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後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輪大法教我們用「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在常人社會中要做更好的人。於是我徹底改變了以前公家的東西「不拿白不拿」,在個人利益上與人爭鬥的思想和行為。在工作上,兢兢業業,不再與人計較,在生活上,或其他社會環境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我的身體也強壯了,能幹很多家務。我丈夫看到我身心的變化也煉起了法輪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對法輪功鋪天蓋地的鎮壓,猶如文革再現,連常人都說:怎麼這電視、廣播、報紙,只報這一個內容,一看就是不論真假,必須執行中央命令的「專制新聞」。我和其他同修一樣,沒有被惡毒的謊言嚇倒。
我所在單位楊柳青第三中學領導早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後就找我談話,逼我交出大法書籍,讓我放棄修煉,我和他們講,法輪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有甚麼錯,並以我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們煉功的好處。領導當時示意:雖然沒有文件,但「上邊」已經表示要禁止。我沒有動搖。七月二十日後,校領導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將我調到離家較遠的鄉下一所學校(當時三中是西青區最好的一所學校),同時我也受到了來自楊柳青鎮西派出所、楊柳青十二街治保幹部的騷擾。(我家住在十二街),尤其是楊柳青鎮西派出所,定期到我家找我「談話」。我的個人生活受到了限制。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幾個同修在一起交流,認為政府不了解法輪功,我們應該向政府反映一下真實情況。這事被楊柳青鎮東派出所發現,他們以「了解一下情況」為理由,半夜讓單位領導從我家中將我騙出來,後來才知道是讓我去派出所。我們沒有犯法,即使是向政府反映情況,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權利。就這樣,他們在沒有任何證據、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將我們近十人分別超期關押十七天、有的四十天,有的勞教一年。我當時被關押十七天。
從看守所出來後,我便受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先是我的丈夫,他也受惡黨宣傳的毒害,聽信了謊言,對我的行為嚴密監視,甚至不讓我在家學法煉功;單位領導找我談話,不再讓我從事一線教學工作,並且要我定期「彙報思想」,寫「保證書」等等。鎮西派出所安排周圍的居民監視我與外界的聯繫,並時常到我家進行騷擾。由於當時沒有從法理上認識,常人心太重,我向邪惡妥協了。寫了所謂「保證書」,但當我寫下那些字的時候,我的心都在哭泣,因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心話。
自江、羅導演了「天安門自焚事件」後,我所在單位領導要求全體職工簽字批判法輪功,被我拒絕了。之後很後悔當時沒有阻止領導毒害眾生的犯罪活動。二零零一年的一天,西青區教育局武保科姚科長(專管教育系統法輪功學員的)再次逼迫我寫揭批法輪功的「保證書」,被我拒絕了。以後沒有人再來騷擾我。不久,這位姚科長在一次酒後突發腦溢血死亡。因為當時沒有能和上明慧網的同修聯繫,惡報事例就沒有曝光。
二零零二年五月七日,西青區公安分局、楊柳青鎮西派出所十幾個警察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強行闖入我的家中搜查,翻出大法書籍和一些真相資料作為抓捕我的「證據」。警察粗暴的行為,嚇住了我丈夫和孩子,孩子還那麼小,心靈受到了嚴重創傷,在他心裏警察應該是抓壞人的,他不知道媽媽做錯了甚麼,怎麼煉功就要被抓呢?我們都是老實本分的善良人,經受不住一個流氓政府不顧王法動輒抓人的恐怖行為,以致使我的丈夫,經受了那麼大的打擊後,現在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不僅是我的家人,連帶我的親人們,有多少人受到的身心打擊與痛苦,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由於當時明慧網大量曝光警察毆打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惡警們轉而採取另一種更為殘酷的方法--不許睡覺。輪流值班審問,稍一閉眼,就強行干涉,不讓我們有片刻的休息。
西青區的惡警們抓捕了大量法輪功學員,幾年的時間看守所幾乎從沒間斷過關押法輪功學員。和我一同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有十三人,被沒收的私人財產包括面的車、錢財、隨身聽、錄音機、電腦和其它財物,詳細情況目前無法得知。
我被天津西青法院、天津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三年被關押進天津女子監獄五監區繼續遭受迫害。
在天津女子監獄,惡警們利用已經被所謂「轉化」的、且「有影響」的人不間斷的給我灌輸邪說,看所謂揭批書和揭批材料。如果主意識不強或思想稍微不清醒,她們就會連續「轟炸」,直到讓你「轉化」為止。一些學員就是因為自己思想上不是很清醒,在猶大的誘導下寫下了「三書」。
當各種邪說不起作用的時候,惡警們開始讓我勞動,因為當時我被迫害的身體已很虛弱,甚至不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但這些在她們眼裏,都不重要,她們想的是「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給她們帶來的利益。
