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法修煉的路上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回想這十年來的修煉，確實不尋常：由滿身業力到心靈的淨化，由一個站在眾人之上為惡黨賣命、大打出手的兵頭將尾，到修煉真善忍，救度眾生，成為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是偉大的師尊給了我新生，大法拯救了我。

九六年與老伴同時開始修煉，在這修煉前的一生，真是做好事無幾，做壞事不少，不知不覺滑向了深淵。修煉之後正如師尊講的，世界觀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返過頭來，看看當今社會的一切，才真的感到自己以前所處的危險境地而後怕。雖然在修煉的坎坷路上也走了過來，但是與大法的要求，弟子的心性標準衡量，感到自己差距很大。現在就我在正法修煉中的一些點滴和同修們交流，不妥之處，請慈悲指正。

今年我七十四歲，得法前在基層幹了一輩子，做了一輩子惡黨的打手。修煉後，不長時間就隨同修到農村去洪法傳功，放師父的講法錄像，先後去了四個縣三十多個村（輔導站）。回想那段洪法教功的日子裏，心裏真是激動不已，無論在哪個地方洪法教功，大法的神奇，大法的威德，都不同的顯現出來：好多學員身上有法輪在旋轉，也有的學員看到了《轉法輪》書中是五光十色的，還有的在打坐中起空了──白日飛升。總之，絕大多數學員得到了健康的身體，心性在不斷提高，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在教功場上的秩序那祥和、安靜，我一輩子是從來沒有見過的。這一切一切的實例，使我更加堅信師父、堅信大法，他絕不是一般的氣功，他是度人的宇宙的根本大法。

轉眼間到了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記得那是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得到消息說：天津大法弟子遭到無理的抓捕、關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責任去上訪，去證實法。可是這次上訪後，在人們中有不同的反響。就在大法弟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不該進京上訪，特別是農村一些不了解真情的人，認為去北京是闖禍了，也有的指責我，「怎麼你也去北京了？」據此我想應立即把真相講出去，告訴人們：我們法輪功不論從哪方面說，都是走的最正的，對國家以及任何人都沒有傷害。按照現行的有關法規到國家信訪辦上訪，要求解決問題是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沒有甚麼過激的行為、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影響交通，完全是和平上訪，是相信政府給解決問題的。四月二十五日，國務院領導接見了我們的代表，並解決了天津放人、允許煉功的問題，就是合法出版書的問題當時沒解決，等候協調。根本沒有像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說的，衝擊國家機關等等不良行為。經過一段時間，逐漸解除了人們的不同看法。新聞媒體公開刊登了國家信訪辦的消息，其中說：「國家從來沒有限制過煉功」。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邪惡開始迫害大法和弟子，曾有一段在思想上產生了混亂、浮躁、懈怠了，只是在家煉功。可是邪惡還不斷的打擾，有一次派出所叫我們去，要給照像，我問：「照像幹甚麼？」邪惡警察說：「給你們建檔案。」當時我想：有甚麼建檔案的，無非是把照片上微機吧，這時我想到了師父《我的一點感想》中講的：「在我個人與「法輪功」弟子遭到無端的非議與不公正的對待時，都充份的表現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懷，給政府充份的時間來了解我們，無聲的忍受著。但這種容忍絕不是我和「法輪功」的學員懼怕甚麼。」師父這樣理直氣壯的講，給了我們無比的力量，當下我斬釘截鐵的說「我不照」，因為憲法有規定，公民的肖像權是不容侵犯的。我用了常人最低這層法回擊了惡警。後來惡警到另一屋打電話，大概是請示上級去了，打電話回來，告訴我們「不照了」。一場拍照弟子照片的迫害沒有得逞。

過了一段時間，邪惡一招不行，再生一招，派出所又找我們，讓我們每天下午四點到派出所登記報到，當時就有的弟子提出去不了，惡警堅持說：「不行，必須天天來，怕你們再去北京。」口氣十分強硬，打電話也不行，必須本人來，我考慮這件事情絕不能配合邪惡。我們質問惡警，我們沒犯上國家哪條哪款，人身的自由權又到哪去了，我們很多人是有工作幹的，怎麼能執行你們的規定呢？最後僵持不下，惡警是要求天天登記報到，學員們是有事去不了，結果只有兩個人去了兩次也就完事了。

