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這兩個加拿大人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看起來不像是對一個國家可能造成威脅的人物。喬高身材高瘦,愛笑,深藍的眼睛透著幽默。麥塔斯個頭瘦小,說話輕聲細語,鑲金邊眼鏡後面的目光嚴肅。
特別是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後,他們的聯繫就更加緊密了。在他們的信箱裏,躺著一封令人震驚的指控信等待他們調查。在這封信中,中共被指控大量盜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並高價出售,賣到國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輪功組織,一個在華盛頓註冊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在信中請求喬高和麥塔斯,進一步調查這項指控。後來,他們兩個找到了很多調查線索,讓中共無法反駁這項嚴厲的指控。於是,他們把調查結果詳細、具體的寫入二零零六年七月份發表的,二零零七年一月份更新的調查報告中。
自此,這兩位先生奔波往返於世界各國之間,把他們知道的情況告訴他人。他們在不同國家的議會發表講話,與內閣政客交談,尤其在聯合國做了許多工作。現在,他們來到了德國。
比利時政治家扮作病人買腎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比利時議員帕特裏克•萬科魯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給北京的兩家醫院打電話,稱自己是一名等待換腎的病人。兩家醫院都馬上為他提供器官,報價折算歐元五萬元。
「百分之百的證據我們沒有」,從政前曾擔任檢察官的喬高坦白的說。這時,麥塔斯幫忙解釋了調查線索和證據之間的區別。他說:「我們的報告是根據調查線索寫的,但這也都是必然的。器官摘取是在秘密中進行的。摘取後屍體被馬上焚毀」。喬高和麥塔斯曾申請去中國,希望對指控進行進一步調查。但他們沒有獲得簽證。
從數量巨大的調查線索和它們之間的連帶關係構成的完整畫面,他們得出結論,這項指控只可能是真實的。法輪功學員在手術中或手術後死亡。說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殺人。「很多次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們的調查結果,並為之感到震驚,不願繼續下去,」喬高說。曾為很多在二戰時期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打官司的麥塔斯想起了曾被謀害的幾百萬猶太人,他表示:從那以後,就沒有甚麼殘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在中國,人們令人吃驚的幾乎認識不到這件事情的殘酷性。到七月份為止,中國醫院在他們的網頁上公開宣傳,器官移植等待時間短。一所中國國際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上寫著:我們大概只需要一個星期就可以找到一位合適的腎臟捐獻者,最長的等待時間是一個月。
與此相比,西方國家的病人通常需要等待多年。同一家移植中心也列出了一張器官的價格清單:一個腎臟六萬二千美金,一個肝臟十萬美金,一顆心要價十五萬美金。二零零六年七月後,這種廣告被從網頁中拿下去了。
儘管如此,許多醫生在電話裏毫不保留的對你告知實情。「我們會挑選年輕的健康的腎臟」,廣州軍區醫院一位朱博士二零零六年四月在電話裏這樣說。他還說,幾個法輪功學員的腎臟正在「運輸的途中」。
麥塔斯和喬高說,雖然所有被處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輪功學員確是一群被中共政權特別侮虐對待,受盡凌辱的一個群體。
聯合國特使談酷刑
「在一個充滿仇恨的大氣候下,法輪功學員非常容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麥塔斯說。對此,聯合國特使曼福瑞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在他去年的關於酷刑的報告中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而且法輪功學員是人體器官「完美的供應者」,喬高和麥塔斯在他們的報告中這樣寫道。他們大多數人年紀輕輕,既不抽煙,也不喝酒。
主要證人安妮是一位在遼寧蘇家屯醫院摘取了二千位法輪功學員眼角膜醫生的前妻。採訪了安妮的喬高認為,她的證詞細節準確,是真實的。他強調說,她和法輪功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是,一九九九年法輪功被中國禁止後,器官移植的總數量在跳躍式的增長。按官方統計,從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共有一萬八千五百個器官移植案例,而在二零零零到二零零五年內,器官移植的總數是六萬例。喬高和麥塔斯推斷到,這筆交易給本來經濟拮据的醫院和醫生帶來了巨大的額外收入。而從中牟利的還包括軍隊,許多家醫院是屬於軍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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