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來我被中共惡黨迫害的經歷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七年對於一個幸福的人來說，是很短暫的。對於一個在痛苦中、在魔難中煎熬的人來說，是很漫長的。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回憶起來又歷歷在目。

九九年三次進京上訪被迫害

那是在九九年六月，由於當地公安、特務的不斷騷擾，使我不能安心學法煉功，便決定進京上訪。

到北京以後，因為時間還早，我就在中山公園休息。不一會兒，走過來幾個武警，不由分說就把我強制的推上麵包車，送到北京武警總隊，進屋一看裏面還關了很多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他們用繩子畫地為牢，不准亂動，否則就會招來謾罵和毆打。有一個隊長罵罵咧咧的說：你們誰還有經文，趕快交出來！不然的話，一會兒搜出來，對你們不客氣。警察又把我們一個個叫去登記。然後用大客車送到一個體育館（名字忘了）。一下車就看到由警察和記者組成的隊伍排成兩行，我們在中間走過，攝像機和照相機不斷的閃爍。進到體育館裏警察讓我們坐在地上，樓上樓下都有全副武裝的警察看管。一直到晚上七點多才被當地的駐京辦事處的警察接走。連夜就遣送回當地。

在九九年九月我又一次進京上訪，被府右街派出所抓去三天，又被送往昌平收容所。一到收容所，首先強迫搜身。如果身上有錢，就強迫你買東西。之後我被拉到一個院裏，一進院，看見院中央蹲著好多人，一排一排的，雙手抱頭在地上蹲著。後來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快到所謂的十一了，惡黨是壞事做盡，怕人們表達不滿，所以每年十一前夕都要把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遣送回當地。而且還下達任務，每個警察一天要抓五十人，達不到就扣發獎金。警察為了得到獎金，不擇手段，為了湊數甚麼人都抓。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說：她在北京是賣早點的，警察把她的攤子給推翻了，把她和她丈夫都抓來了。還有一個婦女說：她在市場賣菜，就給抓來了。還有去北京看病的、旅行結婚的都給抓來了。她們白天在院裏蹲著，警察叫犯人看著，誰亂動、不聽話，就遭到犯人的毆打。到了晚上，警察像裝餃子一樣，把她們一個挨一個坐著，擠的滿滿的遣送回家。邪黨的惡警對老百姓這麼惡毒，對不報名的大法弟子，惡警更是殘酷迫害：對她們進行體罰、毆打、電擊、不讓睡覺。三天後我被遣送回當地，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九九年十月，我再一次進京上訪，這回被送進北京西城看守所。一進看守所，就被逼脫光衣服，從裏到外搜查。然後再把衣服上的是金屬裝飾物剪掉。好好的衣服都給剪壞了，褲腰帶被沒收，只好用手拽著褲子。關入牢房還要被搜查一遍。

牢房有號長。逼人背監規，背不會，不讓睡覺。有一次出去摁手印，那個男惡警讓我們雙手抱頭蹲著。我和同修說了一句話，就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頓。有一位五十多歲大法弟子要求煉功，那個姓周的女惡警說：你一頭撞在鐵門上不死，我就讓你煉功。後來我們十一個大法弟子集體罷工，一起背法、煉功。看守所的所長把我們騙到放風場，說讓我們在那煉功。北京十一月份的天氣很冷，我們每個人穿的衣服都很單薄，腳上穿的塑料底的布鞋。不一會兒，那個所長就拿來一堆手銬，把我們一個個銬上。先是在前面銬，不一會兒，又把雙手銬到後面。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看我們沒有求饒，覺的不夠狠，就強制讓我們背銬。就是一隻手從肩頭放到後背，另一隻手從後背上舉，用手銬連上。那惡警給我們銬了三、四個小時。拿下手銬時，雙手已經沒有血色，右手大拇指麻木，半年以後才好。看守所對絕食的大法弟子強行灌食。對要求學法、煉功的大法弟子進行毆打、體罰、不讓睡覺、戴刑具。

