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大法的神奇 走好修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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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三日】我是在縣級醫院工作的大法弟子,一九九六年秋得法。我丈夫患慢性乙型肝炎十多年,在學大法以前我倆甚麼氣功也沒學過,也不相信氣功能治病。這十幾年不停的治病也沒治好,而且是每況愈下。就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西醫看不好了到中醫去看,中醫也看不好了,甚麼偏方也看不好了,這回他想起氣功來了。」

一、得法

一九九六年秋我婆婆去世,我丈夫和濟南來的姨夫(參加過師父的講法班)在聊天,我姨夫問他:「你的病怎麼樣?你相不相信氣功?」我丈夫說:「我不相信氣功。」然後他給我們介紹了李洪志師父傳的法輪大法。我當時是因為丈夫有病,所以最關心的是這個氣功能不能治病。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後,我對丈夫說:「你就學學法輪功吧,說不定就好了。」他說:「好吧,咱倆一起學,互相督促,能堅持下去。」我同意了。

當時沒有大法書,我們就先學動作,每套動作的口訣用紙抄寫下來背誦。我姨夫講他老家有一套師父的講法錄像帶,被別人拿去看了,不知道送沒送回來。我丈夫聽說後就要去取,那時已經是晚上了,到他老家有八十多里地。我丈夫開車去取,他家人說錄像帶剛送回來,當時想真是巧事,現在看都是師父安排的。他拿回錄像帶,晚上就在我妹妹家借來放像機看師父的講法。我丈夫看的很入神,他看了不長時間就看到了師父的法身。當時不知道是師父的法身,他問:「怎麼師父的頭髮是捲捲的,是藍色的。」我姨夫說:「那是師父的法身,看來你的根基不錯,和大法很有緣份。」我和妹妹看到十一點多鐘就睡了,他們一直看到天亮錄像帶也沒看完。我丈夫說:「這個大法把我弄不明白的東西都解答了,這個法太好了,我要學。」

我們把師父的講法錄像帶拿回來,買來空帶我丈夫到廣播電視局找熟人另錄製了一套在家看。有一次看師父的講法錄像第七講治病問題,他對我說:「我肝區這部位唰唰下去了一個東西。」我笑著說:「你說的是真的嗎?」我還不太相信他說的。那時我們沒有煉功帶,也不知道煉多長時間,在睡覺前每套功法煉三遍,五套功法有時煉半小時,有時煉幾十分鐘。

一天晚上十一點鐘,他覺的腹內好似翻江倒海,鬧肚子急著跑廁所,到廁所排完上床剛躺下不一會兒,就又起來去排,根本躺不住,一直到早晨五點一晚上也沒睡,往外排的全是黑綠色的水,排泄總量大概有三水桶,但是肚子不疼,人還挺精神的,一點也不像拉肚子的樣。吃完早飯上班走時還準備了一些手紙拿著,準備白天用。一整天甚麼事也沒有,第二天晚上十一點鐘,他又開始跑衛生間直到早晨五點鐘,這樣連續三個晚上,他說排出去的髒水總量約有六水桶。從此他人精神起來了,渾身輕鬆,他對我說:「我的病好了。」我還是問他:「你說的是真的嗎?用不用到醫院化驗?」他說:「不用。」他真的體驗到無病一身輕的感覺。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是師父給淨化身體,在以後的學法中我們才明白是師父在給調整身體。我們急切的找我姨夫請《轉法輪》。他回去後,給我們捎來了大法書和煉功帶,從此我倆就正式學法煉功了。

從一九八四年得病到一九九六年得法前,十三年間他一直在吃藥打針,在病痛中煎熬。一九九六年得法後,師父給他淨化身體,把體內的毒素都排出去,至今又是十四年,丈夫非常健康一粒藥都沒吃,我從我丈夫身上見證了大法的神奇,

