打,到她在七大隊抗議超時奴役勞動被毒打而絕食,到她被關單間、綁鐵床罰站、野蠻灌食至吐血,直到她被送到省勞改醫院停止呼吸,有足夠的人證物證,事實無可抵賴。

勞教所領導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在事發後嚴密封鎖消息,指使管教和被勞教人員做偽證,改換加班幹活的票據,甚至在管教中散布說「王可非死了家屬都很高興,」害怕知情者反映事實真相。親人離世,家屬還很高興,編造這樣卑鄙無恥謊言的人,連最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都沒有,還配稱其為人嗎?

王可非離世時,左手腫的像個饅頭,勞教所解釋說是扎刺所致,引起發燒,導致心臟病發作,最後死亡。家屬可能太過悲痛,未予深究。按照這種說法,引起王可非離世的直接原因就是這根刺。那麼,王可非在絕食二十多天、被灌食至吐血,身體虛弱的不能行走、需要有人晝夜看護的情況下,手上是怎麼扎的刺呢?用甚麼紮的?為甚麼要紮?誰給她紮的?何時、何地紮的?見證人是誰?王可非的突然離世是否和這根刺有關?是甚麼刺竟然會導致人死亡?這裏面恐怕有更深的冤情和罪惡有待清查。

十年了,王可非被虐殺的冤情未雪,屍骨尚存。殺人兇手仍然逍遙法外,正義不得伸張。在中共治下的黑暗社會裏,普通公民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被作為鎮壓對像的法輪功修煉者的冤屈更無處申訴。

但是,國際社會公認這樣一條原則:誰犯罪誰承擔、集體組織犯罪個人承擔、教唆迫害與直接迫害同罪。根據這一原則,所有在組織、單位、系統名義下所犯的罪行最終將落實到個人承擔,迫害和虐殺王可非的有關責任人終將被繩之以法。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一切冤情終將水落石出,一切罪惡終將得到應有的懲罰。正義必將得以伸張,真理必將受到尊崇。

浩然正氣貫長空

聽到王可非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誰都不敢相信。那麼美麗健康,那麼溫柔善良,那麼質樸堅強,那麼光明磊落,那麼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匆匆離去了

人世中可以有世俗的享樂,也會有善惡不分、是非顛倒的黑暗。但是,最終衡量善惡是非的是天理,而非某一個或幾個人;黑暗也總有被陽光照亮的時候。

像王可非這樣一個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生命,尤其在這道德低下、敗壞不堪的濁世中,一個捍衛獨立信念的法輪功修煉者,她的生命更顯其聖潔與高貴。對這樣高潔生命的迫害,不僅是對法輪功信仰的迫害,也是對人類自己的侮辱。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這件事,不僅激起了其親人朋友的義憤,更激起了普通市民、有良知的警察、甚至勞教所管教的同情和義憤。廣大法輪功修煉者紛紛揭露迫害,譴責邪惡暴行,大街小巷掛滿了橫幅、貼滿了不乾膠。一時間,王可非被迫害致死案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每一個聽說這件事的人,都會捫心自問,善惡是非面前,我該站在哪一邊?

聽到中共宣傳甚麼勞教所「春風化雨」,甚麼「轉化、幫教」,再也沒有人相信了。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後,勞教所雖然仍有超時奴役勞動,但是沒有那麼重了。2002年初,勞教所迫於壓力,把被迫害的體弱病重的法輪功學員釋放了一批。省勞改中心醫院掛上牌子,寫著:「絕食的法輪功學員一律不收。」這不是說他們變好了,而是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喚醒了人們的正義良知,輿論的譴責使惡人不敢再肆無忌憚的行惡了。

十年來,在人們懷念王可非,為她伸冤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輪功真相,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種種殘酷手段,分清了是非善惡,站到了正義一邊。其中包括王可非的家人、親友、單位同事、領導、律師,還有很多與王可非素不相識的人們。讓浩然正氣永駐人間,這也正是王可非的美好心願。

雪已停了,天已發亮。不知不覺中,黎明已經來臨。王可非,可親可敬的同修!多少次在夢中見到你,依然那麼端莊美麗,光彩照人。在你美麗而含蓄的微笑中,我們看到了一絲欣慰,感到了一陣融融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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