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去單位乒乓球活動室準備打球,邪黨支部三名成員正在裏面開會。我一進門他們就和我打招呼,我一看都是熟面孔但叫不出名字的本系統的退休人員。
我問他們開甚麼會?他們說要召開全體黨員大會選舉(邪)黨「十七」大代表。上面要求選舉參加人數必須達到百分之百,他們在研究怎樣通知所有離退休人員都能來。我說:「這都是走形式,再選舉,明年省代會還能把上面已經安排好的代省長韓某某選下去嗎?上面早就定好了的事,你們還認認真真走過場。」
其中一人說:「共產(邪)黨就是走形式,盡弄虛作假。」我說:「前幾天報紙上登了共產(邪)黨給定的惡霸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劉文彩都平反了。劉文彩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修的兩條路現在還在用;他出資建立的安仁中學現為四川的重點中學;因劉文彩修水利有功三十年代為他立了一個碑,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衛兵給推倒了,現已找到碑基和照片正在恢復重建。共產(邪)黨歷次政治運動哪一次不是錯的,運動中被整的人哪一個不是好人。」
說到這我就坐到他身邊小聲的對他說:「前一段時間共產(邪)黨在報紙上公布它二零零五年末有黨員人數七千零八十萬人,不管它六千萬也好,七千萬也好,這些黨員全都說假話,這個黨能好嗎?你想胡某某、溫某某得到的報告都是假的,這個黨能不倒嗎?有一天某某黨倒了,有的人還不知咋倒的,是它自己壞事幹的太多了把自己搞倒的。」說到這我就問他:「你聽說退黨保平安嗎,現在明真相的人都在退出黨、團、隊,目前退出的人數已超過一千六百多萬人了。」
他說:「前幾天我接了一個海外打來的電話,我聽了二十多分鐘,說的就是退黨的事。」我問他:「你退了嗎?」他回答:「沒有。」我說:「你還是退了吧,我也可以代你辦。」他說:「都這麼大歲數了還扯那個幹啥。」我說:「可不是那麼回事啊,電話裏不是說了嗎,對你生命有好處,對你未來有好處。你姓X吧,就叫X平安,我代你退了。」他堅定的說:「中」。
當時我沒有多想,回家後我久久不能平靜,心想,這惡黨的大限就要到了。從中我悟到:正在召開的支部委員會上三人中就有一個聲明退出邪黨組織,說明邪黨的場已經小之又小了,惡黨邪靈已經少之又少了,它已經控制不了它的黨徒了;我事先並沒有想去做講真相勸「三退」的事,但卻有這樣一個效果。師父的法身為此事都作了精心安排了,正神也在幫助。我們大法弟子講真相勸退了誰,只不過是個條件,真正那件事情是師父做的。
同修們在講真相、勸「三退」過程中,不管聽的人贊同你講的還是不贊同你講的,不管他同意「三退」還是不同意,你都沒有白做,你講的話都在起作用。因為他明白的一面是清楚的,你是在救他,為他好。過後他會反覆思考的,待下一次再有同修對他講真相勸退時就會有好的效果,就能最後救了他。
《九評》中談到了惡黨寄生附體於國家民眾的道理。我想談一點自己講真相時,從這方面破除常人觀念的體會。
大陸目前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對惡黨寄生附體於國家民眾的道理缺乏認識。我就從印度(同大陸最有可比性,很多時候,說別的國家,他會說中國人多,沒辦法,制度只能如此)、台灣、日本、美國的制度比較說起。民主國家也有政黨執政,但執政之政黨儘管有從基層到全國的政黨組織形式,但這些執政黨絕對沒有從上到下的無數的專職黨幹部侵吞老百姓納稅的錢,反過來又幹著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言行,服務於一黨之私利的惡行。
通過同民主國家的比較,能夠淺顯地說明大陸惡黨的寄生附體體現在方方面面。民主國家的納稅人只需維持國家公務人員、議會、軍隊等人員的開支,而大陸的納稅人在維持國家公務人員、人大和政協、軍隊人員開支的同時,還要維持惡黨從中央到地方的無數專職人員的開支。惡黨不僅有各級黨委會的專職人員,政府公務員中還有黨及其附屬的專職幹部,軍隊還有龐大的惡黨的專職幹部,甚至國企老百姓還承擔國企惡黨的幹部的開支負擔。惡黨龐大的人員體系不僅需要基本的工資收入開支,還得提供日常辦公(包括辦公樓、汽車、吃喝招待、出國考察、腐敗)運行的龐大開支。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惡黨控制國家和民眾,維持其一黨執政之私利而服務的,所有這些黨的工作人員都是不應該由納稅人開支的。
印度、台灣的執政黨的幹部,都不是由國家開支黨的幹部的費用,而是由黨自身開支的,因為這些幹部不是為國家和納稅人直接服務的,而是為執政黨自身服務的,如果沒有擔任國家公務人員,這些人就絕對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但大陸很多人自出生時,就是惡黨執政的制度,就是黨委書記和專職幹部拿工資的制度,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而且百姓還享受不到印度老百姓都能享受到的醫療、教育免費的基本保障。因為大陸老百姓納稅所供開支的人員遠遠大於印度和其它國家,國家收入大多被惡黨侵吞了。
說清惡黨附體的理後,講惡黨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飢荒、文革、六四、迫害大法的事,很多人就容易接受。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是揭露迫害,只不過常人觀念太多,這樣揭露有時能起到好的效果。