邪惡鋪天蓋地的宣傳誣蔑，一個接一個的造謠：自焚呀，殺人呀，死多少人啦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學員心裏是清楚的，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證實法：大法是正確的，沒有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告訴人們我們是受迫害的。當時還沒有多少印製的真相資料，我們就用手寫簡單的字句，發傳單、貼材料。

我們在這幾年修煉的路上，是處在邪惡打壓極端情況下走過來的，有過痛苦、過關、干擾，甚至家人的干涉，實際上也都是在考驗，可是都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走到了現在。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講真相，因為當時資料少，主要靠嘴說，也記不起來給多少人講了：我們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不論邪惡怎麼給大法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而我們大法度人的實質是誰也變不了的，是誰也動不了的，我們修煉的人心裏最清楚。時過不久，有一個邪惡之徒，就將我在這裏講真相的情況稟報到縣裏去了：說我在某村傳功啦（實際是講真相）。這個消息知道後，當時我沒有驚慌、失措，是沉著、冷靜。按照師父講的「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下，大家都穩住心。一個不動就制萬動！」的法理，不動人心，憑著對大法的正信、正念鏟除那裏的邪惡，不讓邪惡鑽空子，不承認舊勢力這個安排，結果沒有遭到更大的迫害。還有一次是在一級政府的政務會上，有一個邪惡份子提出，街上的傳單、張貼的資料，掛的條幅等，有的已經貼到某某領導的家門口了，要求要管一管這些事，在議論中就有邪惡提出某某人（指我）來來往往是否在組織這些呢？這一情況的出現，肯定是舊勢力的安排，當然是清除它。大法弟子是個整體，每個弟子都懂得：在學好法、煉好功的同時，講真相，救眾生，除邪惡是弟子的責任，弟子們都能做好正法時期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三件事，大夥兒協調的在做，哪有甚麼組織的問題。

在開始講真相時存有怕心，總是忐忐忑忑不敢向更多的人講，不敢向不同的人、不熟悉的人去講。此時，自己腦海裏只有一念就是講真相救人，是弟子們的史前大願，肩負的責任。讓廣大眾生從邪惡的謊言中解脫出來。

由於眾生不了解真相，聽了邪惡一面的宣傳，產生了對大法一些不正確的看法，當時我們深刻認識到問題的嚴重，特別是農村。作為大法弟子就應當把真相講出來，讓人們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也不是想得那麼簡單，怕心總是不斷冒了出來，去了這個怕，又生出另一個怕，在發放真相材料時老是不踏實，心怦怦的直跳。後來經過學法和看同修的體會文章，思想上逐步穩下來，可是又生出了任務觀點的心，今天發多少，還有多少資料沒發完等等，生怕完不成任務被落下，被淘汰，求個人圓滿的自私心。經過一段時間的學法、講真相，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心性不斷提高，怕心越來越少。我們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沒有甚麼可怕的，就是一心救人，無論今天發多少資料，哪怕只有一個人明白了真相，救了他，那也是很值得的。但在做法上，不能掉以輕心，絕不讓邪惡鑽空子。

我們在發放真相資料時，採用了各種各樣的辦法，當面講、送資料、走大街、串小巷、從樓房到平房，出去購物也要帶資料，放在自己的自行車筐子內，隨手就可發或自行車停在商店門口，從商店出來隨手就將真相資料轉放到別人自行車筐內。有一次在商店門口給自行車筐子裏放了真相資料，商店的營業員一個小伙子看到了，馬上從商店出來拿回資料認真的看起來。在電話亭打電話（或不打電話）都可以放些真相資料。二零零四年秋，聽同修說北京管得嚴，資料難發放，帶上資料也發不出去。我們當即心生一念：到北京去發放真相資料，救那裏的眾生。經過做了一些準備（主要是正念），乘汽車到了北京。當我們在傍晚走到小巷時，順利的發出了數十份真相資料。就是在北京比較繁華的大街，同樣可以發，並貼出了一些帶有畫面的真相資料。第二天又到天安門廣場，我們同樣又發了真相資料。同時我們在北京還收集了好多人的詳細地址，連同我們掌握一些人的地址，先後都以郵寄的方法給這些人發去了真相資料。