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遣送回鐵嶺，關押在鐵嶺看守所。在看守所裏不准學法、煉功。誰要煉功，就要受到處罰。有一天晚上，我和張豔值班，她在地上煉動功，我坐在板床上煉靜功。剛煉不一會兒，那個姓岳的號長就起來了，抓住張豔的頭使勁兒往牆上撞，打的張豔鼻青臉腫，頭暈目眩。打完張豔，又過來打我。她一腳把我踹到地上，拿硬塑料底的拖鞋猛抽我的太陽穴。把我打的眼前一陣陣發黑。打累了才算罷手。第二天大隊長柳忠臣來到號裏，他體罰我們六個大法學員面牆直跪，用皮帶抽我們。還用電棍電我的腳心。當時我們六個中有一位年近六十歲的老人，他也不放過。還把張豔定位了（就是一種刑具，一頭是很粗的鐵環套在脖子上，另一頭是鐵鏈子用鎖頭鎖在板床的鐵環上），腦袋抬不起來，每天只能躺著。

三個勞教所的邪惡迫害

九九年十二月初，我收到被非法教養一年的通知，和另外兩位同修一起被劫持到鐵嶺教養院。一到鐵嶺教養院，首先是搜身，把我帶去的經文沒收。強制的把我的頭髮剪成齊耳短髮。他們對堅持煉功的大法弟子採用體罰、冷凍、電擊、不讓睡覺等惡毒手段迫害。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我又被轉到遼陽教養院。遼陽教養院更是邪惡，不但搜身，還把被子裏的棉花、枕頭裏的稻殼都倒出來。惡警把大法書籍都沒收了。因為我沒把書交出來，姓尹的副大隊長打了我一頓大嘴巴。

接下來就是每天沒日沒夜的幹活，把我們當成賺錢的工具。每天要乾二十個小時的活。幹不完定額就不讓睡覺。為了達到不讓我們煉功的目地，節假日都得十二點以後才能睡覺。還要經常出外役：挖樹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出外役回來也不讓睡覺，還得幹手工活，到十二點以後才能睡覺。身體不好也不照顧，也得幹到後半夜。

有一次它們放誣蔑大法的錄像，我不看。惡警霍豔就把我叫出去打了一頓，關進小號。讓你整天雙手抱膝坐著，不許動。當時正是夏天，把屁股都坐爛了，流著膿血把褲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廁所就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給吃飽飯，每次只給一小塊包米麵餅子和幾口包米麵粥。每天都播放誣蔑大法的錄音。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又被送到馬三家教養院，在惡警王曉峰作惡的三分隊。一到三分隊，惡警王曉峰就分派了幾個邪悟者「轉化」我，先灌輸它們的歪理邪說，幾天以後看我還沒「轉化」，它們就變臉了，開始罰我蹲著、倒立、不讓睡覺。惡警王曉峰還教唆邪悟者打我，它們罰我蹲著並把我圍在中間，像「文化大革命」一樣批鬥，它們謾罵，把我推來搡去，它們越罵越激動，有一個叫王秀芝的邪悟者和一姓王的用書本猛抽我的頭和臉，當時就把我的嘴唇打破了，臉也打腫了，腦袋也打起了幾個大包。

惡警、惡徒們還經常把大法弟子弄到教室或沒人的地方毆打。它們把孫娟弄到旅店，把她踹倒在地，騎在她身上，抓起她的頭使勁兒往地上撞；把王建華打的在外面打了一個星期的吊瓶，回來時她的臉還腫著，眼角發紫；王金蘭是五十多歲的老人，惡徒們也不手軟，經常體罰她，不讓她睡覺。惡警經常播放誣蔑大法的錄像強迫我們看。

我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被釋放。

再次被劫持到馬三家勞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去發真相資料被惡人舉報，被送進鐵嶺縣公安局政保科，那個政保科有個長得像貓頭鷹似的老頭，他叫來年輕的男警察審我。我不配合，他就打我嘴巴，我就高喊「法輪大法好！」那個老頭就找來兩個彪形大漢對我拳打腳踢。他們對我這樣，我也沒有害怕，依舊高喊「法輪大法好！」它們沒有辦法，就把我送到銀州區公安分局政保科。

到了銀州區公安分局政保科，我也不配合它們，惡警劉戴英和楊東升就把我銬在牆上，在我頭上套上塑料袋，用書本打我，最後我也沒有配合它們，他們就把我送進鐵嶺市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煉功，被值班警察看見就來打我，並且還要給我銬上鐵鏈子定位。我和另外兩位同修的共同抵制並高喊「法輪大法好！」惡警沒有得逞，嚇跑了。第二天，我們就絕食抗議它們的暴行。它們就對我們進行野蠻灌食、定位。