二、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做好醫護工作,證實大法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前我是醫院骨科護士長,我所在的科室有四十多張床位,醫生護士有二十多名。病人多時床位不夠用,需額外加床,工作量大,有時要加班。我在學法前我幹好工作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在做,也就是用滑下來的道德標準衡量自己。得法後,我明白了衡量好壞的唯一標準是「真、善、忍」,我就時刻牢記「真、善、忍」,按照宇宙大法的標準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病人,工作盡職盡責。在九九年迫害前,我每年都被評為院級、市局級先進工作者。

社會的腐敗現象在醫院的反應是病人請吃、送禮、送紅包,藥品商、器械商,送禮、送回扣。醫生不講醫德一味的開有回扣的藥品給病人用,以爭取多拿回扣。我們科是個大科室,病人多,每天都有手術。術後病人家屬請吃飯,科主任每天都在酒桌上,下午基本不見人。科裏的工作撒手不管,醫生抱怨,護士心裏也不平衡。我從來不參加宴請,也不接受病人的禮物。對科裏的工作,我嚴格要求醫生護士一定嚴格執行各項操作規程,特別強調不能執行口頭醫囑,搶救危重病人除外,危重病人搶救完後,要馬上補寫醫囑。我平時做好督促檢查工作,發現問題及時糾正。護士對醫生收受回扣心裏不平衡,我就講大法中的得與失的關係給她們聽,使她們明白了不該得的不得,不失不得的道理。

我們科醫療混亂現象院長知道後開會研究時,護理部主任告訴院長:「骨科多虧有一個認真負責的護士長,醫生亂,護士不亂,工作質量才得以保證,沒出現問題。」院長聽後表示滿意。

我們醫院每月都根據科室的經濟收入情況,從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錢作為獎金發到各科室。為了不體現平均分配,醫院還制定了分配政策。按職稱高低、職務高低分配。實際上還是變相平均。其實就是同一職稱的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樣,盡職盡責的程度也不一樣。我們科有倆職稱的護士,工作比個別護師職稱的護士幹的好,如果按職稱的分配比例發放獎金,就不公平。我主動把自己高出她們兩個百分點的那一部份讓出來,分給她倆。雖然每月獎金不是太多,但是對她們也是一種鼓勵。有的護士對我說:「護士長,你月月把錢讓出來,你少拿多少錢哪?現在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我說:「大法師父告訴我們,錢乃身外之物,生帶不來,死帶不走,夠用就行了,要把個人利益看淡。」她們聽了覺的這個法輪大法很好,也想學,我就幫她們請來《轉法輪》。當時我們科室有七人走入大法修煉。

有一次,門診治療室需要一名護士,從我們科調出一名去門診治療室,工作比病房輕鬆,還不上夜班,很多人都想去,可這位護士哭著不願走。她說:「我要是幹不了治療室的工作,還要回到骨科來。」護理部主任對我說:「你這個人,人緣怎麼那麼好,從你們科往外調護士不願意走,別的科護士要求到你們科來。」我笑著說:「那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

醫院每年年底都要進行職稱資格評定,評出優秀、合格、不合格。其中有一部份是民主評議,全院職工根據發放的名單無記名投票,我每次得票都是很高的。就是在九九年大法遭到迫害我被降職後的民主評議,我得票也是最高的。

護士這個職業女性多,女性擔任的角色較男性特殊。特別是懷孕、分娩、哺育,這三個階段對護士來說,負擔很重,護士還要值夜班。有時孩子生病了,多需要媽媽在身邊。每遇到這種特殊情況時,我都及時詢問有沒有甚麼困難需要幫助,及時調整班次,以保證工作正常進行。有時值夜班的護士突發急症,不能工作,我就去替班,從沒怨言。我們科有位護士說:「護士長,我所走過的科室,我都和護士長吵架了,就沒和你吵。」我說:「為甚麼?」她說:「因為你能為別人著想,沒有私心,不願佔便宜。」

