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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八中一位女教師的遭遇
自從1999年7月以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形勢真是壓的人喘不過氣來，只感覺到烏雲壓城，空氣是死一般的沉悶。雖然當時我還在單位上班，但非常明顯的，人們都像躲避瘟疫一樣的躲避我，不敢跟我多說話。我需要不斷在內心給自己勇氣，才可以沉重的抬起問心無愧的頭顱。
當時的長春更是謠言四起，我到食堂吃飯，食堂的師傅和服務人員，目光自始至終緊盯著我，生怕一個疏忽我會下毒要了他們的命，打飯不讓我自己動手，很「殷勤」的都給我打到飯盤裏。就差沒剝奪我在學校食堂吃飯的權利。這都是中共的謊言宣傳、煽動仇恨造成的。
2001年，我才知道自己出入校門及所去大致方位都會有人向校長李麗英彙報，這是李校長在找我談話時無意透露出來的。而且我被剝奪了使用電腦的權利。
2001年冬，我被非法關押到「大廣」拘留所16天，回來後，領導決定不允許我接觸學生也不允許我進課堂。在學校領導班子開會時，有人提議讓我去實驗室管理設備和打掃衛生，甚至有人乾脆說讓我在教學樓內打掃包括廁所在內的衛生。想讓我在備受羞辱之下屈服。但最終他們還是讓我去了教務處幫忙。說是幫忙，其實我當時承擔的工作是很多的，我也知道做一個好人無論在哪裏都要把工作做好，所以我無怨無悔的踐行著「真、善、忍」的信仰和原則，做我可能做的份內和份外的一切工作。
一段時間，學校圖書館要重新登記和整理圖書，為了懲罰而給我工作加碼，校長要求我週六週日也不准休息。當時孩子正上幼兒園，週六週日沒人帶，我就不得不拖著孩子來工作，孩子沒地方休息，在滿屋灰塵中，有時就睡在了桌子上。然後頂著風雨抱他坐公交車回家，這一次孩子發燒了好幾天。雖然這一切領導和同事們雖然都看在眼裏，但到當年的教師節，我卻還是因為信仰的問題獎金被扣了500元，連在家休了幾個月產假的同事都比我獎金多。當時只是想要做好人，覺得應該看淡名利。所以沒有去爭取和反對。現在想來那也是對我的一種迫害，我的沉默正助長了他們的氣燄和害了他們，使他們有膽量繼續對好人打壓。
2002年9月，李麗英就說過應該把我送到洗腦班，我當時處於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承受狀態，心裏怕的不得了，總感到一種沉沉的物質籠罩著我，彷彿隨時隨地生命都可能失去一樣。在孩子和家人面前都笑不出來。在家裏，連敲門聲都會把我們全家嚇得大氣不敢出，就更不用提說話了。就是那種在政治迫害中被整的生不如死的感覺。
「十﹒一」假期剛過的10月10日中午，我剛剛吃完午飯回到辦公室，當時做幹事的韓冰說劉書記找我，我說去一趟廁所，韓冰也跟我到廁所沒有離開，出來後我沒有多想就跟她去了書記辦公室。進去之後我發現不對，屋子裏除了劉書記、李麗英校長、韓冰和另外幾個領導外，還有五個二三十歲的陌生男子，當我反應過來那些人是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610」非法組織的人的時候，門已經被堵上了。望著離地一人多高的窗，我知道自己無處可逃。
李麗英校長說，快開十六大了，學校決定把你送到學習班接受教育。緊接著他們一路脅迫著逼我上了一輛白色半舊的麵包車。麵包車一路顛簸的開到了位於興隆山的洗腦班，李麗英校長跟洗腦班交涉，最後以2000元兩個月的價格把我強行留在那裏。整整兩個月時間，我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日夜監禁和洗腦迫害。天寒地凍的12月10日才重見天日，期間連梳頭的東西都沒有，只好用手當梳子捋一捋，還被洗腦班的人嘲笑。
回到學校後，我發現我的工資被扣掉了2000元，這才知道，共產黨用來給我洗腦的錢原來是自己的工資（後來好不容易托了人才要回來這些錢）。
2003年，跟我年齡相仿的同事都已經晉了職稱漲了工資，我的職稱和工資遲遲沒有著落。好不容易等到大約11月，教委有一批晉職的名額下來，學校要民主評議，無記名投票。當心平氣和的訴職結束回來的路上，好幾個同事對我說「我們都投了你的票！」我以為無論憑工作還是憑自然條件，這一次晉職我都沒有問題了。
可是，第二天下午全校又召集開了一次全體員工的大會，這是不合常理也是出乎同事們預料的。我猜想可能是關於我晉職的問題。果不其然，這一次開會李麗英校長沒有講話，在開會前，氣氛很緊張壓抑，出來講話的是一位從希望高中調過來的工會主席吳××，（實際上，學校晉職稱的事並不屬於他管轄的工作範圍）只見他在前面高昂著頭，酒糟鼻子再加上中午的酒和興奮使他整個臉顯得更紅了。然後高聲高調的說：「這一次晉職稱，煉法輪功的堅決不能上。」同事們都低著頭，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反對。沉默了幾分鐘之後，宣布散會，在回來的路上，連說笑的人都沒有。就這樣我應該晉的職稱和工資泡湯了。