二零零二年三月，邪惡之徒非法判我勞教三年，再一次將我劫持到馬三家教養院，又被關到惡警王曉峰所管轄的大隊（一大隊一分隊）。因王曉峰迫害法輪功學員特別賣力，當上大隊長了。

一到一分隊，它們就找來兩個邪悟者企圖「轉化」我。當時就被我嚴詞拒絕。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就沒再繼續「轉化」我。

有一天早上上操，我在屋裏煉功，被一個四防看見，它叫來好幾個邪悟者往外拽我，我高喊「法輪大法好！」它們把我拖到值班室扔在地上，一個轉化者把它的襪子脫下來要塞進我的嘴裏，我閉上嘴不讓它塞，它就把我的鼻子掐住，不讓我出氣。不一會兒，王曉峰來了。它叫四防把我送進小號。小號裏只有一個長條硬板凳，兩手用手銬銬在板凳的兩頭，在板凳上坐著，一呆就是二十五天。

四月八日早上，我給同修經文，被坐班員宮西玲（音）看見，向惡警薛鳳舉報了我。我被拉到一樓，那裏是專門折磨大法弟子的地方。在那裏我被銬在暖氣管子上站了三天三夜。它們還在屋裏貼標語，謾罵師父和大法。我們幾個就高喊「法輪大法好！」邪悟者李青和小段等人就用綢子把我們的嘴勒上，用尿臊被子蓋在我們的頭上，再用密封膠條纏上。

他們叫來於洪區公安分局的警察，把我們關進小號。這時小號裏的長條板凳已經被大鐵椅子所代替。這種大鐵椅子是專門為折磨大法弟子設計的。上面焊了很多半圓型的鋼筋，把手、胳膊、腿和腳都固定在鐵椅子上不能動。一天方便二次，憋不住就逼你往褲子裏尿。

七天後王曉峰就把我拉回一樓繼續折磨。因為我煉功，王曉峰就叫李青和小段把我反綁在床頭。坐在地上的小塑料凳上（從那天開始，一直到離開，兩年多的時間我沒上床睡過覺）。由於長時間這樣坐著，我的四肢都腫了起來。稍一活動就疼的厲害。

這屋裏有位張雲霞老人，六十多歲。惡徒也不放過。只要煉功，它們就這樣迫害。有一位叫蘇意文的，她有心臟病和高血壓，腹脹，它們也這樣虐待她。還有一位張春梅，由於長期被銬在暖氣管上，也是這樣坐著，她的手腫的像麵包一樣呈黑紫色，就連她的臉都腫了起來。還有一位叫孫進軍的，它們給她灌食的時候，用羹匙把牙撬開，把牙都撬活動了，再用木棒塞住，再灌玉米麵糊。

大約在七月份，惡警對不穿勞改服的大法弟子進行迫害。王曉峰和三分隊隊長黃海燕帶著五、六邪悟者把張雲霞老人按在地上，強行將老人的衣服扒下，套上勞改服，再把老人的手銬在長條凳子兩頭，不讓她上廁所。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馬三家教養院開大會，將大法弟子李黎明、李冬青、宋彩虹非法批捕。以這種形式恐嚇堅定的大法弟子。那天來了很多警察，它們將會場圍了起來。我不去開會，它們就將我連拖帶拽，並把我的嘴巴塞上再用密封膠條纏上。在開會期間不斷有大法弟子站出來證實法。那些警察非常邪惡，將站出來證實法的大法弟子踹倒在地，連踢帶打，拖進樓內雙手反銬在暖氣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膠條纏上。

散會後，它們再一次把我送進小號。小號裏有九個小屋，都住滿了。都是那天站出來證實法的，它們認為表現最不好的人。小號裏有監視器和擴音器。擴音器從早到晚不停的播放罵師父和大法的錄音。聲音放到最大，震耳欲聾。每天上廁所三次變為二次，不讓洗漱。一關就是三十天。腳腫的老大，皮都快崩開了，而且腳上的血管通紅，踩在地上鑽心的疼。小腿也紅腫、發熱。手和胳膊也都腫的像饅頭一樣。