我也有不理智的時候。有一次,手術室護士打電話說,我們科急症手術病人手術區域沒備皮,要護士到手術室備皮。我一邊安排護士去備皮,一邊查看醫囑本是那個護士執行的醫囑。一看是王護士簽的名,這個護士以前發生過一次類似的差錯,今天又發生了。我火不打一處來,馬上找到她,當著醫生、護士的面大聲訓斥她,傷了她的自尊,她哭了。事後,我向內找,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做好督促檢查工作,如果我的這一道關把好了,就杜絕了差錯的發生。我在科室會上誠懇的向王護士道歉,她表示理解。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調到醫院新成立的科教科負責教學、科研方面的工作。我走時,科裏的護士依依不捨,她們在送別的宴會上都哭了。走時我把平時分獎金剩餘的錢,拿出來分給她們。她們都說:「護士長,你不給我們,我們也不知道,別人貪還來不及,你做的太正了。」我說這都是大法師父教我的,師父要求我們要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

三、在邪惡迫害中利用各種形式講真相,證實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惡迫害大法後,由於我堅持修大法,衛生局下達文件免去我的行政職務,把我分配到全院最忙最累的神經外科工作。神經外科的特點:腦外傷的病人多,重病人多,急症多,病情變化快,護士的工作量很大。面對這一切,我想:不管怎麼迫害,這個大法我是修定了。腦外傷的病人,病情複雜,有時還合併其它臟器的損傷,而且還因病人意識不清,不能自述病情,延誤搶救。這就需要護士密切觀察、及時發現病情變化,以贏得最佳搶救時機。在工作中,我認真負責,及時巡視病房,嚴密觀察病情,特別是獨自一人上夜班時,多次因我及時發現病人的病情變化,及時手術,使病人轉危為安。我的工作得到科主任、醫生、護士長及同行們的認可,一位和我同齡的護士長對我說:「年輕的護士說你不愧為護士長出身,工作做的就是好。」她還說:「你沒給我們老護士長丟臉。」我說:「這都是大法所給予的,大法教我做人,大法使我身心健康,我才能幹好工作。」

二零零零年過年我們醫院有四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訪,醫院派人接回直接送到拘留所。從此每逢過節、邪黨開兩會或是他們認為重大活動,醫院就派人監視大法弟子的行動,醫院開會布置:不得安排大法弟子連續休假,以免到北京上訪。醫院還要求每個人都得簽字不學不煉法輪功,我沒有簽字。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是正法,電視上說的都是假的。那時候你和他們講這些,他們都不相信,他們說:「中央電視台還能說假的嗎?」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市大法弟子開始製作傳單,揭露邪惡謊言,還師父清白。特別是「天安門自焚」事件,對一直受矇蔽的民眾,毒害更深。在我們醫院用醫學常識講自焚疑點,他們都能明白。但是他們對中共的這種卑鄙的手段不理解,我們就持續的揭露惡黨的邪惡本質,清除抑制他們的邪惡。我們利用晚上和休假時間外出發傳單,掛橫幅,貼不乾膠,利用各種形式向人們講真相。二零零零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全市大法弟子統一行動,在市區內主要街道和車輛通往市區的大道兩旁一夜之間掛滿「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等大法真相橫幅,清早,過往車輛上的司機和乘客都看到了真相橫幅,有一個客車司機說:「法輪功真行,我這一路過來,這大道兩旁都是法輪功橫幅。看來法輪功是冤枉的,要不他們花這麼大力氣幹啥?」我們這一次講真相行動,使邪惡很驚慌。「六一零」、公安局安排人到各個有大法弟子的單位去調查,並要求單位嚴密監控大法弟子的行動。但是,我們並未停止學法、煉功、講真相,師父告訴我們:「覺悟者出世為尊 精修者心篤圓滿 巨難之中要堅定 精進之意不可轉」(《洪吟二》〈堅定〉)。

二零零三年邪黨兩會前,有一個自稱是派出所的人找我,問我是否還煉法輪功?我說:「煉哪,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能不煉呢?」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早六點多鐘,邪惡到家中綁架了我和我丈夫。我們醫院還有兩名大法弟子同時被綁架。我們被綁架到一個賓館,每人一個房間,由邪悟人員給我們洗腦。開始我能用正念抵制,後來因為放不下情,怕我父母承受不了,我違心的寫了三書,做了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出來後我認真學法,決心從新做好大法弟子該做的事,同時聲明高壓迫害中所說、所寫的一切作廢,堅定修煉。