2004年，學校早已經新調來一個黨支部書記王淑范，為了配合教委的要求，學校團支部書記劉麗在學生中開展了一次有關批判和攻擊法輪功的徵文活動。由於高三學習緊，所以徵文是在高一和高二學生中進行的。我事前並不知道，直到四月初的一天，我在下班時看到張貼的獲獎的紅榜，禁不住痛苦從衷而來，因為在我們學校，我就是法輪功的代名詞。我就找了團書記劉麗談話，她說：「也沒甚麼，大家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說怎麼怎麼不好，誰寫的多批的狠就評上獎了！」
第二天，因為當時教高二語文的我的好朋友李婧也布置了徵文，我就去找她說這樣做不好，當時她問我是否撕了紅榜，我由於怕心含糊的認可了，中間也提到團書記劉麗已知道了。可能我表達不是很準確，結果談話後她把消息告訴了當時的語文組長王朝暉，作為黨員的王朝暉又迅速的把消息反映給黨書記王淑范及團書記劉麗。並且傳的是我和劉麗一起撕毀的。這下劉麗就不幹了，她找到我冷冷的扔了一句「我就不怕遭報應！」然後扭頭就走了。
當天她就又寫了紅榜貼出去了。校長也找我談話，說我中午坐在凳子上發功。其實，學校中午沒地方休息，只好坐在凳子上閉目養神。一個辦公室的組長劉秀華負責監視我在辦公室的一舉一動。學校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了，被迫害的威脅又籠罩在我的周圍，沒人敢跟我講話了，都遠遠的躲著我。
有些學生也知道了，上課時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我於是向學生解釋我是好人。我們並不像中共栽贓陷害的那樣。不料，一個不明真相的家長把我舉報出去說我上課宣傳法輪功。學校停了我的課，勒令我反省和寫五書。我被要求每天按時到校報到看收發室且不准請假，進校門後就在無數雙眼睛的嚴密監視之下。兩天後有人說看收發室她容易出大門，因為收發室就在大門口，所以在不准我回辦公室進教學樓的情況下讓我每天到後勤的一間背陰的屋子裏報到。
4月13日午飯後，黨書記王淑范打電話讓我去。見到她時，她的臉繃得緊緊的，說我表現不好，在校園裏亂走。並嚴厲的要求我說：「給你兩個小時，必須寫出五書，兩個小時寫不出來，我就給610打電話把你抓起來。」
離開書記辦公室後，我越想越害怕，因為我知道給610打電話意味著甚麼，我知道很多同修在勞教所和監獄所受的上百種酷刑折磨，他們被折磨的遍體鱗傷血肉橫飛甚至在痛苦中死去，想到我四歲的兒子，我決定離開這裏。我的皮包被鎖在了後勤的房間裏也不敢回去取，幸好我的口袋裏還有些零錢。看到大門已經被緊緊的看起來了，我只好繞到不被人注意的一處柵欄牆邊，用從未有過的勇氣越過了將近兩米高的柵欄，然後連家都沒敢回的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
知道我走了以後，學校曾聯繫我丈夫並表示只是嚇唬我，這是我在很久之後才知道的，因為我很長時間沒敢跟他聯繫。但是我依然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去上班，怕他們抄家也怕他們誘騙我回去而對我加重迫害。有很多人就是被單位或街道以談話和給工作或返回扣掉的工資為名誘騙回去，投到洗腦班、勞教所加重迫害，甚至折磨致死的。我實在是害怕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
到現在我已經失去工作六年了，時時面臨著經濟困難，孩子上學、老人生病、孝敬雙親、親戚走動、同學聚會、禮尚往來我都會為錢而發愁，因為沒有了公積金，沒有辦法換房子，我還蝸居在30平米的小房裏，由於缺錢致使一些人也疏遠我們看不起我們。我想這是因為迫害造成的，我原本的教師職業是收入豐厚而且受人尊敬的，我不是因為教學水平的原因而失去工作的，我教的學生成績很好而且我也很受他們喜歡。年終的學生評議中受歡迎的老師中總能找到我的名字。也不是因為人品不好而受排擠的，領導同事孤立我疏遠我是因為我不肯放棄信仰。可我堅持信仰的原因僅僅是因為想在道德下滑世風日下的今天爭取一個堂堂正正做好人的權利。難道這還錯了嗎？領導也說過，做好人行，為甚麼信仰「真、善、忍」呢？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做好人的標準啊？難道「真、善、忍」有錯嗎？誰說的「真、善、忍」不是對的呢？
我希望所有參與過打擊我的人都能夠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所言所行，在心靈和道德的天平上給自己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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