九月十八日惡警薛鳳把我拉回一分隊，她們正在看紀錄片，看完後讓討論。邪悟者革雲玲不說「九一八事件本身，而說法輪功如何不好，參與政治。我就給她講真相，她不聽還繼續謾罵大法。我就喊正法口訣：法正乾坤 邪惡全滅。它們就圍過來一幫人，把我打倒在地按住，雙手反綁，嘴巴用抹布塞住，再用綢子系上。這時王曉峰和姓項的女警察過來給我錄像，並叫它們把我拉到一樓。晚上副大隊長王樹崢把我拉到值班室，她想叫我站一宿，但沒有得逞，只好將我銬在離地很近的暖氣管子上。我在冰冷的搪瓷磚地上坐了一夜。

殘暴的「轉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馬三家教養院又開始新一輪的迫害──攻堅戰。在攻堅戰期間警察不准回家，吃住在教養院。十二月九日那天，惡警王曉峰把我叫去，對我進行威脅、恐嚇，不准再煉功。否則，就對我不客氣。我不答應它的要求。就被它騙到一樓，銬在暖氣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膠條封上。並用高壓電棍電我。一會兒就把手電流血了，它還罵我缺德，因為血粘到電棍上了。它把密封膠條拿下，開始電我的嘴。嘴唇被電的腫的老高，幾乎張不開。它又開始電我的腳心。它看沒電倒我，就跟薛鳳說：以前電腳心，一點就倒。今天怎麼不靈了？一定是電不足了。薛鳳就去又拿來二根，一試，不行，還沒有這根電足呢，他就不再電了。他又拿來記錄本，要做筆錄，為將來迫害做準備。我不配合。他就把我又送進小號。那年的冬天非常冷，它們不讓穿棉衣，還把門窗打開凍我們，還不讓吃飽，每次只給一小塊硬窩頭、幾條鹹菜，也不給水喝。每天還不斷地播放誣蔑師父和大法的錄音。

二十二天後，王曉峰和薛鳳把我接回去。因為第二天是元旦，小號警察要放假，它們才放我出去。那時我被它們折磨的有些發呆，體重只剩八十來斤皮包骨，雙手不會拿東西，滿是凍瘡，腫的像饅頭一樣，呈黑色。腳腫的沒有鞋穿，只能穿特大號拖鞋。腳脖子也腫的發炎流膿，現在還留有疤痕。特別是膝蓋，活動的時候鑽心的疼。上廁所的時候，我是蹲不下，又站不起來，疼的我直流汗。就是這樣王曉峰都沒讓我上床睡覺。每天還是雙手反綁在床頭坐小凳。

它們不但對我這樣殘酷的迫害，對其他的法輪功學員也沒有手軟。它們採用冷凍、吊刑、電擊、不讓睡覺、體罰、強制把腿盤上等惡毒手段，殘酷的迫害大法修煉者。它們將一大隊二分隊黃淑芬弄到三角屋（儲藏室），將她雙手用手銬反銬在後面，在手銬上繫上繩子，將她吊在鐵架子上，像提水桶一樣上下來回拽。造成她的雙臂脫臼，右手腕粉碎性骨折。沒給接好就打上石膏，一年多還不能活動。它們將一大隊五分隊的張海燕吊在暖氣管子上，腳尖勉強沾地。吊了三天三夜。每天還要聽謾罵師父和大法的錄音。這樣的殘酷迫害使她無法承受。她還不想昧著良心去出賣師父和大法，來換取眼前的安逸。在一次去廁所的時候，她撞了暖氣片，鮮血直流。被送到醫務室做了簡單的包紮。回去後又將她吊了起來。第二天她又一次撞向暖氣片，致使她精神失常，不會說話。頭頂有三條3－4cm的疤痕。它們將法輪功學員騙到三角屋，銬在暖氣管上電擊胸部、腋下、大腿內側、脖子、手、腳等敏感部位，直到所謂「轉化」為止，並恐嚇學員不准說出去。

二零零三年四月，蘇意文心臟病犯了，非常難受在床上躺著。有一天王曉峰和四分隊隊長蘇紅、值班隊長孫幹事拿著手銬非要給蘇意文戴上定位，蘇意文堅決不配合，我在一邊聲援蘇意文並高喊「法輪大法好！」它們把我倆一起送進了小號，關了二十天。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馬三家教養院將我非法批捕並關入瀋陽市看守所。看守所副大隊長徐豔非常狠毒，對絕食的大法弟子進行野蠻灌食，還將玉米糊裏倒進多半袋食鹽（每袋一斤裝）。惡警段國雲教唆犯人打我，將我的頭髮薅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