四、建立家庭資料點,走助師正法路

以前我們的資料是等、靠、要,依賴別的同修送。送多少做多少,很被動。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眾生,二零零二年我們買了一台理光牌複印機,開始自己做資料並供給一部份同修。在邪惡綁架我們到洗腦班後,惡警曾三番兩次到我家非法搜查,但他們卻沒有發現複印機。後來我弟弟怕被惡警發現,把機器搬走了。我們倆在洗腦班回來後,我們又買來電腦和打印機,在同修的幫助下在電腦上申請一個海外郵箱,訂閱每日明慧,後來又學會自己上網、下載、打印,從此我們的家庭資料點誕生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我丈夫在家中又遭惡警非法入室搶劫,他們把我丈夫視為重點人物,他們認為我丈夫是我們市學法輪功最高級別的幹部,他們帶著有錄像功能的照相機錄像。惡警非法抄家不讓我在現場,(怕我看到他們做壞事,他們偷走我家四千塊錢,我丈夫在洗腦班回來後找錢,我才知道錢被惡警偷走。)他們為了尋找學大法的證據,連地下室都翻了。他們只找到幾本師父的經文,為了湊數,他們拿走我兒子(未修煉)電腦用的所有光盤,我告訴他們那是我兒子的,他們說拿回去審查,並搶走師父法像、電腦、打印機、煉功用的錄音機、煉功帶。他們把這次非法抄家的所謂證據在我們市電視台播放,說抄了多少多少書,還有多少多少光盤,全是假的。利用電視宣傳欺騙世人,電視台的台長不長時間遭了報應,因貪污、受賄、行賄被雙規、判刑。

我丈夫被綁架後,我立即告訴同修上網曝光,海外同修的講真相電話馬上就打過來,看守所的警察說:「自從某某某來了以後,海外的法輪功把電話機快打爆了,得換電話號碼了。」這正是體現了師父所說的「大法弟子是個整體」。(《不分正法工作項目大道無形有整體◎師父評語》)我們當地大法弟子集中精力發正念,解體邪惡。我丈夫在邪惡黑窩待了四十五天後,邪惡的「六一零」頭目、公安局頭目執意要非法勞教他三年。

我丈夫被送到山東省法制教育中心洗腦班,我們在家中持續的向黑窩發正念,解體邪惡黑手、爛鬼和舊勢力。同時仍然做好師父叫做的三件事,向當地民眾揭露邪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們家親屬、我父母對我丈夫被勞教心裏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他們找到我或打電話告訴我:「小胳膊扭不過大腿,千萬不要和××黨對著幹,法輪功好,就在家煉,不要到外面說。」我說:「我們法輪大法是修煉真、善、忍的,對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是××黨邪,不讓人說真話。他的病好了,有人問他病是怎麼好的?他說是煉法輪功好的,××黨就不讓說。××黨的官員對他說:『你幹甚麼都行,貪污、受賄、鑽「雞窩」沒人管,就是不能煉法輪功。』你說××黨多邪惡,壞人不管,好人被抓,這個社會正常嗎?」他們認同我說的這番話,但還是不放心,囑咐我要注意安全。我丈夫在洗腦班關了四十多天,違心的寫了三書,出來了。

出來後,我們抓緊時間學法,找出執著心,去掉它。我倆商量還要做真相資料,救度眾生,加倍彌補給大法造成的損失,堅修大法到底。我們這個願望一發出,就有同修送來設備,於是我們的家庭資料點又運轉起來了。

我們的家庭資料點現在除了能上傳、下載、打印、刻錄外,還能做書、護身符、不乾膠等。我們的資料點在師父的呵護下,散之為粒,聚之成形,按資料點遍地開花的要求,平穩運行。我們還協助同修開出二十餘朵絢麗璀璨的花朵,對講真相、救眾生起到很大作用。

謝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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