當然，我們發真相資料不是目地，讓眾生明白真相，達到救人是我們的最終目地。所以我們以救人為出發點，讓資料起到作用，要愛護資料，也不能隨地亂放，用吉祥紙袋裝好再發。一天我們在街上發現丟在地上的真相資料，過往的人沒當回事，我們就揀起來，回家打掃乾淨再發出去。到農村主要是面對面的講和同修們一塊去做。曾到一個村看一個學員，因這個學員很長時間看不到師父的講法和真相資料，想改其它的功去練，當我們給他說明白大法的進程和全世界迅速發展的整個情況後，他立即悟到，自己錯了，又回到大法中來，走上了正法的路。

在講真相、發放真相資料當中，也碰到過一些不接受的人，這也是正常的，總有救度不了的人。無論講真相做了多少，做的好與不好，在思想上保持了清醒的認識：盡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做，經常不斷的去做，做的好的不生歡喜心，做的差的遇有不接受的也不灰心。

資料點遍地開花，我們老倆口當然也不例外，也要參與，自籌資金，逐步發展。由於大資料點的資料不夠用，有時候碰到有緣之人，手頭沒資料，耽誤了救度眾生的時機，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我們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和做資料有風險的怕心。在同修的幫助下，決心辦家庭小資料點。開始由手工製作，到複印，發展成微機打印，由翻制音樂磁帶到刻錄光盤、塑封資料，配合製作大法書籍。這樣就減輕了大資料點人少、做資料多的壓力。開始因電腦技術不熟練，我們就從其它點上傳送U盤，逐步做好下載、上網、打字、排版和掃描等。無論我們做多少，就抱著一顆救人的心，不執著任何事，當然在做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注意他人（同修）的安全。

自從《九評》傳出以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開始由於資料少，需求量大，有不少人看不到《九評》。同時還有不少熟人、同事找我們要《九評》，可是無能為力。我們加大力度多製作《九評》資料，逐步的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後來我們有條件出了不少《九評》資料，我們就主動往出送，通過講真相，傳《九評》，很快形成了「三退」的浪潮。但在工薪階層有一個障礙，就是「工資」，特別是離退休幹部和職工，說甚麼拿「人家」（邪黨）的退休金（其實，工資和退休金都是自己辛苦一輩子掙的，還被惡黨剋扣了很多，不是它們給的）。要說惡黨的邪惡歷史和腐敗都認可，也痛恨，說到「三退」就有些疑慮了，你再說用別名、小名、化名等辦法退黨，都生怕事情傳出去，對自己不利，怕失去了工資。有一個退休幹部，給他講了好幾次真相都不退，對此我們並沒有失去信心，還是反覆講真相講「三退」，一次不行，再講，再講，我們是救你的，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用真誠的熱心，一句句肺腑的語言，終於打動了他的心，最後他流著眼淚寫了個名退了黨。一次到農村勸「三退」，打算先去找某某人，心想，可能當時表不了態，讓他想明白後，電話告我（就說給買的小米買好了），也就是退了，結果出乎預料，講了真相之後，立即表示要退出惡黨，先後有三個人都這樣退了黨。到另一個村勸「三退」時，當時想，這個人可能一說就能夠退了黨，結果真相也明白了，對惡黨的歷史也知道，對腐敗的現象也恨的入骨，就是一提到退黨，總是猶豫不決，一推再推，以後再說。看來做任何事情不能想當然，必須是把應該說的都說清楚，做到家。

時間很有限了，把弟子們應該做的三件事，抓緊做好，救度更多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