不久在天津女子監獄開始了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的升級迫害。他們首先對施振華動手。白天讓她幹活,晚上逼她坐在惡警的崗哨旁看攻擊、詆毀法輪功的胡言亂語,直到深夜。我找到監區王大隊長,問她為甚麼這樣對待法輪功學員,信仰真、善、忍有甚麼錯?她敷衍了我幾句,假意說是為我們好。第二天,迫害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嚴重。接著開始了對監區所有不「轉化」學員的各種迫害,她們給我指派了「強力」包夾,是一個滿口污言穢語、惡習十足的慣犯和人渣,對我開口辱罵,稍有不順從便兇相畢露。在天津女子監獄,包夾和邪悟者的暴力對「轉化」法輪功學員起了作用。他們是劉旭、尹新、回穎、孫瑩,還有一些不知姓名。
惡警嚴格限制我們的活動空間:不准正常出入,不准與人說話,甚至上廁所都有嚴格規定。因為我不轉化,惡警懲罰全監室的人晚上不准休息,都要「坐板」學習,這樣全屋的人把矛頭對準了我,不堪入耳的辱罵,誹謗大法及創始人。本來一些人並不太了解法輪功,由於惡警利用這種方法製造矛盾,使一部份犯人對大法犯了罪。持續了一段時間,見我仍然不「轉化」,就改變了迫害方法:每天五點起床罰站,直站到晚上十一點,有的學員站的時間更長。學員已經被迫害的身體虛弱,但只要站立姿勢不標準,就會遭到包夾的訓斥。吃飯、洗漱要有時間限制,不准洗澡。如果再不服從,就給戴刑具。煽動全監區的人仇恨法輪功學員,認為我們是給所有人帶來危險的人,是所有犯人的「敵人」。別人不敢和我們說話,同情的話語更不行。
看到還沒有結果,她們又換了一招:白天勞動,勞動前要先打掃廁所衛生,定額生產,完不成就有更嚴厲的懲罰。晚上罰站,反省。而且,由於獄警的縱容,包夾動輒打罵、瘋狂的折磨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惡警隊長卻對此聽之任之,實際上是讓他們罪上加罪。其實惡警們自己心裏非常清楚,這些法輪功學員是少有的好人,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好人,可為了所謂的一時榮譽和眼前利益,她們沒有了是非、善惡的標準,喪失了做人的良知,使的很多學員由於不能承受這種非人的折磨而被迫「轉化」。我曾找到惡警「隊長」(當時我們是這樣稱呼她們),據理力爭,並指出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問她們敢不敢將此事曝光,惡警們自知虧心,但在這惡黨獨裁的統治下,哪有甚麼法律可言!
在各種方法對我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惡警們要把我送往四監區。當時一些「猶大」早就在五監區散布四監區是如何如何「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就是要百分之百「轉化」,誰都別想逃脫。那時天津女子監獄四監區也因為「轉化」法輪功學員「力度大」而被評為全國模範監區。
由於怕心,也由於正念不強,以為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了,沒有堅信師父、堅定大法,我稀裏糊塗的寫下了「三書」。
當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警還有:徐××,此人因「轉化」法輪功學員有功而被惡黨升遷;朱培元(男)監獄某科科長,主抓天津女子監獄三、四、五監區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
在獄中,越到後來,我越發感到「轉化」是錯的。大法教我們做好人,這有甚麼不對呢?曾經有犯人說:轉化了,該罵街就罵街。這難道就是做人的標準嗎?
我偷偷寫下了被迫害的經過,並且揭露了惡警的見不得人的暴力強制「轉化」罪惡行為,證明在中國的勞教所、監獄、洗腦中心,中共的警察們在幹著世界上最醜惡的事。惡警們企圖否認他們的罪惡,說甚麼「法輪功的真相傳單宣傳的警察迫害法輪功不存在」。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迫害不但存在,而且是大面積存在,有的地方還更加嚴重。我偷偷告訴出獄的大法學員將我們受迫害的事實曝光。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在天津女子監獄聲明「轉化」作廢,並去索要「三書」,未果。但聲明了自己的「轉化」是強制性的,不算數,並告訴獄警:法輪大法是正法,是宇宙的真理;向世人講真相,沒有罪;迫害法輪大法修煉人,是邪惡的江氏集團在犯罪。
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日,我被非法關押的期限到了,我回到了家。出獄後,西青區區政府人事局在江氏集團的謊言欺騙下參與了迫害,將我從教育局除名,使我失去了生活來源;鎮西派出所不斷的來人騷擾。我的丈夫認為我堅持信仰就有危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來,他長期經受這個流氓政府的高壓精神上的迫害,已經達到極限;同時他也接受了邪惡對法輪功製造的謊言和誣陷,提出我不放棄信仰就要和我離婚。萬般無奈下,我離開了家,流離失所,漂泊異地他鄉至今……。
我的孩子年齡還小,需要媽媽照顧。在他幼小的記憶中,中共就告訴了他,信仰「真、善、忍」有罪,果真如此的話,中華民族的道德何存呢?我家老人已退休,身體不好,需要照顧;丈夫也因為遭受嚴重打擊而性格完全改變。這個家需要我,有了我才是一個完整的家。可是由於中共的持續迫害,我的這個溫暖的家被迫分裂,給所有的親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是無法想像的。
我家的遭遇是中共暴政給中國老百姓造成的這種家庭悲劇中的一個側影,也只是無數家庭悲劇中的一個。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統治中華民族以來,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三反、五反、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到今天鎮壓法輪功、異議和維權人士。有多少無辜家庭飛來橫禍,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還有無數像我這樣的好人因為信仰真、善、忍而被殘酷迫害的事例,由於條件的限制,由於消息被嚴密的封鎖,不能被揭露出來。今天,我通過明慧網,向世界人權組織,向世界上所有愛好善良的人們,向世界所有有正義、良知的人們,發出我們內心的呼籲: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制止中共的迫害,制止中共的國家恐怖行為,還我們這些無辜遭受中共迫害的善良人的寧靜、安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